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文明改變了世界生活的樣式。
早在1848年馬克思便指出:“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
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
”隨著20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日益加劇,對外開放成為每一個國家發展經濟的重要條件和動力。
周恩來是胸懷世界、深具戰略眼光的政治家。
抗日戰爭時期,他在為中共爭取外交生存空間的過程中,就表達了在戰後與美國為代表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廣泛合作,開展經濟技術交流的強烈願望。
新中國成立初期,周恩來指出:“生產建設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獨立白主。 美帝國主義封鎖我們,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困難,但我們決不能因此就向美帝國土義屈服。 ”與此同時,作為一個卓越的外交家、管理者和戰略活動家,周恩來又為中國經濟建設爭得比較好的外部環境和盡可能多的經濟技術交流機會,以及獲得對外開放和向外國學習的條件而竭盡全力。 他提山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求同存異”等外交思想,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壘障,是對戰後國際關係中強權政治、冷戰對峙的否定,反映了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願望,成為國際關係中普遍承認的基本準則,並有助於中國全方位地走向世界。
1956年3月4日,周恩來向出席全國基本建設和勞動工資等11個專業會議的代表作報告時,闡述了正確處理中外關係,向一切國家學習,開門建設的思想。 他說:中國是一個落後的國家,我們怎樣擺脫經濟、文化上的落後呢?就是要把人家的長處學來,融會貫通,用於中國的實際。 “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點長處,我們都要把它學來。 ”這是對此前只能借鑒蘇聯經驗,只能學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向其他國家學習的錯誤傾向最早的批評。
1956年9月,周恩來在中共八大所作“二五”計畫建議的報告中說,那種認為經濟建設可以依賴外國援助,不要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想法是錯誤的；而“另一種關起門來建設的想法也是錯誤的”。 中國不僅在實行工業化的過程中,需要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需要同其他國家發展和擴大經濟、技術和文化交流,而且在實現了工業化之後,“也不可能設想,我們就可以關起門來萬事不求人了”。
進入20世紀60年代,周恩來繼續強調要處理好自力更生和對外開放的辯證關係,確認自力更生建設獨立經濟並不排除和拒絕平等貿易、互通有無、技術進口和相互援助。 特別是不發達國家尤其需要發達國家的技術和設備。 “在現代,每個國家都不能閉關自守、孤立起來。 ”1964年4月23日,他在會見日本客人時說:“日本經濟的發展,不光是靠國內,同時也靠國際市場。
“文化大革命”期間,極左思潮甚囂塵上,導致開展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如履薄冰,動則得咎。 周恩來身處複雜的政治環境,仍一直與對外關係上存在的那種“左”的錯誤思想進行鬥爭。 他頂住“四人幫”把對外交往斥為“洋奴哲學”的極左思潮,盡力為中國引進經濟建設所急需的關鍵技術和設備。1973年,他痛心地指出,有的出國考察代表團考察回來,不敢講外國人的長處,好像一講就給我們臉上抹黑。既然如此,又出去幹什麼?“不敢談人家的長處,也不敢談我們的短處,這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在周恩來看來,極左的做法,說得好,是空想；說得不好,就是破壞。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繼承和發揚周恩來的對外開放思想,中國經濟才從對外交往中獲得更為強勁的動力,中國人也才真正瞭解到這個多姿多彩的外部世界。
本文系《大智周恩來》節選 作者:胡長明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
他頂住“四人幫”把對外交往斥為“洋奴哲學”的極左思潮,盡力為中國引進經濟建設所急需的關鍵技術和設備。1973年,他痛心地指出,有的出國考察代表團考察回來,不敢講外國人的長處,好像一講就給我們臉上抹黑。既然如此,又出去幹什麼?“不敢談人家的長處,也不敢談我們的短處,這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在周恩來看來,極左的做法,說得好,是空想；說得不好,就是破壞。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繼承和發揚周恩來的對外開放思想,中國經濟才從對外交往中獲得更為強勁的動力,中國人也才真正瞭解到這個多姿多彩的外部世界。本文系《大智周恩來》節選 作者:胡長明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