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不出名堂， 我不回家。 ”陳春喜勉強做到了。
他走過幾百個地方， 換了幾十份工作， 直到成為一名拾荒者。 這距他上次失蹤已經整整17年， 期間從未回家。
陳春華永遠記得堂弟說的這句話。 2000年， 19歲的春喜隻身前往十堰， 其後便不知所蹤。 兜裡除了從大姐家偷來的2000元錢什麼都沒有， 包括身份證。
很多見過春喜的人， 感覺上都有些不適。 上世紀80年代湖北十堰房縣大山裡的農村， 習慣往柴火堆上架一個吊鍋， 煮著喂豬的潲水。 家裡最機靈的孩子——3歲的春喜， 模仿大人抽煙， 將包穀杆叼在嘴裡， 身體一傾斜， 火沒點著卻把潲水鍋打翻，
出走的春喜， 從沒意識到他會和互聯網扯上關係。 當網路發展至今， 互聯網科技能夠第一時間把走失者的資訊用彈窗技術推送到用戶手機端， 很難想像走失者的行蹤會躲過千萬人的眼睛。 春喜毫不例外， 他被灼傷的頭皮和身影， 似乎也只有拾荒者聚集的橋洞能勉強遮蓋。
在離房縣560公里的鄂州， 人們發現了這名從出走變成走失的“橋洞居民”。 他是頭條尋人公益專案自2016年2月成立以來成功尋找到的第746名走失者。 一年內， 該項目發佈了7343例尋人啟事。 而這並不是唯一一家以互聯網科技參與尋人公益專案的機構。
所有走失者中，
“少小離家老大回”， 春喜覺得再沒有比回家更讓人害怕的事情了。 被家人接回的第6天， 感覺“沒臉活下去”的他， 獨自在老家逡巡一圈， 再次“走失”。
【“混個身份， 衣錦還鄉”】
陳春喜再次“走失”的兩個月裡， 只要接到親朋的詢問電話， 陳春華都幾乎斬釘截鐵地說：不找了， 隨他去吧。
家人有些失望。 滿頭傷疤、從小就抗拒拍照的春喜至今還沒有辦下一張身份證， 遇到任何事都無法證明自己的身份。 可是， 當年因為貧困而背井離鄉的他， 恰恰是想“混個身份， 衣錦還鄉”。
然而， 如今陳家大大小小都從大山裡走了出來，
春喜10歲那年， 父親和隨行的5位村裡人一同去交公糧。 大雨傾盆， 山口的洪水一眨眼漲上來， 幾個人都被捲進了汪洋。 幾天後， 人們在河岸邊一處雜草叢裡發現了春喜。
父親死後， 母親無力度日。 為了不讓母親離開自己遠嫁他鄉， 春喜哭著、鬧著， 無論怎麼勸， 還是沒有留住。 伯父伯母收養了他。
今年為了春喜哭過好幾宿的伯母李光秀， 當著記者的面， 淚珠又滾過發紅的眼。 她記得那場改變了春喜的厄運。 “快燒死了， 快燒死了！”當村裡赤腳醫生趕來， 春喜的臉上已經血肉模糊， 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從此， 他沉悶、寡言， 再沒笑聲。
春喜知道自己無法過上普通人的生活了。 他恨命運， 發誓要走出去賺很多的錢，
沒上過學的春喜撬了伯母家大姐的櫃子， 拿了2000元從十堰靜悄悄離開。 沒人確切知道他去了哪裡， 只聽說他就近去了煤礦， 進了隧道工地， 還去過陝西和深圳， 販過小物件和幫人打雜。
有一天他突然打來電話， 說賺錢回來就還偷拿的錢， 一分也不少。 後來， 電話再也沒有響過。
春喜離家的前幾年， 家人並不是很擔心， 都以為好強的他一定會努力打工、好好生活。 但10多年過去了， 無論用什麼方式也找不到他的家人慌了。
