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底, 北京電影資料館大樓前往來人群行色匆匆, 只有一個頭髮花白的高高胖胖的男人站在院子裡淡定自若地抽煙。
“您甭在院子裡抽煙了, 壞肺。 ”我說。
“沒事兒, 抽煙的人都不怕霧霾。 ”他滿臉認真地回答。
煙頭的紅火星在迷蒙成雨的霾裡起伏幾次, 最後終於被掐滅。 男人緩步走進屋子, 有人迎上來說, “徐皓峰老師您好”。
那天徐皓峰出版《坐看重圍》, 當天也是他導演的電影《師父》的首映。 2017年4月初, 徐皓峰出版《處男葛不壘》, 同時他的電影《刀背藏身》也殺青了, 4月中旬見到徐皓峰的那天, 他給學生拉了一下午雷諾瓦的一個黑白老片兒,
徐皓峰。 東方IC 資料
《處男葛不壘》中收九篇小說, 最早的一篇《流氓家史》為徐皓峰寫於大三暑假, 《者名演員郭國林》則寫於2006年冬季。 徐皓峰將這些作品形容為“青春期的某種痛苦與憤怒之作”。
徐皓峰說話慢條斯理, 神色常淡定誠懇, 即便是說起戲謔荒誕的事, 也總給人一種其所言非虛的錯覺。 你總覺得他性情溫和敦厚, 且其行文又洗煉雅致, 書中偶爾說起唐突的故事和道理, 讓人第一反應卻是將信將疑地先接受下來, 而非跳腳指責“淨瞎說!”
雖然有時候徐皓峰的確在一本正經地瞎說。
寫作中的分寸感
《洞玄子》一書說:男人在妻子經後一至三天行房, 他將獲得兒子;四至五天行房, 他將獲得女兒;五天後行房,
——《處男葛不壘》
“我作為一個寫字的人, 我對文字其實是不信任的。 我一看到有人正兒八經地去寫一個事兒我就覺得是虛假的, 我自己就不願意正面去描寫任何東西, 我總覺得正面描寫是在說假話。 當我要表達一個意思、一個真實感受的時候, 我就會用旁敲側擊的方法, 不對它做出一個最準確的描述, 而是比最準確的狀態偏一點, 這樣反而能更好地反映這個東西, 這是我所認為的寫作中的分寸感。 ”徐皓峰說。
“在一百多年的時光裡, 每到山花盛開, 山谷中滿是馱了婦女的毛驢, 毛驢掛著鈴鐺, 當山下鈴鐺響成一片, 山上的和尚便知道春季已猛烈地到來。 ”徐皓峰在《花園中的養蛇人》中寫。
“我的父親在一九七九年死去時, 我有個不敢確定的記憶, 在被推進化屍爐的瞬間, 他的身體猛然脫離他的頭顱, 一躍而起, 飛奔而去。 ”徐皓峰在《劫活》中寫。
“母親是個清華學生, 理科, 來到北大想感受一下文科大學的氣氛, 卻見到了父親。 多年的犯罪生涯使父親的氣質十分沉靜, 母親一眼望去, 他像郁達夫, 他像徐志摩, 像普希金, 像雪萊。 ”徐皓峰在《流氓家史》中寫。
徐皓峰的文字充滿了跳躍和戲謔感, 像是一泓泉水注入山岩, 你眼看著它從這兒進去, 但很難猜到它最後會從哪兒流出來, 故事行進過程中滿是盎然的興味和躍然眼前的意象, 並充滿了轉折。
而徐皓峰早期文字中的荒謬感, 讀起來很博爾赫斯。
徐皓峰說:“文學實踐之初,
“這就進入到你的血拼階段:一個初入社會的年輕人在什麼都不懂的時候, 很生硬地去和環境碰撞, 你會遇到一些真的事兒, 見到一些真的人, 他們會跟你講一些你在資料中沒有看到的話, 一切超出你的常規想像、並激發你的大腦。 在這個階段,我自己會儘量避免和文學名著相逢,因為這個時候營養太多反而就不成長了。”徐皓峰說。
