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周
◆ 《瞭望》專訪國家“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文化部文化產業專家委員會主任、中國傳媒大學經管學部學部長兼文化發展研究院院長范周教授
◆ “十三五”期間， 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將漸漸投入到文化建設上來
◆ 廣大的農村文化消費是短板， 這是公共文化服務“打通最後一公里”的重點所在， 要發揮鄉村賢達人士、有識之士的能量
◆ 文化供給要提質， 杜絕低俗供給、減少低端供給、淘汰過剩供給、清理僵屍供給、盤活呆滯供給
◆ 中國的文化建設不該局限於文化界自身， 而應將各領域、各層面結合起來
◆ 首次寫入報告的“數字經濟”對文化產業意義重大
◆ 融合是“互聯網+文化產業”發展階段的重要特徵， 將對新型城鎮化、特色小鎮、美麗鄉村、現代農業、康養產業及電子競技帶來新的發展思路
把脈文化產業走勢很重要
2017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 將發展公共文化服務和文化產業列為今年的一項重點工作，
2014年10月，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講話說到， “今天， 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他全面闡述了在這個偉大進程中文化藝術和文化藝術工作的地位作用與重大使命， 對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做好文化藝術工作提出了全面要求。
兩年後， 他又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強調， “文運同國運相牽， 文脈同國脈相連”， 再一次深刻論述了堅持中國文化自信等重大問題， 指出了文化文藝工作者的宏大使命。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 無疑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征程上， 文化需要肩負起自身應有的大擔當， 感國運之變化、立時代之潮頭、發時代之先聲， 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
解讀政府工作報告相關內容， 需要看到過去一年文化產業發展的亮點， 還要清醒看到依舊存在的一些問題， 以進一步把脈未來發展趨勢。
為此，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專門走訪了國家“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文化部文化產業專家委員會主任、中國傳媒大學經管學部學部長兼文化發展研究院院長范周教授。
以人民為中心補齊公共文化建設短板
《瞭望》：文化其實是最貼近百姓的， 也是邁向全面小康目標的一大需求。 您認為， 在這方面我們正在做出的最大努力是什麼？
范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其核心在全面， 要求經濟社會發展不能有短板， 一個都不能少， 一個都不能缺， 這當然包括文化建設工作的方方面面。 十八大以來，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人民為核心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恰恰是對文化工作提出的根本性要求。 正是在這一根本性原則的指導下， 我們的文化發展與建設已經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路上做出了各種努力。
文化建設講求的“三貼近”原則， 其中之一就是貼近群眾， 這就要求文化建設的方方面面不能與百姓若即若離。 無論是公共文化建設， 還是文化產業發展， 都需將這一點貫徹始終。 而在服務最廣大、最基層的百姓文化需求方面， 公共文化服務義不容辭。 在過去一年中， 以人民為中心的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全面推進， 是一個最大的亮點。
在我國公共文化服務建設日漸完善的今天， 公共文化服務逐漸呈現出以下三個特點， 這恰恰是文化貼近百姓所必須做到的， 也正在逐漸做到的。
第一是發展環境要進一步優化。
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出臺，公共文化服務有了基礎性、全域性、基本性法律；
促進公共文化與“科技創新”、“互聯網+”深度融合的政策出臺，公共文化服務發展有了更廣闊的空間；
關於公共文化服務方式和內容的指導性政策在全國遍地開花，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方式創新且不斷規範；
文化志願服務政策出臺，讓公共文化參與主體更為多元、更有存在感。
第二是資金預算要有效投入，利用率要高，“好鋼用在刀刃上”。2016年中央財政積極支持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安排相關資金208.62億元，用於公益性文化設施免費開放、落實國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指導標準和地方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實施標準、文化人才隊伍建設、支援少數民族地區文化事業的發展等多個方面。
第三是基層文化服務要日趨完善，文化惠民既有態度也有力度。公共文化服務最長的“攻堅戰”在基層。一年以來，中宣部等部門實施貧困地區百縣萬村綜合文化服務中心示範工程，以文化扶貧助推文化小康，目前已建成綜合文化服務中心約5000個。