李光秀捶胸頓足， 她不知道這個出生7天起自己就一直幫忙照顧到大的孩子， 究竟是死是活。
2016年11月21日， 離家近17年的春喜來到一座陌生的城市還不到一個月， 這天早上， 正在街頭閒逛的他碰到了幾位陌生人。 陌生人攔住他：“你是哪裡人？你需要救助嗎？”
春喜一臉驚訝， 回答說：“我房縣的， 撿瓶子， 不要你管！”隨後快速溜走。
跟他說話的是鄂州市救助管理站站長侯鋒。 “耷著肩膀，穿黑色棉襖，戴一頂毛線帽，上面還沾了些草屑，手拿一個大塑膠袋，不像乞丐。”侯鋒回憶。
第二天下午16時40分，有人看見鄂黃大橋涵洞水泥管裡一處非常隱蔽的地方，有兩名流浪者在睡覺，民警趕到後發現，其中一位就是陳春喜。送到救助站裡的春喜，想了十幾分鐘，才在紙上磨磨蹭蹭寫了名字：陳春西。工作人員半天也核實不了他的身份。
始終低著頭的春喜不知道人們會把他怎樣，只能緊張地在一邊等著救助站把自己僅有的資訊傳到“頭條尋人”上。
“他看起來自卑又有些愛面子，內心十分脆弱。”侯鋒說。
【“沒有痛哭流涕，也沒有擁抱親人”】
“頭條尋人”推送啟事後，陳春華的一位朋友看到並截屏發給了他。得到消息的陳春華立馬聯繫了鄂州市救助管理站，想立即驅車前去接回春喜。救助站告訴他，需要先把身份資訊核實，無誤後才能准予接回。
陳春華犯難了。由於多年未上報，陳春喜在老家的戶口已被註銷。根據陳家的敘述情況，侯鋒和站裡的業務科長張亮準備護送春喜到十堰，再當面核實。
今年1月5日早上8時30分，汽車發動了引擎。春喜還是磨磨蹭蹭上了車。他知道已近年關，想回家看看；他焦慮地不停抓帽子，擦拭滴在濃黑鬍鬚上的鼻涕水；他又有些失落，當時說過要混出個樣子才回家，現在的自己卻一無所有。
下午15時，十堰市救助管理站的車在高速路口迎接，隨同鄂州救助站的車一起到站。
車門緩緩打開。下車那一刻，陳春喜一眼看到了等著跟他說話的哥哥。17年過去了，見歲月的風霜把哥哥的面容也打磨得蒼老，他神情有些激動。然而，他隨即瞟見了戴著粗大金項鍊、戒指的堂哥開來的寶馬車，馬上又把頭低了下去。
十堰救助站一名工作人員說：春喜沒有痛哭流涕，也沒有擁抱親人。
“你認得我嗎？”陳春華急著問。陳春喜微微搖頭，不說話。
“我是你哥。”語氣開始凝重的陳春華心如刀絞。當證明材料通過核對後，侯鋒發現，春喜與在鄂州上車時的狀況有了很大不同。他不上陳春華的車，拼命掙脫並求饒：“我身上什麼都沒有，只有幾十元錢，都給你，都給你，你放我走！”
陳春華眼淚一下湧出來。他決定，不再讓弟弟出去受苦了，就算養到老，也甘心。
糾纏了許久，安靜下來的春喜答應回老家，即最初他們一起生活的家。
途中，陳春華問：“你還認識大伯大媽嗎？”春喜幾分鐘後才低聲說：“見了面，可能認得。”不到一會兒，春喜說暈車，要下去吐。當他們都下車時，陳春華發現春喜故意繞到車後面。“他還是想跑。”
當晚，陳春喜沒能回到老家。他在房縣大木廠鎮五穀村的伯父伯母家歇著，這是春華給父母買的新房子。第二天起床後，春喜一見有外人就立馬躲進屋裡，敲門也不開。他甚至裝瘋、裝傻，很多人以為他精神出現了問題。
春喜聽到了兄弟姊妹的消息。他的兩個親哥哥，一位是運輸車司機，一位是焊接工，這些年都賺了不少錢，也成家、買了新房。他最敬重的堂哥春華，承包工程項目，過得更如意。伯母聽到他開始念叨：“還是出去好，就算討飯也好，面子上好點，不給家裡丟人。”
