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擔任政府總理26年,功勳卓著,被人民群眾稱為“人民的好總理”。 他為什麼能贏得人民這樣的稱讚?他為什麼能出色地管理好中國這樣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國情最為複雜的大國的國務?他為什麼能成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至今仍令人津津樂道的大國總理?
這與周恩來的才能分不開,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銀瀉地,處理問題的敏捷有如電火行空。 這也與他的勤勞分不開,他可以幾天幾夜不眠不休地工作,精力充沛,好像不知道疲勞。 這更與他的忠誠分不開,他對黨和人民、對國家、對領袖始終忠心耿耿。
在政府管理方面,周恩來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政府管理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政府管理方法,並通過悠久而深厚的中國文化表達出來。 這裡,對周恩來政府管理常見的幾個思想方法作初步的歸納和梳理。
求同存異
新中國成立前,周恩來做統一戰線工作時就重視“求同存異”。 夏衍回憶:抗戰時期在重慶與有些黨外人士看法不一致,他去向周恩來請教。 周恩來對他說:“幹革命,人越多越好,為了團結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異’。
新中國成立後,求同存異是周恩來對包括外交工作在內的政府管理的一個重要方法,是周恩來政府管理智慧中最具魅力的範疇之一。
新中國從成立之日起,就面臨著如何在同各國建立和發展正常關係的過程中正確處理各國間差異的問題。 周恩來及時地將求同存異的思想方法運用到外交工作中,為解決這一問題開闢了正確的途徑。
在指導推進中國同英國的關係時,他提出“我們的態度是求同而不求異”。 在指導推進中國同印度的關係時,他指出,在宣傳上,“應該根據求同存異的方針”,強調“不同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 後來,周恩來在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這一重大外交活動中,再次高超地運用了求同存異的方法。
在內政管理中,如何處理不同思路、不同性格、不同方面的人的關係?如何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國家建設服務?周恩來的一個重要方法也是求同存異。
新中國成立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做好統一戰線工作?周恩來仍然強調堅持求同存異。 他指出:“我們同黨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們的好意見,豐富我們的主張。 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別是允許的。 ”
針對文化工作,周恩來提出了一個“大同小異原則”。他指出:“每一個人的思想或有著不同,或大同而小異,這樣才能推動事物的發展。從一部影片來看,它是靜止的、統一的,但它卻是暫時的、相對的,把它和另外一部電影一比較,就有著不同,就有著矛盾,也就會有著發展。”抓電影工作,“要在大的方面求同,在小的方面保留著一些不同,這樣就能夠獲得更好的發展”。
正是由於周恩來在內政上善於求同存異,善於在尊重個性的基礎上尋找共同點,善於在共同點上把矛盾的各方統一起來,所以他具有能把各種不同思路的人凝聚到一起的人格魅力。正是由於周恩來在國際交往中善於求同存異,才既能保持獨立自主,走好自己的路,又能融入世界,實現和平共處。
以大事小
在外交工作中,如何處理大國與小國的關係?在內政上,如何處理管理者與老百姓的關係?對此,周恩來的思想方法是“以大事小”。
據周恩來外事秘書陳浩回憶,1952年召開使節會議時,周恩來發現有的大使有大國沙文主義思想,便抓住這個問題,講大國沙文主義的危害,提倡對外平等待人。周恩來指出:“對亞非國家,我們應當有‘以大事小’的胸懷,要尊重他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宣導“承認一切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他指出:“我們重視這個問題,因為我們是一個大國,容易對小國不尊重。我們在人民中就經常提出警惕大國沙文主義思想的問題。由於歷史的傳統,大國容易對小國忽視和不尊重,因此我們經常檢討自己。”萬隆會議後,周恩來主張各國以萬隆會議精神相互約束。他認為,“這就是一種國際保證,使得國家不分大小都可以和平共處,互相幫助發展而不附帶任何條件”。周恩來在處理中國同柬埔寨、緬甸等國關係時,尊重小國、“以大事小”的做法,給西哈努克親王、吳奈溫總統留下了難忘的印象。1965年9月,西哈努克親王在《懷念中國》的詩中寫道:“你是一個大國,毫不自私傲慢,待人謙虛有禮,無論大小,平等相待。”周恩來逝世後,1976年1月15日,吳奈溫總統寫道:“雖然周恩來總理是一個大國領導人,但是,他同較小國家的領導人交往時,總是平等待人；他處理同較小國家的關係時,在包括複雜問題在內的各種問題上都表現出了極大的同情與和解精神。”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裡,當官的被稱為“大人”,如“知縣大人”、“知府大人”,屬下百姓則被稱為“小民”。儘管賢明的思想家和官員們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但“小民”從未被放在主人的位置上。與以往的統治者不同,中國共產黨是依靠人民,為人民謀幸福的黨,政府工作人員是人民的公僕,都要“以大事小”,服務好老百姓。周恩來認為政府總理這樣的“大官”也就是人民的“總服務員”。他經常說:“我是總服務員。”他要求各級政府管理者,都要服務好老百姓,當好人民的服務員。他從昆曲《十五貫》的內容聯想到政府管理,提出要處理好“官”與民的關係。“我們國務院,人民群眾要見我們,有的也難見。”“《十五貫》教育我們做‘官’的人,讓我們想一想,是不是真正在為人民服務。”1946年10月,在紀念魯迅逝世10周年時,周恩來指出:“對人民,我們要如對孺子一樣地為他們做牛的。要誠誠懇懇、老老實實為人民服務。”“人民的世紀到了,所以應該像條牛一樣,努力奮鬥,團結一致,為人民服務而死。”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擔任政府總理26年,實踐了這一諾言。
