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7年7月14日， 段祺瑞率軍進入北京， 總計不滿半個月的張勳復辟， 由此宣告閉幕。 隨之， 中國政治格局發生新的變化。
到了1917年7月， 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進行了將近三周年。 這場史無前例的世界大戰不僅把協約國和同盟國的國力消耗殆盡， 而且還為遠東地區的新興國家日本提供了向中國擴張的寶貴良機。 自1914年一戰爆發以來， 日本已經確立了其在東亞地區的實際霸權地位。 日本這種東亞霸主地位的獲得， 是通過武力和外交的雙重手段來獲取的：1914年8月日本對德宣戰， 擊敗駐守青島的德軍， 實現對青島的軍事統治；1915年1月日本向中國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要求”，
1917年7月張勳復辟， 段祺瑞出兵北京， 由於“再造共和”之功而繼續擔任國務總理。 這一年， 不僅是中國政局動盪， 世界局勢也發生出人意料的變化。 同年初， 德國宣佈無限制潛水艇戰， 導致德美關係惡化， 最終促使美國參戰。 沙皇俄國也因戰爭致使民不聊生， 導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 環視全球， 唯有日本國強民富， 成為一戰的最大獲利者。 但是， 日本的東亞霸主地位仍然不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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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系的分裂與皖系“聯日”
1917年7月14日， 段祺瑞率軍進入北京， 總計不滿半個月的張勳復辟， 由此宣告閉幕。 隨之， 中國政治格局發生新的變化。 兩位北洋系的首領馮國璋、段祺瑞分別出任北京政府總統和總理。 馮國璋以副總統資格而取得總統位置以及段祺瑞的再起， 被時人稱為“一場大騙局”。 因為， 前總統黎元洪是受直隸籍貫軍人的騙而罷免段祺瑞國務總理之職， 從而“替馮國璋造成取得總統位置的機會”；張勳是受段祺瑞屬下的欺騙而冒然復辟，
在復辟未宣告時， 研究系已與段派聯合一氣。 段氏在馬廠誓師時， 梁啟超已入其幕府， 除發表反對張勳復辟電外， 還“親入段軍， 直接參贊其事”。 研究系另一要人湯化龍則隨同段祺瑞入京。 7月17日， 段祺瑞組閣， 其閣員名單如下：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段祺瑞、外交汪大燮、內務湯化龍、財政梁啟超、司法林長民、農商張國淦、教育範源濂、交通曹汝霖、海軍劉冠雄。 這些閣員中， 屬於研究系的是梁啟超、湯化龍、林長民， 此外範源濂、汪大燮、張國淦等人都與研究系親近。
馮國璋雖然得以就任大總統， 但是他無法插手段內閣。 在擬定閣員名單時， 馮國璋原本反對劉冠雄和曹汝霖入閣， 但為段祺瑞拒絕。 1917年7月13日， 張君勱致書梁啟超， 告知：“此次內閣名單， 河間極不以劉冠雄長海軍為然， 于潤田則雲此人於國內輿論中頗有非之者， 以此列閣員中， 總嫌不漂亮。 ” 河間， 即馮國璋；潤田， 指曹汝霖。 黎元洪任總統時， 因參戰問題與國務總理段祺瑞衝突， 是為“府院之爭”。 現在， 馮國璋與段祺瑞依然不和， 兩人“關係始終未融洽”。 黎元洪在段氏到京後，因段氏的勸誘，由東交民巷外國公使館區域回居私宅，通電宣告“此後不再與聞政事，推馮副總統繼任大總統”。 然而，段祺瑞內心並不滿意馮氏繼任大總統。段祺瑞在7月8日發出馮國璋以“副座代行總統職權”的電文之後，故意拖延此項電報由北京到達南京的時間，於7月13日才到達南京的馮國璋手中。此時，南下敦請馮國璋北上的張君勱埋怨說：“近來北方來電較少，而日期又多，凡非加急電必待三日或五日後方到”，因此，“河間頗以合肥不受商量”。 合肥，即段祺瑞。
