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因右臂骨折前往蘇聯接受治療,在蘇前後停留了五個多月時間。 雖然時間短暫,卻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治傷之余,周恩來向共產國際作出正式報告,爭取共產國際和聯共(布)對中國共產黨抗戰的理解和支持；積極溝通聯絡,為中共爭取經費援助；及時協調解決各類事宜,為共產國際與中共架起良性溝通橋樑；走訪慰問在蘇人員,關心解救黨員幹部。 周恩來懷揣使命,為中國共產黨能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堅持抗戰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貢獻。
[關鍵字 ]抗日戰爭；周恩來；赴蘇療傷；共產國際；季米特洛夫[中圖分類號 ] A75 [文獻標識碼 ] A
1939 年7 月10 日,周恩來不慎從馬背上摔下來,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 因延安醫療條件有限,治療效果不理想,中共中央決定讓周恩來赴蘇治療。 8 月1 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史達林和季米特洛夫:懇請速派一架飛機來延安把周恩來接到莫斯科去治療他的手臂或者速派飛機運送骨科專家和外科醫生以及做外科手術所必需的技術設備來延安。 (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8 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 年版,第244 頁。 )8 月11 日,季米特洛夫回電中共中央:同意周恩來前往蘇聯治療,並已派醫生乘汽車去延安接周恩來到蘭州。
一、向共產國際作出正式報告,爭取共產國際和聯共(布)對中共抗戰的理解和支持
抗日戰爭爆發前後,中共在共產國際的指導和幫助下,與國民黨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至1939 年末,抗日戰爭已歷時兩年半。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抗戰陣營的內部矛盾日益明顯和暴露。 新形勢下,抗戰能否持久堅持下去?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能否維持?中共中央能否正確處理好統一戰線中與國民黨的關係?這一系列問題都是共產國際極為關心的。 對於中共來說,也亟需共產國際給予進一步的政策指導和多方援助,以推動抗日戰爭繼續進行。
1939 年12 月29 日,周恩來完成了一份關於中國問題的報告提交共產國際執委會。 這份報告共分為“中日戰爭的新階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黨及八路軍新四軍的工作”“黨的第七次大會及其準備工作”四個部分,重點介紹了抗日戰爭進入新階段後,統一戰線的形式及特點,中共的統一戰線政策及對國民黨政府的態度。 1940年 1月 17日至 19日,周恩來又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進行了口頭報告。 出席會議的有季米特洛夫、歌德瓦爾特、庫西寧、曼努意爾斯基、拉科西、皮克、瑪律蒂、伊巴露麗等。 岡野進(即野阪參三)和任弼時也列席了會議。 (參見《周恩來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70頁。
第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能否繼續維持下去?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破裂與否關係到中國抗戰能否堅持,也直接關係到蘇聯自身的安全問題。 這是共產國際一直擔心和疑慮的問題。 共產國際甚至還於 1939年夏成立了專門的中國問題研究小組,集中研究如何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加強抗戰。 (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140頁。 )周恩來在報告中介紹道: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在矛盾的發展中。 當統一戰線轉壞,分裂與投降的危險將加大。 有時因為抗戰繼續,摩擦到一定限度,又會緩和起來。 有時因為統一戰線發展,又使統治階級及其政黨不安起來,而發生新的摩擦。這就使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經常處在一種複雜曲折的變化過程中。(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302頁。)總的來說,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八大特點:第一,是全民族抗日的,這是它的優點；第二,是以三民主義為政治基礎的,中國統一戰線有現成的三民主義為政治基礎,這是它的強點；第三,是有軍隊的；第四,是有 15年經驗的；第五,是不平衡的,同時也是不平等的；第六,是長期性的,統一戰線是保證抗戰的,但抗戰期間並不能保證統一戰線不生變化,所以統一戰線是要在長期中求進步,同時也會遇到危險；第七,是大多數民眾尚未組織的,遂使廣大民眾雖參加了抗戰,但尚不能給統一戰線以有力的組織基礎；第八,是處在新的國際環境中的。周恩來強調指出:“不管怎樣,事實上,統一戰線總是存在著和發展著的,而且國共兩黨的重新合作,正為中國統一戰線的主要內容。沒有這,統一戰線的存在不可能,抗戰的發動和堅持也不可能。”為此中共一向堅持一切服從抗日,抗日高於一切；三民主義是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國共合作是統一戰線的組織基礎；國民黨的進步、共產黨及其軍隊的鞏固和發展是統一戰線的保證；堅持長期抗戰,反對投降分裂；為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徹底實現而鬥爭等原則以維護和鞏固統一戰線。(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304—305、303—304、309頁。)也就是說,在中共的推動和爭取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雖然有分裂的危險,但還是努力維持著。
第二,如何正確處理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
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以來,國共兩黨雖然再度攜手合作,但是衝突和摩擦不斷。1939年國民黨竭力阻止共產黨敵後根據地的擴大,並對邊區實施封鎖。同年夏,國共兩黨部隊還在山東、河北等地發生了一些武裝衝突。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的召開進一步惡化了兩黨關係。周恩來在報告中講道:蔣介石基本思想及政策為聯合蘇聯,但是反對共產主義；聯合中國共產黨,但是要溶化共產黨；需要群眾,但是統治群眾。(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308頁。) 為此,中共採取了“團結和鬥爭”的策略。周恩來向共產國際強調,共產黨自抗戰以來,在對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的態度上一直遵守三個原則:擁護蔣介石領導抗戰；承認國民黨在全國政權軍隊中的領導地位；承認抗戰建國綱領為國民政府在全國的施政方針。( 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310頁。)
根據上述原則,共產黨對蔣介石基本上站在援助他的立場上,使之堅持抗戰趨向進步；對國民黨則站在使國民黨進步的立場上,推動和贊助國民黨中的進步分子,使之積極起來,反對國民黨部的落後及其特務機關的作用；對國民黨政府,多經過參政會,向其作各種建議。(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310—311頁。)
周恩來也指出目前兩黨合作還存在諸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如“中共的發展問題”“中共參加政權問題”“國民大會問題”“陝甘寧邊區問題”“八路軍及新四軍問題”。這些問題產生根源其實是國民黨害怕中共發展壯大,一直限制和阻止中共及其部隊發展,企圖縮小共產黨活動區域或徹底消滅共產黨。(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314—318頁。)
第三,如何加強中國共產黨及八路軍、新四軍的力量?
