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是蘇區時期我黨中央紅色交通線的奠基者。 大革命失敗後,黨的八七會議決定要逐步建立全國性的秘密交通網。 1928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召開,大會提出今後工作任務:“必須努力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發展紅軍,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 ”黨的六大後,中國各地革命形勢發生很大變化,全國出現了多個以武裝割據為主要特徵的紅色蘇維埃區域。 閩西、贛南蘇區是全國面積最大的一個,聯合組成中央蘇區。 由上海黨中央所在地通往中央蘇區的紅色交通線在全國所有交通線中,地位至關重要,作用非常顯著,被稱為中央紅色交通線。
組建中央紅色交通線
早在1929年底,隨著贛南閩西土地革命鬥爭的蓬勃開展,遠在上海的黨中央機關也認識到與朱毛紅軍的聯繫十分重要。 12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組織部長、軍事部長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對閩、粵、贛及朱毛紅軍、閩西紅軍發出了“單獨的指示”,指出:“中央認為必須與閩西紅軍、朱毛紅軍共同設立一獨立的交通網,這一交通網,可以解決紅軍與江西或廣東的聯繫問題,可以解決你們與紅軍及紅軍與中央的聯繫問題”。 為加強黨中央與各地黨組織、革命根據地的聯繫,中央提出在閩粵贛蘇區設立一個獨立交通網的設想,由負責軍事的周恩來負責,組織秘密交通網,計畫開拓北方線、長江線、南方線三條主要交通線,連接中央和各革命根據地的大動脈。
1930年春,受紅四軍前委書記毛澤東和福建省委委派,中共閩西特委委員、軍委書記盧肇西抵達上海,同時廣東省委的重要交通員李沛群也到達上海,與黨中央交通部門商定分別在香港、閩西建立交通大站等問題。 9月下旬,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 會上,周恩來作了《關於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強調“要鞏固現有的蘇維埃區域,將分散的蘇維埃區聯合起來,集中與加強紅軍的領導,發動更廣大的農民群眾,建立中央蘇維埃政府”,要“在中央蘇區立即設立中央局,目的在指導整個蘇維埃區域之黨的組織,同時,並在蘇區成立軍事委員會以統一各蘇區的軍事指揮”,並指示“為了鞏固、發展和擴大蘇區與紅軍,要調動白區百分之六十的幹部到蘇區；要按照蘇聯內戰時期的辦法,建立交通線和交通站,聯結蘇區和白區之間的來往關係”。
1930年秋,盧肇西從上海回來,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在閩西永定金砂古木督正式成立了“閩西工農通訊社”,閩西各縣建立分支機搆,稱機要交通網。 7月,在周恩來的直接主持下,中央軍委交通總站成立。 11月,軍委交通站改為直屬中央政治局,又為交通局,由周恩來、向忠發(後叛變)、李立三、餘澤鴻和吳德峰組成委員會,吳德峰為交通局長,陳剛為副局長,將中央外交科歸併交通局,下設大站、中站、小站,主要任務是打通蘇區的交通線,佈置嚴密的全國交通網。
交通局成立後,在周恩來的指示下,以很大的決心,從各省調來精兵強將,集中三個月的時間,打通了通往蘇區的交通線。
交通員是党的忠誠者,所擔負的任務極為重要。當時,周恩來對交通局長吳德峰指出,交通員的選定要遵守幾條原則,首先,要黨齡長,政治上堅定可靠；其次,有豐富的對敵鬥爭經驗,機警靈活,槍法要准；第三,身體要健壯,能夠勝任長途跋涉；最後,他還特別加上一條,要有一定文化,記憶力要強——為減少風險,當時許多檔、情報的傳遞為“無紙化”,往往要求交通員將傳送的檔全部背記下來。
經交通線進入中央蘇區
