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請崔院士家屬到辦公室。
在崔院士家採訪崔院士夫人和女兒。
採集小組整理筆記本提要
崔院士的學習筆記本
在崔院士家的書房
採集小組發給各採集單位的工作函
訪談場景
崔院士任第一任所長的辦公樓
訪談場景
■童春霞
2017年1月5日， 我收到了北京市科協的郵件， 正式通知我們承擔的崔國良院士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程經過結題驗收會議專家評議，獲得了優秀的成績。我們採集小組歷時兩年的心血之作，終於獲得了專家們的肯定，在激動、高興之餘，我禁不住回想起這兩年來小組同志團結協作、衝破重重困難、辛勤工作的點點滴滴。
2014年6月，在“崔國良院士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專案”的立項準備階段，當航太科技集團公司科技委領導提出準備讓我承擔該專案的組織工作時，我是根本沒有勇氣承擔這項任務的。這是因為早在2011年11月，80歲的崔院士就因工作勞累突發腦梗住進了醫院，到2014年6月時，兩年多的時間已經過去，崔院士本人不能說話，而且意識微弱，不僅不能接受採集工程要求的訪談，甚至完全失去了與人進行交流的能力；崔院士的夫人雖然是與崔院士共同留學蘇聯的校友，在業務上也曾經給過崔院士很多的支持和幫助，但是她卻因年事已高且心病折磨，記憶力減退；崔院士的兒子和女兒都長期在國外工作和生活，不便及時溝通。另外，由於崔院士所從事的固體推進劑研究涉密級別很高，我們在各類文獻庫裡均沒有查閱到崔院士的學術專著和論文等出版物，其他與崔院士科研相關的資料也很稀少。這些困難帶來了一個更大的難題就是尋覓一個合適的研究報告撰寫人很難。從我本人的角度講，因為此前沒有獨立主持系統性工作的經驗，也不能保證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投入採集工作，所以在立項之前的準備階段，我一直猶豫著不敢接受這項任務。直到7月份，科技委當時的周曉飛秘書長答應幫我安排一位研究報告作者後，我才為自己壯膽地想：我是崔院士的秘書，我不接這個任務，誰接呢？
2014年9月，“崔國良院士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專案”正式被批准立項，項目小組也正式成立。整個工作班子除科技委秘書長周曉飛擔任項目負責人外，另外的五位骨幹成員之一是研究報告撰稿人劉亞軍老師，過去她曾經參加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工作，採訪過第一代老革命家和多位知名人士，有一定的訪談和寫作經驗。李聖成是航太檔案館的專職攝影師，此前，他已參與過四位元院士的採集工程，對採集工作的要求比較清楚，他不僅能對小組工作的安排提出建設性意見，也能確保訪談的音訊和視頻檔完全滿足採集成果要求的品質。賈長江和赫明鯤兩位老師是曾經在崔院士領導下工作過多年的老部下、老同事，他們瞭解崔院士的工作領域和工作經歷，在選定受訪人、提供歷史資訊和專業知識方面為小組工作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我作為採集小組工作的具體組織者，既直接承擔了資料採集、資料整理和編目工作，又承擔著小組的全面組織工作，像一條線那樣，把採集小組事無巨細的各項工作串連起來，這使我在採集工作中獲得了一次全面的鍛煉。
採集資料是基礎性工作，2014年7月，我們邀請崔院士的夫人和兒女到辦公室，整理了崔院士辦公室內的書籍、手稿後，他們同意全部捐給採集工程。