綜觀我國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歷史過程，2016年當之不愧是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具有里程碑突破意義的一年。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的出臺，是公共文化立法以及我國文化立法領域的一大突破性進展，它為進一步加強公共文化服務保障和管理提供了更加強有力的法律依據，可以說是彌補了我國文化立法領域的空白，也為全面小康之文化全面小康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瞭望》：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水準”，您對此怎麼理解？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問題？
范周：公共文化服務是各級政府面對文化民生的責任擔當，主要是為公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權利。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水準”，是對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化建設的再度強化和深化。
這就要求公共文化服務建設要繼續堅持以民生需求為導向，加大硬體設施建設，探索推進公共文化服務體制機制、內容載體、方法手段創新，全方位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效能。當然，均等化不是平均化，我國地域遼闊，差異之大可想而知，各地要充分結合各自實際，挖掘自身文化資源，發揮自身文化優勢，探索在地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均等化發展模式。
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今年3月1日起正式實施，2017年是該法律的實施元年。因此，各級政府應把公共文化服務建設提到更重要的工作位置之上，全面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為此，需要注意解決好三方面的問題。
一是要有實施細則。實施細則是時間表、路線圖，這有利於讓公共文化服務深入人心，也會讓各級政府有一個明晰的“施工圖”。在這一過程中，通過加強宣傳教育工作推動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和社會化參與，是一個重要方面。實施細則的意義，在於各級政府時刻不忘對公共文化權益的保障，讓人民群眾對公共文化有一種獲得感，讓文化成果能夠看得見、摸得著。
二是著力打通公共文化服務的“最後一公里”。我國長期是一個農業大國，如今在幅員遼闊的國土上，仍散佈著6億多農民，如何調動農民參與文化消費的熱情、激發農村文化消費市場，無疑是一大短板。憂患與機遇並存，廣大的農村文化消費是短板，更是潛力，這是公共文化服務“打通最後一公里”的重點所在。這就要求在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過程中，要千方百計補齊短板、努力挖掘資源、全力把握機遇。在這個過程中，鄉賢文化建設能起到重要作用，如何將鄉村賢達人士、有識之士積聚起來，發揮他們的能量，是培養鄉村文化建設主力軍、生力軍的重要議題。
三是把公共文化服務與社區治理有機結合。目前，社區公共文化基礎設施普遍存在利用率較低、效益發揮較差的問題，“沒人用、不好用”的情況普遍存在，社區文化站管理運行機制不大協調，讓一些本是居民盡情享受文化成果的場所變了味。面對我國城市社區發展環境的快速變化，面對熟人社會向生人社會的巨變，面對社區居民社區存在感、凝聚感的不斷消散，如何通過公共文化建設實現對社區文化的有效凝聚成為社區治理的重要方面。這就要求我們的公共文化工作者要轉變觀念，理順機制，主動探索，用公共文化服務體制機制的創新，啟動社區細胞，讓“文化惠民、文化利民、文化為民”的大原則落地，讓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找到依託，不再高高在上。
“互聯網+”創造文化融合發展新機會
《瞭望》：習近平總書記系列講話中多次提到互聯網和新媒體對文化的影響，此次政府工作報告也多次提到“互聯網+”。應當說，互聯網對文化傳播、文化觀乃至價值觀的塑造有重大影響，受眾的文化消費行為也不斷變化。那麼，文化產業領域應如何面對和運用好“互聯網+”？
范周：必須看到，當今時代是一個互聯互通時代。互聯網技術不斷升級，大資料、雲計算等極大地改變著文化產業的發展生態，只有順勢而為，不斷突破，才能實現新環境下文化產業的再次跨越發展。
融合是發展的大趨勢，“互聯網+”已讓不少瀕臨消亡的事物重獲新生，可以說，融合是“互聯網+文化產業”發展階段的重要特徵。原本看上去毫無關聯的傳統文化產業或傳統產業，都可以借助“互聯網+”形成新的聯結，跨界融合勢頭一浪高過一浪，拓展出許多新興業態。而這種跨界，恰恰讓傳統文化、文化遺產等一些中華歷史文化瑰寶，找到了新的傳承發展思路，有了復興的大好機會。融合發展帶來的文化滲透，將會對新型城鎮化、特色小鎮、美麗鄉村、現代農業、康養產業及電子競技等發展起重要作用。
互聯網帶給文化從業者的啟發太多，一方面是技術，另一方面是思維，而技術和觀念總是相輔相成的。可以看到，2016年文化產業領域科技投入和技術運用邁上了一個新臺階。最近勢頭正盛的VR、AR、人工智慧等新技術，在文化產業領域的應用不斷增多，無論是傳統文化產業借助互聯網新技術的優化升級，還是互聯網技術在新興產業中的發展與創新，文化與科技融合發展的步伐與空間正在不斷拓展，這些領域也因文化的介入而贏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兩者呈現出相互借力、共生共榮的局面。