“小”是“大”的基礎,沒有小就沒有大。江海之所以成為一切小河流的領袖,是因為它善居其下,有容乃大。周恩來的“以大事小”的思想方法,反映了大國對小國善居其下的智慧,反映了政府管理者“人民至上”的理念。
同福同難
政府管理中,如何協調和處理不同地區、不同部門的利益矛盾,最大限度地調動全體人民的積極性,實現社會和諧?周恩來的思想方法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新中國成立初,周恩來就指出:“每個單位必須有整體觀念,要在總的財經計畫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認識自己的方向,有重點有計劃地恢復生產和發展生產。這樣才能不犯本位主義,不單純依賴國家,並在各自的範圍內做出最大的成績。”他關於正確處理城鄉關係、內外關係、工商關係、公私關係、勞資關係和上下關係的論述,處處體現著顧全大局,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思想方法。
1950年淮河發大水後,周恩來領導治淮,要求從整體利益出發,顧全大局,上中下游分工合作,各個部門密切配合,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他指出:“我們不能只叫皖北水淹而蘇北不淹。三河活動壩如果擋不住水,下游就不可能不淹。這叫做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不能只保一省的安全。”“事情總是應該大家分擔一些才能解決,哪一方面想單獨保持安全都不行。”在防洪的同時,“還應有利於灌溉農田,上游蓄水注意配合發電,下游注意配合航運”。後來,周恩來過問黃河、長江、漢水治理時,進一步提出治水要力爭做到防洪、發電、灌溉、航運、養殖五利俱全,上中下游應該統一規劃,照顧全域,有時要犧牲自己救別人。
中國是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沒有哪一個省份無災害發生,也沒有哪一個年度無災害發生。在救災工作中,周恩來要求一方有難,八方相助。1966年3月河北邢臺地震時,周恩來趕到災區視察。他對受災的鄉親們說:“重建家園光靠你們的力量還不夠。你們縣西部有好多沒有受災的莊子,巨鹿、甯晉、任縣都有些沒有受災的莊子,可以來幫助你們。”“國家當然要支援你們。你們這個地區有三十個公社、三十四萬人受災,現在已開進解放軍兩萬多人,地方上的工作隊和醫療隊一萬多人,共三萬多人,十個人就有一個人幫助。真是一人有困難,大家來相幫,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
在國家建設中,周恩來堅決反對只顧局部不顧整體的觀點和行為,既要求大家合作、齊心協力搞建設,也要求大家共同發展、共同享受發展的成果。他指出:“如果不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不能擺脫貧困落後的狀態的。要擺脫這種狀態,只有我們五十多個民族,大家合作起來,共同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國家。要建設這樣的國家,不能單靠漢族。”漢族離不開兄弟民族,兄弟民族沒有各民族特別是漢族的幫助,也不可能單獨發展。各個民族必須互相幫助,互相支持,共同發展。“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我們不能設想,只有漢族地區工業高度發展,讓西藏長期落後下去,讓維吾爾自治區長期落後下去,讓內蒙牧區長期落後下去,這樣就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區、區域自治的地區都現代化。全中國的現代化一定要全面地發展起來。”“我們中國這個民族大家庭是要大家幸福,包括兄弟民族上層分子也要得到真正的幸福。”“我們社會主義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發展,得到繁榮。”
周恩來“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思想方法,對保證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方面許多複雜而尖銳的矛盾的妥善解決,對提高中國這樣多災的大國抗大災的能力,對凝聚中國這樣多民族國家的共同繁榮、共同發展的力量,發揮了重要作用。
戒慎恐懼
隨意性和急躁冒進,是政府管理的大敵。周恩來認為政府管理千頭萬緒,“稍一不慎就會出亂子”,“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須謹慎從事”,需要“戒慎恐懼”。20世紀50年代,他指出:“在我們這樣一個地區廣闊、情況複雜並且經濟上正在劇烈變革的國家裡,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發生重大的錯誤,造成重大的損失。”20世紀60年代,他指出:“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多、經濟落後的國家要在經濟上翻身,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我們應該有臨事而懼的精神。這不是後退,不是洩氣,而是戒慎恐懼。建設時期絲毫驕傲自滿不得,絲毫大意不得。”