抗戰開始後,中共自身的力量得到發展,無論是黨員數量還是控制的區域都有了顯著增加。周恩來報告稱,中共在許多大城市恢復並建立了新的組織,儘管在國民黨統治和日寇佔領的區域,主要採取秘密的形式；黨員方面,這兩年多的發展較抗戰前幾乎達到七倍,據1939年六七月統計黨員人數已達到 498115人。幹部發展培養上,中央直接辦的黨校以及邊區機關、短訓班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滿足党對幹部的需求。在党的領導方面更加鞏固了,“尤其是中共的中央委員會從沒有像現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團結一致了”。(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320—323頁。)
八路軍與新四軍的力量也得到加強。周恩來報告稱:“八路軍在合編時的人數大概有 5萬人,到今年開始,發展達 6倍。”“新四軍去年春集中時,只有 4000多人,至今年8月,已發展到 3萬餘人。”敵後遊擊根據地的數目也得到增加。八路軍、新四軍的發展和勝利,是保證党能勝利的重要條件。雖然抗戰後八路軍、新四軍得到了發展,但是周恩來也指出其存在的一些弱點,“特別是因為新的成份加多,戰鬥頻繁,軍隊本身的繼續鞏固,有些地方不夠,在教育上也慢得很,一般的只能注意對於遊擊戰爭的訓練,而軍隊品質的提高,即在幹部中間也差得很。由遊擊部隊向著正規部隊建設的進度也慢得很。這都是最值得注意的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323—324、325頁。)
周恩來的報告引用大量資料,詳細具體地向共產國際彙報了兩年多以來,中共為建立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中國抗戰作出的艱苦努力和不懈鬥爭。這對亟需瞭解中國抗戰形勢的共產國際來說,是非常及時和必要的。報告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內引起重要反響,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能否維護統一戰線,妥善處理國共關係的疑慮和擔心,加深了他們對中共的理解、信任和同情,堅定了共產國際對中國取得抗戰勝利的信心。季米特洛夫邀請周恩來赴家宴時,就請周恩來回國後向那些戰鬥在前線和後方的抗日戰士問好,並說:“我相信,中國革命勝利的日子已經不遠了。”(《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年版,第 463頁。)
周恩來的報告也為共產國際進一步幫助、指導中共提供了重要決策依據。鑒於中國局勢和中國共產黨複雜的鬥爭條件,季米特洛夫責成卡裡利奧、迪阿斯、弗洛林、周恩來等組成的委員會同中國同志和共產國際執委會幹部部及其他部的工作人員一起討論,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擬定相應的建議。1940年 1月 29日,季米特洛夫還就中共問題致信詢問史達林,請史達林在兩個基本問題上能給予中共中央指示和建議:“(1)為了防止中國統治集團向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共產黨應該採取怎樣的方針和措施。(2)為了在目前條件下繼續進行鬥爭,特別是鑒於國民黨領導集團實行迫害共產黨和消滅特區及八路軍、新四軍的政策,共產黨應該採取怎樣的方針和措施。”他還將周恩來的報告附後送交史達林。(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9卷,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1頁。)
2月至 3月間,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就周恩來的報告通過了一系列決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根據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的報告通過的決議》肯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指出:“共產黨在日中戰爭期間為動員中國人民的力量起來同日本侵略者作鬥爭做了大量工作,堅決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近來在自己隊伍的成長方面也取得了成績,成為國內一個巨大的政治因素。”(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9卷,第 40頁。)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批准的《中共中央為即將舉行的黨的代表大會擬定的基本政治方針》指出:目前民族統一戰線分裂和向日本帝國主義投降的危險是中國人民最主要和直接的危險。因此,該決議認為動員千百萬人民克服投降危險乃是共產黨的中心任務。針對國共兩黨關係,該決議建議遵照抗日鬥爭的需要並以 1937年的國共合作宣言和蔣介石關於中共宣言的聲明為出發點；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來消除誤解和衝突；承認國民政府及其首腦蔣介石在繼續抗戰中的威望,同所有擁護抗日的人緊密合作,盡全力同國民黨軍隊在爭取民族解放的共同事業中搞好兄弟關係。值得注意的是,該決議也提出:針對國民黨的摩擦與衝突,中共不應接受導致消滅或孤立邊區,削弱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戰鬥力為條件的妥協。(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9卷,第42、45、47頁。)雖然隨著局勢的變化,國共衝突愈來愈嚴重,此後更是發生了皖南事變這一重大事件。但從總的來說,中共還是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一直努力維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此外,共產國際還通過了《關於中共組織和幹部工作的決議》《關於中共進行馬列主義的報刊宣傳和口頭宣傳的決議》《關於動員中國青年的決議》。應該說,這些決議對於指導中共之後的具體工作,加強抗戰有著積極意義。季米特洛夫把決議親自交給周恩來,並說明這是在史達林親自主持下討論和草擬的。周恩來把它的中文譯本隨身攜帶回國,交給中共中央。(參見師哲:《我所知道的周恩來同志的一些情況》,《北京日報》1986年 1月 6日,轉引自《周恩來傳》上,第 572頁。)
同時,季米特洛夫致電中共中央,告知周恩來會親自通報共產國際就中國問題所討論和協商的所有情況,並請中共如在某些問題上有不同意見,速告共產國際並說明理由。電報末尾特別交代:周恩來抵達後請立即電告。(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9卷,第 62頁。)3月 26日,周恩來回延安後,中共中央接連舉行會議,聽取了周恩來的彙報,討論了一系列重大問題,並對各項工作進行調整,作出具體部署。(參見《周恩來傳》上,第 574頁。)