與此同時，互聯網的開放性、共用性、用戶至上等特點，也應當成為我們文化建設過程中的重要內容與原則。就是說，中國的文化建設不該局限於文化界自身，而應將各領域、各層面結合起來，使之成為全社會自省自覺的共同行動。只有領會互聯網精神實質，把握互聯網之靈魂，未來的文化產業才能在融合發展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更好。
互聯網的影響是非常廣泛的，除對文化產業發展本身產生的巨變性影響外，互聯網對文化消費者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在互聯網時代，消費者尤其是互聯網原住民這一代的文化消費行為、文化消費內容偏好等，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定制化內容、個性化消費、邊界化獲得管道等等，均是對文化產業領域提出的全新課題，都需要文化產業各個單體行業結合各自實際、著眼互聯網群體消費特徵來進行突破。今日頭條模式就可視為互聯網發展之勢下，順應消費者需求偏好進行個性化定制的一個典型。
首次寫入報告的“數字經濟”
對文化產業意義重大
《瞭望》：正像您所講的，“互聯網+”的價值很高。同時，我們還注意到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推動‘互聯網+’深入發展”時，接了一句並列的話“促進數字經濟加快成長”，而且“數字經濟”是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怎麼理解“數字經濟”，它與文化產業是怎樣的關係？
范周：通俗來說，“數字經濟”就是一切與互聯網相關的經濟。在互聯網發展、跨界融合與科技創新成為時代趨勢的大背景下，數字經濟已然成為國家經濟穩定增長的一個主要動力和推動產業創新、技術進步的重要力量，是實現“中國製造2025”不斷突破的強勁之力。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已取得了傲人成績。根據中國資訊化百人會課題組發佈的最新報告，2016年我國數位經濟規模達到22.4萬億元人民幣（當年價，折合約3.8萬億美元），超過日本（約2.3萬億美元）、英國（約1.43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數字經濟體。中國數字經濟總量不斷提升，從1996年到2016年，數字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從最初不足10％到了如今超過30％。
不難看出，數字經濟在國家建設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與數字經濟發展相對應的是我國日益發展壯大的高性能、高科技領域的龍頭企業，它們已走出國門，走在世界前列，成為國際領先企業，比如華為、聯想、中興、騰訊、阿裡巴巴、百度等。
“數字經濟”範疇很大，文化產業是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電影、電視劇、電視節目、動漫、遊戲等文化產業的諸多門類，都是數位產品的重要組成。截至2016年6月底，中國線民規模是7.10億人，中國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1.7%，手機線民達到了6.56億人。各類互聯網服務應用均保持了高速增長。互聯網和數位技術的發展，極大促進了數字文化產業發展，也不斷催生出數字文化產業的新業態新模式。
《瞭望》：報告提出“促進”數字經濟發展，說明目前在這方面還存在問題，您認為，有哪些問題？是不是還有瓶頸需要突破？
范周：數字經濟與人們日常生活的關聯必然會更為密切，也一定會朝著“平民化”“全民化”、更加便民更加普惠的方向發展。因此，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也必須直面問題，不斷突破。
應當承認，我國數字經濟起步較晚，儘管我國數字經濟占GDP比重提升快速，但仍低於主要發達國家。我國數字經濟總量（3.8萬億美元）僅為美國數字經濟總量（11萬億美元）的34.5%。除此之外，數字經濟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大致在30%左右，明顯低於一些發達國家，如美國達到59.2%、英國達到54.5%、日本為45.9%。
這些事實說明，要想趕超世界發達國家，還必須付出更艱辛的努力。當然，這也正意味著我國數字經濟潛藏著巨大潛力，只要深入挖掘，就會有巨大的成長空間。為此，需要人才、資金、政策、社會環境等多方面的協同發力。
一是要加快培養數字產業相關專業人才。提升人才的技術水準與應用能力，構建多層次、立體化的人才培養體系，滿足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對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人才需求。
二是要加大對數位產業、數位經濟的政策與資金支援力度。全面落實稅收優惠政策，加大財政獎勵補貼政策，形成數字經濟發展的良好政策環境，為數字經濟的發展不斷減負，讓其輕裝上陣。
三是要營造數字經濟發展的良好社會環境。通過宣傳、引導等形式，不斷培養消費者數位產品的消費意識與消費習慣，例如，付費收看電影電視劇等文化產品的消費習慣等，從而形成數字經濟發展的生生動力。
分層設計撬動文化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瞭望》：“供給側”一詞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出現了6次，近兩年各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都在努力釋放出以內需拉動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態勢。那麼，在文化產業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有哪些？