南京是馮國璋的老巢，馮不想因為北上就任總統而將江蘇地盤讓與他人。長江流域是馮國璋的勢力範圍，尤以江蘇省為重心所在。此時，傳說段祺瑞親信倪嗣沖將擔任江蘇督軍，引起馮國璋的擔憂。馮遂命心腹幹將、江西督軍李純出面反對。李氏在九江演說復辟源流，將張勳與倪嗣沖“並為一談”，除派遣重軍到南京之外，尚在九江駐紮一師，表示對倪的示威運動。 所以，馮國璋一面謙讓，請黎元洪複職，一面暗中與段祺瑞接洽江蘇督軍的後繼人選。最後，馮國璋如願以償，調江西督軍李純為江蘇督軍，陳光遠為江西督軍，與湖北督軍王占元聯結為一，合稱“長江三督”，構成直系在長江流域的基本勢力範圍。於是，馮國璋於1917年8月1日到京任職，馮段之爭的序幕也由此開啟。
段祺瑞新政府成立之日，也是中國南北分裂之始。研究系是造成此次南北分裂的始作俑者。當時，段祺瑞新政府面臨兩個最緊要的問題是，“對外的參戰問題和對內的國會改造問題”。國會改造問題是由參戰問題而引起。舊國會分子多對段不滿意，現在，段祺瑞要鞏固其統治地位，必須解決國會問題。這時，研究系要人梁啟超向段祺瑞獻策，召集臨時參議院以改造舊國會，置舊國會法統於不顧。孫中山因此率領海軍南下廣東，組織軍政府，豎起護法大旗，中國南北由此形成對立局面。
段祺瑞
梁啟超改造舊國會的主張，完全是政治考慮，絲毫沒有顧及法律的尊嚴。7月21日，《申報》記者訪問梁啟超，談論國會問題。梁說，“對於國會主張，恢復之不能，改選之不可，而以召集臨時參院為比較的無上上策”。至於舊國會不能恢復的理由，梁列出兩條：第一是舊國會為各省督軍所破壞，一旦恢復，必然得罪各省督軍，所謂“政治上將生莫大之反動”；第二即使督軍同意恢復舊國會，也無法確保督軍“一改從前之態度”，不再破壞國會。質言之，這兩條理由仍然是政治考慮。梁自己也承認召集臨時參議院，不過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他說：“蓋以嚴格之法律言，則改選亦無根據，而又不能去國會組織不改之弊，如是之國會，再過三年，國家不能危險乎？至於召集臨時參議院，有改良組織之利，而約法上亦可以勉強比附，似此三者之中可行而比較有利者，莫此若也。” 臨時參議院，從法理上本屬自相矛盾。李劍農批評說，舊國會自“第一次滅亡（指袁世凱復辟帝制，取消舊國會）恢復之後，為何不照革命先例，召集臨時參議院，偏要恢復已經滿了期限的舊國會？若說前此恢復舊國會是因為袁氏的解散國會不合法，黎氏的解散國會又豈合法麼？這是純就他們所持的理論而言”。 舊國會中也有研究系議員，但是研究系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惜聯合段祺瑞否定他們的合法存在——舊國會，藉以制服敵黨，實為超越政治常規的舉動。