第一步的工作雖然很順利，但是接下來我們卻陷入了新的困境中。在對崔院士夫人和女兒的訪談中，由於崔院士長期嚴守保密紀律,家人對他開展科研工作的情況知之甚少，我們沒有獲得預期的採集資料，只瞭解到了崔院士工作和生活的很少線索。工作難以再繼續深入，怎麼辦？我們決定下一步先把採集工作的重點放在崔院士曾經上學的學校和他的親屬身上。2014年9月-11月，採集小組先後走訪了崔院士初中時所在的張家口市第一中學、高中時所在的北京市第三中學、大學時所在的北京理工大學（當時的北京工業學院），查到了崔院士的學籍檔案和不同時期的學習成績單；訪談了崔院士的妹夫、嫂嫂、侄子、外甥/外甥女、兒時的玩伴（堂妹夫）和與他同時期在莫斯科門捷列夫化工學院留學的校友，使我們對崔院士的出身背景、幼年時的生活狀況以及上學期間的情況有了比較系統的瞭解。與此同時，我召集了採集小組開工作研討會，請賈長江、赫明鯤兩位老師介紹固體推進劑行業發展概況和崔院士早期工作的情況。這個會議一方面是研究採集工作進入業務領域後開展資料採集和訪談工作的方略和步驟，另一方面是對小組成員進行一次專業知識掃盲。
最初，崔院士家屬表示由於工作保密性，家裡沒有留存資料。但是我們每次訪談後，都將獲得的資訊向崔院士家屬回饋，讓崔院士家屬瞭解我們不畏困難的決心。
2014年11月，我們來到內蒙古烏海市和呼和浩特市，先後對崔院士的嫂嫂、侄子和曾經與崔院士共同開展科研的11位老科研人員進行訪談，這些受訪人介紹了很多崔院士的生活、工作的成長細節，特別是當年與崔院士一起參加內蒙古基地創業、科研的老同事所介紹的情況對我們理解複合固體推進劑早期發展情況有很大的説明。家屬驚訝地發現，我們瞭解到的很多生動細節竟是他們這些與崔院士共同生活了幾十年的家人都不知道的。在感動之余，家屬更加信任也更加支持我們的採集工作，後來，崔院士夫人乾脆同意讓我們自己動手在她家裡的書房和地下室搜尋資料。經過先後數次親自發掘，我們採集到了崔院士自1961年從蘇聯留學回國後至他2011年病倒前50年來的學習手稿，再加上從他辦公室內採集到的學習筆記，共計91件，累計4000多頁；與老同事的來往書信52封；申報中國工程院院士材料的底稿及獲獎材料影本；500多張老照片（其中有一部分是原件）和崔院士上世紀60年代留學蘇聯時用過的行李箱、照相機及其配件、望遠鏡、俄文飯盒、俄文筆筒、紀念章和紀念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成功發射的搪瓷杯等實物共131件。此外，還有航太重大事件紀念品、紀念郵冊、紀念郵品共75件。這些文字和實物都是極好展示崔院士學習和業務成長歷程的實物佐證。我們還向崔院士家屬介紹中國科協正在籌備中國科學家博物館的工作進展情況，使家屬認識到將崔院士這些寶貴的歷史資料收藏進博物館，從而發揮教育後人的作用是一項意義深遠的工作。
大量的間接訪談，也是我們採集小組的工作亮點之一。由於崔院士從事的科研工作密級高，所有的業務檔案均不在解密範圍，再加上他本人已完全失去語言以至溝通、交流的能力，因此對崔院士的家人、親屬、同窗和以往同事的間接訪談就成了我們小組工作的重點。劉亞軍老師充分發揮她採訪經驗豐富的優勢，和我幾經商量，設計了由淺入深、由易到難的調查和採訪計畫，每次採訪之前都儘量查閱相關資料，做好盡可能充分的案頭準備。例如，崔院士除在結婚時帶夫人回過一次老家外，他的兒子和女兒都未曾到過河北省陽原縣的老家。在赴陽原縣之前，我們先去國家圖書館的方志館去查閱了陽原縣誌，從中瞭解崔院士幼時成長的環境和背景，還查閱到崔院士親屬早年在陽原縣的學習、工作情況。另一方面，我們每一次外出訪談或者查閱資料，都會先給相關單位發函，介紹採集工程的意義和我們需要瞭解的情況，爭取得到組織的支援和説明。由於受訪人和相關單位對我們收集資料和訪談的意圖及工作目標十分明確，所以每到一地工作都非常順暢，有時候還能獲得意料之外的收穫。例如：當陽原縣政府和縣檔案局瞭解到崔院士採集專案的工作目標後，不僅為我們寫了抗日戰爭時期陽原縣的社會經濟情況的書面介紹，還贈送給我們一套1935年編纂的《陽原縣誌》。由於重視案頭準備，每一次訪談的目的性都比較強，又因為受訪人單位對採集工程的意義清楚，在安排訪談場所、接待訪談小組人員和安排受訪順序等方面也都提前做好充分準備，與我們配合得天衣無縫，既避免讓那些年過古稀、耄耋之年的受訪人等待時間太長，提高了訪談效率，又盡可能避免不同受訪人重複進行淺層回憶。隨著訪談人數的增加，獲得的資訊也越深入。如此循序漸進，逐漸理順了工作進程。