周恩來抓水利、“上天”(即“兩彈一星”)兩件大事時,尤其重視“戒慎恐懼”的思想方法。他認為,治水要同自然界打交道,違背自然規律,什麼都做不成。越是規模巨大的水利工程技術要求越複雜,一旦技術上失敗,造成的損失也就越大,不僅禍及當代,而且還會遺患子孫後代。治水涉及複雜的社會關係,關係到成千上萬人民群眾的利益。水利糾紛處理得好壞,水利決策的正確與錯誤,不僅影響整個經濟建設,而且影響國內的團結和社會的安定。因此,治水更需要戒慎恐懼。在治理黃河中,周恩來針對黃河自然情況的複雜性和治理的艱巨性,反復強調:“謙虛一些”,“謹慎一些”,“不要急躁”,“要兢兢業業地做”。在治理長江中,周恩來強調把理想和現實結合起來。1961年7月,他指出,毛澤東同志有首詞,其中有一句“高峽出平湖”。理想總是要實現的,但是要經過一個歷史時期,不能急,不能隨便搞。1972年11月,他針對高壩大庫的建設說:“我對這個問題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可不要太自信。”
周恩來抓“上天”的尖端科技,“戒慎恐懼”的思想方法具體化為“嚴肅認真,周到細緻,穩妥可靠,萬無一失”的十六字工作方針。在“兩彈”試驗基地,工作者們將精心選出的彩色石塊拼成這十六個大字,鑲嵌在各工號的戈壁灘上。這十六個大字刻在“兩彈一星”的科學家和每一個工作者的心上,是各個基地尖端試驗工作的座右銘。
為什麼周恩來抓水利、“上天”尤其重視“戒慎恐懼”?1972年11月21日,周恩來在葛洲壩工程彙報會上作了回答:“二十年我關心兩件事,一個水利,一個上天。這是關係人民生命的大事,我雖是外行,也要抓。”
在外交工作中,周恩來同樣重視“戒慎恐懼”。外交無小事。他指出:“外交不能亂搞,不能衝動。”“不要冒昧,不要輕敵,不要趾高氣揚,不要無紀律亂出馬,否則就要打敗仗。”“外交是代表國家的工作”,“要求每一個同志一切從學習出發,不要驕傲,不要急躁,不要氣餒”,“應該加倍謹慎”。
周恩來以“戒慎恐懼”的思想方法抓水利、“上天”,抓外交和國家建設,避免了重大決策的失誤,避免了可能出現的奇災大禍和巨大浪費,也是這些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瞻前顧後
政府管理中,如何協調和處理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當代人與後代人的關係?如何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周恩來的思想方法是“瞻前顧後”。他認為訂計畫要瞻前顧後留有餘地,全面安排也需要瞻前顧後,政府工作就要抓“全面規劃,瞻前顧後,分期進行”。
周恩來堅決反對只顧眼前不顧將來的短視行為。他指出:“我們不能夠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視了長遠的利益。為著我們子子孫孫的幸福,我們不能不暫時把許多困難擔當起來。”在生產和生活的關係上,不能只想著提高眼前的生活水準。“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們人人都要關心提高我們國家的生產力。”“只有生產不斷地增加,不斷地擴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們人民的貧困,才能鞏固我們革命的勝利,才能有我們將來的幸福。”“生產、技術的發展慢吞吞的,生活要求提得很高,那就錯了；應該生產、技術的發展要求很高,生活提高還要慢慢來。”
周恩來也堅決反對在建設中貪大貪多、不顧人民當前生活的急躁冒進行為。他指出:“我們必須妥善地安排國民收入中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係,在保證國家建設規模逐步擴大的同時,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如果不關心人民的當前利益,要求人民過分地束緊褲帶,他們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還要降低水準,他們要購買的物品不能供應,那麼,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就不能很好地發揮,資金也不能積累,即使重工業發展起來也還得停下來。”
在水利工作上,存在著搞大工程和一般農田水利建設的矛盾。大工程搞多了,就會在人力、財力、物力上影響一般農田水利建設的安排,還會直接影響農業生產,影響人民的當前利益。如果忽視大工程建設,則會影響農業生產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後勁,從而影響人民的長遠利益。周恩來要求瞻前顧後,把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結合起來。1953年8月20日,在政務院第186次政務會議上,周恩來認為水利工作過去三年有很大的成績,但也有偏差,著重搞大工程而對一般的農田水利工程注意不夠。他指出,在一定時期內,幾萬萬人的眼前利益還是農田水利,搞大工程時間很長,長遠的利益應與眼前的利益相結合。有時眼前顧得多了就影響長遠,有時顧了長遠就與現實脫節。
在林業工作上,存在著伐木與育林的矛盾。一方面,國民經濟的發展迫切需要木材,沒有木材,鋼、煤、礦都上不去。另一方面,改善生態環境又迫切需要提高森林覆蓋率。對此,周恩來將當代人的利益與後代人的利益結合起來,提出了“伐木與育林,重點放在育林”、“越伐越多,越多越伐,青山常在,永續作業”的林業發展方針。他批評古代人只知建設不知保護森林,後代子孫深受其害。“黃土高原是我們祖宗的搖籃地,是民族文化的發源地,但是這個地方的森林被破壞了。”今天,不能用剃光頭的辦法採伐森林,“營林是建設社會主義,我們不能吃光了就算,當敗家子”。“治水治錯了,樹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說你。”要“用得少,造得多”,“造林是百年大計,要好好搞”。
