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現代口述史學（oral history）是20世紀中葉在美國率先興起並發展的研究方法與學科領域， 其標誌性事件是1948年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室的創建。 經過60多年的發展， 口述史學已經被廣泛應用于人文、社會與自然科學等領域。 美國現代口述史學是如何發展起來的？有哪些口述歷史項目值得關注？口述歷史面臨著怎樣的問題與挑戰？針對這些問題， 澎湃新聞專訪了溫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所所長楊祥銀， 請他談談現代美國口述史學的發展歷程。 本文為該訪談的第一篇。
楊祥銀， 1979年出生， 浙江里安人，
楊祥銀
澎湃新聞：“Oral history”這個術語最早在何時出現？
楊祥銀：美國著名口述歷史學家查理斯·莫里斯認為該術語於1863年就被正式杜撰出來。
另外， 到目前為止，
丹尼爾·笛福
澎湃新聞：美國傳奇流浪漢約瑟夫·古爾德如何跟“口述歷史”關聯在一起？他對美國口述史學有著怎樣的推動作用？
楊祥銀：約瑟夫·古爾德是美國著名流浪漢、哈佛大學畢業生， 他因經常在酒吧給人朗誦詩歌或者學海鷗的叫聲（以此換取酒錢）而又被稱為“海鷗教授”。
最初， 古爾德的一些口述歷史短文也逐漸通過報刊雜誌進行發表， 其中1929年文學雜誌《刻度盤》就以《來自約瑟夫·古爾德的口述歷史》為題刊登了兩篇有關“婚姻”和“文明”的文章。 而真正讓古爾德（尤其是他所宣稱的口述歷史工作）產生極大影響的是美國著名作家約瑟夫·米切爾為其撰寫的於1942年發表於《紐約客》雜誌的傳記文章《海鷗教授》。 這篇文章在紐約乃至全美引起轟動， 令古爾德一夜之間成為名人，很多人給他寫信，而且有些信中夾著支票或現金 ，甚至有人匿名為他提供長期生活資助。
儘管獲得美國大眾的熱切期待和慷慨相助，不過遺憾的是，古爾德並沒有完成它所說的口述歷史巨著。直到1957年去世，他所謂的這本巨著仍然杳無蹤影，這也導致米切爾和其他美國公眾不斷質疑他的誠信。基於此，米切爾分別於1964年9月19日和26日在《紐約客》刊登長文《約瑟夫·古爾德的秘密》，除了介紹其生平經歷之外，他還詳細回顧了與古爾德的交往經歷，尤其是圍繞他宣稱的口述歷史工作。米切爾的傳記文章《海鷗教授》因為未經任何驗證，就向讀者介紹了古爾德根本子虛烏有的口述歷史巨著，因而他覺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實施了欺騙。
“海鷗教授”約瑟夫·古爾德
儘管古爾德所宣稱的《我們時代的口述歷史》最終是一場“騙局”，但是經由《紐約論壇先驅報》、《紐約客》、《紐約阿姆斯特丹新聞》與《紐約時報》等美國主流報紙雜誌的大量報導，“口述歷史”這個術語被美國學界與公眾所廣泛瞭解。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室第二任主任路易士·斯塔爾就認為是古爾德杜撰了“口述歷史”這個術語，甚至他推測內文斯之所以將他在哥大的訪談計畫稱為“口述歷史”也可能受到古爾德的影響。而美國著名口述歷史學家唐納德·裡奇也坦言，儘管沃森在1863年就明確提出“口述歷史”這個術語，可是他沒有產生像古爾德那樣的全國影響力。
澎湃新聞：一般而言，阿蘭·內文斯於1948年創建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室被視為美國現代口述史學誕生的標誌。它的成立經過是怎樣的？其創建之初啟動了哪些口述歷史計畫？
楊祥銀：首先需要說明的是，之所以將阿蘭·內文斯於1948年創建哥大口述歷史研究室作為美國現代口述史學誕生的標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該研究室是美國乃至國際上首個正式以“口述歷史”命名的收集、保存與研究機構。美國著名口述歷史學家瓦拉利·姚認為它是第一個有組織的口述歷史計畫，而唐納德·裡奇稱其為“第一座現代口述歷史檔案館”，並且尤其強調是對錄音口述歷史訪談的系統收集與檔案保存。同時，這也反映了哥大口述歷史研究室的開創性意義，尤其是在它的影響與推動下，其他口述歷史計畫和機構也相繼應運而生。1952年，德克薩斯大學和森林歷史學會分別開展了有關美國石油工業和森林木材行業先驅的口述歷史計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於1954年創建了美國歷史上第二個口述歷史專業機構——地區口述歷史辦公室；1959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也創建了口述歷史項目。至此，美國第一批以大學為基礎的口述歷史發展格局已基本形成。