7月24日，北京國務院通電各省，徵求對於召集臨時參議院的意見。據說，這份文電是梁啟超的手筆。這封通電，先是說明恢復舊國會為不可能，並援引唐繼堯督軍的“破甑之喻”，說明舊國會威信已失，最後特別引用陸榮廷改組國會的主張，申論“非先有臨時參議院不可”。 然而，社會輿論對於梁啟超要求召集臨時參議院的極端主張，深以為異，批評梁氏因“一部分之利益與感情，置國家根本法於不顧”。 後來，段祺瑞依梁啟超計，改組舊國會，成立新國會。新國會實際由安福系王揖唐所控制，因此又稱安福國會，研究系被邊緣化。研究系被皖系所拋棄，遂與親近皖系的安福系、舊交通系成為政敵。正如李劍農所言：“故在研究系召集臨時參議院的主張，是因為要貫徹改造國會的目的，與煽動督軍團幹憲的目的前後是一致的，誰知這個問題是一具不能開的鎖死。後來國會雖然被他們在北方強迫改造了，卻又被安福系所盤踞；安福系的驕橫惡劣，竟超過他們所目為暴徒的無數倍；而南方又始終不承認他們的改造，遂演成長時期的紛爭慘劇。”
南北對峙局面形成後，北方的馮段因統一問題發生分歧。總統馮國璋主張和平統一，總理段祺瑞堅持武力征南，雙方各執一端，勢同水火。1917年底，段祺瑞在川湘方面用兵失敗，武力征南政策遭到非議。同年11月17日，直系督軍曹錕、王占元、李純、陳光遠等聯名通電，主張與西南和平解決，並聲明願作調人。 據此消息，時在北京政府陸軍部任職的徐永昌判斷，“段內閣將倒，南北似有調停之機”。11月20日，總統馮國璋准段祺瑞辭去國務總理職務，以汪大燮暫代國務總理。梁啟超、湯化龍、林長民等幾位研究系閣員也隨段氏去職，段內閣瓦解。12月1日，馮國璋任命直隸籍同鄉王士珍為國務總理。王士珍也是主和派，頗贊成馮國璋的和平統一政策。這就是馮段之爭的第一幕。馮段之爭直接導致北洋系內部的分裂，而無兵無權的研究系既然已經被段派所排斥，現在也與馮派貌合神離，實際處於一種不尷不尬的協力廠商境地。
在此期間，南方也是四分五裂。西南軍閥唐繼堯、陸榮廷諸人對軍政府大元帥孫中山頗不滿意。從1917年9月到1918年春，西南軍閥一直在醞釀改組軍政府。至1918年4月後旬，軍政府改組形勢成熟。5月4日，孫中山辭去大元帥職務，離粵赴滬；同日，孫中山發佈《辭大元帥職通電》，極為痛心地指出：“顧吾國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雖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於法律及民意之下。”
在北方直皖兩系的鬥爭中，日本站在皖系一邊，壓制和打擊直系，而段祺瑞的武力統一，對南方發動戰爭的一系列作法，又得到了日本的支援。1918年2月3日，徐樹錚致電各省督軍，指出：“我北軍權勢消長，與日本寺內內閣利害相通。芝揆（指段祺瑞）去職，彼邦時相問詢，稱以各省不挽留為疑。……寺內已訓令渠系內有力諸要人，並達林公使謂段雖暫時去職，北系實力並無墮落，此後對支方針，仍認定東海、合肥為政局之中心，遇事力盡友誼援助等語。” 3月20日，西原龜三奉日本政府之命訪問段祺瑞，力促段祺瑞出山組閣，西原說：“閣下既已握有兵力，只需掌握權力，倘若財力不足，本人可設法資助。如欲為日中友好奠基，舍今日又待何時，切勿失此千載難遇之良機，毅然擬定計劃，出任總理。” 與此同時，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也會見大總統馮國璋，表示日本政府對北方政局的態度，勸告北洋各派應團結一致，解決政局糾紛。 在此期間，徐樹錚與奉系軍閥張作霖秘密聯絡，引奉軍入關，進駐直隸。 一則聲援皖系，一則威逼馮氏。3月19日，段派督軍又發出一道聯名威脅的通電，要求段祺瑞組閣。
在這內外壓力之下，馮國璋不得不與段祺瑞暫時妥協。1918年3月23日，王士珍辭職，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這是段祺瑞第三次組閣。段祺瑞此次成功組閣，日本和奉系是其外援，而其內援則是皖系將領以及曹汝霖為首的新交通系。曹汝霖在段祺瑞內閣中身兼交通總長和財政總長兩個“肥缺”，這實在令被排斥出局的梁啟超的研究系人士豔羨不已。故而，洞悉時局內幕的北洋軍人徐永昌說：“今日名流自知無分，故梁（啟超）著書，湯（化龍）出洋，此所謂灰心喪氣。”