國家面貌的根本改變,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後繼的努力。周恩來認為每一代人要做好每一代人的事,既不要給子孫後代帶來不利後果,也不要企圖把子孫後代的事情都做完。把理想變成現實,得幾代到幾十代人的努力。我們的雄心壯志、偉大理想要世世代代傳下去。
中和守衡
一位外國朋友曾說:在周恩來身上,從來沒有那種狂想主義和極端主義的色彩。這句樸實而平凡的話,比較準確地概括出了周恩來“中和守衡”的思想方法特點。“中和守衡”也是周恩來政府管理的一個重要思想方法。
事物都是對立統一的,而周恩來是善於將對立的兩個方面統一起來,善於中和的辯證法大師。例如,周恩來領導治水,高超地處理了緩急、標本、蓄泄、前後、利害、福難、統分、上中下游、左右岸、群眾與專家、理想與現實、戰略與戰術、目標與步驟等對立面的統一,體現出他對唯物辯證法,特別是對對立統一規律的運用自如。
周恩來擔任總理後,很快就指出:“做好工作決定於處理好各種關係。”例如,在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時,他反對走向任何一個極端,指出:“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發揮地方的積極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氣勃勃,否則就死氣沉沉。”幾個月後,他又指出:“處理好上下關係,既要做到集中統一,又要因地制宜,二者必須都照顧到。”
事物都是在相對平衡中存在、發展的,而周恩來又是善於守衡並善於將中和和守衡結合起來的辯證法大師。
新中國成立初期,物價暴漲,人心不穩。穩定物價是政府管理的一項重要任務。周恩來指出:“為了穩定通貨和物價,必須平衡財政收支和保證物資供給。”他支持陳雲果敢採取統一全國財政管理的辦法,用極大的努力來增加財政收入,減縮財政支出,使收支接近于平衡,制止了通貨膨脹。
1956年,在三大改造高潮推動下,以重工業為中心的經濟建設出現了脫離平衡、急躁冒進的傾向。周恩來同陳雲一起進行反冒進鬥爭,強調經濟建設必須注意平衡問題。周恩來指出:“一定要為平衡而奮鬥。數量上平衡以後,還有品種和時間上的平衡問題。”他借鑒蘇聯片面發展重工業,輕視農業、輕工業,影響民生的教訓,指出:“輕視這兩者就會帶來不好的後果,就會發生經濟發展上的嚴重不平衡。”遺憾的是,反冒進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並進而開展了三年“大躍進”。結果使農業基礎弱化,無法負擔那樣規模的工業,工業本身也不平衡,無法繼續均衡生產,不得不進行國民經濟的調整。周恩來指出:“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全面調整,合理安排,以便集中主要力量,逐步地解決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問題,並且逐步地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建立新的平衡。”調整的中心是要恢復和發展農業；同時,要“盡一切可能使工業產品的數量、品質、品種趨於均衡的發展”。調整是要解決不平衡的問題,從而建立新的平衡。調整對擺脫危局、走出困境,產生了積極的重大影響。
博採眾長
在對外關係上,如何對待不同國家的不同長處?在內政管理上,如何對待不同方案的不同優點?對此,周恩來的思想方法是“博採眾長”。
周恩來認為,“一切國家,一切民族,都有長處,也有短處,有優點,也有缺點”。他號召“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必須把世界上一切好的東西都學來”。怎麼學?“我們應該有批判地學習,不是盲目地學習。有批判地學習,就是要學人家的長處和優點；不盲目地學習,就是不要把人家的短處和缺點也學來。”他指出:“敢於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現,這樣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夠自強的民族。”
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恩來在出訪亞非歐14國期間,多次用“天涯處處有芳草”的詩句,教育中國代表團人員應該向這些亞非歐國家學習一切有益的東西。他訪問埃及時,參觀尼羅河上正在修建的阿斯旺水壩工程後,決定中國派代表團去學習。他訪問摩洛哥時,參觀一座由義大利幫助興建的煉油廠後,深感其現代化設備和現代管理水準比中國先進,決定讓石油部派技術專家去學習。他品嘗摩洛哥的柑橘時,盛讚其個兒大、皮薄、汁多、香甜可口,作出了引進摩洛哥柑橘優良品種的決定。他訪問阿爾巴尼亞時,瞭解到當地的油橄欖出油率很高,對解決人民食用油問題很有好處,決定引種油橄欖樹。回國後,他還在昆明一林場栽下引進的第一株油橄欖樹。
在國家建設中,每個重大專案都會有多種不同的意見和方案。專家們從不同的立場、不同的經驗、不同的理論水準、不同的視角和興趣出發,其看法和主張之間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周恩來提出對這些不同的意見和方案要進行比較,“集中對的,去掉不對的,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樣才能不斷前進”。以黃河三門峽工程的改建為例,當時存在著“放淤派”、“攔泥派”、“炸壩派”、“不動派”四派的意見和方案。周恩來召開治理黃河會議,詳細瞭解各派的意見和方案,在吸收各派意見和方案長處的基礎上,最後決定在三門峽大壩左岸增建兩條隧洞,改建四根發電引水鋼管(即“二洞四管”改建方案),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這一決策的實施,挽救了一個接近失敗的工程,推動了治理黃河事業的發展。
謀定而後動
