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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電 - 牛頓貝特曼小學是芝加哥市一所有著經典紅磚外牆的公立小學，
在去年的一門社會科學課程中， 每個學生手裡都拿著一台由 Google 推出的筆記型電腦。 他們打開 Google Classroom 應用程式， 那是老師留作業的地方。 接著， 他們點擊書寫程式 Google Docs， 開始寫論文。
當時只有 11 歲的馬蘇馬·汗（Masuma Khan）從筆記型電腦前抬起頭， 告訴我們， 她的論文探索了古代雅典的學校教育與她所接受的學校教育有什麼不同。 她說：“那個時候， 學生使用木制書寫板， 並且需要將所有筆記記在書寫板上。 現在， 我們可以直接在 Google Docs 上做筆記。 ”
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Chicago Public Schools）是美國第三大學區， 擁有大約 38.1 萬名學生， 該學區目前正處於“課堂 Google 化”這一美國教育深刻轉變的最前沿。
在短短五年時間裡， Google 顛覆了各家公司為了將產品打入教室而使用的銷售方法。
該公司表示， 如今， 美國超過一半的中小學生（超過 3000 萬兒童）正在使用 Gmail 和 Docs 等 Google 教育應用程式。 Google 推出的筆記型電腦 Chromebook 最初很難找到用武之地， 但它現在已經成了美國學校裡的“發動機”。 今天， 在進入學校的移動設備中， 超過一半的設備是 Chromebook。
美國最大學區紐約市教育部前首席資訊官哈爾·弗裡德蘭德（Hal Friedlander）表示， “從 2012 年秋季到現在， Google 從一個有趣的可能性轉變成了全國各個學校指導學生尋找資訊、創建文檔和提交文檔的主要途徑。
2012 年，
美國第三大學區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決定採用 Google 的平臺。
圖片版權：Whitten Sabbatini/《紐約時報》通過這個過程， Google 推動了公立教育的理念改變——優先培養孩子在團隊合作和解決問題等方面的技能， 同時弱化數學公式等傳統學術知識的教育。
在去年的一次行業會議上， Google 教育應用程式組組長喬納森·羅切勒（Jonathan Rochelle）在演講中觸及了這一思想。 在提到自己的孩子時， 他說：“我無法回答他們提出的‘如何運用二次方程式’的問題。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學習這種知識。 我不知道如果答案就在那裡， 他們為什麼不能用 Google 尋找答案。 ”
學校為 Google 提供的利益也許超過了他們的所得：Google 獲得了未來的一代又一代顧客。
在進入學校的幾百萬台 Chromebook 中， 每台 Chromebook 上的管理服務會為 Google 帶來了 30 美元收益。 不過， 通過使學生在幼年階段習慣於公司的服務，
每年都會有幾百萬美國學生從高中畢業。 一方面， Google 使那些擁有學校 Google 帳戶的人很容易地將自己在學校 Gmail 和 Docs 上的資訊以及其他檔上傳到常規 Google 消費者帳戶上；另一方面， 學校也在鼓勵學生這樣做。 例如， 就在本月， 科羅拉多州利特爾頓市查特菲爾德高中發佈了一則通知， 督促畢業班學生“確保”他們將學生帳戶轉換成“個人 Gmail 帳戶”。
一些家長對此並不滿意。 他們警告說， Google 可以利用孩子學校郵件中的個人資訊， 建立將他們作為年輕消費者的更加強大的行銷檔案。
大衛·巴爾索蒂（David Barsotti）是芝加哥地區的一名資訊技術專案經理， 他的女兒也在小學裡使用 Google 的工具。 他表示：“我的擔憂是， 他們正在建立孩子的個人檔案。當這些孩子成年時，他們可以創建出更好的個人檔案。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問題。”
Google 公司的羅切勒表示，當學生將學校郵件和檔轉移到個人 Google 帳戶時，這個帳戶將受到 Google 隱私政策的管理。他說，“個人 Gmail 帳戶可能會被廣告利用，”但 Google Drive 中的檔“永遠不會受到以顯示廣告為目的的掃描”。
圖片版權：《紐約時報》被擾亂的教育作為市值 6520 億美元的 Alphabet 的子公司，Google 是幾十年來各家科技公司為了將學生吸引成為未來顧客而進行的戰爭的最新重量級選手。調查公司 Futuresource Consulting 負責教育科技行業的分析師邁克·費希爾（Mike Fisher）表示：“如果你能讓某人儘早接觸到你的作業系統，就能儘早獲得他的忠誠度，這種忠誠度可能會持續一生。”
通過在教育產品開發和行銷上超越對手，Google 迅速拿下了這些下一代用戶。
2013 年，當其他科技公司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于向學校銷售他們現有的、面向消費者和企業的產品時，作為 Google Docs 共同開發者之一的羅切勒在 Google 組建了一個團體，以創建專門用於學校的應用程式。
為了推廣這些工具，Google 全球教育推廣者賈梅·卡薩普（Jaime Casap）開始帶著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進行全國旅行：卡薩普不是兜售 Google 的具體產品，而是告訴教育工作者，通過創造性地使用這些線上工具，他們可以改善學生在大學和職業生涯中的表現。
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首席資訊官菲力浦·迪巴托洛（Phillip DiBartolo）表示：“當蘋果和微軟繼續採用傳統銷售管道時，老師們對於 Google 產品在課堂上的使用起到了很大的幫助作用。”
不過，當 Google 通過尋找老師試用新的應用程式有效繞開學區管理者時，這種做法在芝加哥和另一個學區產生了一些問題。在這兩個地方，Google 遭到了嚴格的控制。
蘋果和微軟主要靠銷售設備和軟體服務盈利，而 Google 則主要依靠線上廣告創收，其收益大部分來自對使用者資料的複雜應用。多年以來，Google 利用學生線上活動相關資料的行為一直遭到質疑。