阿蘭·內文斯
事實上，內文斯有關通過大規模訪談計畫為當前和未來學者提供研究資料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931年，當時他正在撰寫美國總統格羅弗·克利夫蘭的傳記。內文斯為沒有人採訪克利夫蘭總統和他的同僚而感到痛惜，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到去世也沒有為歷史學家留下任何形式的遺產。在1938年出版的《通向歷史之路》序言中，內文斯首次公開提出開展口述歷史訪談的呼籲。他認為要讓美國的歷史研究變得富有生命力和活力必須做到兩點，除創辦一份大眾歷史雜誌（月刊）之外，還應該“創立某個組織，從那些引領重要生活的活生生的美國人的唇邊和檔中系統地獲得一種有關他們過去60年來參與政治、經濟與文化生活的更為完整的記錄”。
直到10年後，內文斯的理想才成為現實，在哥大班克羅福特基金的支持下，他率先開啟這項影響深遠的現代口述史學試驗。1948年5月18日，內文斯帶著他的研究生助理迪恩·艾伯森進行了第一次訪談，採訪對象是紐約公民領袖喬治·麥卡內尼。由於沒有錄音設備，整個訪談過程由艾伯森以速記方法記錄，訪談結束之後就立即回去憑藉筆錄和記憶將訪談內容用打字機列印出來。
錄音技術的發展可以說拯救和推動了口述歷史研究室剛剛興起的口述歷史事業。據記錄，在1949年1月21日與勒恩德·漢德法官的口述歷史訪談中首次使用鋼絲答錄機。而在幾個月之後，內文斯和艾伯森又很快用剛剛上市的磁帶答錄機代替笨重的鋼絲答錄機。同時，錄音轉錄設備的應用，使口述歷史訪談者與整理者的工作任務不斷減輕。正是如此，口述歷史研究室圍繞著在美國歷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知名人物進行一系列訪談工作，受訪物件來自政治、經濟、醫學、法律、社會福利與文化藝術等眾多領域，其中包括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史汀生和斑布里奇·科爾比、紐約州前州長赫伯特·萊曼、美國外交官詹姆斯·傑勒德、洛克菲勒基金會前主席雷蒙德·福斯迪克、美國社會學家霍默·福克斯和美國神經學家約瑟夫·柯林斯等等。
除上述以人物生平訪談為基礎的口述自傳模式之外，口述歷史研究室還發展了一系列主題性的特別口述歷史計畫。這些早期計畫所涉及的主題包括政治與外交事務、廣播電視業、福特汽車公司、石油鑽探、森林與木材業、醫學、法律、音樂、文學和建築學等等。其中包括分別啟動於1950年和1951年的“廣播先驅者計畫”和“福特汽車公司檔案館口述歷史計畫”。總體而言，這些特別計畫發展很快，據統計，到1960年就已經達到15個，而到1964年則迅速增加到38個。
需要補充的是，2011年6月1日，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室正式更名為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中心（Columbia Center of Oral History）。而為區隔口述歷史中心的研究與檔案功能以及加強各自的發展，哥大又于2013年11月成立分別隸屬于哥大文理學部的哥大口述歷史研究中心（Columbia Center for Oral History Research）和隸屬于哥大圖書館善本與手稿部的哥大口述歷史檔案中心（Columbia Center for Oral History Archives）。
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中心主頁截圖
澎湃新聞：作為美國精英口述歷史模式的重要範型，美國總統口述歷史計畫始於何時？其發展歷程如何？