在外交工作和國家建設中,如何處理目標與步驟、謀劃與行動的關係?周恩來的方法是“謀定而後動”。他重視事前的謀劃、運籌,強調預備好了才行動,不打無把握之仗,不打無準備之仗,強調有目標地穩步前進。
周恩來每次處理對外交涉、參加國際會議等都重視事先作好充分準備,透徹地分析形勢,準確地掌握各方面的情況,制定出可行的談判方針和具體的鬥爭策略。毛澤東、周恩來訪問蘇聯並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重大外交出訪活動。為保證這次外交出訪活動的成功,周恩來進行了多方面的精心準備。到蘇聯後,由周恩來起草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蘇方未作原則性的修改。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第一次以大國身份參加的重要國際會議,也是一場極其複雜的多邊的外交鬥爭。周恩來親自抓各項準備工作。從方針策略的制定到重要的技術準備,都由他直接負責。他親自起草《關於日內瓦會議的估計及其準備工作的初步意見》,確定謀略,提出對日內瓦會議應該採取積極參加的方針,務期排除障礙,達成某些協議,以利於打開經過大國協商解決國際爭端的道路。《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和中國代表團出席日內瓦會議所取得的成功,從一定意義上說是“謀定而後動”的成功。
聲明:本文系《黨史博覽》雜誌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佈。請勿轉載。
”針對文化工作,周恩來提出了一個“大同小異原則”。他指出:“每一個人的思想或有著不同,或大同而小異,這樣才能推動事物的發展。從一部影片來看,它是靜止的、統一的,但它卻是暫時的、相對的,把它和另外一部電影一比較,就有著不同,就有著矛盾,也就會有著發展。”抓電影工作,“要在大的方面求同,在小的方面保留著一些不同,這樣就能夠獲得更好的發展”。
正是由於周恩來在內政上善於求同存異,善於在尊重個性的基礎上尋找共同點,善於在共同點上把矛盾的各方統一起來,所以他具有能把各種不同思路的人凝聚到一起的人格魅力。正是由於周恩來在國際交往中善於求同存異,才既能保持獨立自主,走好自己的路,又能融入世界,實現和平共處。
以大事小
在外交工作中,如何處理大國與小國的關係?在內政上,如何處理管理者與老百姓的關係?對此,周恩來的思想方法是“以大事小”。
據周恩來外事秘書陳浩回憶,1952年召開使節會議時,周恩來發現有的大使有大國沙文主義思想,便抓住這個問題,講大國沙文主義的危害,提倡對外平等待人。周恩來指出:“對亞非國家,我們應當有‘以大事小’的胸懷,要尊重他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宣導“承認一切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他指出:“我們重視這個問題,因為我們是一個大國,容易對小國不尊重。我們在人民中就經常提出警惕大國沙文主義思想的問題。由於歷史的傳統,大國容易對小國忽視和不尊重,因此我們經常檢討自己。”萬隆會議後,周恩來主張各國以萬隆會議精神相互約束。他認為,“這就是一種國際保證,使得國家不分大小都可以和平共處,互相幫助發展而不附帶任何條件”。周恩來在處理中國同柬埔寨、緬甸等國關係時,尊重小國、“以大事小”的做法,給西哈努克親王、吳奈溫總統留下了難忘的印象。1965年9月,西哈努克親王在《懷念中國》的詩中寫道:“你是一個大國,毫不自私傲慢,待人謙虛有禮,無論大小,平等相待。”周恩來逝世後,1976年1月15日,吳奈溫總統寫道:“雖然周恩來總理是一個大國領導人,但是,他同較小國家的領導人交往時,總是平等待人；他處理同較小國家的關係時,在包括複雜問題在內的各種問題上都表現出了極大的同情與和解精神。”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裡,當官的被稱為“大人”,如“知縣大人”、“知府大人”,屬下百姓則被稱為“小民”。儘管賢明的思想家和官員們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但“小民”從未被放在主人的位置上。與以往的統治者不同,中國共產黨是依靠人民,為人民謀幸福的黨,政府工作人員是人民的公僕,都要“以大事小”,服務好老百姓。周恩來認為政府總理這樣的“大官”也就是人民的“總服務員”。他經常說:“我是總服務員。”他要求各級政府管理者,都要服務好老百姓,當好人民的服務員。他從昆曲《十五貫》的內容聯想到政府管理,提出要處理好“官”與民的關係。“我們國務院,人民群眾要見我們,有的也難見。”“《十五貫》教育我們做‘官’的人,讓我們想一想,是不是真正在為人民服務。”1946年10月,在紀念魯迅逝世10周年時,周恩來指出:“對人民,我們要如對孺子一樣地為他們做牛的。要誠誠懇懇、老老實實為人民服務。”“人民的世紀到了,所以應該像條牛一樣,努力奮鬥,團結一致,為人民服務而死。”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擔任政府總理26年,實踐了這一諾言。
“小”是“大”的基礎,沒有小就沒有大。江海之所以成為一切小河流的領袖,是因為它善居其下,有容乃大。周恩來的“以大事小”的思想方法,反映了大國對小國善居其下的智慧,反映了政府管理者“人民至上”的理念。
同福同難
政府管理中,如何協調和處理不同地區、不同部門的利益矛盾,最大限度地調動全體人民的積極性,實現社會和諧?周恩來的思想方法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新中國成立初,周恩來就指出:“每個單位必須有整體觀念,要在總的財經計畫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認識自己的方向,有重點有計劃地恢復生產和發展生產。這樣才能不犯本位主義,不單純依賴國家,並在各自的範圍內做出最大的成績。”他關於正確處理城鄉關係、內外關係、工商關係、公私關係、勞資關係和上下關係的論述,處處體現著顧全大局,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思想方法。