兒童保護組織常識媒體（Common Sense Media）的比爾·菲茨傑拉德（Bill Fitzgerald）說：“除非我們知道他們收集了哪些資訊，為什麼要收集這些資訊，又將怎樣利用這些資訊，還要保證使用者知道這類收集活動，否則我們永遠無法確定他們對這些資訊的利用將會説明還是傷害到一個孩子。”常識媒體致力於監測教學 APP 的隱私保護和安全問題。
Google 拒絕披露收集這些使用公司服務學生資訊的具體細節內容，公司分管教育部門的負責人布拉姆·布特（Bram Bout）指出，Google 隱私政策中列舉了公司通過教育服務收集的各項資訊，例如位置資訊和“使用者如何使用該項服務的細節資訊”。
布特說，在 Google 核心教育服務（包括 Gmail、Calendar 和 Docs）中，“學生資料只用于提供與他們相關的服務，這樣學生就可以利用郵件進行交流了。這些服務都不插入廣告，更不會根據收集來的個人資訊去投放廣告”。
一些家長、學校管理人員和隱私保護活動家認為這還不夠。他們認為 Google 應該提高資訊收集的透明度，公開公司收集和利用資訊的方式。
芝加哥地區專案經理巴索第（Barsotti）說：“如果我的女兒回到家後，用我在家裡的電腦登錄 Google Docs，他們就獲知了家裡的地址。如果收集這些資訊是以教育為目的，那麼他們的經營模式是什麼，他們為什麼需要收集這些資訊呢？”
校園行銷機器Google 教育的推廣者卡薩普則更願意將 Google 看作是教育發展的動力所在，他認為 Google 崛起的故事是一個幸運的巧合。2006 年，Google 聘請卡薩普負責在坦佩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發展新業務。
卡薩普很快說服學校管理人員取消了昂貴的內部郵件系統（這在當時並不是一個常規的舉動），換成了免費版 Gmail 和 Docs 的組合，Google 此前一直都只向公司銷售這類服務。一個學期之後，學校 65000 名學生中的大多數都註冊了郵箱。
Google 教育戰略在高校中的試水獲得成功後，公司全球教育推廣者傑米·卡薩普（Jamie Casap）決定將其推廣到公共學校。圖片版權：Nick Cote/《紐約時報》Google 公司一項新的業務就這樣誕生了。
之後，卡薩普邀請高校管理人員同其他學校分享他們在學校使用 Google 服務的成功故事。卡薩普說：“這一次引起了大爆發。”西北大學、南加利福尼亞大學還有很多學校也都開始使用 Google 的服務。
這就是 Google 教育的行銷腳本：利用便捷價格低廉的特性吸引學校管理者，然後呼籲這些學校向其他學校進行推銷，讓這些早期使用者成為同行中的先行者。
這一策略在高等教育領域非常成功，因此卡薩普決定將其推廣到公共學校。
教育部前官員史蒂文·納爾遜（Steve Nelson）說：在 Google 這一戰略實行過程中，俄勒岡州教育部官員正在尋求幫助降低當地學校郵件成本的方式。2010 年，政府正式批准 Google 教育應用在當地學校上線。
卡薩普說：“再一次引發了轟動。”全國各地的學校都找到他，卡薩普將納爾遜介紹給他們，納爾遜向他們傳授俄勒岡州推廣 Google 教育服務的經驗。
當時 Google 正在針對教師發展一個增長戰略，教師是課堂的把關人，他們可以影響學校管理者關於教育技術的決策。Google 教育高管布特說：“動力來源於教育者們，這也是我們所歡迎的。”
Google 創立了數十個名為 Google 教育集團（Google Educator Groups）的線上社區，教師們通過這項技術可以交流想法。這一群體還以實力創新者（Certified Innovator）為名發起培訓項目，面向那些能夠專業利用 Google 工具的教師，幫助他們樹立專業形象並向同行傳授經驗。
很快，教師們開始在社交媒體和教育技術大會上談論 Google 的教育服務。Google 也頻繁出席並贊助這類活動。公司還鼓勵已經使用 Google 服務的各個學校召開“領袖研討會”（leadership symposiums），學校管理人員可以與鄰近學校分享他們的經驗。
Google 教育應用團隊負責人詹森·羅切勒（Jonathan Rochelle）（戴眼鏡者）在公司去年夏天為參加教育技術大會的教師們舉行的派對上。圖片版權：Nick Cote/《紐約時報》雖然利用教育行業內的口碑行銷已經成為了教育技術公司十分常見的經營手段，Google 還是非常成功地在大範圍內使用了這種行銷技巧。一些評論家表示，公司利用公共學校人員佔有了市場。
教育技術戰略（EdTech Strategies）諮詢公司總裁道格拉斯·萊文（Douglas A. Levin）說：“公司開發教育資源既是為銷售，也是為了公共教育事業的發展。”他還說，家長和教育從業者應當關注的是 Google 在學校中超強的滲透性，以及“公司如何利用公共教育資源為 Google 品牌行銷服務的。”
布特卻不以為然，他表示公司找到這些教育從業者並非出於行銷目的，而是為了促進教師之間互相學習的一種努力，這樣可以讓他們更充分地利用穀歌公司的各種工具。
他說：“我們負責擴大這些故事的影響力，幫助有經驗的教育從業者獲得更高關注。因為他們依靠自己很難找到分享經驗的管道。”
狙擊微軟教師為中心的戰略在芝加哥的公立學校裡推行得近乎完美。
2012 年，當時還是四年級老師的珍妮·馬傑拉（Jennie Magiera）希望自己學生使用 Google Docs，因為這樣若干學生就可以同時處理同一個文檔。那時她所在的學區還沒有使用 Google 的應用，所以她自己為班上學生申請了六個用戶帳戶。
“我們是在偷偷用 Google 的應用，我只知道我想要讓孩子們學會合作而已。”馬傑拉在一次電話採訪中回憶到。她的說法正是 Google 推廣自家產品的主要理由之一。
拉克倫·蒂德瑪什等芝加哥官員和學校學區的資訊主管參觀了馬傑拉的教室。蒂德瑪什說，自己認為如果已經有教師自發地使用 Google 的服務了，那學區就應該正式啟用這個平臺，這是為了確保不會發生諸如小孩子們和陌生人互發郵件等情況。
馬傑拉的主張遇到了理想的時機。芝加哥公立學校正在試圖削減每年花在微軟 Exchange 及其他電子郵件服務上的 200 萬美金開支。官方為更便宜的服務專案進行了公開招標。
熟悉微軟的官員和馬傑拉在內的委員會審視了來自數家公司的報價。 2012 年 3 月，學區選擇了 Google。
學區的基礎服務主管愛德華·瓦格納（Edward Wagner）說微軟高管們感到很失望。但他指出，在當時，微軟既沒有一系列針對學校的免費線上服務來對標 Google 的產品，也沒有受到 Google 所有的基層教室的支持。“他們沒有得到來自老師和校長（的支持）。”
但很快，資料的隱私問題和安全問題就出現了，暴露了 Google 商業行為和一個大型學區所秉持的價值觀的衝突。
在不同採訪中，芝加哥官員都聲稱他們要求 Google 簽訂合同、同意一系列的要求，其中就包括遵守聯邦家庭教育權利和隱私法案。這條法律允許聯邦資助的教育機構同特定的學校供應商分享學生的個人資訊，前提是這些公司僅把這些資訊用於與學校相關的事務。
