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傳志作為中國企業界的教父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可是老柳似乎不太喜歡這種叫法。 馮侖調侃說柳傳志應該做成相片掛牆上。
在柳傳志帶領聯想走過的30年歷程裡， 經歷了多少風風雨雨， 邁過了多少溝溝坎坎， 又引起了多少後人評說？像“柳倪之爭”引發的“技工貿”轉向“貿工技”， “揮淚斬孫宏斌”化解了分公司獨立風波， “惺惺相惜褚時鍵”與向科學院爭取分紅權， “聯想轉型失敗”與並購IBMPC的成功， “在商言商”後面的潛臺詞等等。 所有這些驚心動魄事件後面都有無數的評說， 總的來說是兩個極端：不是淺薄的吹捧就是刻薄的諷刺， 很少有人能站在一個實事求是的立場上， 從深層次理解與研究的立場上， 從最新的心理學能量理論立場上， 去走進他的內心， 還原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企業家形象。 我們研究柳傳志， 希望從這些角度重新審視歷史，
柳傳志出生於1944年5月21日， 以往媒體標稱的4月29日是當年陰曆日子， 這個日期是經過與柳總本人核實的， 應該是最權威版本。 柳家家境應該算得上很不錯的， 祖父是鎮江一家錢莊的經理，
“東方不亮西方亮”，飛行員沒當上，大學卻考上了。大學畢業之後在國防科委十院十所工作，後來調到中科院計算所任助理研究員，1974年又發到科學院天津幹校勞動，就是在那他認識了年長他5歲的倪光南。讓倪光南佩服的是柳傳志的文學功底和表達能力，他能將電影《基督山恩仇記》繪聲繪色地講出來，聽得大家如醉如癡；柳傳志佩服倪光南的聰明與記憶力，柳傳志假裝不會一個非常長的方程式，請教倪光南，倪光南提筆就寫了出來。要知道老倪1960年大學畢業，十幾年不用的方程式還能記得如此精確，讓柳傳志佩服不已。1983年柳傳志調中科院人事局領導幹部處，這段經歷積累了老柳在科學院的人脈關係。1984年成立了計算所公司（後改為聯想公司），柳傳志任副經理。柳傳志自述說，走上創業之路，是因為“憋得不行”，“我們這個年齡的人，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到了研究所之後，看到一篇篇論文束之高閣，技術轉化不成產業，產生不了經濟效益，心裡非常煩惱。突然來了個機會，特別想做事。那時的柳傳志整40歲。
柳傳志的少年時代，主流是受到家庭良好的影響，得到了充分的母愛，加之父親正統為人的影響，這些造就了柳傳志能量主線。可是那個時代（一系列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極左的大環境，也給他埋下了諸多陰影，再加上父母“做規矩”的一點負面影響，使得柳傳志比同齡孩子穩重，不冒險。不管怎樣他是家裡的老大，金牛座尾雙子座，具金牛雙子雙重特質，又是九型人格裡的八號。所以有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他喜歡控場，往人群裡一站就是“頭”，善於交際，長於溝通。他的情商極高，非常懂得人心，能掌控人的情緒，這些對他後來的事業成功是至關重要的。從這些現象也看出，其實他是文科型人才，而不是理工科的，儘管他學生時代數學不錯。但他的興趣更多是放在人文方面，而非在自然科學領域。這也使得他沒有朝著研發人員的方向發展。從老柳的履歷中能感覺到他直接做研發工作的經歷較少，即便在計算所參與過“磁記錄電路”的研究，更多的也是在做組織工作與產品化推廣工作，做的仍然是組織人、凝聚人的工作。研究透柳傳志的這些特質，再看他在人生大風大浪裡的作為，就不難理解了。
“柳倪之爭”無疑是柳傳志事業發展中一個大痛點。事實部分已經被無數媒體講述得很清楚了，關鍵是什麼原因促成了聯想從“技工貿”轉向“貿工技”，而且聯想從此基本上失去了技術創新的基因。首先，我們應該斷定：柳傳志絕非不懂技術創新的重要性，這點我們從當初“三顧茅廬”請倪光南出山、前期對老倪的極為重視與尊重、聯想三次創立研究院、以及近期老柳對聯想未來發展的擔心均可清晰地感覺到。可是倪光南事件的發生與其後的惡性發展，客觀上造成老柳不得不改變了聯想發展道路。這也許是柳倪各自的特質形成的必然結果。倪光南是典型的知識份子，且對技術極為癡迷的那種類型。他是知道技術創新對企業的好處的，但是除了技術，他真是對其他都不太懂了。他不懂商業，不懂社會，不懂人情世故。這點從他離開聯想後，所支援的其他技術創新（基本是863、973、核高基專案）無一成功也可見一斑。柳傳志深知技術對於企業的重要性，聯想早期中文卡的成功也讓他嘗到了甜頭。可是當激烈的市場形勢發生變化時，那種小打小鬧的技術不可能延續下去了，當面臨著要麼在技術上深入做下去，要麼放棄技術路線的十字路口時，柳傳志猶豫了。天生的商人敏感性使他意識到：如果按照老倪的設想大舉投入深度研發，聯想當時的財力可能是吃不消的。於是他不得不選擇停下來，走一條相對保守的路。從當時的現實情況考慮，這個決策是對的。它至少保證了聯想不會在那個檔口突然死去。但如果不是倪光南那種極端做法的刺激，老柳會有另外的考慮嗎？如果聯想能得到政府的額外支援？也許能減輕老柳的“不安全感”與“恐懼感”嗎？這些頗具偶然性的“如果”如果成立呢？柳傳志會做出不同的選擇嗎？可惜沒有那些“如果”，柳傳志那時的心靈能量就是做出了那個選擇，從此，聯想走上了另外一條路，可能產生的第二個華為沒有出現，因為他內心深處明白：說是“貿工技”，可是目前的聯想恐怕與真正的技術導向型企業是失之交臂了。