李光秀說春喜小時候性格就好強，“對他來說，現在家就是個籠子”。
【“沒有鑰匙，進不了家門”】
年前能接回失散的親人，陳家舒了一口氣。
陳春華背地裡跟兄弟姐妹說，以前大家疏忽了，現在要照顧好；誰見面都不要問春喜在外生活怎麼樣，以免傷到他自尊。可是，當大家把手機、衣服、鞋子、帽子、香煙和零花錢給他的時候，春喜總是顯得很不習慣。
春喜渾身不舒服，這個家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
今年1月10日，雨雪天。陳春華決定帶春喜到大木廠派出所進行戶籍登記。吃完午飯，陳春華去派出所登記材料，才說了幾句話，出來一看，春喜已沒了人影。
大木廠派出所大門到接待室僅有10米距離，實習民警丁琰眼中“有明顯傷疤、一句話也不說”的陳春喜幾分鐘之內就消失在周圍密集的房屋群裡。
一大群人和派出所民警在附近角落找遍了，也沒發現線索。在這之前，陳春華曾經承諾等天氣轉晴就送他回老家三元村看看，春喜卻改口說不去，因此大家都沒有想到他會回老家。然而，他恰恰回了老家。
幾天後，陳春華聽三元村人說，1月10日下午15時，春喜戴著一頂簷帽，拖著沉重的步子，在雨雪裡慢慢進了村。陳家的老房子在三元村一個叫老院的地方，是山裡最深最高的地方之一。
67歲的李啟雲是最後一位跟春喜說過話的村裡人，春喜小時候喚她姑婆。
當天傍晚18時左右，春喜順著濕滑的泥路，徒步走了15公里找到老家的房屋。李啟雲模模糊糊看到有人經過自家門前，定睛一看，才認出眼前黃泥巴沒過褲腿膝蓋的陳家細伢子。
“他沒有鑰匙，進不了家門。”李啟雲說。
春喜知道，他何止是沒有家門的鑰匙。這次回村看看老家、老房子，也許是這輩子最後一次。山上的小麥地、山下的水田，還記得清清楚楚。山裡的路沒怎麼變，巡了兩圈，雨雪落在身上，又冷，又暖。
陳春喜的老家。
李啟雲招呼他進屋，春喜頭沒抬，說不用烤火，飯也不吃了。他從衣服袋裡掏出10元，說給姑爺買煙吃，轉身要走。老人看天已黑，還拿了手電筒給他。
聽到訊息的陳春華領著家人，上山翻了一遍也沒有找到。後來又在從鎮子到市里的班車上挨個找，相連的幾個鄉鎮、村子也問過。
陳春華這才醒悟，家已經留不住春喜。
房縣民政局、救助站負責人均表態說，因春喜從小在外流浪，沒有辦理身份證和戶籍，所以未為他申報生活救助；這次回來後又不知所蹤，沒來得及處理。而事實上只要他願意，兄弟姐妹每人出點錢，都可以幫助他生活下去，“只是他根本不想要”。
在鄂州市救助管理站，這樣的例子並不少。常有中青年流浪者，被發現後既不想去救助站，也不願回家，問起原因來都是“害怕”和“沒臉面”。
【“不光是尋找，還要有生存空間的保留”】
如果通過互聯網的力量早點尋到，這些背負人情面子的人，命運又會怎樣？
陳春華從來沒有想到春喜會出現在鄂州。如果不是靠互聯網，恐怕春喜還要在外流浪幾十年。“頭條尋人”開辦之初就同鄂州市救助站對接上了。侯鋒說以前是大海撈針，現在是撒開大網。僅在鄂州市救助管理站，2016年，發佈啟事的38名走失人員中找回36人，效率奇高。
也正因為互聯網，部分走失人員有了一次“回家實驗”後，心態改變，轉而又“走失”。“有的是家人放棄了，沒人去找；有的則背負了太大的心理壓力，回家了也無法融入。”侯鋒說，“這種不能回家的人還有很多。隨著貧富差距拉大，農村年輕人崇尚金錢的想法也越來越凸顯，尤其是貧困地區的青年，有衣錦還鄉的想法；即便是現在的農村大學生，很多都是過年不回家，認為沒賺到錢，沒有面子。”
