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先生， 我們好像又開始在聊天了， 在我的耳邊仿佛又聽到你那輕輕的、柔柔的帶著南方口音的聲音。 現在的你一定很輕鬆， 耳朵不背了， 可以聽見我說話了吧？
我和先生一定是有緣的。 當時我們都在社科院外文所， 她是大專家， 我是《世界文學》編輯部的一個小編輯。 “文革”中“革命群眾”貼大字報揭發錢鍾書的書桌上從來不肯放毛主席的書， 楊先生知道了就連夜打著手電筒， 在大字報旁貼了一張小字報， 說這不是事實， 這件事激怒了“革命群眾”， 然後批鬥了她一次。 另外在外文所一次小型的批鬥會中，
20世紀70年代我們都下放到五七幹校， 她在菜園子勞動， 我隨大隊一起下地幹農活， 都在改造中。 所以和楊先生接觸得稍微多一點， 錢鍾書先生當通信員， 每天上郵電局取報取信， 有空就順便過來看看楊先生， 和她一起散散步、聊聊天， 這也是他們最浪漫的一刻。 有時見到我們打個招呼， 有時還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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