楊祥銀：自1961年杜魯門總統圖書館率先啟動口述歷史計畫開始，後續啟動的圖書館還包括約翰·甘迺迪總統圖書館（1964年啟動）、赫伯特·胡佛總統圖書館（1965年啟動）、德懷特·艾森豪總統圖書館（1967年啟動）、林登·詹森總統圖書館（1967年啟動）、佛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圖書館（1970年代啟動）、理查·尼克森總統圖書館（1974年啟動）、吉羅德·福特總統圖書館（1977年啟動）、吉米·卡特總統圖書館（1981年啟動）、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總統圖書館（1999年啟動）、羅奈爾得·雷根總統圖書館（2001年啟動）、威廉·克林頓總統圖書館（2001年啟動）與喬治·沃克·布希總統圖書館（2009年啟動）。而到目前為止，總統圖書館口述歷史計畫仍然是唯一一項由聯邦政府持續宣導和資助的專案，足見其重要性。
一般而言，其訪談者都是訓練有素的歷史學家或檔案工作者，而受訪者則包括總統、家族成員、朋友、白宮工作人員、政府內閣成員以及其他重要相關人士。就訪談內容而言，除側重于總統任期的重要事件之外，也會涉及受訪者的生平經歷與職業生涯。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總統圖書館口述歷史計畫呈現迅速發展態勢，其中尤以甘迺迪和詹森總統圖書館口述歷史收藏的規模最為龐大。而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總統圖書館口述歷史計畫的規模日益縮小，甚至從老布希總統圖書館開始，已經沒有獨立開展或合作參與任何類型的口述歷史計畫了。有學者認為，除經費問題之外，造成這種趨勢的主要原因還在於以下兩個方面：第一，越來越多的機構（以維吉尼亞大學米勒公共事務中心最具代表性）和研究者開展與總統相關的口述歷史計畫，而總統圖書館也傾向於直接獲取這些機構或研究者完成的口述歷史資料副本；第二，口述歷史訪談適合於記錄那些已經過去一段時間的事件，所以新卸任政府任期的口述歷史計畫相對而言就比較難開展（尤其是很多當事人不願意接受訪談），而這也是那些新建總統圖書館沒有較早啟動口述歷史計畫的重要原因。
澎湃新聞：從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開始，美國口述史學呈現出“新社會史轉向”，這種轉向有著怎樣的社會背景和學術背景？這一階段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口述歷史項目？
楊祥銀：進入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開始出現第二代口述歷史學家。他們不僅將口述歷史視為非傳統資料的一種重要來源，而且利用口述史學方法來描述與賦權於那些沒有文字記錄和在歷史上被剝奪話語權力的人群，進而超越第一代口述史學家所主導的精英訪談模式，擴展口述歷史的搜集範圍與視野。在很大程度上，這種轉變受到當時美國新社會史思潮以及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學生運動、反主流文化運動、反戰運動與同性戀權利運動等一系列社會激進運動的衝擊與影響。正是如此，一部分美國歷史學家號召徹底擺脫傳統史學只注重社會上層人物的精英史觀，而要求重視下層平民大眾的歷史作用，並撰寫有關他們的歷史。於是，口述史學逐漸被廣泛應用於美國少數族裔史（美國印第安人、非裔美國人、墨西哥裔美國人、義大利裔美國人、華裔美國人等等）、女性史、勞工史、同性戀史、家庭（家族）史、社區（社群）史與城市史等新社會史領域。而在這種新的史學領域與視野中，深具檔案實踐功能的口述史學為挖掘與呈現那些“沒有記錄的經歷”提供了重要途徑，並因此恢復和拯救了那些邊緣人物與弱勢群體的“隱藏的歷史”。簡言之，從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開始，在“自下而上看歷史”的底層史觀的影響下，美國口述史學呈現出極其鮮明的“新社會史轉向”，並為其獲得“草根支持者”的美名。