范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是推動供給的結構性調整。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面臨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主要問題的環境下，文化產業的發展不可避免地面臨著結構性失衡問題。因此，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突破，從文化產品和服務的生產供給端入手，調整文化產業供給結構，實現文化產業合理化和高度化發展，為真正啟動內需、打造文化經濟發展新動力提供有效路徑。
首要是提質，堅持內容為王。通過杜絕低俗供給、減少低端供給、淘汰過剩供給、清理僵屍供給、盤活呆滯供給，培育新的增長點，簡而言之，就是“良幣驅逐劣幣”，這是文化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大要義。
以影視劇為例，目前我國每年電影產量有六七百部、電視劇上萬集，但像電影《湄公河行動》、電視連續劇《琅琊榜》這樣既有口碑、又有票房和收視率的精品還不多。只有精品才能真正吸引受眾消費，隨著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也越來越印證一個事實，數量、規模固然重要，但更重要也是真正決定文化產業核心競爭力的是品質。必須努力實現由量到質的轉變，推動“工程型”“業績型”文化產品向實用型、民族型、市場型文化產品轉變，多生產廣大群眾喜聞樂見的有品質的文化產品。
其次要研究當前新的消費市場，引導新的消費習慣。需要看到，多元文化抬頭、受眾年齡結構變化和數位經濟快速發展等，都會影響文化消費市場，文化消費市場一定是多元多樣、百花齊放的。未來，90、95後會成文化消費主要群體，但同時絕對不能忘記40、50後和60、70後人群。因此，應當學會因時而變，研究不同消費者群體的消費需求和消費習慣，“對症下藥”，實施分層設計之策，有針對性地研究推出適應不同群體消費需求的優質產品，實現全方位、多層次拓寬消費市場。
第三要緊密結合國家重大戰略謀篇佈局。“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四大板塊”發展等國家大型發展戰略，是文化產業大有可為的重要空間。文化產業的發展要反映並借力國家宏觀戰略進行創意、投資、研發等等，這是文化產業發展的使命，也是文化產業供給側改革過程中的重要歷史機遇。與文化發展相關的專項規劃，正被陸續納入這些國家大型戰略，充分體現了相關職能部門文化意識的覺醒。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歷來就是相生相成的兩個方面，相信今後的國家發展戰略，會更有利於中國文化的振興，而這也是中國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礎。
總之，國人在精神層面的需求正日益多樣化和複雜化，而文化渴求的旺盛與文化供給的相對貧乏形成的巨大反差，正是在文化產業發展中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原因。文化產業供給側改革迫在眉睫，需要只爭朝夕，同時需要有效把握文化發展規律，以實現長期性規劃、系統性發展。
讓“一帶一路”見證現代中國文化崛起
《瞭望》：“扎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是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一項重點任務。事實上，自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後，“一帶一路”就立即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從文化方面，“一帶一路”的價值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范周：第一，今天的“一帶一路”，彰顯的是大國文化情懷。“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這是晚唐詩人張籍對古絲綢之路的描繪，後來許多人腦海中的絲綢之路，大體都是這個樣子。絲綢之路不僅僅是一條聯通東西方文明的交通要道，它還映照出大唐盛世的繁榮景象，因為只有國力昌盛，才有對外開放的需求和勇氣，所以有不少人把絲綢之路看作是中華民族強盛的一個標誌。
從過去一年的實踐中人們可以看到，我國堅定推行“一帶一路”建設，高層之間頻繁互動，密集簽署了一系列政府間的文化交流合作協定。民間文化交流也遍地開花，通過展演專案、論壇、研討會、競賽、智庫交流、青年交流、客座藝術家與非遺傳承人互訪等多形式的交流活動，加強文化互通，促進民間友好，鞏固了合作基礎，也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國門，在“絲路”沿線國家放出異彩。
第二，文化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組成和重要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項沒有文化支撐的事業難以持續長久。”“一帶一路”建設的實施亦是如此。“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土壤，就是充滿文化活力的民間交往和交流。民心相通在於文化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歷史、語言、宗教、風俗等社會生活的民間認知和交流，是民心相通最廣泛的領域，這正是“一帶一路”倡議生根發芽的文化根基所在。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到，國際社會想要瞭解中國，光靠正規的新聞發佈、官方介紹是遠遠不夠的，靠外國民眾來中國親身感受也很有限，而文化交流就是最好的方式，能夠提供獨特的視角，吸引人、感染人、打動人。比如，京劇、民樂、書法、國畫等都是我國文化瑰寶，都是外國人瞭解中國的重要途徑，這就是“民心相通”。
