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近代上海， 似乎歷來不缺乏文獻， 而且這些上海史文獻幾乎涵蓋了歷史研究的主要文獻種類：有史料價值極高的檔案， 如上海租界檔案、英法美日等國駐滬領事檔案、《上海道契》（3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以及《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28冊）（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1年）；也有內容豐富、種類繁多的中外文各種報刊， 如英文《字林西報》、《密勒氏評論報》， 中文《申報》、《東方雜誌》以及娛樂性的畫刊《點石齋畫報》、《良友畫報》， 等等。 此外， 還有數量頗為可觀各種專題文獻彙編， 其中上海社會科學研究所選編的就有《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彙編》（上海人民出版社，
與前述種類豐富、卷帙浩繁的上海史文獻相比， 《上海故事》篇幅和體量雖然都算不上很大， 但卻有其獨特而重要的文獻價值，
彌補上海史文獻缺失
該書為6部（篇）稀見英文文獻彙編， 其成書或發表時間為19世紀40年代至20世紀初年， 主要內容為1840年代至1890年代的上海及其他口岸城市的社會、政治以及城市發展等方面的情況， 其中較多內容是關於上海租界和外僑社會， 包括上海租界的設立、初步發展以及外僑社會的生活等方面， 其中也穿插著對近代上海的發展有重要的或者是決定性影響的事件， 諸如青浦事件、小刀會起義、太平軍進攻上海等。 作者為英美僑民或者是來華旅行、考察的外國人。
眾所周知， 近代上海的迅速發展始於1843年上海開埠， 此後的50年是上海城市發展的起步階段， 也是近代上海城市發展的格局形成的奠基時代，
文獻價值獨特
該書收錄的文獻包括遊記、回憶錄、日記（即英國植物學家福鈞的《上海遊記》、美國僑民魏德卯的《遠東生活回憶錄》和一位以兒童口吻寫成的日記《小孩日記》）和兩篇關於上海歷史的研究報告（即美國傳教士朗格著《社會視野中的上海》和曾經擔任英國駐滬領事的卡萊斯所著《上海租界歷史雜錄（1842-1856）》）以及英國僑民麥克萊倫所著上海史著作《上海故事——從開埠到對外貿易》。
這部著作於1889年出版， 作者麥克萊倫長期擔任《字林西報》的主筆。 據該書自序， 作者寫這部書的動因是至1880年代， 上海租界經過幾十年的發展， 具有自治性質的市政機構和制度已經建立起來， 但是關於這段歷史， 尚無完整的記述，“最近幾年，我時常聽人們說很想看到關於上海租界歷史的記述，”作者寫作《上海故事》的目的就是要為人們提供這樣一部關於租界歷史的翔實可靠的記述。為此，他翻閱了當時能見到的檔案（包括一些洋行的檔案）、報刊和書籍，而且採訪了當時還建在的在開埠初期即來上海的老居民。因此，可以說這部著作不僅是第一部英文上海史著作，也是第一部翔實可靠的上海史著作。不僅如此，這部著作和《社會視野中的上海》以及《上海租界歷史雜錄（1842-1856）》相互補充，對上海租界乃至於近代上海城市歷史上的某些關鍵問題，諸如上海租界工部局的設立及其合法性問題，有很深入的探討，進而對揭示上海租界的獨特性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上海租界工部局是一個對包括華人在內的租界居民行使包括徵收等職能的市政管理機構，掌控這個機構的是由租界納稅人會議選舉產生的董事會，因此這是一個自治性質的市政機構。自設立時起，這個機構的合法性就備受爭議，二十世紀中國民族主義興起之後，工部局、巡捕房以及武裝力量萬國商團成為租界乃為實質上的“國中之國”的鐵證，不僅如此，英國為首是西方列強被看作是上海租界當局的後臺。但是，相關檔案揭示出，自工部局成立時起，英國政府就始終不承認其合法性，時任英國駐北京公使的布魯斯多次表示堅決反對，1862年底至1863年初，布魯斯多次寫信給駐滬英國領事麥華陀，認為在中國擁有管轄權的土地上設置市政機構違背中英之間的相關條約：“對英國府來講，上海的英國租界既不是轉讓給英國君主，也不是租賃給英國君主。它（指《南京條約》）僅僅是一個協議，即允許英國公民出於個人安頓的需要在某個地方獲得土地，以便他們居住在一起。以這樣的方式獲得的土地依然是中國的領土，要繳納土地稅，如果中國政府在其上的管轄權被否定的話，那該協議也就被否認了……”在布魯斯看來，英國政府不願意見到這樣的局面，即工部局對界內的華人有徵稅權，而華人因居住在租界而不受中國政府的管轄。因此，上海租界當局追求的租界擴張以及華洋雜居都不是英國政府所樂見的。1863年1月22日給麥華陀的信中，布魯斯再次明確表示：“根據條約，我們沒有權利去介入中國人與中國當局之間的關係；‘英租界神聖不可侵犯’這句話沒有意義，除非中國當局同意，否則我們沒有權力強迫居住在所謂租界裡的中國人為本地的需要而繳納任何稅收。”