在這一時期，體現美國口述史學“新社會史轉向”的口述歷史計畫相當多。比如，在少數族裔史方面，其中具有相當代表性的是針對美國印第安人的“桃瑞絲·杜克美國印第安人口述歷史項目”。在1966-1972年期間，在美國煙草大王詹姆斯·杜克女兒、遺產繼承人桃瑞絲·杜克的資助下，該專案在美國多所大學各自設立計畫來搜集與保存有關印第安人的口述歷史資料。其總體目標是通過口述歷史方法並從印第安人的視角來搜集有關他們的原始歷史資料，並強調其視角並不是單一的和單向的。而在女性史領域，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包括1972年由肖娜·格拉克主持的“女性主義歷史研究計畫”、1973年由考基·布希主持的“愛達荷州農村女性歷史計畫”、1975年由蘇珊·阿米蒂奇主持的“博爾德女性口述歷史計畫”以及1976年由拉德克利夫學院開展的“黑人女性口述歷史計畫”等等。
拉德克利夫學院“黑人女性口述歷史計畫”主頁截圖
總結而言，美國口述史學所呈現的上述“新社會史轉向”，不僅為那些處於非主流社會的邊緣人物與弱勢群體記錄和保存了大量原始資料，而且口述史學所具有的民主動力很大程度上也挑戰和改變了傳統美國史學主要基於精英白人男性的傳統書寫模式。正如美國著名口述歷史學家琳達·肖普斯所說：“口述史學在民主化我們對於過去的集體理解方面已經扮演著一個重要角色，訪談已經增加了有關之前被排除的或沒有記錄的群體的新知識，同時也已經將聲音和能動性還原給那些通常被現存記錄所客體化的人。”
澎湃新聞：作為美國“民間口述歷史先驅”，斯塔茲·特克爾對口述歷史有著怎樣的推動作用？
楊祥銀：特克爾是美國傳奇口述歷史學家、知名作家、廣播名人與社會評論家，他于1912年出生在紐約，在他8歲時全家移居到芝加哥，並在此度過其生命的大部分時光。從1926年到1936年，他的父母經營一家家庭公寓，而這裡同時也是社會各行業人士聚會的場所。特克爾於1934年獲得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法學學位，不過他並沒有打算從事律師工作，而是希望成為旅館的看門人，隨後又很快加入一個劇團。此後，作為一名政治自由派人士，特克爾加入美國公共事業振興署的聯邦作家計畫，主要從事廣播工作，其工作內容包括廣播一些肥皂劇、新聞和體育消息，以及主持一些音樂類節目並撰寫廣播稿與廣告等等。在1945年前後，特克爾終於在芝加哥一家廣播電臺擁有自己的廣播節目，主要介紹爵士樂並推薦一些當時不為人知的鄉村音樂、民謠、歌劇和聖歌，同時還會邀請一些曲作者和演唱者到節目裡做訪談。不過其廣播事業生涯的真正轉捩點在1952年，當年他受雇於一家芝加哥剛剛成立的古典與民俗音樂廣播電臺——WFMT。而在隨後的45年間，特克爾一直主持其知名廣播節目——“斯塔茲·特克爾欄目”，它是一個週一到週五播放的為時1小時的評論與訪談節目。在該節目中，特克爾曾經採訪過馬丁·路德·金、鮑勃·狄倫、桃樂絲·派克爾和讓·謝潑德等眾多名人。
斯塔茲·特克爾
而特克爾職業生涯經歷的另外一個重要轉捩點，則是他所開創的主要針對美國普通民眾的口述歷史訪談與一系列口述歷史暢銷書的出版工作，其口述歷史實踐模式被認為是對內文斯所開創的精英模式的挑戰與超越。特克爾希望通過口述歷史來幫助對抗他所謂的美國“全國性阿爾茨海默症”，正是如此，他被尊稱為“美國聲音的記錄者”和“自下而上的歷史建構者”。儘管他也遭到部分學院派口述歷史學家的批判，不過特克爾對於美國口述史學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在1997年他獲得美國國家人文獎時，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就曾給予高度評價，“沒有人能比斯塔茲·特克爾更能豐富那座充滿著美國人聲音的圖書館。他已經相當明確地定義了口述歷史的藝術。”
自1967年出版首本口述歷史作品《斷街：美國》開始，特克爾還相繼出版《艱難時代：經濟大蕭條口述歷史》（1970）、《工作：人們談論他們整天在做什麼和他們對所做工作的感受》（1974）、《美國夢尋》（1980）、《“正義的戰爭”：二戰口述歷史》（1984）、《大分裂：美國夢的反思》（1988）、《種族：黑人和白人如何思考與感受美國迷戀》（1992）、《光輝歲月：我們所經歷的世紀故事》（1995）、《觀眾：與那些製作者談論電影與戲劇》（1999）、《生生不息：關於死亡、重生與信仰渴望的反思》（ 2001）、《希望永不磨滅：在困難時期保持信心》（ 2003）、《他們都在歌唱：一個折衷派電臺音樂節目主持人的歷險經歷》（2005）與《附言：一生傾聽的深層思考》（2008）等等。