和春喜一道睡天橋的拾荒者，有些被送回去後家人直接拒領；有的故意不說出家裡住址，賴在救助站，“有吃有喝、不受凍不受氣”；也有像春喜的，離家久了，親人的關愛看起來更像一種施捨，羞于苟活。
春喜在再次離家之前，錢和手機都沒拿。當陳春華打他電話的時候，發現那部新手機放在自己車後排座位不停地響，這裡面有所有家人的聯繫號碼，但主人已經不知去向。
“他現在30多歲，能在外面跑，隨便撿點東西賣掉，勉強維持生活不在話下。但這不是長久之計，50歲呢？70歲呢？”陳春華覺得最好的選擇，就是兄弟姐妹們一起來幫扶，關鍵是如何讓他領這個情。
陳春華後悔當時可能是過於謹慎而錯過了和春喜交流的機會。對於一個在外跑慣了的人，一定要慢慢地靜下心來跟他說話，讓他漸漸習慣、熟悉生活環境。
在救助陳春喜的時候，鄂州市救助管理站業務科長張亮與他長時間交談過。在張亮看來，這樣的弱勢群體更加需要家庭和社會的關愛。救助機構最終的目的是説明他們回到社會重新生活，“不光是尋找，還要有生存空間的保留”。可如果要做專業的心理輔導，救助站的設施和人力目前還無法辦到。
今日頭條“頭條尋人”專案組負責人曾華告訴記者，目前的走失者大多患有疾病，回訪時工作人員都會叮囑家屬，讓親人隨身攜帶防走失牌、手環等。隨著業務的發展，將來不排除會增加對走失者的心靈援助、幫助走失者融入家庭和社會的工作，減少走失者因為心理等原因“走失複走失”的情況發生。
2017年3月6日，陳春華再次驅車回到老家三元村，細細查看春喜是否回來過、留下了什麼記號。
“他有他的天空，但家的門，隨時為他打開。”陳春華說。
題圖說明：陳春華和朋友再次來到三元村尋找春喜走失線索。
文/陳凱姿 “耷著肩膀，穿黑色棉襖，戴一頂毛線帽，上面還沾了些草屑，手拿一個大塑膠袋，不像乞丐。”侯鋒回憶。第二天下午16時40分，有人看見鄂黃大橋涵洞水泥管裡一處非常隱蔽的地方，有兩名流浪者在睡覺，民警趕到後發現，其中一位就是陳春喜。送到救助站裡的春喜，想了十幾分鐘，才在紙上磨磨蹭蹭寫了名字：陳春西。工作人員半天也核實不了他的身份。
始終低著頭的春喜不知道人們會把他怎樣，只能緊張地在一邊等著救助站把自己僅有的資訊傳到“頭條尋人”上。
“他看起來自卑又有些愛面子，內心十分脆弱。”侯鋒說。
【“沒有痛哭流涕，也沒有擁抱親人”】
“頭條尋人”推送啟事後，陳春華的一位朋友看到並截屏發給了他。得到消息的陳春華立馬聯繫了鄂州市救助管理站，想立即驅車前去接回春喜。救助站告訴他，需要先把身份資訊核實，無誤後才能准予接回。
陳春華犯難了。由於多年未上報，陳春喜在老家的戶口已被註銷。根據陳家的敘述情況，侯鋒和站裡的業務科長張亮準備護送春喜到十堰，再當面核實。
今年1月5日早上8時30分，汽車發動了引擎。春喜還是磨磨蹭蹭上了車。他知道已近年關，想回家看看；他焦慮地不停抓帽子，擦拭滴在濃黑鬍鬚上的鼻涕水；他又有些失落，當時說過要混出個樣子才回家，現在的自己卻一無所有。
下午15時，十堰市救助管理站的車在高速路口迎接，隨同鄂州救助站的車一起到站。
車門緩緩打開。下車那一刻，陳春喜一眼看到了等著跟他說話的哥哥。17年過去了，見歲月的風霜把哥哥的面容也打磨得蒼老，他神情有些激動。然而，他隨即瞟見了戴著粗大金項鍊、戒指的堂哥開來的寶馬車，馬上又把頭低了下去。