第三，“一帶一路”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機遇。對美的追求與熱愛，是全世界人民的共識，我們一定要向世界宣介好我國的優秀文化藝術。“一帶一路”為實現這樣的目標開闢了重要路徑。懷抱觀古今，“一帶一路”順應了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承載著絲綢之路沿線各國發展繁榮的夢想，也會見證現代中國文化的崛起。
《瞭望》：政府工作報告在“積極主動擴大對外開放”一節中專門提到，要“加強教育、文化、旅遊等領域交流合作”。您認為，怎樣做才能把這些變成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機遇？
范周：這個要求進一步拓展了我國文化走出去的空間和思路。可以肯定，2017年我國將繼續堅定不移地實行文化“走出去”戰略，擴大國際文化交流，提高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在這一過程中，既要從觀念上有所完善，也要在操作中有所突破。
一方面，要堅持把“走出去”與“引進來”相結合。在這個問題上，不能光喊口號，而要走腦入心、長期規劃，找落地，找抓手。“引進來”的，要能為我所用，注意吸收借鑒國外優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發展經驗；“走出去”的，不僅要會講好故事，還要會講好文化，傳遞中國精神是核心所在。
另一方面，好的理念需要強有力的傳播，應當花更大的功夫，從操作層面有效提高對外傳播水準。互聯網時代，尤其要善於運用網路新媒體，構建網路空間命運共同體，加大中華文化的線上、線下傳播力度，借助多方力量與合作機構，展示、宣介、闡釋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
而在這個方面，可以說是“路漫漫其修遠兮”，仍有不少工作要做，“補短板”迫在眉睫。比如，專業譯製人才不足的問題。應當注意吸引國內外優秀的翻譯人才和宣介人才，以便最大限度地減少中國文化“走出去”過程中因語言阻礙、傳播障礙導致的瓶頸乃至誤會，全方位提高傳播效能，改變這些，足以影響中國文化傳播的層次水準和廣度深度。
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出臺，公共文化服務有了基礎性、全域性、基本性法律；
促進公共文化與“科技創新”、“互聯網+”深度融合的政策出臺，公共文化服務發展有了更廣闊的空間；
關於公共文化服務方式和內容的指導性政策在全國遍地開花，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方式創新且不斷規範；
文化志願服務政策出臺，讓公共文化參與主體更為多元、更有存在感。
第二是資金預算要有效投入，利用率要高，“好鋼用在刀刃上”。2016年中央財政積極支持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安排相關資金208.62億元，用於公益性文化設施免費開放、落實國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指導標準和地方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實施標準、文化人才隊伍建設、支援少數民族地區文化事業的發展等多個方面。
第三是基層文化服務要日趨完善，文化惠民既有態度也有力度。公共文化服務最長的“攻堅戰”在基層。一年以來，中宣部等部門實施貧困地區百縣萬村綜合文化服務中心示範工程，以文化扶貧助推文化小康，目前已建成綜合文化服務中心約5000個。
綜觀我國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歷史過程，2016年當之不愧是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具有里程碑突破意義的一年。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的出臺，是公共文化立法以及我國文化立法領域的一大突破性進展，它為進一步加強公共文化服務保障和管理提供了更加強有力的法律依據，可以說是彌補了我國文化立法領域的空白，也為全面小康之文化全面小康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瞭望》：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水準”，您對此怎麼理解？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問題？
范周：公共文化服務是各級政府面對文化民生的責任擔當，主要是為公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權利。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水準”，是對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化建設的再度強化和深化。
這就要求公共文化服務建設要繼續堅持以民生需求為導向，加大硬體設施建設，探索推進公共文化服務體制機制、內容載體、方法手段創新，全方位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效能。當然，均等化不是平均化，我國地域遼闊，差異之大可想而知，各地要充分結合各自實際，挖掘自身文化資源，發揮自身文化優勢，探索在地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均等化發展模式。
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今年3月1日起正式實施，2017年是該法律的實施元年。因此，各級政府應把公共文化服務建設提到更重要的工作位置之上，全面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為此，需要注意解決好三方面的問題。