1931年4月,中央候補委員、中共特科主要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黨中央組織活動受到嚴重影響。周恩來從情報上獲知顧順章變節後,迅速組織黨的中央機關轉移到上海城郊海棠村。同年6月,總書記向忠發被捕,黨在上海的領導機關再次受到嚴重危害。周恩來根據黨中央“鞏固、發展和擴大蘇區與紅軍,抽調白區百分之六十的幹部到蘇區去”的指示精神,準備經這條他親手創立的“紅色交通線”,從白區前往中央蘇區瑞金指導革命工作。1931年12月上旬,周恩來化名伍豪,由交通員黃華(又名黃有恆)護送上船,與交通員肖桂昌坐上英國小火輪經過兩天兩夜,到達汕頭。周恩來一到汕頭,先來到中央交委在汕頭的絕密辦事處“華富電器材料行”,聽取汕頭交通站站長陳彭年的工作彙報。周恩來一身商人打扮,與肖桂昌住進了交通站為他們安排的當地最好的旅店金陵旅館。當周恩來把房間安排妥當,正下樓準備去吃飯時,在樓梯拐彎處的牆上發現一張1925年廣東國民政府東征攻打叛軍陳炯明時,汕頭各界歡迎黃埔學生軍大會的照片,周恩來就在其中。由於怕被人發覺,他們趕緊轉移到棉安街的一家小旅館。這家旅館是當時鎮守潮汕的國民黨獨立第二師師長張瑞貴秘密開設的,員警、地痞、流氓從不敢去騷擾,相當安全。
第二天,周恩來打扮成商人,肖桂昌打扮成同行者,登上了開往潮安的火車。他們買的車票是二等票,上車後發現只有幾個人,周恩來一看不對,急忙走進三等車廂。三等車廂人來人往,他們和百姓擠在一起,拉下帽子看報紙。突然查票員來查票,周恩來猛一看他,腦海中迅速閃現出這人曾到東江行政專員公署向他請示過工作。周恩來認出他後,忙把頭上的帽子拉低,扭頭看窗外；肖桂昌機智地站起來,擋住周恩來,同時把車票交給那個檢票員。檢票員見是二等座,就指著隔鄰的二等車廂,要他們去那邊坐。肖桂昌當面答應,見那人走後就坐著不動,免去一場虛驚。火車很快到了潮安。吃過午飯,他們就乘下午二點開往大埔的電船,到達大埔縣城,轉乘開往虎頭沙的小電船,在途經青溪時上岸,到達青溪交通中站。在青溪,周恩來利用僅有的一點休息時間,向當地幹部作了形勢報告,鼓勵他們要加倍努力,完成交通線上的各種任務。晚飯後,青溪交通站站長盧偉良率手槍隊八九人,和大埔埔北交通站負責人蔡雨青、肖桂昌等星夜護送周恩來前往距虎頭沙(又名石下壩)十裡的多寶坑交通小站(鄒日祥家),休息半小時後,又趁夜翻山越嶺,經洋門、黨坪一帶,抵達鐵坑小站。他們一行白天睡在老百姓家的穀倉內,天黑後由小站派出的可靠嚮導和駁殼槍隊,護送過伯公坳。山的另一邊,就是福建。在當地交通員鄒清仁的帶領下,周恩來一行順利地進入福建永定邊境的陶坑交通小站,後經溪南上金、中金和下金到達永定縣委所在地“秋雲樓”,再由永定縣委書記肖向榮陪同,一路向西,日夜兼程,於12月22日到達汀州,年底進入江西贛南。到達瑞金的第二天,周恩來電告中央:一路順風,平安到達“娘家”。
指導閩西蘇區工作
1931年12月22日下午,周恩來到達汀州。當晚,他和閩粵贛邊區特委代理書記羅明、特委組織部長李明光、特委宣傳部長郭滴人談話,瞭解閩西當前革命形勢。23日上午,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在汀州召開,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閩西蘇維埃政府秘書長李六如參加了會議。24日晚上,閩粵贛邊區特委機關工作人員大會召開,羅明主持會議。會上,周恩來從國際形勢、國內形勢、白區的鬥爭情況、蘇區任務和我們的鬥爭策略等幾個方面進行了闡述,並提出今後的工作方針。會議從下午五時多一直開到了淩晨二時四十多分,長達九個多小時。25日,周恩來又召集羅明、李明光、肖桂昌和李沛群開會,對李沛群負責的省委秘書工作提出了意見,要求李沛群立即交接秘書工作,回到交通大站。周恩來還交待了四項任務:(一)把閩西交通大站搬到永定的邊界去；(二)為了完成黨中央決定的“從白區抽調百分之六十的幹部到蘇區”的任務,一定要做好護送工作；(三)要輸入藥品和軍需物資；(四)要從上海輸送大的電臺到蘇區。周恩來還指示,將“工農武裝交通站”改為“工農通訊社”第一分社,以掩護閩西交通線的工作,還強調要加強領導,確保安全。