“下一個階段其實就是我的學者時期,當時我給一個道教學者去整理文章,到他那去學習,我在他的指導下讀道藏經典,那個時候我開始追求文字的簡潔,我發現文字越是簡潔,就越是意義豐富。道藏的大部分話都是假的,它會非常認真地跟你說,但其實說的是假的。得有道教的老師幫你甄別哪句話是真話、哪句話是假話,然後中間還有暗語什麼的。”徐皓峰說。
《處男葛不壘》書封
“嘗試成功之作”
2000年,得了老年癡呆症的爺爺非常肯定地說:“是我殺了宋教仁”……全家人極度恐慌,查了歷史書,發現那時爺爺應該還在賣蘋果或梨。過了一個月,爺爺異常堅定地說:“聞一多是我殺的……”父親只好隨聲附和,但建議把“聞一多”三字改成“汪精衛”
……
但當了漢奸,孩子也沒生下來。那時的國民政府提倡新生活運動,取締了妓女,妓女們就轉行做了舞女,但有個別妓女不會跳舞,失業在家,爺爺去求失業的妓女:“反正閑著也是閑著,幫我生一個吧。”
他求的人多了,大姑、二姑就有了。當把這兩個孩子抱回家時,奶奶尋死尋活,跳了黃浦江,卻怎麼也沉不下去,原來肚子裡已有了東西。八個月後,父親張金貴降生了。
————《流氓家史》
青年評論家楊慶祥說《流氓家史》是用快進的方式處理中國的現代歷史,從民國時代梳理到八十年代初的做鄉鎮企業、做小零件賣錢,到後面寫下崗、酒吧的興起等等,他通過鏡頭的快進,這種中國現代歷史的荒謬感和非道德性被全部展示出來。
徐皓峰的《流氓家史》充滿了鏡頭感,故事不是線性的承續,更像是一幀幀畫面的切換。
徐皓峰在談起《流氓家史》的寫作時說:“這種寫法其實就是我在電影學院導演系的編劇的基本功,我們做編劇的基礎訓練中的一項——就是你先別管人物要多豐富多深刻,你先建立一個情境,先建立一個關係,建立了之後再把它破掉,破掉之後就有一種喜劇的效果。我寫《流氓家史》的時候就是一直在建立、破掉、再建立,這樣充滿了樂趣,所以我文章寫了很長,其實這就是一個技巧的操作。”
徐皓峰說《處男葛不壘》中的作品,都是他的“嘗試成功”之作。
“人很難說我為了嘗試創造一個作品創造一個人物,我寫這些小說的時候,之前改過許多遍。有一個故事在我心中存在好幾年,我想清楚了才動筆寫一些;有時候為了進入一個中篇的寫作狀態,我要兩周的時間什麼都不做。”徐皓峰說。
“我一直是一個原材料主義者,就是說我的東西,不是建立在文學史、美術史或者電影史上的東西,我總是希望我的東西直接和那個現實發生關係。所以我很難成為一個很形式感的電影導演,這就跟我早年畫畫似的,哪怕我畫的是一個畢卡索風格的畫,但是我那個畫你讓我自己評估,我必須看到很現實的一個人或者一個環境,然後根據那個東西我再編,哪怕是出來的那個形象跟實際看到的東西完全沒關係。”徐皓峰說。
繪畫生涯起於“逃禪”
《處男葛不壘》中有很多徐皓峰的繪畫作品。
徐皓峰的繪畫生涯起於“逃禪”:“我小時候跟我二姥爺習武,很辛苦,他對我的考驗我常經受不住,有時候還覺得興味索然。而且他是那種傳統教學,給你上半句沒有下半句,就讓你琢磨,跟他習武就跟參禪似的。這對於一個小學六年級和初中一年級的小孩來說,太辛苦了。我是初二的時候開始正式學畫畫。他問我:‘今天練沒練?’我就說:‘哎呀今天畫了四個小時’,我就可以逃了嘛。”徐皓峰說,“我到高中三年級還斷斷續續有在練武,但那個練是我初中養成的習慣,不練難受,但是已經就比較懈怠了。正式停下來是在大學三年級,之後就完全沒練過。”
徐皓峰的繪畫作品
面對江湖上盛傳的徐皓峰是隱藏在民間的武術高手的說法兒,徐皓峰說:“我最多就是在簋街吃飯時,面對壞人能站出來保護一下我的責編。”