1950年淮河發大水後,周恩來領導治淮,要求從整體利益出發,顧全大局,上中下游分工合作,各個部門密切配合,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他指出:“我們不能只叫皖北水淹而蘇北不淹。三河活動壩如果擋不住水,下游就不可能不淹。這叫做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不能只保一省的安全。”“事情總是應該大家分擔一些才能解決,哪一方面想單獨保持安全都不行。”在防洪的同時,“還應有利於灌溉農田,上游蓄水注意配合發電,下游注意配合航運”。後來,周恩來過問黃河、長江、漢水治理時,進一步提出治水要力爭做到防洪、發電、灌溉、航運、養殖五利俱全,上中下游應該統一規劃,照顧全域,有時要犧牲自己救別人。
中國是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沒有哪一個省份無災害發生,也沒有哪一個年度無災害發生。在救災工作中,周恩來要求一方有難,八方相助。1966年3月河北邢臺地震時,周恩來趕到災區視察。他對受災的鄉親們說:“重建家園光靠你們的力量還不夠。你們縣西部有好多沒有受災的莊子,巨鹿、甯晉、任縣都有些沒有受災的莊子,可以來幫助你們。”“國家當然要支援你們。你們這個地區有三十個公社、三十四萬人受災,現在已開進解放軍兩萬多人,地方上的工作隊和醫療隊一萬多人,共三萬多人,十個人就有一個人幫助。真是一人有困難,大家來相幫,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
在國家建設中,周恩來堅決反對只顧局部不顧整體的觀點和行為,既要求大家合作、齊心協力搞建設,也要求大家共同發展、共同享受發展的成果。他指出:“如果不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不能擺脫貧困落後的狀態的。要擺脫這種狀態,只有我們五十多個民族,大家合作起來,共同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國家。要建設這樣的國家,不能單靠漢族。”漢族離不開兄弟民族,兄弟民族沒有各民族特別是漢族的幫助,也不可能單獨發展。各個民族必須互相幫助,互相支持,共同發展。“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我們不能設想,只有漢族地區工業高度發展,讓西藏長期落後下去,讓維吾爾自治區長期落後下去,讓內蒙牧區長期落後下去,這樣就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區、區域自治的地區都現代化。全中國的現代化一定要全面地發展起來。”“我們中國這個民族大家庭是要大家幸福,包括兄弟民族上層分子也要得到真正的幸福。”“我們社會主義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發展,得到繁榮。”
周恩來“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思想方法,對保證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方面許多複雜而尖銳的矛盾的妥善解決,對提高中國這樣多災的大國抗大災的能力,對凝聚中國這樣多民族國家的共同繁榮、共同發展的力量,發揮了重要作用。
戒慎恐懼
隨意性和急躁冒進,是政府管理的大敵。周恩來認為政府管理千頭萬緒,“稍一不慎就會出亂子”,“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須謹慎從事”,需要“戒慎恐懼”。20世紀50年代,他指出:“在我們這樣一個地區廣闊、情況複雜並且經濟上正在劇烈變革的國家裡,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發生重大的錯誤,造成重大的損失。”20世紀60年代,他指出:“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多、經濟落後的國家要在經濟上翻身,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我們應該有臨事而懼的精神。這不是後退,不是洩氣,而是戒慎恐懼。建設時期絲毫驕傲自滿不得,絲毫大意不得。”
周恩來抓水利、“上天”(即“兩彈一星”)兩件大事時,尤其重視“戒慎恐懼”的思想方法。他認為,治水要同自然界打交道,違背自然規律,什麼都做不成。越是規模巨大的水利工程技術要求越複雜,一旦技術上失敗,造成的損失也就越大,不僅禍及當代,而且還會遺患子孫後代。治水涉及複雜的社會關係,關係到成千上萬人民群眾的利益。水利糾紛處理得好壞,水利決策的正確與錯誤,不僅影響整個經濟建設,而且影響國內的團結和社會的安定。因此,治水更需要戒慎恐懼。在治理黃河中,周恩來針對黃河自然情況的複雜性和治理的艱巨性,反復強調:“謙虛一些”,“謹慎一些”,“不要急躁”,“要兢兢業業地做”。在治理長江中,周恩來強調把理想和現實結合起來。1961年7月,他指出,毛澤東同志有首詞,其中有一句“高峽出平湖”。理想總是要實現的,但是要經過一個歷史時期,不能急,不能隨便搞。1972年11月,他針對高壩大庫的建設說:“我對這個問題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可不要太自信。”
周恩來抓“上天”的尖端科技,“戒慎恐懼”的思想方法具體化為“嚴肅認真,周到細緻,穩妥可靠,萬無一失”的十六字工作方針。在“兩彈”試驗基地,工作者們將精心選出的彩色石塊拼成這十六個大字,鑲嵌在各工號的戈壁灘上。這十六個大字刻在“兩彈一星”的科學家和每一個工作者的心上,是各個基地尖端試驗工作的座右銘。
為什麼周恩來抓水利、“上天”尤其重視“戒慎恐懼”?1972年11月21日,周恩來在葛洲壩工程彙報會上作了回答:“二十年我關心兩件事,一個水利,一個上天。這是關係人民生命的大事,我雖是外行,也要抓。”