二、積極溝通聯絡,為中國共產黨爭取經費和物資援助
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共財政收入主要依靠國民政府的抗日軍餉和國內外進步人士的一些財力物力援助,但這些經費是遠遠不夠的。1939年 7月,中共中央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的電報中指出:“我們軍隊的開支,包括黨組織和學校的開支,每月無論如何也不能少於 500萬元,而國民黨每月發給八路軍 60萬元,發給第四軍 13萬元,每月缺少 427萬元。以前我們從我們所佔領的地區獲得收入,但是現在由於我們一大部分地域喪失和國民黨政策的緣故,我們的財政狀況極其困難。”報告最後請求共產國際給予 500萬美元的財政援助。(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240、242頁。)1940年 2月,中共中央再次致電季米特洛夫,指出:蔣介石迄今每月撥給共產黨 73萬元。這個數位只等於全部軍事開支的 1/40,而且現在不提供任何武器裝備。 (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9卷,第 26頁。)
鑒於中共在財政方面的困境,積極溝通聯絡共產國際負責人,為中共爭取援助無疑是周恩來在蘇期間的重要使命。中共中央多次致電周恩來,要他轉告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中共的財政狀況。1939年 11月 26日,中共中央致電周恩來:“後方機關的開支每月就有 50萬中國元。所有現金到今年年底才能拿到。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所需資金還沒有著落。請與有關同志協商,積極解決這個問題。請於今年年底攜帶資金返回延安。”(《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296頁。)
為此,周恩來向季米特洛夫說明了中共財政困難狀況,並遞交了 1940年黨和軍隊的開支預算,請求共產國際給予援助。從這份詳細預算中,可以看到黨的每月開支總數為 70.796萬中國元,收入數是 30萬中國元,每月缺口40.796萬中國元,合 5.828萬美元；軍隊每月開支總額為 420萬中國元,南京國民政府撥給軍餉 77萬中國元,地方政府機構所得軍隊收入133萬中國元,每月缺口 210萬中國元,合 30萬美元。中共黨和軍隊每月財政赤字為 35.828萬美元。(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9卷,第 28—30頁。)中共同共產國際,特別是周恩來同季米特洛夫的溝通有一定成效。1940年 2月 23日,季米特洛夫就向中共提供財政援助一事專門致信史達林。信的開頭寫道:“中共中央委託周恩來同志向我們提出了黨和軍隊的開支預算,說明了黨非常困難的經濟狀況,並請求提供資金援助。”信中,季米特洛夫表示已向周恩來說明:“党應該動員國內現有一切資源來抵補這巨大的赤字,而不要指望外來援助。”他向史達林建議:考慮到中共的現實處境和保證黨的報刊、宣傳及培訓党和軍隊幹部的現有黨校網路的需要,1940年度向中國共產黨提供 35萬美元的援助是適宜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9卷,第 27頁。)這一額度與中共每年的財政赤字有較大差距,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財政困境。不過,最後史達林批復給中共的援助金額為 30萬美元。(參見張澤宇:《抗戰時期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共的財政援助》,《黨史研究與教學》2011年第 5期。)這在後來中共給共產國際的電文中也得到確認。1940年 8月,中共致電季米特洛夫,告知:5月底前已收到款項 14.667萬美元以及 0.82萬英鎊,加上周恩來前往莫斯科之前收到的 6.5萬美元和 0.75萬英鎊,共計26.9470萬美元。但這是按照之前周恩來同索爾金(索爾金於 1937年至 1941年任共產國際執委會國際聯絡部副部長、共產國際執委會通訊社副社長,1941年至 1947年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幹部部高級顧問。) 所談妥的英鎊對美元匯率 1:4所折算的。但現在中國每一英鎊僅合 3美元 60美分。因此,中共請求共產國際按照目前英鎊的價額折算,希望從共產國際處得到規定給中共 30萬美元款項中的餘款 8.741萬美元。(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9卷,第 80—81頁。) 9月份,周恩來又收到共產國際經費 4.3287萬美元和 1.15萬英鎊。次年 2月 17日,中共又收到 2.45萬美元及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轉來的 3萬美元。(此 3萬美元是因英鎊在中國不流通,中共遂將 1940年 9月份收到的 1.15萬英鎊連同手中所持有的 2015英鎊寄回蘇聯,請共產國際一併兌換成美元寄回。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9卷,第 107頁。)至此,周恩來在共產國際積極協調的 30萬美元已經落實。1940年 1月 29日,中共中央青年委員會也電請周恩來和任弼時,請求轉告青年共產國際希望其提供經費援助。信中稱,隨著中國青年運動的發展,必須建立培訓青年運動領導人的學校。現有的安吳學校因局勢緊張,難以為繼,需遷至延安,請求青年共產國際每月提供 1萬美元。(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9卷,第 13頁。)
除了經費援助外,周恩來還積極爭取幹部培訓、醫療設備、無線電通訊器材、新聞紙等援助項目。1939年周恩來和任弼時致信季米特洛夫,反映設在迪化(即今烏魯木齊)的一所為八路軍培養軍事技術幹部的軍事學校,由於缺乏軍事技術裝備(缺少新型飛機、坦克、汽車等)和軍事教員,教學難以進行。希望共產國際能解決一些必要的軍事技術裝備和教員,讓學員能夠繼續學習以完成學業,或者將其中優秀學員送到蘇聯莫斯科或阿拉木圖地區軍事培訓班繼續學習。(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287—288頁。)關於無線電等器材的援助,1940年 4月 2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電周恩來,告知:無線電發報機及其馬達、制鋅板材料和無線電器材已經發出到蘭州了。報紙印刷紙張在迪化。同時,共產國際正在弄清楚能否寄送藥品和自然科學參考書等。( 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9卷,第 66頁。)此後,共產國際還就建立新的聯絡點多次致電周恩來等,以期給中共更多的物資援助。(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9卷,第 84—87頁。)中共陸續獲得了藥品、武器等物資。應該說,上述這些援助的獲得,與周恩來在共產國際期間多方爭取是密不可分的。
三、及時協調解決各類事宜,為共產國際與中共架起良性溝通橋樑