獲得普利策獎的《“正義的戰爭”：二戰口述歷史》
當然，特克爾的口述歷史實踐與系列作品也受到部分學者的質疑與批判，在他們看來，他的“遊擊式新聞”的訪談方法並不符合更為傳統的歷史學家所理解與宣導的口述歷史方法。儘管如此，特克爾的口述歷史實踐、口述歷史暢銷書以及原始錄音資料的當下與未來價值都已經得到媒體、學界與公眾的充分認可與高度讚譽。尤其需要強調的是，他所開創的以普通人物為主要訪談對象的非精英口述歷史模式極大地促進了美國口述史學的流行與普及，正如美國學者艾倫·錢伯斯所說：“無論如何，特克爾已經確立了自己作為其技藝大師的地位。……在學術與非學術圈中，他都被視為口述歷史學家而受到尊重。事實上，口述史學在非學術人群中的流行則要歸功於他，同時他也幫助推動了一場草根口述史學運動。”
令古爾德一夜之間成為名人，很多人給他寫信，而且有些信中夾著支票或現金 ，甚至有人匿名為他提供長期生活資助。儘管獲得美國大眾的熱切期待和慷慨相助，不過遺憾的是，古爾德並沒有完成它所說的口述歷史巨著。直到1957年去世，他所謂的這本巨著仍然杳無蹤影，這也導致米切爾和其他美國公眾不斷質疑他的誠信。基於此，米切爾分別於1964年9月19日和26日在《紐約客》刊登長文《約瑟夫·古爾德的秘密》，除了介紹其生平經歷之外，他還詳細回顧了與古爾德的交往經歷，尤其是圍繞他宣稱的口述歷史工作。米切爾的傳記文章《海鷗教授》因為未經任何驗證，就向讀者介紹了古爾德根本子虛烏有的口述歷史巨著，因而他覺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實施了欺騙。
“海鷗教授”約瑟夫·古爾德
儘管古爾德所宣稱的《我們時代的口述歷史》最終是一場“騙局”，但是經由《紐約論壇先驅報》、《紐約客》、《紐約阿姆斯特丹新聞》與《紐約時報》等美國主流報紙雜誌的大量報導，“口述歷史”這個術語被美國學界與公眾所廣泛瞭解。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室第二任主任路易士·斯塔爾就認為是古爾德杜撰了“口述歷史”這個術語，甚至他推測內文斯之所以將他在哥大的訪談計畫稱為“口述歷史”也可能受到古爾德的影響。而美國著名口述歷史學家唐納德·裡奇也坦言，儘管沃森在1863年就明確提出“口述歷史”這個術語，可是他沒有產生像古爾德那樣的全國影響力。
澎湃新聞：一般而言，阿蘭·內文斯於1948年創建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室被視為美國現代口述史學誕生的標誌。它的成立經過是怎樣的？其創建之初啟動了哪些口述歷史計畫？
楊祥銀：首先需要說明的是，之所以將阿蘭·內文斯於1948年創建哥大口述歷史研究室作為美國現代口述史學誕生的標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該研究室是美國乃至國際上首個正式以“口述歷史”命名的收集、保存與研究機構。美國著名口述歷史學家瓦拉利·姚認為它是第一個有組織的口述歷史計畫，而唐納德·裡奇稱其為“第一座現代口述歷史檔案館”，並且尤其強調是對錄音口述歷史訪談的系統收集與檔案保存。同時，這也反映了哥大口述歷史研究室的開創性意義，尤其是在它的影響與推動下，其他口述歷史計畫和機構也相繼應運而生。1952年，德克薩斯大學和森林歷史學會分別開展了有關美國石油工業和森林木材行業先驅的口述歷史計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於1954年創建了美國歷史上第二個口述歷史專業機構——地區口述歷史辦公室；1959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也創建了口述歷史項目。至此，美國第一批以大學為基礎的口述歷史發展格局已基本形成。
阿蘭·內文斯
事實上，內文斯有關通過大規模訪談計畫為當前和未來學者提供研究資料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931年，當時他正在撰寫美國總統格羅弗·克利夫蘭的傳記。內文斯為沒有人採訪克利夫蘭總統和他的同僚而感到痛惜，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到去世也沒有為歷史學家留下任何形式的遺產。在1938年出版的《通向歷史之路》序言中，內文斯首次公開提出開展口述歷史訪談的呼籲。他認為要讓美國的歷史研究變得富有生命力和活力必須做到兩點，除創辦一份大眾歷史雜誌（月刊）之外，還應該“創立某個組織，從那些引領重要生活的活生生的美國人的唇邊和檔中系統地獲得一種有關他們過去60年來參與政治、經濟與文化生活的更為完整的記錄”。
