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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生命早期心血管病風險暴露及初始預防(上)

關注生命早期心血管病風險暴露及初始預防

作者:李玉明 楊甯

我國衛生資源的投入大多用於疾病發生之後、復發和終末階段。 初始預防(primordial prevention), 又稱為零級預防, 是20世紀90年代開始逐步形成、發展的疾病預防新理念。 其理論基礎是通過人群干預, 預防整個社會危險因素的流行, 以促進人群健康為終極目標。

一、國內外心血管防控現狀和政策轉變

《2015年中國心血管病報告》顯示, 近25年來我國心血管疾病一直位於居民總死亡構成首位(農村44.60%, 城市42.51%), 未來10年仍極有可能繼續快速增長。

2011年美國心臟協會(AHA)發表政策聲明,

從基本原理和循證依據等方面系統評價了在整個生命里程中實施初始和一級預防的經濟成本效益, 肯定了心血管疾病預防工作對建立一個更加健康而高效的社會的重要性。

我國的慢病防控政策近期也發生了重大轉變。 2016年8月19至20日, 召開了中國衛生與健康大會, 8月26日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了《"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 該綱要全方位、全週期部署了促進人民健康的相關政策。 強調在政府主導之下, 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 動員全社會參與, 傳遞了目前我國慢病防控戰略的發展方向, 即重視初始預防及一級預防。

二、初始預防的發展和意義

初始預防將心血管疾病防控關口前移, 旨在預防危險因素的發生和流行, 而不是有了危險因素再預防心血管事件。

初始預防在心血管疾病風險暴露的早期階段, 通過社會、區域及社區的政策引導, 生活方式干預等, 提高民眾的健康素養, 使危險因素消彌于初起之時。 投入少, 效益大。

20世紀90年代初始預防的理念開始形成和發展。 1992年世界衛生組織(WHO)發表了著名的《維多利亞宣言》, 該宣言提出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 適量運動, 戒煙限酒, 心理平衡, 並提出了"人群戰略", 強調教育和政策的引導和干預。

1995年第2屆國際心臟健康大會上討論並於1996年正式發表了《加泰羅尼亞宣言》, 該宣言強調了應在預防心血管疾病宣教和政策方面進行投入。 社會不同層面(國際、國家、省/地區、縣/郡、社區)在健康宣教和管理政策方面均應發揮重要作用,

既需要"自上而下"的管理及政策引導, 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健康宣教及行為干預。

1998年第3屆國際心臟健康大會進一步強調了初始預防應貫穿于整個生命里程, 主題為"預防心臟健康風險, 從子宮到墳墓(from womb to tomb)"。

三、初始預防的著眼點:妊娠期

初始預防的著眼點應追溯到心血管和代謝性疾病的"策源地"和"交匯點"——妊娠期。 孕期不良暴露與母子2代遠期心血管疾病風險增高有重要關聯, 這為人群心血管疾病的防治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杜哈(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health and disease, DOHaD)理論, 即健康與疾病的發育起源, 是近年來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研究的前沿領域。 人類在早期發育過程中(胎兒、嬰兒、兒童和青少年時期)經歷不利因素, 組織和器官在結構和功能上會發生永久性或程式性改變,

影響成年期糖尿病、代謝綜合征、心血管疾病、精神行為異常等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的發生發展。

妊娠期是可塑性最強的時期, 在不同的環境條件下, 一個基因型能夠產生許多不同的生理和形態學狀態。 在生命里程中心血管疾病風險的升高是非線性的。 隨著年齡增長, 組織和器官可塑性逐漸下降而危險因素累積逐漸增加。 在疾病受累的老年階段進行干預, 尤其是對於高風險的人群, 雖有效, 但調控空間有限。

在成年時期篩查風險並干預, 亦為時已晚。 在生命早期進行干預會更為有效。 更為重要的是, 在孕期可以通過遺傳因素、表觀遺傳因素等影響下一代的心血管疾病風險軌跡。

動物實驗發現, 孕鼠由高脂高糖飲食誘導的代謝綜合征, 可導致雌性子代線粒體畸變, 引起骨骼肌線粒體功能障礙和外周胰島素信號通路受損。

這種異常可遺傳至雌性F3代, 且不受子代飲食狀況的影響。 杜哈理論和生命里程流行病學的觀點均提示, 心血管疾病的初始預防, 要從控制妊娠期心血管風險暴露開始。

四、重視生命早期心血管病風險暴露

內容詳見下文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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