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之後，為繼續推行其武力征南計畫，立即與日本聯絡，秘密進行中日軍事協定交涉。既然皖系段祺瑞以日本為靠山，那麼直系馮國璋勢必尋求英美的支持，雙方都在借助外力。馮國璋的心腹愛將、江蘇督軍李純是典型的親美派，馮的親美深受其影響。早在1917年12月12日，李純在給馮國璋的密函中，建議“應與英、美相互提攜”，以便借助英美之力抵制日本。 李純與英美人士交往向來密切，他手下的顧問和秘書人員，幾乎全是受美式教育者，李與美國人時常往來。所以，當時上海竟有輿論認為，李純的態度“完全為美國人所左右”。 因此，馮段之爭的結果，最終促使皖系與直系各尋外援，加劇北洋派內爭的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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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軍事結盟及其被洩密
皖系軍閥與日本政府進行中日軍事協定交涉（當時報紙稱之為“中日新交涉”，以別於1915年的二十一條交涉），是互取所需。日本希望通過中日“同盟”的方式進一步鞏固其在中國的勢力範圍，而皖系則希望利用日本提供的軍事援助，推行其武力統一中國的計畫。
拉攏皖系軍閥，日本蓄謀已久。早在1917年11月14日，皖系幹將靳雲鵬、曲同豐前往日本參觀日本陸軍大演習時，日本陸軍參謀總長上原勇作、參謀次長田中義一和西原龜三等人即向靳、曲二人遊說，提議中日“有必要加強日中軍事合作，以防止德國勢力東侵”。 1918年2月1日，田中義一致電阪西利八郎，指示阪西與段祺瑞接洽軍事同盟事項。 次日，阪西回電報告，他已經和參戰督辦段祺瑞及陸軍總長段芝貴“尋求某種機會以個人名義向章公使極力陳述軍事協同的必要性，並讓他（章）向大總統馮國璋報告。這正是不拘泥於形式的做法”，但是，“敝人已與段祺瑞、段芝貴等人已經擬定大體計畫”。 2月5日，田中義一向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提議，中日兩國應迅速謀取“軍事上的共同行動，防止德國勢力東漸，維持東亞和平”。 2月14日國務會議上，外交總長陸征祥陳述了俄國遠東局勢以及德奧勢力東漸的情況，說明此際中國方面為了自衛，需加強邊境的警備，尤其是東三省的警備要更加完善。陸征祥認為“中日協同合作”是必要的，全體閣員沒有什麼異議。王士珍總理決定與馮國璋總統熟商“中日軍事結盟問題”。 2月16日，國務會議繼續對西伯利亞防衛及中日結盟問題進行討論，仍沒有達成具體意見。隨後，陸征祥等人親自訪問段祺瑞，徵詢段的意見。段說：“此問題很緊急，不容耽誤。此問題是外交總長專管事項，因此你（陸征祥）應作為主要責任人，促成中日達成軍事協定”。