直到10年後，內文斯的理想才成為現實，在哥大班克羅福特基金的支持下，他率先開啟這項影響深遠的現代口述史學試驗。1948年5月18日，內文斯帶著他的研究生助理迪恩·艾伯森進行了第一次訪談，採訪對象是紐約公民領袖喬治·麥卡內尼。由於沒有錄音設備，整個訪談過程由艾伯森以速記方法記錄，訪談結束之後就立即回去憑藉筆錄和記憶將訪談內容用打字機列印出來。
錄音技術的發展可以說拯救和推動了口述歷史研究室剛剛興起的口述歷史事業。據記錄，在1949年1月21日與勒恩德·漢德法官的口述歷史訪談中首次使用鋼絲答錄機。而在幾個月之後，內文斯和艾伯森又很快用剛剛上市的磁帶答錄機代替笨重的鋼絲答錄機。同時，錄音轉錄設備的應用，使口述歷史訪談者與整理者的工作任務不斷減輕。正是如此，口述歷史研究室圍繞著在美國歷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知名人物進行一系列訪談工作，受訪物件來自政治、經濟、醫學、法律、社會福利與文化藝術等眾多領域，其中包括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史汀生和斑布里奇·科爾比、紐約州前州長赫伯特·萊曼、美國外交官詹姆斯·傑勒德、洛克菲勒基金會前主席雷蒙德·福斯迪克、美國社會學家霍默·福克斯和美國神經學家約瑟夫·柯林斯等等。
除上述以人物生平訪談為基礎的口述自傳模式之外，口述歷史研究室還發展了一系列主題性的特別口述歷史計畫。這些早期計畫所涉及的主題包括政治與外交事務、廣播電視業、福特汽車公司、石油鑽探、森林與木材業、醫學、法律、音樂、文學和建築學等等。其中包括分別啟動於1950年和1951年的“廣播先驅者計畫”和“福特汽車公司檔案館口述歷史計畫”。總體而言，這些特別計畫發展很快，據統計，到1960年就已經達到15個，而到1964年則迅速增加到38個。
需要補充的是，2011年6月1日，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室正式更名為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中心（Columbia Center of Oral History）。而為區隔口述歷史中心的研究與檔案功能以及加強各自的發展，哥大又于2013年11月成立分別隸屬于哥大文理學部的哥大口述歷史研究中心（Columbia Center for Oral History Research）和隸屬于哥大圖書館善本與手稿部的哥大口述歷史檔案中心（Columbia Center for Oral History Archives）。
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中心主頁截圖
澎湃新聞：作為美國精英口述歷史模式的重要範型，美國總統口述歷史計畫始於何時？其發展歷程如何？
楊祥銀：自1961年杜魯門總統圖書館率先啟動口述歷史計畫開始，後續啟動的圖書館還包括約翰·甘迺迪總統圖書館（1964年啟動）、赫伯特·胡佛總統圖書館（1965年啟動）、德懷特·艾森豪總統圖書館（1967年啟動）、林登·詹森總統圖書館（1967年啟動）、佛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圖書館（1970年代啟動）、理查·尼克森總統圖書館（1974年啟動）、吉羅德·福特總統圖書館（1977年啟動）、吉米·卡特總統圖書館（1981年啟動）、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總統圖書館（1999年啟動）、羅奈爾得·雷根總統圖書館（2001年啟動）、威廉·克林頓總統圖書館（2001年啟動）與喬治·沃克·布希總統圖書館（2009年啟動）。而到目前為止，總統圖書館口述歷史計畫仍然是唯一一項由聯邦政府持續宣導和資助的專案，足見其重要性。
