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生前在家中閱讀、寫作
我和楊絳先生交往的機會並不多， 一共五封半信， 一張賀卡， 一次面談。 最開始的第一封信其實是錢鍾書先生的， 只在信的後面有楊絳先生的問好， 所以說半個信。 時間是從1987到2011年。 這二十多年裡斷斷續續的來往， 在楊先生的生命中不過是一點點的點綴， 而和我差點兒半途而廢的研究生活卻有割不開的關係。
第一次取得聯繫是在1987年。 當時正在寫碩士論文的我讀了1986年第二版的《幹校六記》(三聯書店出版)， 錢鍾書先生在他所寫的序文裡說他非常喜歡《浮生六記》。 但是， 根據我的研究直覺，
▲錢鍾書、楊絳致本文作者信
錢先生信上說是印刷錯了， 出版社排字掉了一個“不”字， 此書是他“不喜歡”的， 還對我表示歉意。 聽說他當時身體不佳， 還特意回信對我這個只不過是一名普通的學生解釋——這份溫情和感動至今也難以忘懷， 而當年的那個學生——我， 後來沒能取得什麼成績， 辜負了錢先生特意替出版社道歉的心意，
1988年新年， 我給兩位先生寫了賀年信並加上了插畫， 還附上了玩具一樣的“小玩意兒”， 表示我的謝意。 在日本， 送給前輩這種開玩笑似的禮物該是很失禮的， 不過當時我不諳世故， 也覺得他們會懂我的心意。 果然楊先生在回信上說， “看到你絕妙的畫， 雖然沒見過你， 卻好像已經瞥見幾面了”， 讓我覺得有點驕傲， 覺得和楊先生可以溝通了!
上博士的那年， 我結了婚， 第二年懷孕了。 後來讀了《我們仨》第三章， 楊絳先生懷孕時被錢先生笑“以才媛而能為賢妻良母， 又欲作女博士……”的一段， 雖然教養的水準跟楊先生沒法比， 我還是可以體會到那種滋味兒。
生了兒子以後， 我陷入了所謂“家庭和事業衝突”的狀態，
1998年我開始在慶應大學教書， 不過之後的十多年， 我在研究、生活、工作的河道上， 並沒掌好舵， 同時頸椎也傷了不少。
2003年頸椎症稍微好轉的時候， 我讀了剛出版的《我們仨》， 覺得在翻譯過楊絳先生主要作品的中島碧老師已故的現在， 應該由我來負責這本傑作的翻譯。 我就向丸山升老師徵求意見， 他也鼓勵我來翻譯， 這樣我就開始找出版社， 也找到了楊絳先生的朋友吳學昭女士，
那天早上九點半，到三裡河南沙溝社區。經過守衛看守的大門，在十八幢樓房最裡邊那幢的二門，爬到三樓就到了。有一位阿姨開了門，看見了一位估計只有一米五，白頭發，很文雅的老人，她伸出很軟的手，說“請進”，這就是楊絳先生，皮膚很細膩。
楊先生耳朵有點兒聾，所以我們談話就要麻煩旁邊坐著的吳學昭女士替我大聲地“翻譯”。我們談到《我們仨》日譯本的事情後，楊先生一一回答我提出的翻譯上的問題。她也談了在牛津留學時候的生活，在日軍佔領上海時期的緊張狀態，當時日常生活的各種不方便等。突然發覺時間竟到了12點半，我們談了差不多四個小時! 告辭之前我想去廁所時，楊先生很敏捷地跑在我前邊查看廁所乾淨不乾淨，還為我特意準備了新的毛巾。
▲櫻庭弓子譯《我們仨》，日文書名為《分別的儀式》
這次訪問後的幾年，我個人生活有了不小的變化。我去紐約呆了一段時間搜集有關楊蔭榆和陳衡哲在美國的資料，並在那段時間裡考慮了很多個人問題，回國後我結束了二十年來的婚姻。2010年，飯塚容先生他們主辦的中國當代小說集翻譯的出版社的老闆，看了我翻譯的《我們仨》的幾章，同意出版。當時我已經參加了那套小說集的翻譯工作，負責翻譯王小波的《黃金時代》。另外還答應了臺灣酷兒作家洪淩的短篇小說集的翻譯。按時間，《我們仨》的出版之約來得最後，但這是我的夙願。而且我覺得這好像是楊先生在鼓勵我振作起來重新開始走自己的路。我欣然開始修改和補充。以後的兩年，一邊教書一邊拼命地從事翻譯工作，2013年1月終於完成了三本小說的翻譯。不料之後我的老病又發作了，頸椎急速惡化，最後決定接受手術。時間定在2016年2月。
▲“我大著膽子踴身一跳，居然平穩落地。”高莽先生為楊絳《我在啟明上學》所繪插圖
2016年5月，楊先生走了。當時我動過手術沒多久，很虛弱，什麼都沒有表示。今年3月，我讀到吳學昭女士寄給我她寫的《楊絳先生回家紀事》，聯想到我的母親，她在楊先生去世前半年也走了。我母親做過小學老師，喜歡看書，很溫和，懂幽默。她很欣賞楊先生寫的文章，我回娘家，有時候跟她講楊絳先生寫的故事，她每次都津津有味地聽。她又讀了我翻譯的《我們仨》，反復地說“小阿圓(就是錢瑗先生)很可愛，很可憐”。她走的時候，和楊先生一樣，像睡覺一樣，很安詳。葬禮也非常簡單，是她生前的願望。這時我覺得可以寫，也應該寫點什麼了。4月，通過我的插畫間接地被楊先生“認識”的我的兒子，結婚成了家。在結婚典禮上，他和新娘費了一番心思提供了我和前夫見面並“和解”的機會。