周恩來到共產國際以後,與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一起,及時協調解決各類突發事宜,消弭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某些誤會,增進相互理解。
周恩來在蘇期間,正趕上史達林 60歲壽辰。為此,季米特洛夫 12月 7日致電中共,請中共於 12月 18日前寄來毛澤東撰寫的以《史達林是中國人民獨立的朋友》為題的短文和朱德撰寫的以《中國戰士高呼史達林的名字》為題的短文。(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297頁。) 當時,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大都接受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的指導和幫助,中共也不例外。因此,蘇聯共產黨的領袖史達林享有很高的權威和地位。就像後來毛澤東文中所寫的:史達林同志的“這個生日,在全世界上,在只要是知道的又是革命的人們的心中,可以料得到,都會引起親切的熱烈的慶祝”(《史達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澤東選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657頁。)。
但是中共遲遲未將賀信寄到。於是,周恩來和任弼時於 12月 15日再次致電中共中央提醒:“12月 21日是史達林同志誕辰 60周年,請寄賀電來。”(《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299頁。)後來,中共如期發來了賀電。毛澤東親自撰寫了文章《史達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並在延安各界慶祝史達林 60壽辰大會上發表了演說。在當時的背景下,這對融洽中共與共產國際及蘇聯的關係,爭取更多的援助有著積極作用。
1939年 9月,為了加大中共抗日宣傳,打破國民黨新聞封鎖,爭取國際援助,毛澤東邀請愛德格·斯諾再次訪問陝北暢談國內外形勢及中國共產黨的方針及政策。在同斯諾的談話中,涉及到國共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共產黨獨立性等敏感性話題。1939年 11月 10日,季米特洛夫致電毛澤東,認為斯諾 10月 21日在《每日先驅報》上發表的談話“具有挑釁性”,並詢問毛澤東是否對斯諾談了“現在處於共產黨軍隊控制下的地區,在行政方面獨立於蔣介石政府。在消滅國民黨獨裁和取代它建立共產黨人及其他人士的民主機構之前,中國不可能完全統一”等內容。季米特洛夫認為這些談話內容容易被國民黨利用,不利於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291頁。)
周恩來、任弼時立即就此事件與莫爾德維諾夫(莫爾德維諾夫,1938年至 1940年任共產國際執委會幹部部高級顧問。)進行了交談,並表示同意季米特洛夫的意見。同時,周恩來電請中共中央告之毛澤東向斯諾發表談話的具體內容。(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292頁。)11月 21日,中共中央答覆季米特洛夫:斯諾發表的談話未經毛澤東審閱。(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295頁。)
斯諾同情中國共產黨,是中共向外界表明態度和宣傳自己的重要視窗。與此相反,國民黨頑固派以及日本帝國主義對斯諾的所作所為極為仇視。因此,共產國際擔心斯諾的言論成為國民黨挑起摩擦和分裂的藉口,導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破裂。在當時的情況下,周恩來及時向共產國際執委會顧問等進行了溝通解釋,消除了共產國際對中共能否維護國共合作民族統一戰線的憂慮。
周恩來還同共產國際就有關中共七大的召開時間及人事安排問題進行了磋商(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340頁。),並借機向共產國際反映了王明、李德二人的問題。王明曾深得共產國際信任,19 37年後被共產國際派回國內參加抗戰。周恩來向季米特洛夫介紹,王明回國後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口號,並到武漢主持長江局,企圖另外組織自己的班底等。季米特洛夫聽後表示非常驚訝。(參見《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311頁。)同時,周恩來提請共產國際監委審查李德問題。李德這位打著“共產國際派來的顧問”旗號的德國人,曾使中央蘇區遭受重大損失。共產國際監委主席弗洛林根據中共的意見主持了審理。最後審理的結論是“李德有錯誤”,但“免予處分”。(參見《我的一生——師哲自述》,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10頁。)
周恩來對王明、李德等幹部問題的反映處理,使共產國際及時瞭解到它曾在中共組織幹部人事安排方面存在的問題,對避免共產國際對中共過多干預,保持中共在幹部任免上的自主權有重要作用。在蘇期間,周恩來不僅同共產國際高級領導進行會談,還同各國共產國際代表們進行了深入廣泛交流,分別會見了共產國際執委皮克、伊巴露麗、庫西寧、安東尼斯庫、瑪律蒂等,互相交換意見,積極溝通。(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 462頁。)例如,當時共產國際的領導同志都還擔心中共以鄉村為中心,離工人階級太遠。周恩來解釋道:中共在農村裡經過長期鬥爭的鍛煉,特別是有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完全可以無產階級化。(參見《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178、179頁。)當時國際的工作人員對他印象很深,甚至稱他是“毛澤東的使者”。(參見《我的一生——師哲自述》,第 111頁。)
四、走訪慰問在蘇人員,關心幫助黨員幹部
周恩來到莫斯科後,沒有忘記遠離祖國在蘇學習、工作的人員。在工作之餘,周恩來還抽空到莫斯科郊外的黨校去看望正在那裡學習的中共黨員。那所黨校對外稱療養院,實際上是為中共培養政治、軍事幹部的學校。黨校分政治、軍事兩個班,政治班有蔡暢、張子意、李士英、馬明方等,軍事班(即伏龍芝軍事學院)有劉亞樓、方志純、鐘赤兵、盧冬生等。(參見《周恩來傳》上,第 572頁。)周恩來鼓勵學員們安心學習,早日學成回國。
1940年 2月 23日,周恩來和任弼時出發回國之際,還致信季米特洛夫,請將蘇兆征兒子蘇秋秋結束學業後,派回中共中央安排任用,並請共產國際向他提供攝影攝像、配件和必要資料,使他回國後能從事電影攝影。(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9卷,第 32頁。)
