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曾有同仁問我：“國外女性主義是否已經走下坡路了？人們似乎不再關注它了。 ”我當時回答是：“其實也並非如此， 或許如同空氣和水一樣融入到人們的日常行為和生活中了，
寒假去瑞典訪學， 兩件事促使我思考女性主義及其哲學的未來問題。 其一是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上任不到24小時， 在美國華盛頓、紐約、芝加哥、洛杉磯等地便爆發了大規模的婦女遊行（2017 Women's March）， 有上百萬人參加的大規模遊行， 喊出“女權即人權”的口號， 對特朗普的一系列侵犯女性的言論和行為進行抗議。 這次遊行迅速得到其他國家女性的回應和支持， 被稱為美國自1964年反越戰遊行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 同時也讓全世界人民再次看到女性主義運動和女性團結起來的力量。
其二便是女性主義學術的新近發展。 有越來越多的青年學者加入到女性主義學術研究的隊伍中來， 用這種理論思維方式去發現、去概括， 去思考和解決女性和社會發展中面臨的各種問題，
這些學者一致認為， 女性主義哲學未來需要完成的工作主要在於：
1. 挑戰普遍和本質論結構， 而不滑向相對主義；
2. 集中研究殖民化和緣身性問題——把分析視角從抽象地談論壓迫轉向具體研究全球範圍內種族女性和殖民地社會女性的世界觀與鬥爭；
3. 解釋思想、存在以及社會的物質性；
4. 證明女性主義哲學是有特色和有價值的， 儘管目前還需要在哲學學科內進行駐守邊緣的鬥爭。
她們也對女性主義及其哲學的發展提出新的見解，
這種看法也得到亞曆克薩·施林普夫（Alexa Schriempf）的贊同， 施林普夫看到， 西方傳統認識論一直輕視身體、情感和特殊的境遇， 僅僅關注普遍的、抽象意義上的主體和理性。 然而事實上， 每一個認知者都是“境遇認知者”（the situated knower）， 因而有必要討論性別、種族、階級、性、年齡、國家、宗教和殘障等因素如何影響到人們的認知和體驗。 她的這一觀點也意在強調性別、身體及其環境的物質性， 認為認知絕不是空穴來風， 人們都是基於自己的體驗和經歷來看待和解釋自我、關係、社會和世界的。施林普夫也是一位宣導殘障人權利的哲學家，主張把殘障、種族、階級、性別和性整合起來一併作為一個人認知的基礎和表達，而不是像傳統認識論那樣擯棄這些因素抽象地追求知識的“客觀性”。另一位學者伊麗莎白·威爾遜（Elizabeth Wilson）也強調要擺脫人類大腦的區域來重新安置人的認知，把它作為大腦與身體、身體與身體，身體與環境之間的一個關聯性存在置於一個適當的地位。
面對女性主義哲學尚處於邊緣化地位的局面，克裡斯汀·內特曼（Kristen Intemann）提出一個“偷襲策略”，目的是讓女性主義哲學在不被識別的情況下溜進主流哲學，但她最終還是否定了這一策略，認為這會貶低女性主義的政治承諾。她提出女性主義哲學家應當多做一些經驗研究，探討這種邊緣化狀況是如何發生的？理解這些問題的本質有助於識別和擺脫女性主義學者在發表論文、被雇傭和提職方面所遇到的困境。她還鼓勵女性主義哲學家向頂層雜誌提交論文，爭取成為雜誌的編委，以及採取與非女性主義學者合作的策略呈現自己的成果。也有學者主張，女性主義哲學家應當更多地在交叉領域進行研究，例如把女性主義研究與後殖民主義理論、種族理論、科學技術理論、酷兒理論和殘障研究結合起來，以便提出能夠解釋問題的新概念、新思想和新路徑。
20世紀60年代中葉，學術界出現了一門新學科——“未來研究”（Future Studies），它在許多國家，包括瑞典被建立起來，旨在識別和研究未來所面臨的重要挑戰，引發公眾對於關鍵問題的關注。一些女性主義學者也主張加入到“未來研究”的隊伍中，並借此機遇思考和展望女性主義的未來。她們發現，未來研究傳統上一直與規劃和政策制定相關，通過研究者來提供與政策領域相關的制度建設、區域發展，社會保障體系，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人口增長和教育等方面的解釋，而這些研究者會描繪出一幅單一的和可控的圖景。也正因為如此，女性主義學者必須加入到未來研究之中，共同謀劃一個可變的、多樣性的、差異的，有性別視角的未來，不僅僅作為批評者，而要形成不同的生產性方案（productive project），作為創造者來加入。事實上，“一場基於以往數十年女性主義理論積累的，多層面的關於女性主義未來的辯論”業已拉開帷幕。
記得一部影片中有一句臺詞：“人不能靠希望活著，但人活著不能沒有希望。”的確，希望是一個人活下去，活得好的動力和源泉，正因為人類能夠建構自己的各種希望，所以才活得有意義，並且如此地豐富多彩。同樣，女性主義及其哲學也需要描繪和展望自己的未來，也許人類歷史上會有那麼一天再無剝削和壓迫，人們都公正平等地分享自己創造的各種財富，因而也就再無那種以反對性別歧視，爭取性別公正和平等為主旨的女性主義及其哲學存在的必要性。
然而，人們也不能排除一種艾米麗·S·李所說的那種可能性，即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女性主義已經成為“一面解釋和理解世界的透鏡”，並伴隨著人類歷史的步伐延續下去。所以，當我們討論女性主義及其哲學的未來時，一定要先界定希望，在這個基礎上制定出達到各個“小目標”的步驟和計畫，讓它們漸漸地連成一條線，或無數條線，築成女性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道路。
在與瑞典女性主義人類學家薇拉·格蘭（Wera Grahn）交流時，她講到瑞典的女性主義運動是呈“波浪形”發展的，總是在起起伏伏中躑躅前行。而在我看來，其實不只是女性主義運動，女性、社會、文化、歷史和人類的進步也都是這樣發展著的，無論起伏的峰尖有多高，落點有多低，其方向卻總是向前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希望在明天，或者說明天更美好，但通往明天和未來的路卻在腳下。
作者簡介