在兩年中，我們先後共訪談了51人次，整理訪談錄49份，音訊檔時長2353分鐘，視頻檔時長1791分鐘。受訪人有耄耋之年的崔院士本科同學和留蘇校友、古稀之年的老同事，也有天命之年的科研骨幹。他們真情回憶崔院士學習和工作中鮮為人知的動人往事，為勾勒崔院士的學術成長軌跡提供了大量寶貴的口述資料歷史的珍貴實物。
儘管採集工作量大，但我們的團隊合作卻是愉快和高效的。赴內蒙古、陝西、湖北等崔院士工作過的地方，我們小組五人各司其職。劉亞軍老師逐一與受訪人深度挖掘崔院士以往學習和工作的細節，攝像師李聖成提供了完全合格的視頻、音訊資料，與崔院士共事多年的賈長江老師、赫明鯤老師在訪談過程中為受訪人提供記憶的線索。特別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受訪人直接帶著過去與崔院士的往來信件接受訪談，使我們不僅獲得了口述資料，還收集了不少第一手歷史資料。
經過對訪談錄、信件和崔院士手稿的交叉研究後，我們發現崔院士不僅在我國複合固體推進劑研製的各個發展階段成績卓著，而且在形成複合推進劑研製程式和規範方面做了許多創造性的工作，而這一貢獻在以往介紹崔院士的文章中卻很少提及。
由於採集到的4000多頁學習手稿和照片多數沒有標注時間，我數次組織採集小組骨幹成員進行資料產生時間的甄別、辨認，並與崔院士家屬反復溝通。為了提交高品質的採集成果，我還組織小組骨幹成員分別進行訪談錄和研究報告稿件的自審，更正口述中的語病和專業用詞的錯誤，特別是修改和校準一些專業技術方面的名詞，提高了稿件內容的準確性和專業性。在內審的基礎上再請行業專家們對研究報告進行審查，獲得了專家們很高的評價。
資料整理和編目工作龐雜而瑣碎，我嚴格按照採集工作的品質要求去做，發現自己對編目要求理解出現偏差時就立即向館藏基地的老師請教，及時更正。經過一遍又一遍地研習、調整，一次次重來，在館藏基地老師專業又耐心的指導下，我們小組資料整理的規範性也不斷提高，終於比較圓滿地完成了崔國良院士採集小組的採集任務。
短短兩年時間的採集工作，我自己也是獲益很多。因為我學的是技術性很強的自動化專業，比較擅長對具體課題的深度研究和挖掘，通過這次的採集工作，我在系統安排和適時把握推進工作進度、發揮小組成員特長協同合作的組織能力方面得到了鍛煉；學會了運用組織資源開展工作，提高了工作的有效性。此外，我從採集小組每一位骨幹成員身上也學到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方法和經驗。
最讓我感動和感慨的是，儘管我們無法查閱崔院士研究工作的業務檔案，受訪人對許多業務和技術問題也無法進行深入介紹，但是接待我們訪談的研究院、研究所領導都對採集工作高度重視，很多受訪人在回憶往事時都對崔院士的一絲不苟、科學嚴謹甚至奮不顧身的精神表達了敬佩之情。受訪人介紹的細節、崔院士的手稿和信件以及能夠披露的很少一部分檔案，都向我們展示出了崔國良院士作為一個科學家的業務成長之路是多麼艱辛而富有成果。隨著工作的不斷深入，我被徹底感化了，最初的憂慮變成了與日俱增的信心、激情，以及精益求精的工作思路！
崔國良院士採集小組的工作剛剛畫上句號，2017年1月18日，85歲的崔院士走了。在遺體告別儀式上，眾多前來送別崔院士的老同學、老同事、老朋友都是因為採集工程而與我相識。他們紛紛表達了對採集小組給他們提供了回顧與崔院士共事經歷機會的謝意，崔院士的家屬、親屬更對採集小組系統地整理出崔院士一生的成長資料和人生軌跡表達謝意。是啊，採集工程從多角度展示崔院士的工作貢獻、學術軌跡和優良品質，讓崔院士的同行者們寄託情懷，讓後來者們汲取能量，獲得激勵，這不正是採集工程的意義所在嗎？