在外交工作中,周恩來同樣重視“戒慎恐懼”。外交無小事。他指出:“外交不能亂搞,不能衝動。”“不要冒昧,不要輕敵,不要趾高氣揚,不要無紀律亂出馬,否則就要打敗仗。”“外交是代表國家的工作”,“要求每一個同志一切從學習出發,不要驕傲,不要急躁,不要氣餒”,“應該加倍謹慎”。
周恩來以“戒慎恐懼”的思想方法抓水利、“上天”,抓外交和國家建設,避免了重大決策的失誤,避免了可能出現的奇災大禍和巨大浪費,也是這些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瞻前顧後
政府管理中,如何協調和處理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當代人與後代人的關係?如何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周恩來的思想方法是“瞻前顧後”。他認為訂計畫要瞻前顧後留有餘地,全面安排也需要瞻前顧後,政府工作就要抓“全面規劃,瞻前顧後,分期進行”。
周恩來堅決反對只顧眼前不顧將來的短視行為。他指出:“我們不能夠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視了長遠的利益。為著我們子子孫孫的幸福,我們不能不暫時把許多困難擔當起來。”在生產和生活的關係上,不能只想著提高眼前的生活水準。“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們人人都要關心提高我們國家的生產力。”“只有生產不斷地增加,不斷地擴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們人民的貧困,才能鞏固我們革命的勝利,才能有我們將來的幸福。”“生產、技術的發展慢吞吞的,生活要求提得很高,那就錯了；應該生產、技術的發展要求很高,生活提高還要慢慢來。”
周恩來也堅決反對在建設中貪大貪多、不顧人民當前生活的急躁冒進行為。他指出:“我們必須妥善地安排國民收入中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係,在保證國家建設規模逐步擴大的同時,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如果不關心人民的當前利益,要求人民過分地束緊褲帶,他們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還要降低水準,他們要購買的物品不能供應,那麼,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就不能很好地發揮,資金也不能積累,即使重工業發展起來也還得停下來。”
在水利工作上,存在著搞大工程和一般農田水利建設的矛盾。大工程搞多了,就會在人力、財力、物力上影響一般農田水利建設的安排,還會直接影響農業生產,影響人民的當前利益。如果忽視大工程建設,則會影響農業生產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後勁,從而影響人民的長遠利益。周恩來要求瞻前顧後,把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結合起來。1953年8月20日,在政務院第186次政務會議上,周恩來認為水利工作過去三年有很大的成績,但也有偏差,著重搞大工程而對一般的農田水利工程注意不夠。他指出,在一定時期內,幾萬萬人的眼前利益還是農田水利,搞大工程時間很長,長遠的利益應與眼前的利益相結合。有時眼前顧得多了就影響長遠,有時顧了長遠就與現實脫節。
在林業工作上,存在著伐木與育林的矛盾。一方面,國民經濟的發展迫切需要木材,沒有木材,鋼、煤、礦都上不去。另一方面,改善生態環境又迫切需要提高森林覆蓋率。對此,周恩來將當代人的利益與後代人的利益結合起來,提出了“伐木與育林,重點放在育林”、“越伐越多,越多越伐,青山常在,永續作業”的林業發展方針。他批評古代人只知建設不知保護森林,後代子孫深受其害。“黃土高原是我們祖宗的搖籃地,是民族文化的發源地,但是這個地方的森林被破壞了。”今天,不能用剃光頭的辦法採伐森林,“營林是建設社會主義,我們不能吃光了就算,當敗家子”。“治水治錯了,樹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說你。”要“用得少,造得多”,“造林是百年大計,要好好搞”。
國家面貌的根本改變,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後繼的努力。周恩來認為每一代人要做好每一代人的事,既不要給子孫後代帶來不利後果,也不要企圖把子孫後代的事情都做完。把理想變成現實,得幾代到幾十代人的努力。我們的雄心壯志、偉大理想要世世代代傳下去。
中和守衡
一位外國朋友曾說:在周恩來身上,從來沒有那種狂想主義和極端主義的色彩。這句樸實而平凡的話,比較準確地概括出了周恩來“中和守衡”的思想方法特點。“中和守衡”也是周恩來政府管理的一個重要思想方法。
事物都是對立統一的,而周恩來是善於將對立的兩個方面統一起來,善於中和的辯證法大師。例如,周恩來領導治水,高超地處理了緩急、標本、蓄泄、前後、利害、福難、統分、上中下游、左右岸、群眾與專家、理想與現實、戰略與戰術、目標與步驟等對立面的統一,體現出他對唯物辯證法,特別是對對立統一規律的運用自如。
周恩來擔任總理後,很快就指出:“做好工作決定於處理好各種關係。”例如,在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時,他反對走向任何一個極端,指出:“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發揮地方的積極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氣勃勃,否則就死氣沉沉。”幾個月後,他又指出:“處理好上下關係,既要做到集中統一,又要因地制宜,二者必須都照顧到。”