一是要有實施細則。實施細則是時間表、路線圖，這有利於讓公共文化服務深入人心，也會讓各級政府有一個明晰的“施工圖”。在這一過程中，通過加強宣傳教育工作推動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和社會化參與，是一個重要方面。實施細則的意義，在於各級政府時刻不忘對公共文化權益的保障，讓人民群眾對公共文化有一種獲得感，讓文化成果能夠看得見、摸得著。
二是著力打通公共文化服務的“最後一公里”。我國長期是一個農業大國，如今在幅員遼闊的國土上，仍散佈著6億多農民，如何調動農民參與文化消費的熱情、激發農村文化消費市場，無疑是一大短板。憂患與機遇並存，廣大的農村文化消費是短板，更是潛力，這是公共文化服務“打通最後一公里”的重點所在。這就要求在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過程中，要千方百計補齊短板、努力挖掘資源、全力把握機遇。在這個過程中，鄉賢文化建設能起到重要作用，如何將鄉村賢達人士、有識之士積聚起來，發揮他們的能量，是培養鄉村文化建設主力軍、生力軍的重要議題。
三是把公共文化服務與社區治理有機結合。目前，社區公共文化基礎設施普遍存在利用率較低、效益發揮較差的問題，“沒人用、不好用”的情況普遍存在，社區文化站管理運行機制不大協調，讓一些本是居民盡情享受文化成果的場所變了味。面對我國城市社區發展環境的快速變化，面對熟人社會向生人社會的巨變，面對社區居民社區存在感、凝聚感的不斷消散，如何通過公共文化建設實現對社區文化的有效凝聚成為社區治理的重要方面。這就要求我們的公共文化工作者要轉變觀念，理順機制，主動探索，用公共文化服務體制機制的創新，啟動社區細胞，讓“文化惠民、文化利民、文化為民”的大原則落地，讓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找到依託，不再高高在上。
“互聯網+”創造文化融合發展新機會
《瞭望》：習近平總書記系列講話中多次提到互聯網和新媒體對文化的影響，此次政府工作報告也多次提到“互聯網+”。應當說，互聯網對文化傳播、文化觀乃至價值觀的塑造有重大影響，受眾的文化消費行為也不斷變化。那麼，文化產業領域應如何面對和運用好“互聯網+”？
范周：必須看到，當今時代是一個互聯互通時代。互聯網技術不斷升級，大資料、雲計算等極大地改變著文化產業的發展生態，只有順勢而為，不斷突破，才能實現新環境下文化產業的再次跨越發展。
融合是發展的大趨勢，“互聯網+”已讓不少瀕臨消亡的事物重獲新生，可以說，融合是“互聯網+文化產業”發展階段的重要特徵。原本看上去毫無關聯的傳統文化產業或傳統產業，都可以借助“互聯網+”形成新的聯結，跨界融合勢頭一浪高過一浪，拓展出許多新興業態。而這種跨界，恰恰讓傳統文化、文化遺產等一些中華歷史文化瑰寶，找到了新的傳承發展思路，有了復興的大好機會。融合發展帶來的文化滲透，將會對新型城鎮化、特色小鎮、美麗鄉村、現代農業、康養產業及電子競技等發展起重要作用。
互聯網帶給文化從業者的啟發太多，一方面是技術，另一方面是思維，而技術和觀念總是相輔相成的。可以看到，2016年文化產業領域科技投入和技術運用邁上了一個新臺階。最近勢頭正盛的VR、AR、人工智慧等新技術，在文化產業領域的應用不斷增多，無論是傳統文化產業借助互聯網新技術的優化升級，還是互聯網技術在新興產業中的發展與創新，文化與科技融合發展的步伐與空間正在不斷拓展，這些領域也因文化的介入而贏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兩者呈現出相互借力、共生共榮的局面。
與此同時，互聯網的開放性、共用性、用戶至上等特點，也應當成為我們文化建設過程中的重要內容與原則。就是說，中國的文化建設不該局限於文化界自身，而應將各領域、各層面結合起來，使之成為全社會自省自覺的共同行動。只有領會互聯網精神實質，把握互聯網之靈魂，未來的文化產業才能在融合發展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更好。
互聯網的影響是非常廣泛的，除對文化產業發展本身產生的巨變性影響外，互聯網對文化消費者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在互聯網時代，消費者尤其是互聯網原住民這一代的文化消費行為、文化消費內容偏好等，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定制化內容、個性化消費、邊界化獲得管道等等，均是對文化產業領域提出的全新課題，都需要文化產業各個單體行業結合各自實際、著眼互聯網群體消費特徵來進行突破。今日頭條模式就可視為互聯網發展之勢下，順應消費者需求偏好進行個性化定制的一個典型。
首次寫入報告的“數字經濟”
對文化產業意義重大
《瞭望》：正像您所講的，“互聯網+”的價值很高。同時，我們還注意到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推動‘互聯網+’深入發展”時，接了一句並列的話“促進數字經濟加快成長”，而且“數字經濟”是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怎麼理解“數字經濟”，它與文化產業是怎樣的關係？
范周：通俗來說，“數字經濟”就是一切與互聯網相關的經濟。在互聯網發展、跨界融合與科技創新成為時代趨勢的大背景下，數字經濟已然成為國家經濟穩定增長的一個主要動力和推動產業創新、技術進步的重要力量，是實現“中國製造2025”不斷突破的強勁之力。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已取得了傲人成績。根據中國資訊化百人會課題組發佈的最新報告，2016年我國數位經濟規模達到22.4萬億元人民幣（當年價，折合約3.8萬億美元），超過日本（約2.3萬億美元）、英國（約1.43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數字經濟體。中國數字經濟總量不斷提升，從1996年到2016年，數字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從最初不足10％到了如今超過30％。