（作者單位：中國航太科技集團公司科技委 ）
《中國科學報》 (2017-05-15 第8版 印刻)
正式通知我們承擔的崔國良院士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程經過結題驗收會議專家評議，獲得了優秀的成績。我們採集小組歷時兩年的心血之作，終於獲得了專家們的肯定，在激動、高興之餘，我禁不住回想起這兩年來小組同志團結協作、衝破重重困難、辛勤工作的點點滴滴。2014年6月，在“崔國良院士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專案”的立項準備階段，當航太科技集團公司科技委領導提出準備讓我承擔該專案的組織工作時，我是根本沒有勇氣承擔這項任務的。這是因為早在2011年11月，80歲的崔院士就因工作勞累突發腦梗住進了醫院，到2014年6月時，兩年多的時間已經過去，崔院士本人不能說話，而且意識微弱，不僅不能接受採集工程要求的訪談，甚至完全失去了與人進行交流的能力；崔院士的夫人雖然是與崔院士共同留學蘇聯的校友，在業務上也曾經給過崔院士很多的支持和幫助，但是她卻因年事已高且心病折磨，記憶力減退；崔院士的兒子和女兒都長期在國外工作和生活，不便及時溝通。另外，由於崔院士所從事的固體推進劑研究涉密級別很高，我們在各類文獻庫裡均沒有查閱到崔院士的學術專著和論文等出版物，其他與崔院士科研相關的資料也很稀少。這些困難帶來了一個更大的難題就是尋覓一個合適的研究報告撰寫人很難。從我本人的角度講，因為此前沒有獨立主持系統性工作的經驗，也不能保證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投入採集工作，所以在立項之前的準備階段，我一直猶豫著不敢接受這項任務。直到7月份，科技委當時的周曉飛秘書長答應幫我安排一位研究報告作者後，我才為自己壯膽地想：我是崔院士的秘書，我不接這個任務，誰接呢？
2014年9月，“崔國良院士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專案”正式被批准立項，項目小組也正式成立。整個工作班子除科技委秘書長周曉飛擔任項目負責人外，另外的五位骨幹成員之一是研究報告撰稿人劉亞軍老師，過去她曾經參加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工作，採訪過第一代老革命家和多位知名人士，有一定的訪談和寫作經驗。李聖成是航太檔案館的專職攝影師，此前，他已參與過四位元院士的採集工程，對採集工作的要求比較清楚，他不僅能對小組工作的安排提出建設性意見，也能確保訪談的音訊和視頻檔完全滿足採集成果要求的品質。賈長江和赫明鯤兩位老師是曾經在崔院士領導下工作過多年的老部下、老同事，他們瞭解崔院士的工作領域和工作經歷，在選定受訪人、提供歷史資訊和專業知識方面為小組工作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我作為採集小組工作的具體組織者，既直接承擔了資料採集、資料整理和編目工作，又承擔著小組的全面組織工作，像一條線那樣，把採集小組事無巨細的各項工作串連起來，這使我在採集工作中獲得了一次全面的鍛煉。
採集資料是基礎性工作，2014年7月，我們邀請崔院士的夫人和兒女到辦公室，整理了崔院士辦公室內的書籍、手稿後，他們同意全部捐給採集工程。
