哈爾濱消失了的升平餛飩館：當年卸下門板當飯桌

文字+攝影=張澍

哈爾濱北二道街上有家升平餛飩館，名聲在外：在描述這家小館子時，吃客經常說， “他家牛，就賣到下午一點。 ”

北二道街29號的升平餛飩館，僅有四張桌；兩張四人台，兩張僅能坐兩個人的小桌。一到中午飯口，吃客紛至，小屋內擠得轉不開身。如今，隨著靖宇街沿線動遷工程的進行，這家小店沒有遷址繼續做下去，老闆選擇了閉店退休。

2012年時的升平餛飩館因為最早開在升平街而得名

老闆鄭琢玉，今年62歲。 “以前營業時間到下午兩點，有時候碰到喝酒的客人，磨磨唧唧整到快三點才喝完，我再出去接閨女，就不趕趟了，所以把閉店時間提前到下午一點。 ”

鄭琢玉的閨女在東北農業大學上班，妻子去世之後，每天他開車去接閨女下班，然後爺倆逛商場、吃飯，吃喝完了才回家。之所以閉店早，鄭琢玉一是惦記著接閨女，二是想著逛街，三是不想太累。

因為：“幹了三十多年，幹膩了。 ”

老闆鄭琢玉

解放前，爺爺就在太古街開餛飩館

鄭琢玉的爺爺是山東新泰人，早年闖關東來到哈爾濱，在太古四道街上開了家福盛號餛飩館。子承父業，鄭琢玉的父親鄭化江後來接手這家餛飩館，

1950年代公私合營之後，

道外多家餛飩館、燒餅店歸到道外區合作經營管理部管轄，相關人員併入到紅光餛飩館。公私合營之後，道外的餐飲行業被大致分為四類：國營，基本都是一等一的大飯店；國營帶集體，基本都是中檔偏上的大館子，比如範記永餃子；集體，一般都是中小館子；合作經營，都是經營燒餅油條餛飩這樣“針頭線腦”的小商小販，不是國營也不是集體。

從紅光餛飩館到景陽飯店，從七道街的北味香、北十四道街的四海居到十八道街的賈記，鄭化江在這些主營燒餅、豆腐腦、米飯、麻花、大果子的小店中，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上灶、收款，客人多時收拾桌子撿碗當當服務員，他幹遍了店中的所有活計。

在飯店工作，唯一的好處是：能讓自己的六個孩子吃飽。

鄭琢玉說：“那時候沒錢，但吃飯不成問題。別人家吃大餅子窩窩頭，我家還能吃上饅頭，肚子能填飽。 ”

當年客人多卸下門板當飯桌 40年前一天掙一二百塊錢

鄭琢玉的姥爺解放前在上海開飯店，賠了，鄭琢玉的爺爺出錢，才將姥爺從賬主那贖回來。姥爺家一直住在北二道街117號。五十年前，爺爺和姥爺互換房子，姥爺搬到北九道街，鄭家搬到北二道街如今餛飩館這屋（後來改為29號）。

下鄉返城後， 1982年，鄭琢玉清楚記得是12月28號，在升平街靠近北四道街的一個小板棚內，重拾家族手藝，開起個體私營的餛飩館。小棚子只有8米，有個煮餛飩的灶台，還有兩張小桌子，門口搭了一長條鋁板，擠擠，滿屋子能坐下十個顧客。那時候的菜品和如今幾乎一樣。

餛飩、火勺、熏醬菜與熗拌菜，除了餛飩是在店裡現煮外，其他菜品，都是爸爸與媽媽在家裡做好了，端到升平街店裡賣。那時候，餛飩一毛五分錢一碗，火勺一毛二加一兩糧票兩個，酥魚一盤三條四毛錢，熗花生米之類的熗拌菜一盤兩毛到三毛錢，白酒，散白一毛錢一兩。

店小，生意好，沒有淡季。早晨，煮餛飩的爐子一升起火來，就有客人站旁邊等著吃飯，還有的飯口沒到，就早早過來占地方。中午飯口一到，吃飯的從屋裡排到街上。天好的時候，大家都在街邊吃，來晚的客人，沒地方吃，商量鄭琢玉把店鋪的門板卸下來，找磚頭墊起來當飯桌。

北二道街守著哈爾濱第四百貨商店和百貨公司，全省的百貨公司都到這批貨，人流旺，生意好做。1980年代和1990年代，這條街上大大小小的飯店有二十多家，隨著國營百貨業的消失，最後僅剩升平餛飩館一家。

賣餛飩，在1980年代，鄭琢玉一天的銷售額二百到三百元，一天至少掙一百塊錢。那時，他不敢說自己掙這麼多錢，別人問，回答一直是：“每天掙個吃飯錢。”

1990年，鄭琢玉在北環路買了房子，1992年，又在升平街買了套房子。當時不興買車，但年輕人都愛玩摩托，鄭琢玉花了兩萬二，買了台名流100摩托車，“牛，拉風，騎到哪，都有人圍著看。”鄭琢玉回憶說。

“那時候來錢快，掙的不少，想想：掙這麼多了，差不多就行了。沒想到後來錢毛，一毛，就毛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