但 Google 最開始提議遵照自己公司的政策，再通過發送電子郵件連結來滿足法律要求：這是 Google 公司可以隨時變動的條款，瓦格納說道。“我們的律師對於通過連結獲取安全資訊的做法是有點不滿的。我不想要一個隨時會變的連結。”
俄勒岡州前教育官員尼爾森在和 Google 談合同的時候，就學生的隱私表達了類似的沮喪反應。他說：“這就是為什麼（談合同）花了十六個月。”
Google 的布特則聲稱，公司“歷來嚴肅對待教育使用者的合規需要”。他還補充說，“即使是公司教育應用協議早期版本”也已經就聯邦教育隱私法律進行了“處理”。
布拉姆·布特（Bram Bout），Google 教育部門的主管。版權：Nick Cote/《紐約時報》現在，Google 和學校就自家教育應用所簽訂的標準合同包括了遵守相關法律的承諾。
一名學區的發言人宣佈，自從採用了 Google 應用之後，芝加哥的學校每年節約了大概 160 萬美元的電子郵件及相關服務開支。
之後 Google 邀請了如今在醫療保健公司技術部門工作的蒂德瑪什為一個 Google 博客撰文分享自己的熱情。在一則博文裡，蒂德瑪什描述了開設 270000 個學校 Google 帳戶的經歷。“毫無疑問，這是我見過的最快速、最順暢的如此大規模的帳戶遷移。”他這樣寫道。（他說自己沒有因為這篇博文獲得報酬。）
蒂德瑪什說：“我們總是很樂意講述這個關於 Google 的故事。我願意想像因為我們的成功，又有數十所學校也換成了 Google 的服務。”
如今已是另一個學區創新主管的馬傑拉當時也推動了 Google 的目標。2012 年，部分原因是為了成為 Google 在教育領域認證的創新人才，她想出了讓芝加哥公立學校開一次免費會議來培訓老師們使用 Google 工具的主意，這次會議被稱為 Googlepalooza。這項如今由 Google 聯合贊助的年度活動，每年可以吸引數千名芝加哥地區以及臨近州的教育者們參加。
（馬傑拉之後偶爾會作為收費的主講人，為培訓教師使用 Google 工具的教育機構工作。）
“你能看到它（Google 的教育應用）從特定的地理中心往外輻射，這種做法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們採取了基於地理位置的拓展方法，因為我們確信這麼做是對的。”布特這樣描述 Google 針對教育領域的發展戰略。
Chormebooks 找到了用戶當時 Google 已經開發了一款簡潔的低成本筆記型電腦，名叫 Chromebook。電腦運行 Google 的 Chrome 作業系統，主要圍繞網路應用運行，這讓它的價格很便宜，而且相比安裝了本地軟體的傳統筆記型電腦啟動起來更快。
儘管 Google 為 Chromebook 設定的目標使用者在商業領域，但使用者們抱怨這個設備在沒有網路的時候功能受限。
但另一群有興趣的用戶出現了：公立學校。2011 年秋天，Google 邀請學校官員們到自己芝加哥辦公室和卡薩普見面，期望用 Chromebook 打動前者。
卡薩普沒有描述技術細節，相反，他描述了自己作為一名拉美裔學生，在曼哈頓的一個衰敗社區依靠救濟成長的故事，這個故事緊緊抓住了聽眾們的注意力。
他傳遞的資訊是：教育是帶來公平的偉大工具，技術則可以打破富有和貧困學生之間的藩籬。
在他的聽眾裡，坐著佛蘭克林公園東萊登高中的校長傑森·馬基（Jason Markey），他被說服了。馬基那些來自奧哈拉國際機場附近藍領工人社區的學生們面臨著同樣的困境。馬基說，自己在會議現場就放棄了為 3500 名高中生購買裝著微軟 Windows 系統筆記本的打算，他想要用 Chromebook 來代替。
設備進入學校在會後我馬上去找傑米說：“你們的產品可以發貨了嗎？”
之後馬基回到自己學區，告訴其他官員和老師，自己打算採購這個大部分人沒聽過的，未經市場檢驗的設備。他承認“那是一個艱難的決定”。
當時是 Google 向學校推銷低成本筆記型電腦的恰當時機。新的線上標準測試需要學生們通過筆記型電腦參加。Google 提供了管理數千台線上電腦的有效方法：他們可以遠端鎖定 Chromebook，這樣學生就沒法在考試期間進行網路搜索，他們還能讓缺考的電腦下線。
另一個優點在於，Chromebook 的雲存儲讓學生共用設備更簡單。不論使用哪一台 Chromebook，他們都可以打開自己的檔。
“這是我們能在教育領域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到十秒鐘，一個學生就能打開 Chromebook 開始使用。”主管 Google Chromebook業務的拉延·舍特（Rajen Sheth）說道。
Chromebook 的定價和易用性剛好符合了卡薩普的看法：對於學生來說，有條件享用科技意味著公平。“我不想我們成為這個領域的供應商，我希望我們能被看做是領袖，是有遠見的領袖。”去年在德克薩斯州奧斯丁舉行的西南偏南教育（SXSWedu）論壇的一次採訪中，他這樣描述 Google 在教育領域的理念。
在他發言的同時，一群穿著印有微軟 OneNote 標誌紫色斗篷的學生從會場沖過，這是（Google）在教育領域的對手。當看到這些斗篷時，卡薩普說：“我們不做這樣的事兒。”之後他冷淡地補充說：“我喜歡這些把戲。”
但某些批評者認為，所謂科技帶來公平的說法不過是推銷矽谷自私目標的把戲：利用教育者來讓自己的設備和應用進入學校。
“它的中心是科技，而不是學生。它不過是關於教育公平的一個小領域，卻忽略了師生比例這樣的議題。”教育應用分析師菲茨傑拉德說道。
（卡薩普說他不建議有問題的學區[比如教學問題、學生資助服務]優先投資教育科技。）
關於公平，東萊登高中校長馬基還有其他的考量。他說，學校裡約 20%的學生家中沒有網路。他們怎麼通過需要網路的 Chromebook 來做家庭作業呢？
芝加哥牛頓·貝特曼小學的一名學生。芝加哥公立學校已經花費 3350 萬美元購置了 134000 台Chromebook。版權：Whitten Sabbatini/《紐約時報》卡薩普說，Google 已經在研究離線運行的功能了，最終要把自家的教育應用改造成學生們可以放在 Chromebook 上拿回家寫作業，第二天再通過學校網路上傳的樣子。
很快，因為太多的教育工作者來參觀東萊登高中的技術，學校所在的學區開始組織年度會議來接待他們。去年卡薩普做了主題發言。馬基如今偶爾會作為收費的主講人，為培訓教師使用 Google 工具的公司 EdTechTeam 工作。