周恩來從上海經汕頭進入閩西蘇區,耳聞目睹了閩西肅殺所謂的“社會民主黨”的嚴重惡果。25日晚,周恩來在長汀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了著名的《伍豪自中區來信》,指出:“我在此三日,已與各負責同志談話,沿途又曾利用休息時間與鄉村及党區黨部鄉區縣蘇農民同志談話,連日又參加省委會議三次,對閩西一般情形有個大概的瞭解。閩西工作也大開展,汀洲[州]的繁盛,簡直為全國蘇區之冠(中央區雖有九個城市,但無有如汀洲[州]的,其他蘇區尚無固定城市)。閩西工作確也在國際路線下執行有相當成績,尤其是土地的分配與政權在群眾中的信仰,確為許多蘇區所不及,假使不是肅反工作做得那樣嚴重錯誤,則群眾的積極性與幹部的產生必不致如現在感到困難。因此,加強党的正確領導,是閩西党的根本任務,中央切勿因人少而不派一人來主持此縱橫四五百里擁有人口七八十萬之閩西蘇區。我意最好從中央各部中抽一人來此主持”。周恩來將中央蘇區對人才特別是領導幹部的急切、急盼、急需告知中共中央,使党的大批人才從白區轉入到蘇區工作。
中共中央根據周恩來的報告,於1932年1月21日給閩粵贛臨時省委來信,嚴肅批評了閩粵贛臨時省委在肅反問題上所犯的錯誤。隨後,蘇區中央局也致信閩粵贛臨時省委,要求切實遵照中央和中央局的指示,堅決糾正肅反工作中的錯誤。因此,閩粵贛臨時省委在1932年3月召開的第二次黨代會上,對肅“社黨”錯誤作了認真的檢查；接著福建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再次總結了肅“社黨”的沉痛教訓,並建立了各級蘇維埃政府的組織系統和工作制度、司法制度,穩定了蘇區的革命秩序,使肅“社黨”的錯誤基本得到糾正。周恩來到中央蘇區後,也採取堅決的措施制止了閩西、贛南的肅反錯誤。
中央紅色交通線由周恩來親自設計、組建,從1930年到1934年主力紅軍長征前,護送了周恩來、葉劍英、項英、任弼時、何叔衡、劉伯承、肖勁光、李富春、李克農、聶榮臻、張愛萍、左權、林伯渠、董必武、謝覺哉、李六如、王觀瀾、楊尚昆、陸定一、伍修權、王首道、瞿秋白、祝志澄、王盛榮、歐陽欽、戚元德、陳彭年、吳芝圃、錢之光、毛澤民、錢希均、阮嘯仙、吳亮平、蔡暢、鄧穎超、鄧小平、劉少奇、張聞天、李維漢、李德等200多名領導幹部和一大批電訊技術人員、文藝工作者到蘇區；溝通了上海黨中央和蘇區的資訊往來；向蘇區輸送了布匹、食鹽、藥品、紙張、電訊器材、印刷器材、軍械器材,甚至還有白區出版的各種報紙、雜誌及書籍等。
由於戰爭環境的險惡,上海通往全國各蘇區的交通線大都被敵人截斷和破壞,唯獨這條由周恩來親自組建的由上海通往閩西、贛南中央蘇區的交通線完好無損地保存下來了。這條交通線長達數千里,途經香港、汕頭、大埔等地,這些城鎮遍佈特務,所經交通要道崗哨林立,國民黨軍隊和地方民團戒備森嚴,社會地痞、市井流氓橫行鄉里。但是,紅色交通線交通員身懷絕技、智勇雙全,魔術師般地如入無人之境,出色地完成了一次次艱巨的任務,使得這條紅色交通線能夠在白色恐怖的形勢下做到摧不垮、打不掉,安全暢通達五年之久,能夠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下發揮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作為主要奠基者,周恩來一直沒有忘記紅色交通線上英勇的革命群眾們。建國後,周恩來到廣州、福建視察指導工作時,聯想起從紅色交通線進入中央蘇區的情景,高度讚揚交通線上的交通員、革命群眾為中央蘇區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稱他們是中國革命勝利的“無名英雄”。
(本文作者分別系中共龍岩市委黨史研究室研究一科科員、研究一科科長)
(《福建黨史月刊》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佈,請勿轉載)
交通員是党的忠誠者,所擔負的任務極為重要。當時,周恩來對交通局長吳德峰指出,交通員的選定要遵守幾條原則,首先,要黨齡長,政治上堅定可靠；其次,有豐富的對敵鬥爭經驗,機警靈活,槍法要准；第三,身體要健壯,能夠勝任長途跋涉；最後,他還特別加上一條,要有一定文化,記憶力要強——為減少風險,當時許多檔、情報的傳遞為“無紙化”,往往要求交通員將傳送的檔全部背記下來。