隨後，阪西利八郎、青木宣純等日本顧問分別向馮國璋、王士珍疏通。2月19日，青木宣純拜訪馮國璋，探詢馮氏對於中日軍事結盟的意見，馮表示“他從內心非常贊成，特別是在今日中國國內混亂之際，一旦與外國發生衝突時，中國能夠依賴的唯有日本”。 2月22日，馮國璋對阪西說，“參戰督辦決不僅僅是為了出兵法國而設立的，是為了參戰而發生國際性軍事事件而設立的。至於中日應否結盟，完全是政府的事情，而不是段祺瑞參戰督辦一個人的事情”，據此，阪西認為“現在，從表面上看，馮段兩派相互傾軋，日甚一日，幾近破裂”。 日方和段派不斷地向馮國璋施加壓力。馮氏無可奈何，但他提出一條反建議，即把中日軍事合作限制在中國國境之外，以搪塞日本的催逼。2月22日，北京政府致電駐日公使章宗祥，指出：“今日館迭派員探詢對於俄邊境緊急情形，中國是否願與日提攜，共同干涉；青木中將並謁見主座。經面告以華境內事，中國自行處理；華境外事宜，可與日本共同處理。”
馮國璋
由於馮國璋及王士珍的拖延，中日軍事協定交涉進展緩慢。在此期間，中國北方政局發生變化。3月23日，段祺瑞再任國務總理之後，中日軍事協定交涉進入新階段。此前一日，經段祺瑞授意，北京政府參謀總長蔭昌等人將精心準備的《預籌中日聯合出兵防俄條擬》呈報大總統馮國璋，以“俄國內亂，影響東亞，德、奧俘虜，又複東侵”為由，提議中國“與日本聯合出兵共同防俄”。 3月25日，駐日公使章宗祥致函日本外相本野一郎，按照日本條件提出中日共同防敵要求：“中國政府鑒於目下時局，依左列綱領與貴國政府協同處置，信為貴我兩國之必要。茲依本國政府之訓令，特行貴國政府提議，本使深為榮幸。”有關具體條件，由中日雙方指定的軍事委員討論議定。換文後，日本即通過阪西將日方擬定的草案交給靳雲鵬，雙方在此基礎上進行討論修正。
然而，就在中日軍事協定談判剛剛展開之際，其內幕就被洩露出去，直接導致中國留日學生發起反對中日軍事結盟的抗議運動。根據日方要求，談判是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但是在交涉過程中，其內幕仍不時為中外報刊所揭露。3月22日，京津《泰晤士報》以《日本對華勸告》為題，透露了中日共同防敵換文的內容。 3月26日，上海《大陸報》也發佈類似報導。 4月2日，研究系喉舌《晨鐘報》刊文呼籲國人注意日本“對我之重要新交涉”。 4月23日，上海37個商民團體以及全國商會聯合會紛紛通電，表示反對。
此項談判內容的洩密，顯然是有人故意為之。中日軍事協定談判是在馮、段之爭的政治背景下進行的，所以皖系方面認為總統馮國璋是此次中日新交涉被洩密的罪魁禍首。 5月16日，中日正式簽署《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5月19日又簽訂《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 在段派看來，中日軍事協定的簽署，也有萬不得已的隱衷。5月17日，徐樹錚密電段祺瑞，指出：“今與東邦幸締此約，為嘉為怨，即難斷言，而關聯較深，則無疑義。盼其嘉，則必極意經營以希惠助。慮其怨，亦必小心翼翼以遏怒鋒。”
5月19日，北京《大中華日報》頭版刊登陸軍軍事協定全文，除文字稍加改動外，與原協定文本雷同，次日北京《中華新報》、《國是報》、《國民公報》等報刊紛紛轉載。5月20日，中日陸軍軍事協定交涉中方委員長靳雲鵬向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齋藤季治郎透露，“此系總統府所為，無法追究”。 5月21日，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致電外務大臣後藤新平，告知“中方陸軍軍事協商委員會中有總統府馮國璋的代表”，判斷馮國璋在陸軍軍事協商委員會的代表可能是《陸軍軍事協定》被洩露的管道。