根據調查公司 Futuresource Consulting 的資料，2016 年，在進入美國中小學的移動設備中，Chromebook 佔據了 58% 的份額，而在 2012 年，這個比例只有不到 1%。Google 並沒有直接通過Chromebook 賺錢——Chromebook 是由三星（Samsung）、宏碁（Acer）和其他公司製造的。不過對於每一台設備，Google 要向學區收取 30 美元的管理服務費。芝加哥公立學校為 13.4 萬台Chromebook 花費了大約 3350 萬美元。
頂級 Chromebook 經銷商 CDW-G 公司的 K-12 教育策略師大衛·安德拉德（David Andrade）表示：“在我的印象裡，沒有哪種設備和平臺能夠如此迅速地在各種類型的學校中流行開來。”
一款“任務控制”應用程式2014 年，Google 的“教育卡車” 在芝加歌公立學校遇到了阻礙。這種文化碰撞顯示了 Google 這家“先建設再調整”的矽谷公司與堅持學生保護規則的大型官僚學區之間的巨大差異。
Google 曾認為芝加哥會成為最早採用 Google Classroom 的地區之一。Google Classroom 是該公司幫助教師點名、分配家庭作業和完成其他任務的新款應用程式。2014 年 8 月，一個 Google 團隊飛到了芝加哥，以便在該學區的年度教師會議 Googlepalooza 上演示 Classroom。
不過，Google 並沒有預料到瑪格麗特·哈恩（Margaret Hahn）的反對。
芝加哥公立學校前技術變更管理主任瑪格麗特·哈恩正在監督該學區對 Google Classroom 應用程式長達一年的先期試驗。圖片版權：Whitten Sabbatini/《紐約時報》
當時，哈恩是該學校系統的技術變更管理主任。她表示，Google 此前曾在沒有聯繫學區技術管理者的情況下邀請老師試用 Classroom 的一個初始版本——相當於從外部制定了一個學區政策決策。她說，Google 現在希望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在弄清 Classroom 是否符合當地學生保護政策之前在整個學區推廣這款應用程式。
“你不能直接提供一款產品並指望它在課堂上得到使用。你需要與學區合作，以確保你能夠保證孩子和老師的安全，”哈恩女士說。
美國第十大學區維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縣公立學校系統的技術架構師吉姆·西格爾（Jim Siegl）講述了類似的經歷。
他表示，Google 直接聯繫了費爾法克斯縣一些願意無償對 Classroom 進行外部測試的教師，為他們提供了提前使用這款應用程式的機會。西格爾說，該公司通過這種方式回避了他所選擇的 Google 設置，這些設置可以使他的學區對於在學校裡開放哪些新的 Google 服務獲得控制權。
西格爾還表示，Google 沒有告訴他該公司在費爾法克斯使用了哪些甚至多少老師對 Classroom 應用程式進行試用。西格爾說，當他關閉這款應用程式時，老師們已經在這款服務上建立了虛擬課堂，而且已經和學生們用上了這款程式。
他表示，他向 Google 提出了投訴。
“由於他們的身份以及這個生態系統的龐大，他們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學校面對的其他供應商相比，他們需要滿足更高的標準，”西格爾說。
布特在一份電子郵件聲明中提到了公司的核心教育服務：“在所有情況下，這些服務的使用都經過了負責監督整個學校的管理者的批准。”
Classroom 是創建 Google 教育應用程式組的羅切勒以及 Google 產品經理和前高中數學教師紮克·葉斯科爾（Zach Yeskel）的創意。他們說，他們將這款應用程式設想成了一種“任務控制”儀錶板，它可以使教師更加高效地管理作業分配和修改等任務，從而獲得更多面對學生的時間。為了開發這款應用程式，他們與教師進行了密切合作。
2014 年 5 月，Google 在網上發佈了一項公告，徵集志願者對 Classroom 進行外部測試。該公司表示，世界各地超過 10 萬名教師做出了回應，這顯示了 Google 在教育工作者之中迅速激發需求的能力。同年 8 月，Google 向學校提供了 Classroom 程式。
Futuresource Consulting 公司的費希爾表示：“他們為教師帶來了很大的動力，而 Google Classroom 是這件事情的關鍵。
對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來說，這個速度太快了。
這裡的管理者希望先對 Classroom 進行測試，以確保它能夠遵守學區政策，並且能夠適應教師的需求。所以，他們開展了一項持續整整一個學年的試點計畫，涉及大約 275 名教師和幾千名學生。哈恩女士表示，她會在每個月收集教師的回饋併發送給 Google。
“我們希望幫助他們把事情做好，”哈恩女士說。
管理者立即發現了一個問題：學校理事會的政策要求員工對網路欺淩和其他有問題的評論進行記錄。不過 Classroom 最初並沒有做到這一點。如果學生寫下某種冒犯性的言論並被老師刪除，這種言論將不會被存檔。
“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才讓他們做到這一點。遺憾的是，像我們這種規模的學區所具有的一些需求並不被 Google 所理解，”哈恩女士說。
Google 最終添加了一項存檔功能。第二年秋天，芝加哥學區放開了 Classroom。這裡的老師後來試用了其他 Google 產品，這使該學區成為了 Google 公司事實上的測試實驗室。“我們多次向 Google 表示，‘如果它適用於芝加哥，那麼它也適合於其他地方，’”哈恩女士說。
Google 的布特同意這種觀點。他表示，和其他學區相比，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常常會對 Google 提出更加嚴格的要求。
“如果你能在芝加哥取得成功，這相當於你通過了許多測試。在這種情況下，你可能也會在美國其他學校取得成功，”布特說。
在去年夏天的一場教育科技會議上，一名學生正在試驗 Google 的虛擬實境實地考察應用程式。芝加哥公立學校為這款軟體的測試提供了説明。圖片版權：Nick Cote/《紐約時報》這種關係也為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帶來了利益。
2015 年，該學區正在遭受一樁醜聞的困擾：司法部指控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前行政長官芭芭拉·伯德-貝內特（Barbara Byrd-Bennett）在無競標合同中，將超過 2300 萬美元資金轉移給了兩家學校供應商，以換取回扣。伯德-貝內特女士後來承認了一項電信欺詐罪名，並在 4 月被判四年半監禁。