不難看出，數字經濟在國家建設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與數字經濟發展相對應的是我國日益發展壯大的高性能、高科技領域的龍頭企業，它們已走出國門，走在世界前列，成為國際領先企業，比如華為、聯想、中興、騰訊、阿裡巴巴、百度等。
“數字經濟”範疇很大，文化產業是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電影、電視劇、電視節目、動漫、遊戲等文化產業的諸多門類，都是數位產品的重要組成。截至2016年6月底，中國線民規模是7.10億人，中國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1.7%，手機線民達到了6.56億人。各類互聯網服務應用均保持了高速增長。互聯網和數位技術的發展，極大促進了數字文化產業發展，也不斷催生出數字文化產業的新業態新模式。
《瞭望》：報告提出“促進”數字經濟發展，說明目前在這方面還存在問題，您認為，有哪些問題？是不是還有瓶頸需要突破？
范周：數字經濟與人們日常生活的關聯必然會更為密切，也一定會朝著“平民化”“全民化”、更加便民更加普惠的方向發展。因此，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也必須直面問題，不斷突破。
應當承認，我國數字經濟起步較晚，儘管我國數字經濟占GDP比重提升快速，但仍低於主要發達國家。我國數字經濟總量（3.8萬億美元）僅為美國數字經濟總量（11萬億美元）的34.5%。除此之外，數字經濟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大致在30%左右，明顯低於一些發達國家，如美國達到59.2%、英國達到54.5%、日本為45.9%。
這些事實說明，要想趕超世界發達國家，還必須付出更艱辛的努力。當然，這也正意味著我國數字經濟潛藏著巨大潛力，只要深入挖掘，就會有巨大的成長空間。為此，需要人才、資金、政策、社會環境等多方面的協同發力。
一是要加快培養數字產業相關專業人才。提升人才的技術水準與應用能力，構建多層次、立體化的人才培養體系，滿足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對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人才需求。
二是要加大對數位產業、數位經濟的政策與資金支援力度。全面落實稅收優惠政策，加大財政獎勵補貼政策，形成數字經濟發展的良好政策環境，為數字經濟的發展不斷減負，讓其輕裝上陣。
三是要營造數字經濟發展的良好社會環境。通過宣傳、引導等形式，不斷培養消費者數位產品的消費意識與消費習慣，例如，付費收看電影電視劇等文化產品的消費習慣等，從而形成數字經濟發展的生生動力。
分層設計撬動文化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瞭望》：“供給側”一詞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出現了6次，近兩年各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都在努力釋放出以內需拉動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態勢。那麼，在文化產業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有哪些？
范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是推動供給的結構性調整。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面臨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主要問題的環境下，文化產業的發展不可避免地面臨著結構性失衡問題。因此，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突破，從文化產品和服務的生產供給端入手，調整文化產業供給結構，實現文化產業合理化和高度化發展，為真正啟動內需、打造文化經濟發展新動力提供有效路徑。
首要是提質，堅持內容為王。通過杜絕低俗供給、減少低端供給、淘汰過剩供給、清理僵屍供給、盤活呆滯供給，培育新的增長點，簡而言之，就是“良幣驅逐劣幣”，這是文化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大要義。
以影視劇為例，目前我國每年電影產量有六七百部、電視劇上萬集，但像電影《湄公河行動》、電視連續劇《琅琊榜》這樣既有口碑、又有票房和收視率的精品還不多。只有精品才能真正吸引受眾消費，隨著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也越來越印證一個事實，數量、規模固然重要，但更重要也是真正決定文化產業核心競爭力的是品質。必須努力實現由量到質的轉變，推動“工程型”“業績型”文化產品向實用型、民族型、市場型文化產品轉變，多生產廣大群眾喜聞樂見的有品質的文化產品。
其次要研究當前新的消費市場，引導新的消費習慣。需要看到，多元文化抬頭、受眾年齡結構變化和數位經濟快速發展等，都會影響文化消費市場，文化消費市場一定是多元多樣、百花齊放的。未來，90、95後會成文化消費主要群體，但同時絕對不能忘記40、50後和60、70後人群。因此，應當學會因時而變，研究不同消費者群體的消費需求和消費習慣，“對症下藥”，實施分層設計之策，有針對性地研究推出適應不同群體消費需求的優質產品，實現全方位、多層次拓寬消費市場。