一般而言，其訪談者都是訓練有素的歷史學家或檔案工作者，而受訪者則包括總統、家族成員、朋友、白宮工作人員、政府內閣成員以及其他重要相關人士。就訪談內容而言，除側重于總統任期的重要事件之外，也會涉及受訪者的生平經歷與職業生涯。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總統圖書館口述歷史計畫呈現迅速發展態勢，其中尤以甘迺迪和詹森總統圖書館口述歷史收藏的規模最為龐大。而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總統圖書館口述歷史計畫的規模日益縮小，甚至從老布希總統圖書館開始，已經沒有獨立開展或合作參與任何類型的口述歷史計畫了。有學者認為，除經費問題之外，造成這種趨勢的主要原因還在於以下兩個方面：第一，越來越多的機構（以維吉尼亞大學米勒公共事務中心最具代表性）和研究者開展與總統相關的口述歷史計畫，而總統圖書館也傾向於直接獲取這些機構或研究者完成的口述歷史資料副本；第二，口述歷史訪談適合於記錄那些已經過去一段時間的事件，所以新卸任政府任期的口述歷史計畫相對而言就比較難開展（尤其是很多當事人不願意接受訪談），而這也是那些新建總統圖書館沒有較早啟動口述歷史計畫的重要原因。
澎湃新聞：從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開始，美國口述史學呈現出“新社會史轉向”，這種轉向有著怎樣的社會背景和學術背景？這一階段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口述歷史項目？
楊祥銀：進入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開始出現第二代口述歷史學家。他們不僅將口述歷史視為非傳統資料的一種重要來源，而且利用口述史學方法來描述與賦權於那些沒有文字記錄和在歷史上被剝奪話語權力的人群，進而超越第一代口述史學家所主導的精英訪談模式，擴展口述歷史的搜集範圍與視野。在很大程度上，這種轉變受到當時美國新社會史思潮以及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學生運動、反主流文化運動、反戰運動與同性戀權利運動等一系列社會激進運動的衝擊與影響。正是如此，一部分美國歷史學家號召徹底擺脫傳統史學只注重社會上層人物的精英史觀，而要求重視下層平民大眾的歷史作用，並撰寫有關他們的歷史。於是，口述史學逐漸被廣泛應用於美國少數族裔史（美國印第安人、非裔美國人、墨西哥裔美國人、義大利裔美國人、華裔美國人等等）、女性史、勞工史、同性戀史、家庭（家族）史、社區（社群）史與城市史等新社會史領域。而在這種新的史學領域與視野中，深具檔案實踐功能的口述史學為挖掘與呈現那些“沒有記錄的經歷”提供了重要途徑，並因此恢復和拯救了那些邊緣人物與弱勢群體的“隱藏的歷史”。簡言之，從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開始，在“自下而上看歷史”的底層史觀的影響下，美國口述史學呈現出極其鮮明的“新社會史轉向”，並為其獲得“草根支持者”的美名。
在這一時期，體現美國口述史學“新社會史轉向”的口述歷史計畫相當多。比如，在少數族裔史方面，其中具有相當代表性的是針對美國印第安人的“桃瑞絲·杜克美國印第安人口述歷史項目”。在1966-1972年期間，在美國煙草大王詹姆斯·杜克女兒、遺產繼承人桃瑞絲·杜克的資助下，該專案在美國多所大學各自設立計畫來搜集與保存有關印第安人的口述歷史資料。其總體目標是通過口述歷史方法並從印第安人的視角來搜集有關他們的原始歷史資料，並強調其視角並不是單一的和單向的。而在女性史領域，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包括1972年由肖娜·格拉克主持的“女性主義歷史研究計畫”、1973年由考基·布希主持的“愛達荷州農村女性歷史計畫”、1975年由蘇珊·阿米蒂奇主持的“博爾德女性口述歷史計畫”以及1976年由拉德克利夫學院開展的“黑人女性口述歷史計畫”等等。
拉德克利夫學院“黑人女性口述歷史計畫”主頁截圖