第一步的工作雖然很順利，但是接下來我們卻陷入了新的困境中。在對崔院士夫人和女兒的訪談中，由於崔院士長期嚴守保密紀律,家人對他開展科研工作的情況知之甚少，我們沒有獲得預期的採集資料，只瞭解到了崔院士工作和生活的很少線索。工作難以再繼續深入，怎麼辦？我們決定下一步先把採集工作的重點放在崔院士曾經上學的學校和他的親屬身上。2014年9月-11月，採集小組先後走訪了崔院士初中時所在的張家口市第一中學、高中時所在的北京市第三中學、大學時所在的北京理工大學（當時的北京工業學院），查到了崔院士的學籍檔案和不同時期的學習成績單；訪談了崔院士的妹夫、嫂嫂、侄子、外甥/外甥女、兒時的玩伴（堂妹夫）和與他同時期在莫斯科門捷列夫化工學院留學的校友，使我們對崔院士的出身背景、幼年時的生活狀況以及上學期間的情況有了比較系統的瞭解。與此同時，我召集了採集小組開工作研討會，請賈長江、赫明鯤兩位老師介紹固體推進劑行業發展概況和崔院士早期工作的情況。這個會議一方面是研究採集工作進入業務領域後開展資料採集和訪談工作的方略和步驟，另一方面是對小組成員進行一次專業知識掃盲。
最初，崔院士家屬表示由於工作保密性，家裡沒有留存資料。但是我們每次訪談後，都將獲得的資訊向崔院士家屬回饋，讓崔院士家屬瞭解我們不畏困難的決心。
2014年11月，我們來到內蒙古烏海市和呼和浩特市，先後對崔院士的嫂嫂、侄子和曾經與崔院士共同開展科研的11位老科研人員進行訪談，這些受訪人介紹了很多崔院士的生活、工作的成長細節，特別是當年與崔院士一起參加內蒙古基地創業、科研的老同事所介紹的情況對我們理解複合固體推進劑早期發展情況有很大的説明。家屬驚訝地發現，我們瞭解到的很多生動細節竟是他們這些與崔院士共同生活了幾十年的家人都不知道的。在感動之余，家屬更加信任也更加支持我們的採集工作，後來，崔院士夫人乾脆同意讓我們自己動手在她家裡的書房和地下室搜尋資料。經過先後數次親自發掘，我們採集到了崔院士自1961年從蘇聯留學回國後至他2011年病倒前50年來的學習手稿，再加上從他辦公室內採集到的學習筆記，共計91件，累計4000多頁；與老同事的來往書信52封；申報中國工程院院士材料的底稿及獲獎材料影本；500多張老照片（其中有一部分是原件）和崔院士上世紀60年代留學蘇聯時用過的行李箱、照相機及其配件、望遠鏡、俄文飯盒、俄文筆筒、紀念章和紀念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成功發射的搪瓷杯等實物共131件。此外，還有航太重大事件紀念品、紀念郵冊、紀念郵品共75件。這些文字和實物都是極好展示崔院士學習和業務成長歷程的實物佐證。我們還向崔院士家屬介紹中國科協正在籌備中國科學家博物館的工作進展情況，使家屬認識到將崔院士這些寶貴的歷史資料收藏進博物館，從而發揮教育後人的作用是一項意義深遠的工作。
大量的間接訪談，也是我們採集小組的工作亮點之一。由於崔院士從事的科研工作密級高，所有的業務檔案均不在解密範圍，再加上他本人已完全失去語言以至溝通、交流的能力，因此對崔院士的家人、親屬、同窗和以往同事的間接訪談就成了我們小組工作的重點。劉亞軍老師充分發揮她採訪經驗豐富的優勢，和我幾經商量，設計了由淺入深、由易到難的調查和採訪計畫，每次採訪之前都儘量查閱相關資料，做好盡可能充分的案頭準備。例如，崔院士除在結婚時帶夫人回過一次老家外，他的兒子和女兒都未曾到過河北省陽原縣的老家。在赴陽原縣之前，我們先去國家圖書館的方志館去查閱了陽原縣誌，從中瞭解崔院士幼時成長的環境和背景，還查閱到崔院士親屬早年在陽原縣的學習、工作情況。另一方面，我們每一次外出訪談或者查閱資料，都會先給相關單位發函，介紹採集工程的意義和我們需要瞭解的情況，爭取得到組織的支援和説明。由於受訪人和相關單位對我們收集資料和訪談的意圖及工作目標十分明確，所以每到一地工作都非常順暢，有時候還能獲得意料之外的收穫。例如：當陽原縣政府和縣檔案局瞭解到崔院士採集專案的工作目標後，不僅為我們寫了抗日戰爭時期陽原縣的社會經濟情況的書面介紹，還贈送給我們一套1935年編纂的《陽原縣誌》。由於重視案頭準備，每一次訪談的目的性都比較強，又因為受訪人單位對採集工程的意義清楚，在安排訪談場所、接待訪談小組人員和安排受訪順序等方面也都提前做好充分準備，與我們配合得天衣無縫，既避免讓那些年過古稀、耄耋之年的受訪人等待時間太長，提高了訪談效率，又盡可能避免不同受訪人重複進行淺層回憶。隨著訪談人數的增加，獲得的資訊也越深入。如此循序漸進，逐漸理順了工作進程。