肖巍，哈爾濱人，哲學博士，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兼職教授（公共衛生學碩士生導師），清華大學性別與倫理研究中心主任。有國際女哲學家學會理事會成員（Board Member）、中國婦女研究會副秘書長、北京婦女理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心理健康協會女性心理健康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生命倫理學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醫學與哲學專業委員會理事等學術兼職。曾在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義大利帕多瓦大學、西班牙奧維耶多大學、瑞典隆德大學、英國埃克塞特大學等多所世界名校從事學術研究或講學。研究方向為倫理學、道德教育、性別哲學、生命倫理學和公共健康倫理學。
人們都是基於自己的體驗和經歷來看待和解釋自我、關係、社會和世界的。施林普夫也是一位宣導殘障人權利的哲學家，主張把殘障、種族、階級、性別和性整合起來一併作為一個人認知的基礎和表達，而不是像傳統認識論那樣擯棄這些因素抽象地追求知識的“客觀性”。另一位學者伊麗莎白·威爾遜（Elizabeth Wilson）也強調要擺脫人類大腦的區域來重新安置人的認知，把它作為大腦與身體、身體與身體，身體與環境之間的一個關聯性存在置於一個適當的地位。
面對女性主義哲學尚處於邊緣化地位的局面，克裡斯汀·內特曼（Kristen Intemann）提出一個“偷襲策略”，目的是讓女性主義哲學在不被識別的情況下溜進主流哲學，但她最終還是否定了這一策略，認為這會貶低女性主義的政治承諾。她提出女性主義哲學家應當多做一些經驗研究，探討這種邊緣化狀況是如何發生的？理解這些問題的本質有助於識別和擺脫女性主義學者在發表論文、被雇傭和提職方面所遇到的困境。她還鼓勵女性主義哲學家向頂層雜誌提交論文，爭取成為雜誌的編委，以及採取與非女性主義學者合作的策略呈現自己的成果。也有學者主張，女性主義哲學家應當更多地在交叉領域進行研究，例如把女性主義研究與後殖民主義理論、種族理論、科學技術理論、酷兒理論和殘障研究結合起來，以便提出能夠解釋問題的新概念、新思想和新路徑。
20世紀60年代中葉，學術界出現了一門新學科——“未來研究”（Future Studies），它在許多國家，包括瑞典被建立起來，旨在識別和研究未來所面臨的重要挑戰，引發公眾對於關鍵問題的關注。一些女性主義學者也主張加入到“未來研究”的隊伍中，並借此機遇思考和展望女性主義的未來。她們發現，未來研究傳統上一直與規劃和政策制定相關，通過研究者來提供與政策領域相關的制度建設、區域發展，社會保障體系，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人口增長和教育等方面的解釋，而這些研究者會描繪出一幅單一的和可控的圖景。也正因為如此，女性主義學者必須加入到未來研究之中，共同謀劃一個可變的、多樣性的、差異的，有性別視角的未來，不僅僅作為批評者，而要形成不同的生產性方案（productive project），作為創造者來加入。事實上，“一場基於以往數十年女性主義理論積累的，多層面的關於女性主義未來的辯論”業已拉開帷幕。
記得一部影片中有一句臺詞：“人不能靠希望活著，但人活著不能沒有希望。”的確，希望是一個人活下去，活得好的動力和源泉，正因為人類能夠建構自己的各種希望，所以才活得有意義，並且如此地豐富多彩。同樣，女性主義及其哲學也需要描繪和展望自己的未來，也許人類歷史上會有那麼一天再無剝削和壓迫，人們都公正平等地分享自己創造的各種財富，因而也就再無那種以反對性別歧視，爭取性別公正和平等為主旨的女性主義及其哲學存在的必要性。
然而，人們也不能排除一種艾米麗·S·李所說的那種可能性，即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女性主義已經成為“一面解釋和理解世界的透鏡”，並伴隨著人類歷史的步伐延續下去。所以，當我們討論女性主義及其哲學的未來時，一定要先界定希望，在這個基礎上制定出達到各個“小目標”的步驟和計畫，讓它們漸漸地連成一條線，或無數條線，築成女性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道路。
在與瑞典女性主義人類學家薇拉·格蘭（Wera Grahn）交流時，她講到瑞典的女性主義運動是呈“波浪形”發展的，總是在起起伏伏中躑躅前行。而在我看來，其實不只是女性主義運動，女性、社會、文化、歷史和人類的進步也都是這樣發展著的，無論起伏的峰尖有多高，落點有多低，其方向卻總是向前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希望在明天，或者說明天更美好，但通往明天和未來的路卻在腳下。
作者簡介
肖巍，哈爾濱人，哲學博士，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兼職教授（公共衛生學碩士生導師），清華大學性別與倫理研究中心主任。有國際女哲學家學會理事會成員（Board Member）、中國婦女研究會副秘書長、北京婦女理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心理健康協會女性心理健康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生命倫理學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醫學與哲學專業委員會理事等學術兼職。曾在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義大利帕多瓦大學、西班牙奧維耶多大學、瑞典隆德大學、英國埃克塞特大學等多所世界名校從事學術研究或講學。研究方向為倫理學、道德教育、性別哲學、生命倫理學和公共健康倫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