周恩來還到莫斯科郊區的國際兒童院看望中國的孩子們。(參見《周恩來傳》上,第 572頁。)這所兒童院是 1937年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在莫斯科市郊莫尼諾建立的。中國抗戰爆發後專門接收中共領導人及革命者的後代。毛澤東、劉少奇、瞿秋白、趙世炎、李富春等人的子女都曾在兒童院學習生活。周恩來、鄧穎超專門抽出時間去看望這群孩子,關心他們的身體健康和學習生活狀況。
在蘇期間,周恩來還解救了在困境中的中共中央委員陳郁。陳郁是廣東省寶安縣南頭陳屋村(今深圳市南頭區南頭村)人,在大革命期間結識周恩來。他曾組織工人隊伍支援過周恩來等領導的第一次東征,並在周恩來等啟發引導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被任命為全國海員總工會主席。1931年 6月 21日,在中央安排下赴蘇聯學習。在蘇聯留學期間,陳郁受到王明的殘酷迫害,被指控有反黨反革命活動以及參加組建羅章龍第二黨的活動,後被送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勞動。自此,陳鬱與中共中央失去了聯繫。周恩來到莫斯科後,得知陳鬱還活著,而且蒙受了不白之冤。他親自到共產國際監委辦理手續,撤銷了王明對陳鬱“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並將陳鬱調回莫斯科,決定帶他一起回國。(參見《周恩來傳》上,第 572頁。)
綜如上述,抗戰時期周恩來赴蘇,雖為治療臂傷,但他卻時刻惦記著工作。在他心裡,“工作比醫病更重要!”(《周恩來傳》上,第 567頁。) 因此,周恩來雖然在蘇停留時間短暫又緊張,卻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向共產國際作出正式報告,說明中國抗日戰爭的情況及抗戰決心,為中國人民抗戰和中國共產黨贏得更多支持援助；廣泛溝通,與共產國際及各國共產黨代表建立良好的關係,架設溝通的橋樑；關懷在蘇工作和學習人員,為他們送去黨的溫暖。總之,周恩來在蘇期間多方活動,為中國共產黨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堅持抗戰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貢獻。
(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2014年度研究專案“弘揚八一精神與實現中國夢關係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專案編號為JD1486)
﹝作者劉小花,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館員,江西南昌 330009﹞
(《黨的文獻》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佈,請勿轉載)
(原載於2016年04月26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有時因為統一戰線發展,又使統治階級及其政黨不安起來,而發生新的摩擦。這就使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經常處在一種複雜曲折的變化過程中。(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302頁。)總的來說,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八大特點:第一,是全民族抗日的,這是它的優點；第二,是以三民主義為政治基礎的,中國統一戰線有現成的三民主義為政治基礎,這是它的強點；第三,是有軍隊的；第四,是有 15年經驗的；第五,是不平衡的,同時也是不平等的；第六,是長期性的,統一戰線是保證抗戰的,但抗戰期間並不能保證統一戰線不生變化,所以統一戰線是要在長期中求進步,同時也會遇到危險；第七,是大多數民眾尚未組織的,遂使廣大民眾雖參加了抗戰,但尚不能給統一戰線以有力的組織基礎；第八,是處在新的國際環境中的。周恩來強調指出:“不管怎樣,事實上,統一戰線總是存在著和發展著的,而且國共兩黨的重新合作,正為中國統一戰線的主要內容。沒有這,統一戰線的存在不可能,抗戰的發動和堅持也不可能。”為此中共一向堅持一切服從抗日,抗日高於一切；三民主義是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國共合作是統一戰線的組織基礎；國民黨的進步、共產黨及其軍隊的鞏固和發展是統一戰線的保證；堅持長期抗戰,反對投降分裂；為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徹底實現而鬥爭等原則以維護和鞏固統一戰線。(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304—305、303—304、309頁。)也就是說,在中共的推動和爭取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雖然有分裂的危險,但還是努力維持著。第二,如何正確處理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
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以來,國共兩黨雖然再度攜手合作,但是衝突和摩擦不斷。1939年國民黨竭力阻止共產黨敵後根據地的擴大,並對邊區實施封鎖。同年夏,國共兩黨部隊還在山東、河北等地發生了一些武裝衝突。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的召開進一步惡化了兩黨關係。周恩來在報告中講道:蔣介石基本思想及政策為聯合蘇聯,但是反對共產主義；聯合中國共產黨,但是要溶化共產黨；需要群眾,但是統治群眾。(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308頁。) 為此,中共採取了“團結和鬥爭”的策略。周恩來向共產國際強調,共產黨自抗戰以來,在對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的態度上一直遵守三個原則:擁護蔣介石領導抗戰；承認國民黨在全國政權軍隊中的領導地位；承認抗戰建國綱領為國民政府在全國的施政方針。( 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310頁。)
根據上述原則,共產黨對蔣介石基本上站在援助他的立場上,使之堅持抗戰趨向進步；對國民黨則站在使國民黨進步的立場上,推動和贊助國民黨中的進步分子,使之積極起來,反對國民黨部的落後及其特務機關的作用；對國民黨政府,多經過參政會,向其作各種建議。(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310—311頁。)
周恩來也指出目前兩黨合作還存在諸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如“中共的發展問題”“中共參加政權問題”“國民大會問題”“陝甘寧邊區問題”“八路軍及新四軍問題”。這些問題產生根源其實是國民黨害怕中共發展壯大,一直限制和阻止中共及其部隊發展,企圖縮小共產黨活動區域或徹底消滅共產黨。(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314—318頁。)
第三,如何加強中國共產黨及八路軍、新四軍的力量?