在兩年中，我們先後共訪談了51人次，整理訪談錄49份，音訊檔時長2353分鐘，視頻檔時長1791分鐘。受訪人有耄耋之年的崔院士本科同學和留蘇校友、古稀之年的老同事，也有天命之年的科研骨幹。他們真情回憶崔院士學習和工作中鮮為人知的動人往事，為勾勒崔院士的學術成長軌跡提供了大量寶貴的口述資料歷史的珍貴實物。
儘管採集工作量大，但我們的團隊合作卻是愉快和高效的。赴內蒙古、陝西、湖北等崔院士工作過的地方，我們小組五人各司其職。劉亞軍老師逐一與受訪人深度挖掘崔院士以往學習和工作的細節，攝像師李聖成提供了完全合格的視頻、音訊資料，與崔院士共事多年的賈長江老師、赫明鯤老師在訪談過程中為受訪人提供記憶的線索。特別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受訪人直接帶著過去與崔院士的往來信件接受訪談，使我們不僅獲得了口述資料，還收集了不少第一手歷史資料。
經過對訪談錄、信件和崔院士手稿的交叉研究後，我們發現崔院士不僅在我國複合固體推進劑研製的各個發展階段成績卓著，而且在形成複合推進劑研製程式和規範方面做了許多創造性的工作，而這一貢獻在以往介紹崔院士的文章中卻很少提及。
由於採集到的4000多頁學習手稿和照片多數沒有標注時間，我數次組織採集小組骨幹成員進行資料產生時間的甄別、辨認，並與崔院士家屬反復溝通。為了提交高品質的採集成果，我還組織小組骨幹成員分別進行訪談錄和研究報告稿件的自審，更正口述中的語病和專業用詞的錯誤，特別是修改和校準一些專業技術方面的名詞，提高了稿件內容的準確性和專業性。在內審的基礎上再請行業專家們對研究報告進行審查，獲得了專家們很高的評價。
資料整理和編目工作龐雜而瑣碎，我嚴格按照採集工作的品質要求去做，發現自己對編目要求理解出現偏差時就立即向館藏基地的老師請教，及時更正。經過一遍又一遍地研習、調整，一次次重來，在館藏基地老師專業又耐心的指導下，我們小組資料整理的規範性也不斷提高，終於比較圓滿地完成了崔國良院士採集小組的採集任務。
短短兩年時間的採集工作，我自己也是獲益很多。因為我學的是技術性很強的自動化專業，比較擅長對具體課題的深度研究和挖掘，通過這次的採集工作，我在系統安排和適時把握推進工作進度、發揮小組成員特長協同合作的組織能力方面得到了鍛煉；學會了運用組織資源開展工作，提高了工作的有效性。此外，我從採集小組每一位骨幹成員身上也學到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方法和經驗。
最讓我感動和感慨的是，儘管我們無法查閱崔院士研究工作的業務檔案，受訪人對許多業務和技術問題也無法進行深入介紹，但是接待我們訪談的研究院、研究所領導都對採集工作高度重視，很多受訪人在回憶往事時都對崔院士的一絲不苟、科學嚴謹甚至奮不顧身的精神表達了敬佩之情。受訪人介紹的細節、崔院士的手稿和信件以及能夠披露的很少一部分檔案，都向我們展示出了崔國良院士作為一個科學家的業務成長之路是多麼艱辛而富有成果。隨著工作的不斷深入，我被徹底感化了，最初的憂慮變成了與日俱增的信心、激情，以及精益求精的工作思路！
崔國良院士採集小組的工作剛剛畫上句號，2017年1月18日，85歲的崔院士走了。在遺體告別儀式上，眾多前來送別崔院士的老同學、老同事、老朋友都是因為採集工程而與我相識。他們紛紛表達了對採集小組給他們提供了回顧與崔院士共事經歷機會的謝意，崔院士的家屬、親屬更對採集小組系統地整理出崔院士一生的成長資料和人生軌跡表達謝意。是啊，採集工程從多角度展示崔院士的工作貢獻、學術軌跡和優良品質，讓崔院士的同行者們寄託情懷，讓後來者們汲取能量，獲得激勵，這不正是採集工程的意義所在嗎？
（作者單位：中國航太科技集團公司科技委 ）
《中國科學報》 (2017-05-15 第8版 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