從小習武給了徐皓峰一副好身骨:“在野外畫畫的時候,因為體質好,能坐得住,抵抗風寒。有一次在山西畫畫,我就坐在比較陡峭的坡旁邊去畫,然後旁邊還有很大的風在吹。”
徐皓峰在電影《師父》拍攝現場。東方IC 資料
出版《處男葛不壘》的時候,編輯最初跟他要他的繪畫作品時,他是拒絕的,採訪中徐皓峰說,“當時畫的這些畫都給封存起來了,封存起來後也沒有很好地保管,所以有很多畫顏色都變質了,或者是皺皺巴巴的。而且當年我在做形式探索,有好多其實是屬於練習性的作品,可能一張畫裡有一筆劃得非常好,我就覺得我探索到了,那張畫的意義就在於這一筆,藝術家都不太希望把自己不完備的東西拿出來,所以我還是比較猶豫要不要讓大家看到這些畫。”
“中央美院附中的環境是非常純潔的,純潔到好像你在那裡生活了四年,很多人對你的畫、對你創造的東西完全沒有感受。所以我對畫家生涯有些疲憊,雖然研究畫畫也沒有幾年,自己畫得也不怎麼樣,但是一些死後成名的大畫家的心理歷程我都經歷了。”徐皓峰說,他在大學二年級的上半學期,主動把繪畫推掉,開始寫作。
徐皓峰是為了尋求一種更具感受性創新性的表達方式,主動離開了繪畫。
逐利與逐權謀社會
在數億年生物的彼此廝咬中產生了人類,每一代的人類也在大規模地互相傷害,但幾千年高頻率的悲劇事件,並未使人體有絲毫演變,這就說明人類的一切努力都走錯了方向。我們陶醉於老謀深算的打鬥,卻越來越衰弱,那種不動聲色地毀掉同類的智慧,並不能帶來任何進化。
————《劫活》
《處男葛不壘》所收的最後一個文章是《上海九流》。
《上海九流》寫了許多民國的騙子和騙術:念咒的和尚道士,二流的鄉村醫生、風水大師、技藝高超的偽書法家等等。徐皓峰寫“一流神道二流醫,三星四蔔五風水,唯有相家排第六,七書八畫九琴棋——這是上海九流,確立了在九流文化中漢學術、元身份、民國騙術的格局。”
徐皓峰笑談,寫這樣的故事是為了獲得某種保護,“跟我合作的人看到我寫上海九流,就知道我也知道權謀的,他們就不好騙我了。”
“我年輕的時候其實是有一種反社會、反習俗的風氣,因為整個1980年代延續到1994年,中國年輕人受西方影響比較大,有認真看書的年輕人,但是大部分年輕人都是憑著幾個詞兒,或者看過某些名著的前言,就拿那個來反社會,或者想像去塑造自己的生活,這是那個時代的特點。所以我們認為,我們的父母以及長我們十五歲以上的那代人的東西——一些繁文禮節和常規的東西,都是要破壞掉的,我們希望有一個更本真、更直率的東西。”徐皓峰說。
“所以我的小說不單是記錄青春的叛逆,同時也記錄當時社會的叛逆狀態,我們當時是為了追求到更大更好的文明。但是為什麼後來我對禮又有了興趣,是因為從1994年以後呢,中國社會就逐漸商業化了,社會對文化的追求迅速地變為對商業的追求,我們的青春軌跡並沒有貫穿下來,這個社會逐漸變成了一個逐利和逐權謀的一個狀態。所以我中年以後提倡禮和規矩,都是因為年輕的時候吃過逐利和逐權謀的苦。”徐皓峰說。
“舉一個例子,我大學畢業到回家決定寫書這段時間,我也有過電影界的實踐,我的實踐經常就是寫了白寫,拿不到錢。你被騙了以後,大家評價的標準是:哎呀,這個製片人真聰明啊。人家不會想到一個大學畢業的小孩吭哧吭哧給你寫,你最後玩一個權謀。”徐皓峰說。
(丁曉萌、竹君對此文有貢獻)