芝加哥學校試用 Classroom 應用程式等 Google 產品的行為為管理者提供了一種令人滿意的反敘述：該學區正在無私地為全國的學校排除 Google 產品中的故障。雖然該學區目前正在面臨一場財務危機，但這仍然是一個很好的故事。
Google 表示，如今，美國大約有 1500 萬中小學生正在使用 Classroom。
Google 以如此巨大的規模測試產品的能力引發了關於這家科技巨頭是否正在利用公立學校教師和學生充當免費勞動力的擔憂。南加州大學教育副教授派特麗夏·伯奇（Patricia Burch）表示：“這家私人公司正在通過極具創意的方式利用公共資源（這裡是老師的時間和專業知識）以很低的成本打造新市場。”
Google 經理羅切勒表示，對公司來說，擁有能夠提供回饋的大規模多元教育用戶群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否則公司開發出的產品可能只適用於一小部分人。
“我們的目標是打造出能夠説明教育工作者和學生的產品。許多老師告訴我們，他們對公司非常感激，因為他們有機會在早期參與進來並對我們的產品進行調整，以滿足他們的需求，”羅切勒說。
目前和蒂德瑪什在同一家醫療保健公司工作的哈恩女士同意這種觀點。她表示，Google能夠回應教師的回饋，迅速改進產品，為學校帶來巨大的回報，其他科技公司則很少能夠做到這一點。
她表示，在芝加哥學校對 Classroom 進行測試以後，當 Google 教育團隊的成員要想尋找教育工作者對公司的創新進行試驗時，他們會直接聯繫她。“他們不再擅自行動，他們會首先來找我們，”哈恩女士說。
翻譯 熊貓譯社 劉清山 孫一 Harry
題圖來自 NYT
© 2017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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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正在建立孩子的個人檔案。當這些孩子成年時，他們可以創建出更好的個人檔案。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問題。”Google 公司的羅切勒表示，當學生將學校郵件和檔轉移到個人 Google 帳戶時，這個帳戶將受到 Google 隱私政策的管理。他說，“個人 Gmail 帳戶可能會被廣告利用，”但 Google Drive 中的檔“永遠不會受到以顯示廣告為目的的掃描”。
圖片版權：《紐約時報》被擾亂的教育作為市值 6520 億美元的 Alphabet 的子公司，Google 是幾十年來各家科技公司為了將學生吸引成為未來顧客而進行的戰爭的最新重量級選手。調查公司 Futuresource Consulting 負責教育科技行業的分析師邁克·費希爾（Mike Fisher）表示：“如果你能讓某人儘早接觸到你的作業系統，就能儘早獲得他的忠誠度，這種忠誠度可能會持續一生。”
通過在教育產品開發和行銷上超越對手，Google 迅速拿下了這些下一代用戶。
2013 年，當其他科技公司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于向學校銷售他們現有的、面向消費者和企業的產品時，作為 Google Docs 共同開發者之一的羅切勒在 Google 組建了一個團體，以創建專門用於學校的應用程式。
為了推廣這些工具，Google 全球教育推廣者賈梅·卡薩普（Jaime Casap）開始帶著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進行全國旅行：卡薩普不是兜售 Google 的具體產品，而是告訴教育工作者，通過創造性地使用這些線上工具，他們可以改善學生在大學和職業生涯中的表現。
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首席資訊官菲力浦·迪巴托洛（Phillip DiBartolo）表示：“當蘋果和微軟繼續採用傳統銷售管道時，老師們對於 Google 產品在課堂上的使用起到了很大的幫助作用。”
不過，當 Google 通過尋找老師試用新的應用程式有效繞開學區管理者時，這種做法在芝加哥和另一個學區產生了一些問題。在這兩個地方，Google 遭到了嚴格的控制。
蘋果和微軟主要靠銷售設備和軟體服務盈利，而 Google 則主要依靠線上廣告創收，其收益大部分來自對使用者資料的複雜應用。多年以來，Google 利用學生線上活動相關資料的行為一直遭到質疑。
兒童保護組織常識媒體（Common Sense Media）的比爾·菲茨傑拉德（Bill Fitzgerald）說：“除非我們知道他們收集了哪些資訊，為什麼要收集這些資訊，又將怎樣利用這些資訊，還要保證使用者知道這類收集活動，否則我們永遠無法確定他們對這些資訊的利用將會説明還是傷害到一個孩子。”常識媒體致力於監測教學 APP 的隱私保護和安全問題。
Google 拒絕披露收集這些使用公司服務學生資訊的具體細節內容，公司分管教育部門的負責人布拉姆·布特（Bram Bout）指出，Google 隱私政策中列舉了公司通過教育服務收集的各項資訊，例如位置資訊和“使用者如何使用該項服務的細節資訊”。
布特說，在 Google 核心教育服務（包括 Gmail、Calendar 和 Docs）中，“學生資料只用于提供與他們相關的服務，這樣學生就可以利用郵件進行交流了。這些服務都不插入廣告，更不會根據收集來的個人資訊去投放廣告”。
一些家長、學校管理人員和隱私保護活動家認為這還不夠。他們認為 Google 應該提高資訊收集的透明度，公開公司收集和利用資訊的方式。
芝加哥地區專案經理巴索第（Barsotti）說：“如果我的女兒回到家後，用我在家裡的電腦登錄 Google Docs，他們就獲知了家裡的地址。如果收集這些資訊是以教育為目的，那麼他們的經營模式是什麼，他們為什麼需要收集這些資訊呢？”
校園行銷機器Google 教育的推廣者卡薩普則更願意將 Google 看作是教育發展的動力所在，他認為 Google 崛起的故事是一個幸運的巧合。2006 年，Google 聘請卡薩普負責在坦佩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發展新業務。
卡薩普很快說服學校管理人員取消了昂貴的內部郵件系統（這在當時並不是一個常規的舉動），換成了免費版 Gmail 和 Docs 的組合，Google 此前一直都只向公司銷售這類服務。一個學期之後，學校 65000 名學生中的大多數都註冊了郵箱。