經交通線進入中央蘇區
1931年4月,中央候補委員、中共特科主要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黨中央組織活動受到嚴重影響。周恩來從情報上獲知顧順章變節後,迅速組織黨的中央機關轉移到上海城郊海棠村。同年6月,總書記向忠發被捕,黨在上海的領導機關再次受到嚴重危害。周恩來根據黨中央“鞏固、發展和擴大蘇區與紅軍,抽調白區百分之六十的幹部到蘇區去”的指示精神,準備經這條他親手創立的“紅色交通線”,從白區前往中央蘇區瑞金指導革命工作。1931年12月上旬,周恩來化名伍豪,由交通員黃華(又名黃有恆)護送上船,與交通員肖桂昌坐上英國小火輪經過兩天兩夜,到達汕頭。周恩來一到汕頭,先來到中央交委在汕頭的絕密辦事處“華富電器材料行”,聽取汕頭交通站站長陳彭年的工作彙報。周恩來一身商人打扮,與肖桂昌住進了交通站為他們安排的當地最好的旅店金陵旅館。當周恩來把房間安排妥當,正下樓準備去吃飯時,在樓梯拐彎處的牆上發現一張1925年廣東國民政府東征攻打叛軍陳炯明時,汕頭各界歡迎黃埔學生軍大會的照片,周恩來就在其中。由於怕被人發覺,他們趕緊轉移到棉安街的一家小旅館。這家旅館是當時鎮守潮汕的國民黨獨立第二師師長張瑞貴秘密開設的,員警、地痞、流氓從不敢去騷擾,相當安全。
第二天,周恩來打扮成商人,肖桂昌打扮成同行者,登上了開往潮安的火車。他們買的車票是二等票,上車後發現只有幾個人,周恩來一看不對,急忙走進三等車廂。三等車廂人來人往,他們和百姓擠在一起,拉下帽子看報紙。突然查票員來查票,周恩來猛一看他,腦海中迅速閃現出這人曾到東江行政專員公署向他請示過工作。周恩來認出他後,忙把頭上的帽子拉低,扭頭看窗外；肖桂昌機智地站起來,擋住周恩來,同時把車票交給那個檢票員。檢票員見是二等座,就指著隔鄰的二等車廂,要他們去那邊坐。肖桂昌當面答應,見那人走後就坐著不動,免去一場虛驚。火車很快到了潮安。吃過午飯,他們就乘下午二點開往大埔的電船,到達大埔縣城,轉乘開往虎頭沙的小電船,在途經青溪時上岸,到達青溪交通中站。在青溪,周恩來利用僅有的一點休息時間,向當地幹部作了形勢報告,鼓勵他們要加倍努力,完成交通線上的各種任務。晚飯後,青溪交通站站長盧偉良率手槍隊八九人,和大埔埔北交通站負責人蔡雨青、肖桂昌等星夜護送周恩來前往距虎頭沙(又名石下壩)十裡的多寶坑交通小站(鄒日祥家),休息半小時後,又趁夜翻山越嶺,經洋門、黨坪一帶,抵達鐵坑小站。他們一行白天睡在老百姓家的穀倉內,天黑後由小站派出的可靠嚮導和駁殼槍隊,護送過伯公坳。山的另一邊,就是福建。在當地交通員鄒清仁的帶領下,周恩來一行順利地進入福建永定邊境的陶坑交通小站,後經溪南上金、中金和下金到達永定縣委所在地“秋雲樓”,再由永定縣委書記肖向榮陪同,一路向西,日夜兼程,於12月22日到達汀州,年底進入江西贛南。到達瑞金的第二天,周恩來電告中央:一路順風,平安到達“娘家”。
指導閩西蘇區工作
1931年12月22日下午,周恩來到達汀州。當晚,他和閩粵贛邊區特委代理書記羅明、特委組織部長李明光、特委宣傳部長郭滴人談話,瞭解閩西當前革命形勢。23日上午,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在汀州召開,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閩西蘇維埃政府秘書長李六如參加了會議。24日晚上,閩粵贛邊區特委機關工作人員大會召開,羅明主持會議。會上,周恩來從國際形勢、國內形勢、白區的鬥爭情況、蘇區任務和我們的鬥爭策略等幾個方面進行了闡述,並提出今後的工作方針。會議從下午五時多一直開到了淩晨二時四十多分,長達九個多小時。25日,周恩來又召集羅明、李明光、肖桂昌和李沛群開會,對李沛群負責的省委秘書工作提出了意見,要求李沛群立即交接秘書工作,回到交通大站。周恩來還交待了四項任務:(一)把閩西交通大站搬到永定的邊界去；(二)為了完成黨中央決定的“從白區抽調百分之六十的幹部到蘇區”的任務,一定要做好護送工作；(三)要輸入藥品和軍需物資；(四)要從上海輸送大的電臺到蘇區。周恩來還指示,將“工農武裝交通站”改為“工農通訊社”第一分社,以掩護閩西交通線的工作,還強調要加強領導,確保安全。