此時，在華英美報紙也參與進來，敦促段祺瑞政府早日公佈中日軍事交涉內容。5月6日，上海美國僑民的喉舌《大陸報》評論說：“大眾對於中日新交涉之疑團，政府今始覺悟，然無悔禍之心。昨日閣議討論應否公佈全案，結果全體主張目前政府不應信任公眾。而各方面之電信迭來詢問政府交涉之內容與手續。” 5月11日，《大陸報》又批評說：“京中輿論對於此事實不甘心，磋商詳情，外間茫然。所知者，有一種概況之合同，內容必與一九一五年第五款相同。” 5月22日，上海英國人的《字林西報》發表社論，指出，“華人對於中日所有磋商每信其將不利於中國，然而今次磋商之情節，實亦發生同樣之惡感想。其故有三：磋商之開始有軍人而不經外交部；出兵西比利亞，無論如何必要，而磋商之嚴密不泄，實令人不得不疑也；二十一條要求之往事，人猶憶之”。
中日軍事協定交涉被洩露，不過是馮、段之爭的一個徵兆。作為主和派，馮國璋當然反對段祺瑞與日本實現軍事結盟。但是，馮國璋並不希望與段祺瑞徹底決裂。所以，馮氏對於外界反對中日軍事交涉的聲音，採取了比較克制的態度，防止與段派的矛盾激化。當時，社會各界紛紛致電總統馮國璋，要求宣佈中日交涉內幕。5月25日，社會名流張謇由南通致電馮國璋、段祺瑞，“請宣佈外交，以釋群疑”。 馮國璋在給張謇的回電中，說：“共同出兵條件互有利益，謠傳殊不足信，稍緩自當宣佈。”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段祺瑞內閣決定，“新外交案決不宣佈”。 在這種情況下，馮段之間的分歧逐漸大白於天下。
自1917年下半年護法戰爭興起後，北方馮國璋與段祺瑞之間的矛盾已經滋生，遂有直皖分派之說。當時，徐樹錚為顧全北洋系大局，曾向段祺瑞“詳陳數次”，勸其與馮派謀和。 此次中日軍事協定交涉發生，馮段分歧再次彰顯，徐樹錚又致電段祺瑞，力主與馮妥協。5月23日，徐樹錚致電段祺瑞，詳陳直皖分裂之利害關係：“直人佈置直派，是直之自殺直人。若皖人佈置皖派，以為抵直之計，是皖之自殺皖人。直人果自成派，是自外於國家也。為總理計者，能消而弭之，誠屬至善。”徐樹錚這封電報，勸服了段祺瑞。5月31日，段祺瑞親自到總統府，謁見馮國璋，“面陳新交涉經過情形”。 段此舉意在向馮妥協，馮氏乃“始複原狀”，重新開始辦理公事。
馮國璋既反對段祺瑞，又害怕與段派決裂。馮氏這種微妙心理，已經為敏感的媒體覺察。5月26日，上海《時報》報導了馮段之爭的分歧所在，指出：“某派方疑大樹（指馮國璋）暗中運動和平，並利用外交二次倒木（指段祺瑞），自不能不表此態度，以避嫌疑。大樹曰總理做主，又說千萬為我留一面子，詞義大可玩味也。” 在中日軍事交涉期間，馮國璋故意採取消極的回避態度，表示反對之意，而段祺瑞也有意不理睬馮氏。6月2日，《時報》報導說，段祺瑞“不入公府，將近一個月”。 6月4日，《時報》又報導：“馮國璋前數日不看公事，秘書長代辦。”
從3月至5月底，是中日軍事協定交涉的關鍵階段，這期間府院兩方處於僵持狀態。在此關頭，中國興起了反對中日軍事協定交涉的運動（簡稱反日運動）。段祺瑞的親日政策，令有識之士深表憂慮。如北洋軍人徐永昌所言，“段的‘新外交’對於練兵則曰互相聘用人員，訓練雙方軍隊；如兵工廠，則曰彼此派員管理；如軍械軍費則曰互相接濟，直不如說代練兵，代管兵工廠之為間捷了當耳！此與日韓合併之說，同一調門。”徐永昌的評論可謂一語中的，他所擔心的段祺瑞政府的親日政策將使中國淪落為日本的附庸國，這也正是中國留日學生發起反日運動的根本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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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學生與反日運動的興起