抗戰開始後,中共自身的力量得到發展,無論是黨員數量還是控制的區域都有了顯著增加。周恩來報告稱,中共在許多大城市恢復並建立了新的組織,儘管在國民黨統治和日寇佔領的區域,主要採取秘密的形式；黨員方面,這兩年多的發展較抗戰前幾乎達到七倍,據1939年六七月統計黨員人數已達到 498115人。幹部發展培養上,中央直接辦的黨校以及邊區機關、短訓班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滿足党對幹部的需求。在党的領導方面更加鞏固了,“尤其是中共的中央委員會從沒有像現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團結一致了”。(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320—323頁。)
八路軍與新四軍的力量也得到加強。周恩來報告稱:“八路軍在合編時的人數大概有 5萬人,到今年開始,發展達 6倍。”“新四軍去年春集中時,只有 4000多人,至今年8月,已發展到 3萬餘人。”敵後遊擊根據地的數目也得到增加。八路軍、新四軍的發展和勝利,是保證党能勝利的重要條件。雖然抗戰後八路軍、新四軍得到了發展,但是周恩來也指出其存在的一些弱點,“特別是因為新的成份加多,戰鬥頻繁,軍隊本身的繼續鞏固,有些地方不夠,在教育上也慢得很,一般的只能注意對於遊擊戰爭的訓練,而軍隊品質的提高,即在幹部中間也差得很。由遊擊部隊向著正規部隊建設的進度也慢得很。這都是最值得注意的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323—324、325頁。)
周恩來的報告引用大量資料,詳細具體地向共產國際彙報了兩年多以來,中共為建立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中國抗戰作出的艱苦努力和不懈鬥爭。這對亟需瞭解中國抗戰形勢的共產國際來說,是非常及時和必要的。報告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內引起重要反響,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能否維護統一戰線,妥善處理國共關係的疑慮和擔心,加深了他們對中共的理解、信任和同情,堅定了共產國際對中國取得抗戰勝利的信心。季米特洛夫邀請周恩來赴家宴時,就請周恩來回國後向那些戰鬥在前線和後方的抗日戰士問好,並說:“我相信,中國革命勝利的日子已經不遠了。”(《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年版,第 463頁。)
周恩來的報告也為共產國際進一步幫助、指導中共提供了重要決策依據。鑒於中國局勢和中國共產黨複雜的鬥爭條件,季米特洛夫責成卡裡利奧、迪阿斯、弗洛林、周恩來等組成的委員會同中國同志和共產國際執委會幹部部及其他部的工作人員一起討論,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擬定相應的建議。1940年 1月 29日,季米特洛夫還就中共問題致信詢問史達林,請史達林在兩個基本問題上能給予中共中央指示和建議:“(1)為了防止中國統治集團向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共產黨應該採取怎樣的方針和措施。(2)為了在目前條件下繼續進行鬥爭,特別是鑒於國民黨領導集團實行迫害共產黨和消滅特區及八路軍、新四軍的政策,共產黨應該採取怎樣的方針和措施。”他還將周恩來的報告附後送交史達林。(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9卷,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1頁。)
2月至 3月間,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就周恩來的報告通過了一系列決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根據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的報告通過的決議》肯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指出:“共產黨在日中戰爭期間為動員中國人民的力量起來同日本侵略者作鬥爭做了大量工作,堅決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近來在自己隊伍的成長方面也取得了成績,成為國內一個巨大的政治因素。”(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9卷,第 40頁。)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批准的《中共中央為即將舉行的黨的代表大會擬定的基本政治方針》指出:目前民族統一戰線分裂和向日本帝國主義投降的危險是中國人民最主要和直接的危險。因此,該決議認為動員千百萬人民克服投降危險乃是共產黨的中心任務。針對國共兩黨關係,該決議建議遵照抗日鬥爭的需要並以 1937年的國共合作宣言和蔣介石關於中共宣言的聲明為出發點；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來消除誤解和衝突；承認國民政府及其首腦蔣介石在繼續抗戰中的威望,同所有擁護抗日的人緊密合作,盡全力同國民黨軍隊在爭取民族解放的共同事業中搞好兄弟關係。值得注意的是,該決議也提出:針對國民黨的摩擦與衝突,中共不應接受導致消滅或孤立邊區,削弱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戰鬥力為條件的妥協。(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9卷,第42、45、47頁。)雖然隨著局勢的變化,國共衝突愈來愈嚴重,此後更是發生了皖南事變這一重大事件。但從總的來說,中共還是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一直努力維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此外,共產國際還通過了《關於中共組織和幹部工作的決議》《關於中共進行馬列主義的報刊宣傳和口頭宣傳的決議》《關於動員中國青年的決議》。應該說,這些決議對於指導中共之後的具體工作,加強抗戰有著積極意義。季米特洛夫把決議親自交給周恩來,並說明這是在史達林親自主持下討論和草擬的。周恩來把它的中文譯本隨身攜帶回國,交給中共中央。(參見師哲:《我所知道的周恩來同志的一些情況》,《北京日報》1986年 1月 6日,轉引自《周恩來傳》上,第 572頁。)
同時,季米特洛夫致電中共中央,告知周恩來會親自通報共產國際就中國問題所討論和協商的所有情況,並請中共如在某些問題上有不同意見,速告共產國際並說明理由。電報末尾特別交代:周恩來抵達後請立即電告。(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9卷,第 62頁。)3月 26日,周恩來回延安後,中共中央接連舉行會議,聽取了周恩來的彙報,討論了一系列重大問題,並對各項工作進行調整,作出具體部署。(參見《周恩來傳》上,第 574頁。)
二、積極溝通聯絡,為中國共產黨爭取經費和物資援助
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共財政收入主要依靠國民政府的抗日軍餉和國內外進步人士的一些財力物力援助,但這些經費是遠遠不夠的。1939年 7月,中共中央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的電報中指出:“我們軍隊的開支,包括黨組織和學校的開支,每月無論如何也不能少於 500萬元,而國民黨每月發給八路軍 60萬元,發給第四軍 13萬元,每月缺少 427萬元。以前我們從我們所佔領的地區獲得收入,但是現在由於我們一大部分地域喪失和國民黨政策的緣故,我們的財政狀況極其困難。”報告最後請求共產國際給予 500萬美元的財政援助。(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240、242頁。)1940年 2月,中共中央再次致電季米特洛夫,指出:蔣介石迄今每月撥給共產黨 73萬元。這個數位只等於全部軍事開支的 1/40,而且現在不提供任何武器裝備。 (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9卷,第 26頁。)