第三要緊密結合國家重大戰略謀篇佈局。“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四大板塊”發展等國家大型發展戰略，是文化產業大有可為的重要空間。文化產業的發展要反映並借力國家宏觀戰略進行創意、投資、研發等等，這是文化產業發展的使命，也是文化產業供給側改革過程中的重要歷史機遇。與文化發展相關的專項規劃，正被陸續納入這些國家大型戰略，充分體現了相關職能部門文化意識的覺醒。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歷來就是相生相成的兩個方面，相信今後的國家發展戰略，會更有利於中國文化的振興，而這也是中國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礎。
總之，國人在精神層面的需求正日益多樣化和複雜化，而文化渴求的旺盛與文化供給的相對貧乏形成的巨大反差，正是在文化產業發展中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原因。文化產業供給側改革迫在眉睫，需要只爭朝夕，同時需要有效把握文化發展規律，以實現長期性規劃、系統性發展。
讓“一帶一路”見證現代中國文化崛起
《瞭望》：“扎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是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一項重點任務。事實上，自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後，“一帶一路”就立即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從文化方面，“一帶一路”的價值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范周：第一，今天的“一帶一路”，彰顯的是大國文化情懷。“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這是晚唐詩人張籍對古絲綢之路的描繪，後來許多人腦海中的絲綢之路，大體都是這個樣子。絲綢之路不僅僅是一條聯通東西方文明的交通要道，它還映照出大唐盛世的繁榮景象，因為只有國力昌盛，才有對外開放的需求和勇氣，所以有不少人把絲綢之路看作是中華民族強盛的一個標誌。
從過去一年的實踐中人們可以看到，我國堅定推行“一帶一路”建設，高層之間頻繁互動，密集簽署了一系列政府間的文化交流合作協定。民間文化交流也遍地開花，通過展演專案、論壇、研討會、競賽、智庫交流、青年交流、客座藝術家與非遺傳承人互訪等多形式的交流活動，加強文化互通，促進民間友好，鞏固了合作基礎，也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國門，在“絲路”沿線國家放出異彩。
第二，文化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組成和重要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項沒有文化支撐的事業難以持續長久。”“一帶一路”建設的實施亦是如此。“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土壤，就是充滿文化活力的民間交往和交流。民心相通在於文化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歷史、語言、宗教、風俗等社會生活的民間認知和交流，是民心相通最廣泛的領域，這正是“一帶一路”倡議生根發芽的文化根基所在。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到，國際社會想要瞭解中國，光靠正規的新聞發佈、官方介紹是遠遠不夠的，靠外國民眾來中國親身感受也很有限，而文化交流就是最好的方式，能夠提供獨特的視角，吸引人、感染人、打動人。比如，京劇、民樂、書法、國畫等都是我國文化瑰寶，都是外國人瞭解中國的重要途徑，這就是“民心相通”。
第三，“一帶一路”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機遇。對美的追求與熱愛，是全世界人民的共識，我們一定要向世界宣介好我國的優秀文化藝術。“一帶一路”為實現這樣的目標開闢了重要路徑。懷抱觀古今，“一帶一路”順應了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承載著絲綢之路沿線各國發展繁榮的夢想，也會見證現代中國文化的崛起。
《瞭望》：政府工作報告在“積極主動擴大對外開放”一節中專門提到，要“加強教育、文化、旅遊等領域交流合作”。您認為，怎樣做才能把這些變成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機遇？
范周：這個要求進一步拓展了我國文化走出去的空間和思路。可以肯定，2017年我國將繼續堅定不移地實行文化“走出去”戰略，擴大國際文化交流，提高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在這一過程中，既要從觀念上有所完善，也要在操作中有所突破。
一方面，要堅持把“走出去”與“引進來”相結合。在這個問題上，不能光喊口號，而要走腦入心、長期規劃，找落地，找抓手。“引進來”的，要能為我所用，注意吸收借鑒國外優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發展經驗；“走出去”的，不僅要會講好故事，還要會講好文化，傳遞中國精神是核心所在。
另一方面，好的理念需要強有力的傳播，應當花更大的功夫，從操作層面有效提高對外傳播水準。互聯網時代，尤其要善於運用網路新媒體，構建網路空間命運共同體，加大中華文化的線上、線下傳播力度，借助多方力量與合作機構，展示、宣介、闡釋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
而在這個方面，可以說是“路漫漫其修遠兮”，仍有不少工作要做，“補短板”迫在眉睫。比如，專業譯製人才不足的問題。應當注意吸引國內外優秀的翻譯人才和宣介人才，以便最大限度地減少中國文化“走出去”過程中因語言阻礙、傳播障礙導致的瓶頸乃至誤會，全方位提高傳播效能，改變這些，足以影響中國文化傳播的層次水準和廣度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