十堰救助站一名工作人員說：春喜沒有痛哭流涕，也沒有擁抱親人。
“你認得我嗎？”陳春華急著問。陳春喜微微搖頭，不說話。
“我是你哥。”語氣開始凝重的陳春華心如刀絞。當證明材料通過核對後，侯鋒發現，春喜與在鄂州上車時的狀況有了很大不同。他不上陳春華的車，拼命掙脫並求饒：“我身上什麼都沒有，只有幾十元錢，都給你，都給你，你放我走！”
陳春華眼淚一下湧出來。他決定，不再讓弟弟出去受苦了，就算養到老，也甘心。
糾纏了許久，安靜下來的春喜答應回老家，即最初他們一起生活的家。
途中，陳春華問：“你還認識大伯大媽嗎？”春喜幾分鐘後才低聲說：“見了面，可能認得。”不到一會兒，春喜說暈車，要下去吐。當他們都下車時，陳春華發現春喜故意繞到車後面。“他還是想跑。”
當晚，陳春喜沒能回到老家。他在房縣大木廠鎮五穀村的伯父伯母家歇著，這是春華給父母買的新房子。第二天起床後，春喜一見有外人就立馬躲進屋裡，敲門也不開。他甚至裝瘋、裝傻，很多人以為他精神出現了問題。
春喜聽到了兄弟姊妹的消息。他的兩個親哥哥，一位是運輸車司機，一位是焊接工，這些年都賺了不少錢，也成家、買了新房。他最敬重的堂哥春華，承包工程項目，過得更如意。伯母聽到他開始念叨：“還是出去好，就算討飯也好，面子上好點，不給家裡丟人。”
李光秀說春喜小時候性格就好強，“對他來說，現在家就是個籠子”。
【“沒有鑰匙，進不了家門”】
年前能接回失散的親人，陳家舒了一口氣。
陳春華背地裡跟兄弟姐妹說，以前大家疏忽了，現在要照顧好；誰見面都不要問春喜在外生活怎麼樣，以免傷到他自尊。可是，當大家把手機、衣服、鞋子、帽子、香煙和零花錢給他的時候，春喜總是顯得很不習慣。
春喜渾身不舒服，這個家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
今年1月10日，雨雪天。陳春華決定帶春喜到大木廠派出所進行戶籍登記。吃完午飯，陳春華去派出所登記材料，才說了幾句話，出來一看，春喜已沒了人影。
大木廠派出所大門到接待室僅有10米距離，實習民警丁琰眼中“有明顯傷疤、一句話也不說”的陳春喜幾分鐘之內就消失在周圍密集的房屋群裡。
一大群人和派出所民警在附近角落找遍了，也沒發現線索。在這之前，陳春華曾經承諾等天氣轉晴就送他回老家三元村看看，春喜卻改口說不去，因此大家都沒有想到他會回老家。然而，他恰恰回了老家。
幾天後，陳春華聽三元村人說，1月10日下午15時，春喜戴著一頂簷帽，拖著沉重的步子，在雨雪裡慢慢進了村。陳家的老房子在三元村一個叫老院的地方，是山裡最深最高的地方之一。
67歲的李啟雲是最後一位跟春喜說過話的村裡人，春喜小時候喚她姑婆。
當天傍晚18時左右，春喜順著濕滑的泥路，徒步走了15公里找到老家的房屋。李啟雲模模糊糊看到有人經過自家門前，定睛一看，才認出眼前黃泥巴沒過褲腿膝蓋的陳家細伢子。
“他沒有鑰匙，進不了家門。”李啟雲說。
春喜知道，他何止是沒有家門的鑰匙。這次回村看看老家、老房子，也許是這輩子最後一次。山上的小麥地、山下的水田，還記得清清楚楚。山裡的路沒怎麼變，巡了兩圈，雨雪落在身上，又冷，又暖。
陳春喜的老家。
李啟雲招呼他進屋，春喜頭沒抬，說不用烤火，飯也不吃了。他從衣服袋裡掏出10元，說給姑爺買煙吃，轉身要走。老人看天已黑，還拿了手電筒給他。