周恩來從上海經汕頭進入閩西蘇區,耳聞目睹了閩西肅殺所謂的“社會民主黨”的嚴重惡果。25日晚,周恩來在長汀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了著名的《伍豪自中區來信》,指出:“我在此三日,已與各負責同志談話,沿途又曾利用休息時間與鄉村及党區黨部鄉區縣蘇農民同志談話,連日又參加省委會議三次,對閩西一般情形有個大概的瞭解。閩西工作也大開展,汀洲[州]的繁盛,簡直為全國蘇區之冠(中央區雖有九個城市,但無有如汀洲[州]的,其他蘇區尚無固定城市)。閩西工作確也在國際路線下執行有相當成績,尤其是土地的分配與政權在群眾中的信仰,確為許多蘇區所不及,假使不是肅反工作做得那樣嚴重錯誤,則群眾的積極性與幹部的產生必不致如現在感到困難。因此,加強党的正確領導,是閩西党的根本任務,中央切勿因人少而不派一人來主持此縱橫四五百里擁有人口七八十萬之閩西蘇區。我意最好從中央各部中抽一人來此主持”。周恩來將中央蘇區對人才特別是領導幹部的急切、急盼、急需告知中共中央,使党的大批人才從白區轉入到蘇區工作。
中共中央根據周恩來的報告,於1932年1月21日給閩粵贛臨時省委來信,嚴肅批評了閩粵贛臨時省委在肅反問題上所犯的錯誤。隨後,蘇區中央局也致信閩粵贛臨時省委,要求切實遵照中央和中央局的指示,堅決糾正肅反工作中的錯誤。因此,閩粵贛臨時省委在1932年3月召開的第二次黨代會上,對肅“社黨”錯誤作了認真的檢查；接著福建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再次總結了肅“社黨”的沉痛教訓,並建立了各級蘇維埃政府的組織系統和工作制度、司法制度,穩定了蘇區的革命秩序,使肅“社黨”的錯誤基本得到糾正。周恩來到中央蘇區後,也採取堅決的措施制止了閩西、贛南的肅反錯誤。
中央紅色交通線由周恩來親自設計、組建,從1930年到1934年主力紅軍長征前,護送了周恩來、葉劍英、項英、任弼時、何叔衡、劉伯承、肖勁光、李富春、李克農、聶榮臻、張愛萍、左權、林伯渠、董必武、謝覺哉、李六如、王觀瀾、楊尚昆、陸定一、伍修權、王首道、瞿秋白、祝志澄、王盛榮、歐陽欽、戚元德、陳彭年、吳芝圃、錢之光、毛澤民、錢希均、阮嘯仙、吳亮平、蔡暢、鄧穎超、鄧小平、劉少奇、張聞天、李維漢、李德等200多名領導幹部和一大批電訊技術人員、文藝工作者到蘇區；溝通了上海黨中央和蘇區的資訊往來；向蘇區輸送了布匹、食鹽、藥品、紙張、電訊器材、印刷器材、軍械器材,甚至還有白區出版的各種報紙、雜誌及書籍等。
由於戰爭環境的險惡,上海通往全國各蘇區的交通線大都被敵人截斷和破壞,唯獨這條由周恩來親自組建的由上海通往閩西、贛南中央蘇區的交通線完好無損地保存下來了。這條交通線長達數千里,途經香港、汕頭、大埔等地,這些城鎮遍佈特務,所經交通要道崗哨林立,國民黨軍隊和地方民團戒備森嚴,社會地痞、市井流氓橫行鄉里。但是,紅色交通線交通員身懷絕技、智勇雙全,魔術師般地如入無人之境,出色地完成了一次次艱巨的任務,使得這條紅色交通線能夠在白色恐怖的形勢下做到摧不垮、打不掉,安全暢通達五年之久,能夠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下發揮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作為主要奠基者,周恩來一直沒有忘記紅色交通線上英勇的革命群眾們。建國後,周恩來到廣州、福建視察指導工作時,聯想起從紅色交通線進入中央蘇區的情景,高度讚揚交通線上的交通員、革命群眾為中央蘇區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稱他們是中國革命勝利的“無名英雄”。
(本文作者分別系中共龍岩市委黨史研究室研究一科科員、研究一科科長)
(《福建黨史月刊》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佈,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