儘管英國政府方面不承認合法性，但是上海租界工部局並未因此而撤銷，反而自行生長、發展起來，1863年美租界併入之後，上海租界更由原來的專屬租界變為公共租界，它與英國政府和其他列強之間關係也變得頗為獨特。英國在上海租界一直擁有最大的利益，但是英國不認為上海租界是英國的專屬租界，而只把它看成是列強共管的國際的居留地，英國在此無排他的權利，當然也沒有特別的保護義務。在另一方面，上海租界當局自然也沒有義務直接服從英國政府。同時，對於工部局的合法性問題，在20世紀之前，除了上海租界華人不時就自身在上海租界內的平等地位，如租界公園對華人開放問題不時提出抗議，最為重要的相關方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未曾對此提出質疑，上海租界就是在這種獨特的格局之下迅速發展起來：它在事實上享有極為高度的自治，即不受任何列強政府的直接管轄，也在事實上幾乎排除了中國政府的行政和司法方面的管轄權，堪稱其時世界範圍內最為自由的城市。
關於英國政府在租界工部局合法性問題上的態度，至20世紀20年代後期，中國學者蒯世勳等人的研究中才提及此問題，這比麥克萊倫的研究晚了50年，而且更值得指出的這是上海外僑自己書寫的上海史當中首先揭示此問題的真相，並且比較深入地討論其原因，因此亦更具說服力。
當然，《上海故事》的文獻價值遠不止於此。閱讀這些文獻，還可以發現許多反映開埠早期上海華洋關係以及外僑社會生活的一些細節，如魏德卯筆下的1850年代上海租界的情況是：“上海的外國人群體非常小，跟那些偏僻港口裡的情況多有相似，大家相互間幾乎都很熟悉。與外界的聯絡很少且不定期，郵件一個月來一次，通常是由鴉片快船帶來；郵包由吳淞快馬發出，信件通常全都倒在英國領事館的地板上，每個人自己來揀。這就是每個月中最讓人激動的日子！極少有遊客和陌生人到來。有的話，短短幾小時內，他是誰、來這裡幹什麼、在這裡待多久，盡人皆知。”（《遠東生活回憶錄》）。又如關於開埠之初上海外僑的社交生活，“1852年，上海外商的妻子很少在上海，幾年後的一次舞會上，共有30位紳士和9位女士出席，大家都欣喜若狂，每位女士要給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的男士做舞伴，有時與每位舞伴跳15分鐘華爾滋。”（《上海故事》）。再如關於上海最早的四輪馬車的引進情況，據記載是由外僑考爾迪科特在1852年引進，“在這年9月的某一天的下午，這位考爾迪科特先生第一次開著這輛車出行，並且他還記下了自己的出行路線。”（《上海社會概況》）
▲《上海地方誌外文文獻叢書》首本《上海故事》
《上海故事》僅為上海地方誌外文文獻叢書之一，後續還會有一批此種類型的文獻陸續推出。相信這批文獻的開發，將會對上海城市史研究將有所推動。（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尚無完整的記述，“最近幾年，我時常聽人們說很想看到關於上海租界歷史的記述，”作者寫作《上海故事》的目的就是要為人們提供這樣一部關於租界歷史的翔實可靠的記述。為此，他翻閱了當時能見到的檔案（包括一些洋行的檔案）、報刊和書籍，而且採訪了當時還建在的在開埠初期即來上海的老居民。因此，可以說這部著作不僅是第一部英文上海史著作，也是第一部翔實可靠的上海史著作。不僅如此，這部著作和《社會視野中的上海》以及《上海租界歷史雜錄（1842-1856）》相互補充，對上海租界乃至於近代上海城市歷史上的某些關鍵問題，諸如上海租界工部局的設立及其合法性問題，有很深入的探討，進而對揭示上海租界的獨特性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上海租界工部局是一個對包括華人在內的租界居民行使包括徵收等職能的市政管理機構，掌控這個機構的是由租界納稅人會議選舉產生的董事會，因此這是一個自治性質的市政機構。