鑒於中共在財政方面的困境,積極溝通聯絡共產國際負責人,為中共爭取援助無疑是周恩來在蘇期間的重要使命。中共中央多次致電周恩來,要他轉告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中共的財政狀況。1939年 11月 26日,中共中央致電周恩來:“後方機關的開支每月就有 50萬中國元。所有現金到今年年底才能拿到。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所需資金還沒有著落。請與有關同志協商,積極解決這個問題。請於今年年底攜帶資金返回延安。”(《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296頁。)
為此,周恩來向季米特洛夫說明了中共財政困難狀況,並遞交了 1940年黨和軍隊的開支預算,請求共產國際給予援助。從這份詳細預算中,可以看到黨的每月開支總數為 70.796萬中國元,收入數是 30萬中國元,每月缺口40.796萬中國元,合 5.828萬美元；軍隊每月開支總額為 420萬中國元,南京國民政府撥給軍餉 77萬中國元,地方政府機構所得軍隊收入133萬中國元,每月缺口 210萬中國元,合 30萬美元。中共黨和軍隊每月財政赤字為 35.828萬美元。(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9卷,第 28—30頁。)中共同共產國際,特別是周恩來同季米特洛夫的溝通有一定成效。1940年 2月 23日,季米特洛夫就向中共提供財政援助一事專門致信史達林。信的開頭寫道:“中共中央委託周恩來同志向我們提出了黨和軍隊的開支預算,說明了黨非常困難的經濟狀況,並請求提供資金援助。”信中,季米特洛夫表示已向周恩來說明:“党應該動員國內現有一切資源來抵補這巨大的赤字,而不要指望外來援助。”他向史達林建議:考慮到中共的現實處境和保證黨的報刊、宣傳及培訓党和軍隊幹部的現有黨校網路的需要,1940年度向中國共產黨提供 35萬美元的援助是適宜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9卷,第 27頁。)這一額度與中共每年的財政赤字有較大差距,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財政困境。不過,最後史達林批復給中共的援助金額為 30萬美元。(參見張澤宇:《抗戰時期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共的財政援助》,《黨史研究與教學》2011年第 5期。)這在後來中共給共產國際的電文中也得到確認。1940年 8月,中共致電季米特洛夫,告知:5月底前已收到款項 14.667萬美元以及 0.82萬英鎊,加上周恩來前往莫斯科之前收到的 6.5萬美元和 0.75萬英鎊,共計26.9470萬美元。但這是按照之前周恩來同索爾金(索爾金於 1937年至 1941年任共產國際執委會國際聯絡部副部長、共產國際執委會通訊社副社長,1941年至 1947年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幹部部高級顧問。) 所談妥的英鎊對美元匯率 1:4所折算的。但現在中國每一英鎊僅合 3美元 60美分。因此,中共請求共產國際按照目前英鎊的價額折算,希望從共產國際處得到規定給中共 30萬美元款項中的餘款 8.741萬美元。(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9卷,第 80—81頁。) 9月份,周恩來又收到共產國際經費 4.3287萬美元和 1.15萬英鎊。次年 2月 17日,中共又收到 2.45萬美元及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轉來的 3萬美元。(此 3萬美元是因英鎊在中國不流通,中共遂將 1940年 9月份收到的 1.15萬英鎊連同手中所持有的 2015英鎊寄回蘇聯,請共產國際一併兌換成美元寄回。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9卷,第 107頁。)至此,周恩來在共產國際積極協調的 30萬美元已經落實。1940年 1月 29日,中共中央青年委員會也電請周恩來和任弼時,請求轉告青年共產國際希望其提供經費援助。信中稱,隨著中國青年運動的發展,必須建立培訓青年運動領導人的學校。現有的安吳學校因局勢緊張,難以為繼,需遷至延安,請求青年共產國際每月提供 1萬美元。(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9卷,第 13頁。)
除了經費援助外,周恩來還積極爭取幹部培訓、醫療設備、無線電通訊器材、新聞紙等援助項目。1939年周恩來和任弼時致信季米特洛夫,反映設在迪化(即今烏魯木齊)的一所為八路軍培養軍事技術幹部的軍事學校,由於缺乏軍事技術裝備(缺少新型飛機、坦克、汽車等)和軍事教員,教學難以進行。希望共產國際能解決一些必要的軍事技術裝備和教員,讓學員能夠繼續學習以完成學業,或者將其中優秀學員送到蘇聯莫斯科或阿拉木圖地區軍事培訓班繼續學習。(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287—288頁。)關於無線電等器材的援助,1940年 4月 2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電周恩來,告知:無線電發報機及其馬達、制鋅板材料和無線電器材已經發出到蘭州了。報紙印刷紙張在迪化。同時,共產國際正在弄清楚能否寄送藥品和自然科學參考書等。( 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9卷,第 66頁。)此後,共產國際還就建立新的聯絡點多次致電周恩來等,以期給中共更多的物資援助。(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9卷,第 84—87頁。)中共陸續獲得了藥品、武器等物資。應該說,上述這些援助的獲得,與周恩來在共產國際期間多方爭取是密不可分的。
三、及時協調解決各類事宜,為共產國際與中共架起良性溝通橋樑
周恩來到共產國際以後,與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一起,及時協調解決各類突發事宜,消弭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某些誤會,增進相互理解。
周恩來在蘇期間,正趕上史達林 60歲壽辰。為此,季米特洛夫 12月 7日致電中共,請中共於 12月 18日前寄來毛澤東撰寫的以《史達林是中國人民獨立的朋友》為題的短文和朱德撰寫的以《中國戰士高呼史達林的名字》為題的短文。(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297頁。) 當時,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大都接受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的指導和幫助,中共也不例外。因此,蘇聯共產黨的領袖史達林享有很高的權威和地位。就像後來毛澤東文中所寫的:史達林同志的“這個生日,在全世界上,在只要是知道的又是革命的人們的心中,可以料得到,都會引起親切的熱烈的慶祝”(《史達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澤東選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657頁。)。
但是中共遲遲未將賀信寄到。於是,周恩來和任弼時於 12月 15日再次致電中共中央提醒:“12月 21日是史達林同志誕辰 60周年,請寄賀電來。”(《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299頁。)後來,中共如期發來了賀電。毛澤東親自撰寫了文章《史達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並在延安各界慶祝史達林 60壽辰大會上發表了演說。在當時的背景下,這對融洽中共與共產國際及蘇聯的關係,爭取更多的援助有著積極作用。