Google 教育戰略在高校中的試水獲得成功後，公司全球教育推廣者傑米·卡薩普（Jamie Casap）決定將其推廣到公共學校。圖片版權：Nick Cote/《紐約時報》Google 公司一項新的業務就這樣誕生了。
之後，卡薩普邀請高校管理人員同其他學校分享他們在學校使用 Google 服務的成功故事。卡薩普說：“這一次引起了大爆發。”西北大學、南加利福尼亞大學還有很多學校也都開始使用 Google 的服務。
這就是 Google 教育的行銷腳本：利用便捷價格低廉的特性吸引學校管理者，然後呼籲這些學校向其他學校進行推銷，讓這些早期使用者成為同行中的先行者。
這一策略在高等教育領域非常成功，因此卡薩普決定將其推廣到公共學校。
教育部前官員史蒂文·納爾遜（Steve Nelson）說：在 Google 這一戰略實行過程中，俄勒岡州教育部官員正在尋求幫助降低當地學校郵件成本的方式。2010 年，政府正式批准 Google 教育應用在當地學校上線。
卡薩普說：“再一次引發了轟動。”全國各地的學校都找到他，卡薩普將納爾遜介紹給他們，納爾遜向他們傳授俄勒岡州推廣 Google 教育服務的經驗。
當時 Google 正在針對教師發展一個增長戰略，教師是課堂的把關人，他們可以影響學校管理者關於教育技術的決策。Google 教育高管布特說：“動力來源於教育者們，這也是我們所歡迎的。”
Google 創立了數十個名為 Google 教育集團（Google Educator Groups）的線上社區，教師們通過這項技術可以交流想法。這一群體還以實力創新者（Certified Innovator）為名發起培訓項目，面向那些能夠專業利用 Google 工具的教師，幫助他們樹立專業形象並向同行傳授經驗。
很快，教師們開始在社交媒體和教育技術大會上談論 Google 的教育服務。Google 也頻繁出席並贊助這類活動。公司還鼓勵已經使用 Google 服務的各個學校召開“領袖研討會”（leadership symposiums），學校管理人員可以與鄰近學校分享他們的經驗。
Google 教育應用團隊負責人詹森·羅切勒（Jonathan Rochelle）（戴眼鏡者）在公司去年夏天為參加教育技術大會的教師們舉行的派對上。圖片版權：Nick Cote/《紐約時報》雖然利用教育行業內的口碑行銷已經成為了教育技術公司十分常見的經營手段，Google 還是非常成功地在大範圍內使用了這種行銷技巧。一些評論家表示，公司利用公共學校人員佔有了市場。
教育技術戰略（EdTech Strategies）諮詢公司總裁道格拉斯·萊文（Douglas A. Levin）說：“公司開發教育資源既是為銷售，也是為了公共教育事業的發展。”他還說，家長和教育從業者應當關注的是 Google 在學校中超強的滲透性，以及“公司如何利用公共教育資源為 Google 品牌行銷服務的。”
布特卻不以為然，他表示公司找到這些教育從業者並非出於行銷目的，而是為了促進教師之間互相學習的一種努力，這樣可以讓他們更充分地利用穀歌公司的各種工具。
他說：“我們負責擴大這些故事的影響力，幫助有經驗的教育從業者獲得更高關注。因為他們依靠自己很難找到分享經驗的管道。”
狙擊微軟教師為中心的戰略在芝加哥的公立學校裡推行得近乎完美。
2012 年，當時還是四年級老師的珍妮·馬傑拉（Jennie Magiera）希望自己學生使用 Google Docs，因為這樣若干學生就可以同時處理同一個文檔。那時她所在的學區還沒有使用 Google 的應用，所以她自己為班上學生申請了六個用戶帳戶。
“我們是在偷偷用 Google 的應用，我只知道我想要讓孩子們學會合作而已。”馬傑拉在一次電話採訪中回憶到。她的說法正是 Google 推廣自家產品的主要理由之一。
拉克倫·蒂德瑪什等芝加哥官員和學校學區的資訊主管參觀了馬傑拉的教室。蒂德瑪什說，自己認為如果已經有教師自發地使用 Google 的服務了，那學區就應該正式啟用這個平臺，這是為了確保不會發生諸如小孩子們和陌生人互發郵件等情況。
馬傑拉的主張遇到了理想的時機。芝加哥公立學校正在試圖削減每年花在微軟 Exchange 及其他電子郵件服務上的 200 萬美金開支。官方為更便宜的服務專案進行了公開招標。
熟悉微軟的官員和馬傑拉在內的委員會審視了來自數家公司的報價。 2012 年 3 月，學區選擇了 Google。
學區的基礎服務主管愛德華·瓦格納（Edward Wagner）說微軟高管們感到很失望。但他指出，在當時，微軟既沒有一系列針對學校的免費線上服務來對標 Google 的產品，也沒有受到 Google 所有的基層教室的支持。“他們沒有得到來自老師和校長（的支持）。”
但很快，資料的隱私問題和安全問題就出現了，暴露了 Google 商業行為和一個大型學區所秉持的價值觀的衝突。
在不同採訪中，芝加哥官員都聲稱他們要求 Google 簽訂合同、同意一系列的要求，其中就包括遵守聯邦家庭教育權利和隱私法案。這條法律允許聯邦資助的教育機構同特定的學校供應商分享學生的個人資訊，前提是這些公司僅把這些資訊用於與學校相關的事務。
但 Google 最開始提議遵照自己公司的政策，再通過發送電子郵件連結來滿足法律要求：這是 Google 公司可以隨時變動的條款，瓦格納說道。“我們的律師對於通過連結獲取安全資訊的做法是有點不滿的。我不想要一個隨時會變的連結。”
俄勒岡州前教育官員尼爾森在和 Google 談合同的時候，就學生的隱私表達了類似的沮喪反應。他說：“這就是為什麼（談合同）花了十六個月。”
Google 的布特則聲稱，公司“歷來嚴肅對待教育使用者的合規需要”。他還補充說，“即使是公司教育應用協議早期版本”也已經就聯邦教育隱私法律進行了“處理”。
布拉姆·布特（Bram Bout），Google 教育部門的主管。版權：Nick Cote/《紐約時報》現在，Google 和學校就自家教育應用所簽訂的標準合同包括了遵守相關法律的承諾。
一名學區的發言人宣佈，自從採用了 Google 應用之後，芝加哥的學校每年節約了大概 160 萬美元的電子郵件及相關服務開支。
之後 Google 邀請了如今在醫療保健公司技術部門工作的蒂德瑪什為一個 Google 博客撰文分享自己的熱情。在一則博文裡，蒂德瑪什描述了開設 270000 個學校 Google 帳戶的經歷。“毫無疑問，這是我見過的最快速、最順暢的如此大規模的帳戶遷移。”他這樣寫道。（他說自己沒有因為這篇博文獲得報酬。）
蒂德瑪什說：“我們總是很樂意講述這個關於 Google 的故事。我願意想像因為我們的成功，又有數十所學校也換成了 Google 的服務。”
如今已是另一個學區創新主管的馬傑拉當時也推動了 Google 的目標。2012 年，部分原因是為了成為 Google 在教育領域認證的創新人才，她想出了讓芝加哥公立學校開一次免費會議來培訓老師們使用 Google 工具的主意，這次會議被稱為 Googlepalooza。這項如今由 Google 聯合贊助的年度活動，每年可以吸引數千名芝加哥地區以及臨近州的教育者們參加。