“東方不亮西方亮”，飛行員沒當上，大學卻考上了。大學畢業之後在國防科委十院十所工作，後來調到中科院計算所任助理研究員，1974年又發到科學院天津幹校勞動，就是在那他認識了年長他5歲的倪光南。讓倪光南佩服的是柳傳志的文學功底和表達能力，他能將電影《基督山恩仇記》繪聲繪色地講出來，聽得大家如醉如癡；柳傳志佩服倪光南的聰明與記憶力，柳傳志假裝不會一個非常長的方程式，請教倪光南，倪光南提筆就寫了出來。要知道老倪1960年大學畢業，十幾年不用的方程式還能記得如此精確，讓柳傳志佩服不已。1983年柳傳志調中科院人事局領導幹部處，這段經歷積累了老柳在科學院的人脈關係。1984年成立了計算所公司（後改為聯想公司），柳傳志任副經理。柳傳志自述說，走上創業之路，是因為“憋得不行”，“我們這個年齡的人，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到了研究所之後，看到一篇篇論文束之高閣，技術轉化不成產業，產生不了經濟效益，心裡非常煩惱。突然來了個機會，特別想做事。那時的柳傳志整40歲。
柳傳志的少年時代，主流是受到家庭良好的影響，得到了充分的母愛，加之父親正統為人的影響，這些造就了柳傳志能量主線。可是那個時代（一系列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極左的大環境，也給他埋下了諸多陰影，再加上父母“做規矩”的一點負面影響，使得柳傳志比同齡孩子穩重，不冒險。不管怎樣他是家裡的老大，金牛座尾雙子座，具金牛雙子雙重特質，又是九型人格裡的八號。所以有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他喜歡控場，往人群裡一站就是“頭”，善於交際，長於溝通。他的情商極高，非常懂得人心，能掌控人的情緒，這些對他後來的事業成功是至關重要的。從這些現象也看出，其實他是文科型人才，而不是理工科的，儘管他學生時代數學不錯。但他的興趣更多是放在人文方面，而非在自然科學領域。這也使得他沒有朝著研發人員的方向發展。從老柳的履歷中能感覺到他直接做研發工作的經歷較少，即便在計算所參與過“磁記錄電路”的研究，更多的也是在做組織工作與產品化推廣工作，做的仍然是組織人、凝聚人的工作。研究透柳傳志的這些特質，再看他在人生大風大浪裡的作為，就不難理解了。
“柳倪之爭”無疑是柳傳志事業發展中一個大痛點。事實部分已經被無數媒體講述得很清楚了，關鍵是什麼原因促成了聯想從“技工貿”轉向“貿工技”，而且聯想從此基本上失去了技術創新的基因。首先，我們應該斷定：柳傳志絕非不懂技術創新的重要性，這點我們從當初“三顧茅廬”請倪光南出山、前期對老倪的極為重視與尊重、聯想三次創立研究院、以及近期老柳對聯想未來發展的擔心均可清晰地感覺到。可是倪光南事件的發生與其後的惡性發展，客觀上造成老柳不得不改變了聯想發展道路。這也許是柳倪各自的特質形成的必然結果。倪光南是典型的知識份子，且對技術極為癡迷的那種類型。他是知道技術創新對企業的好處的，但是除了技術，他真是對其他都不太懂了。他不懂商業，不懂社會，不懂人情世故。這點從他離開聯想後，所支援的其他技術創新（基本是863、973、核高基專案）無一成功也可見一斑。柳傳志深知技術對於企業的重要性，聯想早期中文卡的成功也讓他嘗到了甜頭。可是當激烈的市場形勢發生變化時，那種小打小鬧的技術不可能延續下去了，當面臨著要麼在技術上深入做下去，要麼放棄技術路線的十字路口時，柳傳志猶豫了。天生的商人敏感性使他意識到：如果按照老倪的設想大舉投入深度研發，聯想當時的財力可能是吃不消的。於是他不得不選擇停下來，走一條相對保守的路。從當時的現實情況考慮，這個決策是對的。它至少保證了聯想不會在那個檔口突然死去。但如果不是倪光南那種極端做法的刺激，老柳會有另外的考慮嗎？如果聯想能得到政府的額外支援？也許能減輕老柳的“不安全感”與“恐懼感”嗎？這些頗具偶然性的“如果”如果成立呢？柳傳志會做出不同的選擇嗎？可惜沒有那些“如果”，柳傳志那時的心靈能量就是做出了那個選擇，從此，聯想走上了另外一條路，可能產生的第二個華為沒有出現，因為他內心深處明白：說是“貿工技”，可是目前的聯想恐怕與真正的技術導向型企業是失之交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