聽到訊息的陳春華領著家人，上山翻了一遍也沒有找到。後來又在從鎮子到市里的班車上挨個找，相連的幾個鄉鎮、村子也問過。
陳春華這才醒悟，家已經留不住春喜。
房縣民政局、救助站負責人均表態說，因春喜從小在外流浪，沒有辦理身份證和戶籍，所以未為他申報生活救助；這次回來後又不知所蹤，沒來得及處理。而事實上只要他願意，兄弟姐妹每人出點錢，都可以幫助他生活下去，“只是他根本不想要”。
在鄂州市救助管理站，這樣的例子並不少。常有中青年流浪者，被發現後既不想去救助站，也不願回家，問起原因來都是“害怕”和“沒臉面”。
【“不光是尋找，還要有生存空間的保留”】
如果通過互聯網的力量早點尋到，這些背負人情面子的人，命運又會怎樣？
陳春華從來沒有想到春喜會出現在鄂州。如果不是靠互聯網，恐怕春喜還要在外流浪幾十年。“頭條尋人”開辦之初就同鄂州市救助站對接上了。侯鋒說以前是大海撈針，現在是撒開大網。僅在鄂州市救助管理站，2016年，發佈啟事的38名走失人員中找回36人，效率奇高。
也正因為互聯網，部分走失人員有了一次“回家實驗”後，心態改變，轉而又“走失”。“有的是家人放棄了，沒人去找；有的則背負了太大的心理壓力，回家了也無法融入。”侯鋒說，“這種不能回家的人還有很多。隨著貧富差距拉大，農村年輕人崇尚金錢的想法也越來越凸顯，尤其是貧困地區的青年，有衣錦還鄉的想法；即便是現在的農村大學生，很多都是過年不回家，認為沒賺到錢，沒有面子。”
和春喜一道睡天橋的拾荒者，有些被送回去後家人直接拒領；有的故意不說出家裡住址，賴在救助站，“有吃有喝、不受凍不受氣”；也有像春喜的，離家久了，親人的關愛看起來更像一種施捨，羞于苟活。
春喜在再次離家之前，錢和手機都沒拿。當陳春華打他電話的時候，發現那部新手機放在自己車後排座位不停地響，這裡面有所有家人的聯繫號碼，但主人已經不知去向。
“他現在30多歲，能在外面跑，隨便撿點東西賣掉，勉強維持生活不在話下。但這不是長久之計，50歲呢？70歲呢？”陳春華覺得最好的選擇，就是兄弟姐妹們一起來幫扶，關鍵是如何讓他領這個情。
陳春華後悔當時可能是過於謹慎而錯過了和春喜交流的機會。對於一個在外跑慣了的人，一定要慢慢地靜下心來跟他說話，讓他漸漸習慣、熟悉生活環境。
在救助陳春喜的時候，鄂州市救助管理站業務科長張亮與他長時間交談過。在張亮看來，這樣的弱勢群體更加需要家庭和社會的關愛。救助機構最終的目的是説明他們回到社會重新生活，“不光是尋找，還要有生存空間的保留”。可如果要做專業的心理輔導，救助站的設施和人力目前還無法辦到。
今日頭條“頭條尋人”專案組負責人曾華告訴記者，目前的走失者大多患有疾病，回訪時工作人員都會叮囑家屬，讓親人隨身攜帶防走失牌、手環等。隨著業務的發展，將來不排除會增加對走失者的心靈援助、幫助走失者融入家庭和社會的工作，減少走失者因為心理等原因“走失複走失”的情況發生。
2017年3月6日，陳春華再次驅車回到老家三元村，細細查看春喜是否回來過、留下了什麼記號。
“他有他的天空，但家的門，隨時為他打開。”陳春華說。
題圖說明：陳春華和朋友再次來到三元村尋找春喜走失線索。
文/陳凱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