自設立時起，這個機構的合法性就備受爭議，二十世紀中國民族主義興起之後，工部局、巡捕房以及武裝力量萬國商團成為租界乃為實質上的“國中之國”的鐵證，不僅如此，英國為首是西方列強被看作是上海租界當局的後臺。但是，相關檔案揭示出，自工部局成立時起，英國政府就始終不承認其合法性，時任英國駐北京公使的布魯斯多次表示堅決反對，1862年底至1863年初，布魯斯多次寫信給駐滬英國領事麥華陀，認為在中國擁有管轄權的土地上設置市政機構違背中英之間的相關條約：“對英國府來講，上海的英國租界既不是轉讓給英國君主，也不是租賃給英國君主。它（指《南京條約》）僅僅是一個協議，即允許英國公民出於個人安頓的需要在某個地方獲得土地，以便他們居住在一起。以這樣的方式獲得的土地依然是中國的領土，要繳納土地稅，如果中國政府在其上的管轄權被否定的話，那該協議也就被否認了……”在布魯斯看來，英國政府不願意見到這樣的局面，即工部局對界內的華人有徵稅權，而華人因居住在租界而不受中國政府的管轄。因此，上海租界當局追求的租界擴張以及華洋雜居都不是英國政府所樂見的。1863年1月22日給麥華陀的信中，布魯斯再次明確表示：“根據條約，我們沒有權利去介入中國人與中國當局之間的關係；‘英租界神聖不可侵犯’這句話沒有意義，除非中國當局同意，否則我們沒有權力強迫居住在所謂租界裡的中國人為本地的需要而繳納任何稅收。”
儘管英國政府方面不承認合法性，但是上海租界工部局並未因此而撤銷，反而自行生長、發展起來，1863年美租界併入之後，上海租界更由原來的專屬租界變為公共租界，它與英國政府和其他列強之間關係也變得頗為獨特。英國在上海租界一直擁有最大的利益，但是英國不認為上海租界是英國的專屬租界，而只把它看成是列強共管的國際的居留地，英國在此無排他的權利，當然也沒有特別的保護義務。在另一方面，上海租界當局自然也沒有義務直接服從英國政府。同時，對於工部局的合法性問題，在20世紀之前，除了上海租界華人不時就自身在上海租界內的平等地位，如租界公園對華人開放問題不時提出抗議，最為重要的相關方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未曾對此提出質疑，上海租界就是在這種獨特的格局之下迅速發展起來：它在事實上享有極為高度的自治，即不受任何列強政府的直接管轄，也在事實上幾乎排除了中國政府的行政和司法方面的管轄權，堪稱其時世界範圍內最為自由的城市。
關於英國政府在租界工部局合法性問題上的態度，至20世紀20年代後期，中國學者蒯世勳等人的研究中才提及此問題，這比麥克萊倫的研究晚了50年，而且更值得指出的這是上海外僑自己書寫的上海史當中首先揭示此問題的真相，並且比較深入地討論其原因，因此亦更具說服力。
當然，《上海故事》的文獻價值遠不止於此。閱讀這些文獻，還可以發現許多反映開埠早期上海華洋關係以及外僑社會生活的一些細節，如魏德卯筆下的1850年代上海租界的情況是：“上海的外國人群體非常小，跟那些偏僻港口裡的情況多有相似，大家相互間幾乎都很熟悉。與外界的聯絡很少且不定期，郵件一個月來一次，通常是由鴉片快船帶來；郵包由吳淞快馬發出，信件通常全都倒在英國領事館的地板上，每個人自己來揀。這就是每個月中最讓人激動的日子！極少有遊客和陌生人到來。有的話，短短幾小時內，他是誰、來這裡幹什麼、在這裡待多久，盡人皆知。”（《遠東生活回憶錄》）。又如關於開埠之初上海外僑的社交生活，“1852年，上海外商的妻子很少在上海，幾年後的一次舞會上，共有30位紳士和9位女士出席，大家都欣喜若狂，每位女士要給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的男士做舞伴，有時與每位舞伴跳15分鐘華爾滋。”（《上海故事》）。再如關於上海最早的四輪馬車的引進情況，據記載是由外僑考爾迪科特在1852年引進，“在這年9月的某一天的下午，這位考爾迪科特先生第一次開著這輛車出行，並且他還記下了自己的出行路線。”（《上海社會概況》）
▲《上海地方誌外文文獻叢書》首本《上海故事》
《上海故事》僅為上海地方誌外文文獻叢書之一，後續還會有一批此種類型的文獻陸續推出。相信這批文獻的開發，將會對上海城市史研究將有所推動。（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