▲“我們仨”，楊絳、錢瑗、錢鐘書一家人
這次文匯報筆會約我寫這篇文章，等於給我機會回顧了很平凡，不過也跟大家一樣酸甜苦辣的人生。搞文學也許最需要知道這種作為平凡人的平凡的經歷。我很欣賞楊先生的文筆：“憑理智來領會，把這個世界看作喜劇”；處在艱苦甚至悲慘的環境中卻沒失去思考能力，仔細地觀察，冷靜地分析眼前的“現實”，這樣，遇到僵硬的思想所造成的扭曲的狀況，可以點破其可笑之處，也可以提醒在越來越加速機器化的社會裡容易變僵硬的精神，要保持有彈性的思考能力，這就是“喜劇精神”吧。她教給了我這個可貴的精神。我在起居室的東面放著四個書架，靠中間的中段放著楊先生送給我的一套《楊絳文集》，面對書架寫這篇文章時，有時抬頭看到書脊上楊先生的字，這時候，我總覺得楊絳先生在天上遞給我她的眼神，淘氣地給我微笑，鼓勵著我。
當時抱著很小的希望打聽，可不可以採訪楊先生，沒想到楊先生很快就答應了我的採訪。這是2005年8月17日的事。那天早上九點半，到三裡河南沙溝社區。經過守衛看守的大門，在十八幢樓房最裡邊那幢的二門，爬到三樓就到了。有一位阿姨開了門，看見了一位估計只有一米五，白頭發，很文雅的老人，她伸出很軟的手，說“請進”，這就是楊絳先生，皮膚很細膩。
楊先生耳朵有點兒聾，所以我們談話就要麻煩旁邊坐著的吳學昭女士替我大聲地“翻譯”。我們談到《我們仨》日譯本的事情後，楊先生一一回答我提出的翻譯上的問題。她也談了在牛津留學時候的生活，在日軍佔領上海時期的緊張狀態，當時日常生活的各種不方便等。突然發覺時間竟到了12點半，我們談了差不多四個小時! 告辭之前我想去廁所時，楊先生很敏捷地跑在我前邊查看廁所乾淨不乾淨，還為我特意準備了新的毛巾。
▲櫻庭弓子譯《我們仨》，日文書名為《分別的儀式》
這次訪問後的幾年，我個人生活有了不小的變化。我去紐約呆了一段時間搜集有關楊蔭榆和陳衡哲在美國的資料，並在那段時間裡考慮了很多個人問題，回國後我結束了二十年來的婚姻。2010年，飯塚容先生他們主辦的中國當代小說集翻譯的出版社的老闆，看了我翻譯的《我們仨》的幾章，同意出版。當時我已經參加了那套小說集的翻譯工作，負責翻譯王小波的《黃金時代》。另外還答應了臺灣酷兒作家洪淩的短篇小說集的翻譯。按時間，《我們仨》的出版之約來得最後，但這是我的夙願。而且我覺得這好像是楊先生在鼓勵我振作起來重新開始走自己的路。我欣然開始修改和補充。以後的兩年，一邊教書一邊拼命地從事翻譯工作，2013年1月終於完成了三本小說的翻譯。不料之後我的老病又發作了，頸椎急速惡化，最後決定接受手術。時間定在2016年2月。
▲“我大著膽子踴身一跳，居然平穩落地。”高莽先生為楊絳《我在啟明上學》所繪插圖
2016年5月，楊先生走了。當時我動過手術沒多久，很虛弱，什麼都沒有表示。今年3月，我讀到吳學昭女士寄給我她寫的《楊絳先生回家紀事》，聯想到我的母親，她在楊先生去世前半年也走了。我母親做過小學老師，喜歡看書，很溫和，懂幽默。她很欣賞楊先生寫的文章，我回娘家，有時候跟她講楊絳先生寫的故事，她每次都津津有味地聽。她又讀了我翻譯的《我們仨》，反復地說“小阿圓(就是錢瑗先生)很可愛，很可憐”。她走的時候，和楊先生一樣，像睡覺一樣，很安詳。葬禮也非常簡單，是她生前的願望。這時我覺得可以寫，也應該寫點什麼了。4月，通過我的插畫間接地被楊先生“認識”的我的兒子，結婚成了家。在結婚典禮上，他和新娘費了一番心思提供了我和前夫見面並“和解”的機會。
▲“我們仨”，楊絳、錢瑗、錢鐘書一家人
這次文匯報筆會約我寫這篇文章，等於給我機會回顧了很平凡，不過也跟大家一樣酸甜苦辣的人生。搞文學也許最需要知道這種作為平凡人的平凡的經歷。我很欣賞楊先生的文筆：“憑理智來領會，把這個世界看作喜劇”；處在艱苦甚至悲慘的環境中卻沒失去思考能力，仔細地觀察，冷靜地分析眼前的“現實”，這樣，遇到僵硬的思想所造成的扭曲的狀況，可以點破其可笑之處，也可以提醒在越來越加速機器化的社會裡容易變僵硬的精神，要保持有彈性的思考能力，這就是“喜劇精神”吧。她教給了我這個可貴的精神。我在起居室的東面放著四個書架，靠中間的中段放著楊先生送給我的一套《楊絳文集》，面對書架寫這篇文章時，有時抬頭看到書脊上楊先生的字，這時候，我總覺得楊絳先生在天上遞給我她的眼神，淘氣地給我微笑，鼓勵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