（馬傑拉之後偶爾會作為收費的主講人，為培訓教師使用 Google 工具的教育機構工作。）
“你能看到它（Google 的教育應用）從特定的地理中心往外輻射，這種做法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們採取了基於地理位置的拓展方法，因為我們確信這麼做是對的。”布特這樣描述 Google 針對教育領域的發展戰略。
Chormebooks 找到了用戶當時 Google 已經開發了一款簡潔的低成本筆記型電腦，名叫 Chromebook。電腦運行 Google 的 Chrome 作業系統，主要圍繞網路應用運行，這讓它的價格很便宜，而且相比安裝了本地軟體的傳統筆記型電腦啟動起來更快。
儘管 Google 為 Chromebook 設定的目標使用者在商業領域，但使用者們抱怨這個設備在沒有網路的時候功能受限。
但另一群有興趣的用戶出現了：公立學校。2011 年秋天，Google 邀請學校官員們到自己芝加哥辦公室和卡薩普見面，期望用 Chromebook 打動前者。
卡薩普沒有描述技術細節，相反，他描述了自己作為一名拉美裔學生，在曼哈頓的一個衰敗社區依靠救濟成長的故事，這個故事緊緊抓住了聽眾們的注意力。
他傳遞的資訊是：教育是帶來公平的偉大工具，技術則可以打破富有和貧困學生之間的藩籬。
在他的聽眾裡，坐著佛蘭克林公園東萊登高中的校長傑森·馬基（Jason Markey），他被說服了。馬基那些來自奧哈拉國際機場附近藍領工人社區的學生們面臨著同樣的困境。馬基說，自己在會議現場就放棄了為 3500 名高中生購買裝著微軟 Windows 系統筆記本的打算，他想要用 Chromebook 來代替。
設備進入學校在會後我馬上去找傑米說：“你們的產品可以發貨了嗎？”
之後馬基回到自己學區，告訴其他官員和老師，自己打算採購這個大部分人沒聽過的，未經市場檢驗的設備。他承認“那是一個艱難的決定”。
當時是 Google 向學校推銷低成本筆記型電腦的恰當時機。新的線上標準測試需要學生們通過筆記型電腦參加。Google 提供了管理數千台線上電腦的有效方法：他們可以遠端鎖定 Chromebook，這樣學生就沒法在考試期間進行網路搜索，他們還能讓缺考的電腦下線。
另一個優點在於，Chromebook 的雲存儲讓學生共用設備更簡單。不論使用哪一台 Chromebook，他們都可以打開自己的檔。
“這是我們能在教育領域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到十秒鐘，一個學生就能打開 Chromebook 開始使用。”主管 Google Chromebook業務的拉延·舍特（Rajen Sheth）說道。
Chromebook 的定價和易用性剛好符合了卡薩普的看法：對於學生來說，有條件享用科技意味著公平。“我不想我們成為這個領域的供應商，我希望我們能被看做是領袖，是有遠見的領袖。”去年在德克薩斯州奧斯丁舉行的西南偏南教育（SXSWedu）論壇的一次採訪中，他這樣描述 Google 在教育領域的理念。
在他發言的同時，一群穿著印有微軟 OneNote 標誌紫色斗篷的學生從會場沖過，這是（Google）在教育領域的對手。當看到這些斗篷時，卡薩普說：“我們不做這樣的事兒。”之後他冷淡地補充說：“我喜歡這些把戲。”
但某些批評者認為，所謂科技帶來公平的說法不過是推銷矽谷自私目標的把戲：利用教育者來讓自己的設備和應用進入學校。
“它的中心是科技，而不是學生。它不過是關於教育公平的一個小領域，卻忽略了師生比例這樣的議題。”教育應用分析師菲茨傑拉德說道。
（卡薩普說他不建議有問題的學區[比如教學問題、學生資助服務]優先投資教育科技。）
關於公平，東萊登高中校長馬基還有其他的考量。他說，學校裡約 20%的學生家中沒有網路。他們怎麼通過需要網路的 Chromebook 來做家庭作業呢？
芝加哥牛頓·貝特曼小學的一名學生。芝加哥公立學校已經花費 3350 萬美元購置了 134000 台Chromebook。版權：Whitten Sabbatini/《紐約時報》卡薩普說，Google 已經在研究離線運行的功能了，最終要把自家的教育應用改造成學生們可以放在 Chromebook 上拿回家寫作業，第二天再通過學校網路上傳的樣子。
很快，因為太多的教育工作者來參觀東萊登高中的技術，學校所在的學區開始組織年度會議來接待他們。去年卡薩普做了主題發言。馬基如今偶爾會作為收費的主講人，為培訓教師使用 Google 工具的公司 EdTechTeam 工作。
根據調查公司 Futuresource Consulting 的資料，2016 年，在進入美國中小學的移動設備中，Chromebook 佔據了 58% 的份額，而在 2012 年，這個比例只有不到 1%。Google 並沒有直接通過Chromebook 賺錢——Chromebook 是由三星（Samsung）、宏碁（Acer）和其他公司製造的。不過對於每一台設備，Google 要向學區收取 30 美元的管理服務費。芝加哥公立學校為 13.4 萬台Chromebook 花費了大約 3350 萬美元。
頂級 Chromebook 經銷商 CDW-G 公司的 K-12 教育策略師大衛·安德拉德（David Andrade）表示：“在我的印象裡，沒有哪種設備和平臺能夠如此迅速地在各種類型的學校中流行開來。”
一款“任務控制”應用程式2014 年，Google 的“教育卡車” 在芝加歌公立學校遇到了阻礙。這種文化碰撞顯示了 Google 這家“先建設再調整”的矽谷公司與堅持學生保護規則的大型官僚學區之間的巨大差異。
Google 曾認為芝加哥會成為最早採用 Google Classroom 的地區之一。Google Classroom 是該公司幫助教師點名、分配家庭作業和完成其他任務的新款應用程式。2014 年 8 月，一個 Google 團隊飛到了芝加哥，以便在該學區的年度教師會議 Googlepalooza 上演示 Classroom。
不過，Google 並沒有預料到瑪格麗特·哈恩（Margaret Hahn）的反對。
芝加哥公立學校前技術變更管理主任瑪格麗特·哈恩正在監督該學區對 Google Classroom 應用程式長達一年的先期試驗。圖片版權：Whitten Sabbatini/《紐約時報》
當時，哈恩是該學校系統的技術變更管理主任。她表示，Google 此前曾在沒有聯繫學區技術管理者的情況下邀請老師試用 Classroom 的一個初始版本——相當於從外部制定了一個學區政策決策。她說，Google 現在希望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在弄清 Classroom 是否符合當地學生保護政策之前在整個學區推廣這款應用程式。