總結而言，美國口述史學所呈現的上述“新社會史轉向”，不僅為那些處於非主流社會的邊緣人物與弱勢群體記錄和保存了大量原始資料，而且口述史學所具有的民主動力很大程度上也挑戰和改變了傳統美國史學主要基於精英白人男性的傳統書寫模式。正如美國著名口述歷史學家琳達·肖普斯所說：“口述史學在民主化我們對於過去的集體理解方面已經扮演著一個重要角色，訪談已經增加了有關之前被排除的或沒有記錄的群體的新知識，同時也已經將聲音和能動性還原給那些通常被現存記錄所客體化的人。”
澎湃新聞：作為美國“民間口述歷史先驅”，斯塔茲·特克爾對口述歷史有著怎樣的推動作用？
楊祥銀：特克爾是美國傳奇口述歷史學家、知名作家、廣播名人與社會評論家，他于1912年出生在紐約，在他8歲時全家移居到芝加哥，並在此度過其生命的大部分時光。從1926年到1936年，他的父母經營一家家庭公寓，而這裡同時也是社會各行業人士聚會的場所。特克爾於1934年獲得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法學學位，不過他並沒有打算從事律師工作，而是希望成為旅館的看門人，隨後又很快加入一個劇團。此後，作為一名政治自由派人士，特克爾加入美國公共事業振興署的聯邦作家計畫，主要從事廣播工作，其工作內容包括廣播一些肥皂劇、新聞和體育消息，以及主持一些音樂類節目並撰寫廣播稿與廣告等等。在1945年前後，特克爾終於在芝加哥一家廣播電臺擁有自己的廣播節目，主要介紹爵士樂並推薦一些當時不為人知的鄉村音樂、民謠、歌劇和聖歌，同時還會邀請一些曲作者和演唱者到節目裡做訪談。不過其廣播事業生涯的真正轉捩點在1952年，當年他受雇於一家芝加哥剛剛成立的古典與民俗音樂廣播電臺——WFMT。而在隨後的45年間，特克爾一直主持其知名廣播節目——“斯塔茲·特克爾欄目”，它是一個週一到週五播放的為時1小時的評論與訪談節目。在該節目中，特克爾曾經採訪過馬丁·路德·金、鮑勃·狄倫、桃樂絲·派克爾和讓·謝潑德等眾多名人。
斯塔茲·特克爾
而特克爾職業生涯經歷的另外一個重要轉捩點，則是他所開創的主要針對美國普通民眾的口述歷史訪談與一系列口述歷史暢銷書的出版工作，其口述歷史實踐模式被認為是對內文斯所開創的精英模式的挑戰與超越。特克爾希望通過口述歷史來幫助對抗他所謂的美國“全國性阿爾茨海默症”，正是如此，他被尊稱為“美國聲音的記錄者”和“自下而上的歷史建構者”。儘管他也遭到部分學院派口述歷史學家的批判，不過特克爾對於美國口述史學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在1997年他獲得美國國家人文獎時，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就曾給予高度評價，“沒有人能比斯塔茲·特克爾更能豐富那座充滿著美國人聲音的圖書館。他已經相當明確地定義了口述歷史的藝術。”
自1967年出版首本口述歷史作品《斷街：美國》開始，特克爾還相繼出版《艱難時代：經濟大蕭條口述歷史》（1970）、《工作：人們談論他們整天在做什麼和他們對所做工作的感受》（1974）、《美國夢尋》（1980）、《“正義的戰爭”：二戰口述歷史》（1984）、《大分裂：美國夢的反思》（1988）、《種族：黑人和白人如何思考與感受美國迷戀》（1992）、《光輝歲月：我們所經歷的世紀故事》（1995）、《觀眾：與那些製作者談論電影與戲劇》（1999）、《生生不息：關於死亡、重生與信仰渴望的反思》（ 2001）、《希望永不磨滅：在困難時期保持信心》（ 2003）、《他們都在歌唱：一個折衷派電臺音樂節目主持人的歷險經歷》（2005）與《附言：一生傾聽的深層思考》（2008）等等。
獲得普利策獎的《“正義的戰爭”：二戰口述歷史》
當然，特克爾的口述歷史實踐與系列作品也受到部分學者的質疑與批判，在他們看來，他的“遊擊式新聞”的訪談方法並不符合更為傳統的歷史學家所理解與宣導的口述歷史方法。儘管如此，特克爾的口述歷史實踐、口述歷史暢銷書以及原始錄音資料的當下與未來價值都已經得到媒體、學界與公眾的充分認可與高度讚譽。尤其需要強調的是，他所開創的以普通人物為主要訪談對象的非精英口述歷史模式極大地促進了美國口述史學的流行與普及，正如美國學者艾倫·錢伯斯所說：“無論如何，特克爾已經確立了自己作為其技藝大師的地位。……在學術與非學術圈中，他都被視為口述歷史學家而受到尊重。事實上，口述史學在非學術人群中的流行則要歸功於他，同時他也幫助推動了一場草根口述史學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