事物都是在相對平衡中存在、發展的,而周恩來又是善於守衡並善於將中和和守衡結合起來的辯證法大師。
新中國成立初期,物價暴漲,人心不穩。穩定物價是政府管理的一項重要任務。周恩來指出:“為了穩定通貨和物價,必須平衡財政收支和保證物資供給。”他支持陳雲果敢採取統一全國財政管理的辦法,用極大的努力來增加財政收入,減縮財政支出,使收支接近于平衡,制止了通貨膨脹。
1956年,在三大改造高潮推動下,以重工業為中心的經濟建設出現了脫離平衡、急躁冒進的傾向。周恩來同陳雲一起進行反冒進鬥爭,強調經濟建設必須注意平衡問題。周恩來指出:“一定要為平衡而奮鬥。數量上平衡以後,還有品種和時間上的平衡問題。”他借鑒蘇聯片面發展重工業,輕視農業、輕工業,影響民生的教訓,指出:“輕視這兩者就會帶來不好的後果,就會發生經濟發展上的嚴重不平衡。”遺憾的是,反冒進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並進而開展了三年“大躍進”。結果使農業基礎弱化,無法負擔那樣規模的工業,工業本身也不平衡,無法繼續均衡生產,不得不進行國民經濟的調整。周恩來指出:“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全面調整,合理安排,以便集中主要力量,逐步地解決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問題,並且逐步地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建立新的平衡。”調整的中心是要恢復和發展農業；同時,要“盡一切可能使工業產品的數量、品質、品種趨於均衡的發展”。調整是要解決不平衡的問題,從而建立新的平衡。調整對擺脫危局、走出困境,產生了積極的重大影響。
博採眾長
在對外關係上,如何對待不同國家的不同長處?在內政管理上,如何對待不同方案的不同優點?對此,周恩來的思想方法是“博採眾長”。
周恩來認為,“一切國家,一切民族,都有長處,也有短處,有優點,也有缺點”。他號召“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必須把世界上一切好的東西都學來”。怎麼學?“我們應該有批判地學習,不是盲目地學習。有批判地學習,就是要學人家的長處和優點；不盲目地學習,就是不要把人家的短處和缺點也學來。”他指出:“敢於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現,這樣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夠自強的民族。”
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恩來在出訪亞非歐14國期間,多次用“天涯處處有芳草”的詩句,教育中國代表團人員應該向這些亞非歐國家學習一切有益的東西。他訪問埃及時,參觀尼羅河上正在修建的阿斯旺水壩工程後,決定中國派代表團去學習。他訪問摩洛哥時,參觀一座由義大利幫助興建的煉油廠後,深感其現代化設備和現代管理水準比中國先進,決定讓石油部派技術專家去學習。他品嘗摩洛哥的柑橘時,盛讚其個兒大、皮薄、汁多、香甜可口,作出了引進摩洛哥柑橘優良品種的決定。他訪問阿爾巴尼亞時,瞭解到當地的油橄欖出油率很高,對解決人民食用油問題很有好處,決定引種油橄欖樹。回國後,他還在昆明一林場栽下引進的第一株油橄欖樹。
在國家建設中,每個重大專案都會有多種不同的意見和方案。專家們從不同的立場、不同的經驗、不同的理論水準、不同的視角和興趣出發,其看法和主張之間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周恩來提出對這些不同的意見和方案要進行比較,“集中對的,去掉不對的,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樣才能不斷前進”。以黃河三門峽工程的改建為例,當時存在著“放淤派”、“攔泥派”、“炸壩派”、“不動派”四派的意見和方案。周恩來召開治理黃河會議,詳細瞭解各派的意見和方案,在吸收各派意見和方案長處的基礎上,最後決定在三門峽大壩左岸增建兩條隧洞,改建四根發電引水鋼管(即“二洞四管”改建方案),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這一決策的實施,挽救了一個接近失敗的工程,推動了治理黃河事業的發展。
謀定而後動
在外交工作和國家建設中,如何處理目標與步驟、謀劃與行動的關係?周恩來的方法是“謀定而後動”。他重視事前的謀劃、運籌,強調預備好了才行動,不打無把握之仗,不打無準備之仗,強調有目標地穩步前進。
周恩來每次處理對外交涉、參加國際會議等都重視事先作好充分準備,透徹地分析形勢,準確地掌握各方面的情況,制定出可行的談判方針和具體的鬥爭策略。毛澤東、周恩來訪問蘇聯並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重大外交出訪活動。為保證這次外交出訪活動的成功,周恩來進行了多方面的精心準備。到蘇聯後,由周恩來起草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蘇方未作原則性的修改。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第一次以大國身份參加的重要國際會議,也是一場極其複雜的多邊的外交鬥爭。周恩來親自抓各項準備工作。從方針策略的制定到重要的技術準備,都由他直接負責。他親自起草《關於日內瓦會議的估計及其準備工作的初步意見》,確定謀略,提出對日內瓦會議應該採取積極參加的方針,務期排除障礙,達成某些協議,以利於打開經過大國協商解決國際爭端的道路。《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和中國代表團出席日內瓦會議所取得的成功,從一定意義上說是“謀定而後動”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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