1939年 9月,為了加大中共抗日宣傳,打破國民黨新聞封鎖,爭取國際援助,毛澤東邀請愛德格·斯諾再次訪問陝北暢談國內外形勢及中國共產黨的方針及政策。在同斯諾的談話中,涉及到國共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共產黨獨立性等敏感性話題。1939年 11月 10日,季米特洛夫致電毛澤東,認為斯諾 10月 21日在《每日先驅報》上發表的談話“具有挑釁性”,並詢問毛澤東是否對斯諾談了“現在處於共產黨軍隊控制下的地區,在行政方面獨立於蔣介石政府。在消滅國民黨獨裁和取代它建立共產黨人及其他人士的民主機構之前,中國不可能完全統一”等內容。季米特洛夫認為這些談話內容容易被國民黨利用,不利於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291頁。)
周恩來、任弼時立即就此事件與莫爾德維諾夫(莫爾德維諾夫,1938年至 1940年任共產國際執委會幹部部高級顧問。)進行了交談,並表示同意季米特洛夫的意見。同時,周恩來電請中共中央告之毛澤東向斯諾發表談話的具體內容。(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292頁。)11月 21日,中共中央答覆季米特洛夫:斯諾發表的談話未經毛澤東審閱。(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295頁。)
斯諾同情中國共產黨,是中共向外界表明態度和宣傳自己的重要視窗。與此相反,國民黨頑固派以及日本帝國主義對斯諾的所作所為極為仇視。因此,共產國際擔心斯諾的言論成為國民黨挑起摩擦和分裂的藉口,導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破裂。在當時的情況下,周恩來及時向共產國際執委會顧問等進行了溝通解釋,消除了共產國際對中共能否維護國共合作民族統一戰線的憂慮。
周恩來還同共產國際就有關中共七大的召開時間及人事安排問題進行了磋商(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8卷,第 340頁。),並借機向共產國際反映了王明、李德二人的問題。王明曾深得共產國際信任,19 37年後被共產國際派回國內參加抗戰。周恩來向季米特洛夫介紹,王明回國後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口號,並到武漢主持長江局,企圖另外組織自己的班底等。季米特洛夫聽後表示非常驚訝。(參見《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311頁。)同時,周恩來提請共產國際監委審查李德問題。李德這位打著“共產國際派來的顧問”旗號的德國人,曾使中央蘇區遭受重大損失。共產國際監委主席弗洛林根據中共的意見主持了審理。最後審理的結論是“李德有錯誤”,但“免予處分”。(參見《我的一生——師哲自述》,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10頁。)
周恩來對王明、李德等幹部問題的反映處理,使共產國際及時瞭解到它曾在中共組織幹部人事安排方面存在的問題,對避免共產國際對中共過多干預,保持中共在幹部任免上的自主權有重要作用。在蘇期間,周恩來不僅同共產國際高級領導進行會談,還同各國共產國際代表們進行了深入廣泛交流,分別會見了共產國際執委皮克、伊巴露麗、庫西寧、安東尼斯庫、瑪律蒂等,互相交換意見,積極溝通。(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 462頁。)例如,當時共產國際的領導同志都還擔心中共以鄉村為中心,離工人階級太遠。周恩來解釋道:中共在農村裡經過長期鬥爭的鍛煉,特別是有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完全可以無產階級化。(參見《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178、179頁。)當時國際的工作人員對他印象很深,甚至稱他是“毛澤東的使者”。(參見《我的一生——師哲自述》,第 111頁。)
四、走訪慰問在蘇人員,關心幫助黨員幹部
周恩來到莫斯科後,沒有忘記遠離祖國在蘇學習、工作的人員。在工作之餘,周恩來還抽空到莫斯科郊外的黨校去看望正在那裡學習的中共黨員。那所黨校對外稱療養院,實際上是為中共培養政治、軍事幹部的學校。黨校分政治、軍事兩個班,政治班有蔡暢、張子意、李士英、馬明方等,軍事班(即伏龍芝軍事學院)有劉亞樓、方志純、鐘赤兵、盧冬生等。(參見《周恩來傳》上,第 572頁。)周恩來鼓勵學員們安心學習,早日學成回國。
1940年 2月 23日,周恩來和任弼時出發回國之際,還致信季米特洛夫,請將蘇兆征兒子蘇秋秋結束學業後,派回中共中央安排任用,並請共產國際向他提供攝影攝像、配件和必要資料,使他回國後能從事電影攝影。(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 19卷,第 32頁。)
周恩來還到莫斯科郊區的國際兒童院看望中國的孩子們。(參見《周恩來傳》上,第 572頁。)這所兒童院是 1937年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在莫斯科市郊莫尼諾建立的。中國抗戰爆發後專門接收中共領導人及革命者的後代。毛澤東、劉少奇、瞿秋白、趙世炎、李富春等人的子女都曾在兒童院學習生活。周恩來、鄧穎超專門抽出時間去看望這群孩子,關心他們的身體健康和學習生活狀況。
在蘇期間,周恩來還解救了在困境中的中共中央委員陳郁。陳郁是廣東省寶安縣南頭陳屋村(今深圳市南頭區南頭村)人,在大革命期間結識周恩來。他曾組織工人隊伍支援過周恩來等領導的第一次東征,並在周恩來等啟發引導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被任命為全國海員總工會主席。1931年 6月 21日,在中央安排下赴蘇聯學習。在蘇聯留學期間,陳郁受到王明的殘酷迫害,被指控有反黨反革命活動以及參加組建羅章龍第二黨的活動,後被送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勞動。自此,陳鬱與中共中央失去了聯繫。周恩來到莫斯科後,得知陳鬱還活著,而且蒙受了不白之冤。他親自到共產國際監委辦理手續,撤銷了王明對陳鬱“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並將陳鬱調回莫斯科,決定帶他一起回國。(參見《周恩來傳》上,第 572頁。)
綜如上述,抗戰時期周恩來赴蘇,雖為治療臂傷,但他卻時刻惦記著工作。在他心裡,“工作比醫病更重要!”(《周恩來傳》上,第 567頁。) 因此,周恩來雖然在蘇停留時間短暫又緊張,卻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向共產國際作出正式報告,說明中國抗日戰爭的情況及抗戰決心,為中國人民抗戰和中國共產黨贏得更多支持援助；廣泛溝通,與共產國際及各國共產黨代表建立良好的關係,架設溝通的橋樑；關懷在蘇工作和學習人員,為他們送去黨的溫暖。總之,周恩來在蘇期間多方活動,為中國共產黨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堅持抗戰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貢獻。
(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2014年度研究專案“弘揚八一精神與實現中國夢關係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專案編號為JD1486)
﹝作者劉小花,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館員,江西南昌 33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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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2016年04月26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