在這個階段,我自己會儘量避免和文學名著相逢,因為這個時候營養太多反而就不成長了。”徐皓峰說。“下一個階段其實就是我的學者時期,當時我給一個道教學者去整理文章,到他那去學習,我在他的指導下讀道藏經典,那個時候我開始追求文字的簡潔,我發現文字越是簡潔,就越是意義豐富。道藏的大部分話都是假的,它會非常認真地跟你說,但其實說的是假的。得有道教的老師幫你甄別哪句話是真話、哪句話是假話,然後中間還有暗語什麼的。”徐皓峰說。
《處男葛不壘》書封
“嘗試成功之作”
2000年,得了老年癡呆症的爺爺非常肯定地說:“是我殺了宋教仁”……全家人極度恐慌,查了歷史書,發現那時爺爺應該還在賣蘋果或梨。過了一個月,爺爺異常堅定地說:“聞一多是我殺的……”父親只好隨聲附和,但建議把“聞一多”三字改成“汪精衛”
……
但當了漢奸,孩子也沒生下來。那時的國民政府提倡新生活運動,取締了妓女,妓女們就轉行做了舞女,但有個別妓女不會跳舞,失業在家,爺爺去求失業的妓女:“反正閑著也是閑著,幫我生一個吧。”
他求的人多了,大姑、二姑就有了。當把這兩個孩子抱回家時,奶奶尋死尋活,跳了黃浦江,卻怎麼也沉不下去,原來肚子裡已有了東西。八個月後,父親張金貴降生了。
————《流氓家史》
青年評論家楊慶祥說《流氓家史》是用快進的方式處理中國的現代歷史,從民國時代梳理到八十年代初的做鄉鎮企業、做小零件賣錢,到後面寫下崗、酒吧的興起等等,他通過鏡頭的快進,這種中國現代歷史的荒謬感和非道德性被全部展示出來。
徐皓峰的《流氓家史》充滿了鏡頭感,故事不是線性的承續,更像是一幀幀畫面的切換。
徐皓峰在談起《流氓家史》的寫作時說:“這種寫法其實就是我在電影學院導演系的編劇的基本功,我們做編劇的基礎訓練中的一項——就是你先別管人物要多豐富多深刻,你先建立一個情境,先建立一個關係,建立了之後再把它破掉,破掉之後就有一種喜劇的效果。我寫《流氓家史》的時候就是一直在建立、破掉、再建立,這樣充滿了樂趣,所以我文章寫了很長,其實這就是一個技巧的操作。”
徐皓峰說《處男葛不壘》中的作品,都是他的“嘗試成功”之作。
“人很難說我為了嘗試創造一個作品創造一個人物,我寫這些小說的時候,之前改過許多遍。有一個故事在我心中存在好幾年,我想清楚了才動筆寫一些;有時候為了進入一個中篇的寫作狀態,我要兩周的時間什麼都不做。”徐皓峰說。
“我一直是一個原材料主義者,就是說我的東西,不是建立在文學史、美術史或者電影史上的東西,我總是希望我的東西直接和那個現實發生關係。所以我很難成為一個很形式感的電影導演,這就跟我早年畫畫似的,哪怕我畫的是一個畢卡索風格的畫,但是我那個畫你讓我自己評估,我必須看到很現實的一個人或者一個環境,然後根據那個東西我再編,哪怕是出來的那個形象跟實際看到的東西完全沒關係。”徐皓峰說。
繪畫生涯起於“逃禪”
《處男葛不壘》中有很多徐皓峰的繪畫作品。
徐皓峰的繪畫生涯起於“逃禪”:“我小時候跟我二姥爺習武,很辛苦,他對我的考驗我常經受不住,有時候還覺得興味索然。而且他是那種傳統教學,給你上半句沒有下半句,就讓你琢磨,跟他習武就跟參禪似的。這對於一個小學六年級和初中一年級的小孩來說,太辛苦了。我是初二的時候開始正式學畫畫。他問我:‘今天練沒練?’我就說:‘哎呀今天畫了四個小時’,我就可以逃了嘛。”徐皓峰說,“我到高中三年級還斷斷續續有在練武,但那個練是我初中養成的習慣,不練難受,但是已經就比較懈怠了。正式停下來是在大學三年級,之後就完全沒練過。”
徐皓峰的繪畫作品
面對江湖上盛傳的徐皓峰是隱藏在民間的武術高手的說法兒,徐皓峰說:“我最多就是在簋街吃飯時,面對壞人能站出來保護一下我的責編。”