“你不能直接提供一款產品並指望它在課堂上得到使用。你需要與學區合作，以確保你能夠保證孩子和老師的安全，”哈恩女士說。
美國第十大學區維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縣公立學校系統的技術架構師吉姆·西格爾（Jim Siegl）講述了類似的經歷。
他表示，Google 直接聯繫了費爾法克斯縣一些願意無償對 Classroom 進行外部測試的教師，為他們提供了提前使用這款應用程式的機會。西格爾說，該公司通過這種方式回避了他所選擇的 Google 設置，這些設置可以使他的學區對於在學校裡開放哪些新的 Google 服務獲得控制權。
西格爾還表示，Google 沒有告訴他該公司在費爾法克斯使用了哪些甚至多少老師對 Classroom 應用程式進行試用。西格爾說，當他關閉這款應用程式時，老師們已經在這款服務上建立了虛擬課堂，而且已經和學生們用上了這款程式。
他表示，他向 Google 提出了投訴。
“由於他們的身份以及這個生態系統的龐大，他們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學校面對的其他供應商相比，他們需要滿足更高的標準，”西格爾說。
布特在一份電子郵件聲明中提到了公司的核心教育服務：“在所有情況下，這些服務的使用都經過了負責監督整個學校的管理者的批准。”
Classroom 是創建 Google 教育應用程式組的羅切勒以及 Google 產品經理和前高中數學教師紮克·葉斯科爾（Zach Yeskel）的創意。他們說，他們將這款應用程式設想成了一種“任務控制”儀錶板，它可以使教師更加高效地管理作業分配和修改等任務，從而獲得更多面對學生的時間。為了開發這款應用程式，他們與教師進行了密切合作。
2014 年 5 月，Google 在網上發佈了一項公告，徵集志願者對 Classroom 進行外部測試。該公司表示，世界各地超過 10 萬名教師做出了回應，這顯示了 Google 在教育工作者之中迅速激發需求的能力。同年 8 月，Google 向學校提供了 Classroom 程式。
Futuresource Consulting 公司的費希爾表示：“他們為教師帶來了很大的動力，而 Google Classroom 是這件事情的關鍵。
對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來說，這個速度太快了。
這裡的管理者希望先對 Classroom 進行測試，以確保它能夠遵守學區政策，並且能夠適應教師的需求。所以，他們開展了一項持續整整一個學年的試點計畫，涉及大約 275 名教師和幾千名學生。哈恩女士表示，她會在每個月收集教師的回饋併發送給 Google。
“我們希望幫助他們把事情做好，”哈恩女士說。
管理者立即發現了一個問題：學校理事會的政策要求員工對網路欺淩和其他有問題的評論進行記錄。不過 Classroom 最初並沒有做到這一點。如果學生寫下某種冒犯性的言論並被老師刪除，這種言論將不會被存檔。
“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才讓他們做到這一點。遺憾的是，像我們這種規模的學區所具有的一些需求並不被 Google 所理解，”哈恩女士說。
Google 最終添加了一項存檔功能。第二年秋天，芝加哥學區放開了 Classroom。這裡的老師後來試用了其他 Google 產品，這使該學區成為了 Google 公司事實上的測試實驗室。“我們多次向 Google 表示，‘如果它適用於芝加哥，那麼它也適合於其他地方，’”哈恩女士說。
Google 的布特同意這種觀點。他表示，和其他學區相比，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常常會對 Google 提出更加嚴格的要求。
“如果你能在芝加哥取得成功，這相當於你通過了許多測試。在這種情況下，你可能也會在美國其他學校取得成功，”布特說。
在去年夏天的一場教育科技會議上，一名學生正在試驗 Google 的虛擬實境實地考察應用程式。芝加哥公立學校為這款軟體的測試提供了説明。圖片版權：Nick Cote/《紐約時報》這種關係也為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帶來了利益。
2015 年，該學區正在遭受一樁醜聞的困擾：司法部指控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前行政長官芭芭拉·伯德-貝內特（Barbara Byrd-Bennett）在無競標合同中，將超過 2300 萬美元資金轉移給了兩家學校供應商，以換取回扣。伯德-貝內特女士後來承認了一項電信欺詐罪名，並在 4 月被判四年半監禁。
芝加哥學校試用 Classroom 應用程式等 Google 產品的行為為管理者提供了一種令人滿意的反敘述：該學區正在無私地為全國的學校排除 Google 產品中的故障。雖然該學區目前正在面臨一場財務危機，但這仍然是一個很好的故事。
Google 表示，如今，美國大約有 1500 萬中小學生正在使用 Classroom。
Google 以如此巨大的規模測試產品的能力引發了關於這家科技巨頭是否正在利用公立學校教師和學生充當免費勞動力的擔憂。南加州大學教育副教授派特麗夏·伯奇（Patricia Burch）表示：“這家私人公司正在通過極具創意的方式利用公共資源（這裡是老師的時間和專業知識）以很低的成本打造新市場。”
Google 經理羅切勒表示，對公司來說，擁有能夠提供回饋的大規模多元教育用戶群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否則公司開發出的產品可能只適用於一小部分人。
“我們的目標是打造出能夠説明教育工作者和學生的產品。許多老師告訴我們，他們對公司非常感激，因為他們有機會在早期參與進來並對我們的產品進行調整，以滿足他們的需求，”羅切勒說。
目前和蒂德瑪什在同一家醫療保健公司工作的哈恩女士同意這種觀點。她表示，Google能夠回應教師的回饋，迅速改進產品，為學校帶來巨大的回報，其他科技公司則很少能夠做到這一點。
她表示，在芝加哥學校對 Classroom 進行測試以後，當 Google 教育團隊的成員要想尋找教育工作者對公司的創新進行試驗時，他們會直接聯繫她。“他們不再擅自行動，他們會首先來找我們，”哈恩女士說。
翻譯 熊貓譯社 劉清山 孫一 Harry
題圖來自 NYT
© 2017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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