從小習武給了徐皓峰一副好身骨:“在野外畫畫的時候,因為體質好,能坐得住,抵抗風寒。有一次在山西畫畫,我就坐在比較陡峭的坡旁邊去畫,然後旁邊還有很大的風在吹。”
徐皓峰在電影《師父》拍攝現場。東方IC 資料
出版《處男葛不壘》的時候,編輯最初跟他要他的繪畫作品時,他是拒絕的,採訪中徐皓峰說,“當時畫的這些畫都給封存起來了,封存起來後也沒有很好地保管,所以有很多畫顏色都變質了,或者是皺皺巴巴的。而且當年我在做形式探索,有好多其實是屬於練習性的作品,可能一張畫裡有一筆劃得非常好,我就覺得我探索到了,那張畫的意義就在於這一筆,藝術家都不太希望把自己不完備的東西拿出來,所以我還是比較猶豫要不要讓大家看到這些畫。”
“中央美院附中的環境是非常純潔的,純潔到好像你在那裡生活了四年,很多人對你的畫、對你創造的東西完全沒有感受。所以我對畫家生涯有些疲憊,雖然研究畫畫也沒有幾年,自己畫得也不怎麼樣,但是一些死後成名的大畫家的心理歷程我都經歷了。”徐皓峰說,他在大學二年級的上半學期,主動把繪畫推掉,開始寫作。
徐皓峰是為了尋求一種更具感受性創新性的表達方式,主動離開了繪畫。
逐利與逐權謀社會
在數億年生物的彼此廝咬中產生了人類,每一代的人類也在大規模地互相傷害,但幾千年高頻率的悲劇事件,並未使人體有絲毫演變,這就說明人類的一切努力都走錯了方向。我們陶醉於老謀深算的打鬥,卻越來越衰弱,那種不動聲色地毀掉同類的智慧,並不能帶來任何進化。
————《劫活》
《處男葛不壘》所收的最後一個文章是《上海九流》。
《上海九流》寫了許多民國的騙子和騙術:念咒的和尚道士,二流的鄉村醫生、風水大師、技藝高超的偽書法家等等。徐皓峰寫“一流神道二流醫,三星四蔔五風水,唯有相家排第六,七書八畫九琴棋——這是上海九流,確立了在九流文化中漢學術、元身份、民國騙術的格局。”
徐皓峰笑談,寫這樣的故事是為了獲得某種保護,“跟我合作的人看到我寫上海九流,就知道我也知道權謀的,他們就不好騙我了。”
“我年輕的時候其實是有一種反社會、反習俗的風氣,因為整個1980年代延續到1994年,中國年輕人受西方影響比較大,有認真看書的年輕人,但是大部分年輕人都是憑著幾個詞兒,或者看過某些名著的前言,就拿那個來反社會,或者想像去塑造自己的生活,這是那個時代的特點。所以我們認為,我們的父母以及長我們十五歲以上的那代人的東西——一些繁文禮節和常規的東西,都是要破壞掉的,我們希望有一個更本真、更直率的東西。”徐皓峰說。
“所以我的小說不單是記錄青春的叛逆,同時也記錄當時社會的叛逆狀態,我們當時是為了追求到更大更好的文明。但是為什麼後來我對禮又有了興趣,是因為從1994年以後呢,中國社會就逐漸商業化了,社會對文化的追求迅速地變為對商業的追求,我們的青春軌跡並沒有貫穿下來,這個社會逐漸變成了一個逐利和逐權謀的一個狀態。所以我中年以後提倡禮和規矩,都是因為年輕的時候吃過逐利和逐權謀的苦。”徐皓峰說。
“舉一個例子,我大學畢業到回家決定寫書這段時間,我也有過電影界的實踐,我的實踐經常就是寫了白寫,拿不到錢。你被騙了以後,大家評價的標準是:哎呀,這個製片人真聰明啊。人家不會想到一個大學畢業的小孩吭哧吭哧給你寫,你最後玩一個權謀。”徐皓峰說。
(丁曉萌、竹君對此文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