此次反日運動，之所以首先由中國留日學生發起，並非偶然。留日學生身處異邦，他們的國家認同意識與國內同胞相比，是更加強烈。留日學生之所以有如此強烈的國家認同意識，與日本的留學環境有直接關係。自甲午戰爭以來，日本人翻然改態，蔑視中國人。如日本學者實藤惠秀所言，“蔑視中國留學生的不只是他們的日本同學，社會上一般日本人對待中國留學生的態度更是等而下之”，而且，“日本當政者的國家優越感及其對中國的輕蔑態度，影響著一般的日本國民，使人人都懷著對中國和中國人輕蔑的態度”，特別是民國以後，“日本人對中國人輕蔑（或憎惡）變得更厲害，這一點當局也承認”。許多留日學生已經看穿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留日學生在上北京政府教育部的呈文中指出：“十年以來，彼何日不以亡我為事，封豕長蛇之心，路人皆見。第生等羈處異邦，見聞較切，刺激尤深耳。”所以，當他們得知北京政府在與日本進行中日秘密軍事交涉時，異常憤慨，遂發起聲勢浩大的罷學歸國運動。
日本政府嚴格保守中日軍事協定交涉秘密，因此日本各報對於此項秘密交涉，“均一言不露”。3月21日，東京《朝日新聞》才隱約透露，“中日間開始某種重大交涉”。 如前所言，3月22日，京津《泰晤士報》也有類似報導。直至4月3日，有關中日新交涉的新聞報導才引起中國留日學生周恩來的注意。是日，周恩來“晨起，閱英文報，知日政府又提出‘二十條’要求於中國矣”！ 這則新聞觸動了周恩來的愛國心。4月4日，周恩來日記寫道：“早晨，因思昨日日本要求事，我政府尚憒憒，奈何？”表達了對北京政府的失望之情。在東京留日學生中，周恩來是較早得知中日軍事協定交涉一事，廣大留日學生此時尚未注意及此。
5月初，上海報界關於中日軍事協定交涉的系列報導，在東京留學生中間大範圍傳播開來。東京留學生界在致國內的公開信中，指出：“同人等前此以此間各報受日政府之意，對於向我國近來交涉中之秘約，均一言不露，是以同人等對於此中真相頗多不明。至上海各報揭載以後，同人等始得於此知之。”與此同時，留日學生開始商討應對策略。5月2日，周恩來記載：“觀報多時，國事益壞矣！近一二日內，因中日新約行將成立，此間留學生有全體歸國之議論。” 5月1日、2日， 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留日學生殷汝潮率先倡議留日學生應該全體歸國，得到該校“同窗會贊成”，遂推舉代表“四處遊說，發佈傳單，徵集各省同鄉會、各校同窗會意見”。
東京北神保町的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館（中華青年會館）是中國留日學生反對中日新交涉的聚會場所。 孫中山曾說，“中國人的鄉党觀念強而國家觀念弱”。不過，這句話對於留日學生來說並不確切。中國人的“鄉党觀念”強確屬事實，但正是這種樸素的“鄉党觀念”成為留日學生國家觀念滋生的重要源泉。實際上，中國學生到日本後，由於彼此有著共同的利害關係，便產生了作為“中國人”的意識，因此也就感到有團結起來的必要。晚清末年，中國早期留日學生領袖曹汝霖、章宗祥、範源濂等人就組織“勵志會”，團結留日學生中的有志青年。1902年，曹汝霖等留日學生領袖成立“清國留學生會館”。1910年以後，中國留日基督教青年會館取而代之，成為中國留日學生新的聚會大本營。 此外，留日學生以各省為單位，成立了各種同鄉會。此次反日運動中，各省同鄉會、各校同窗會成為留日學生大串聯的有力紐帶，發揮了重要的組織動員作用。
1918年5月4日，下午，吉林同鄉會首先開會，贊成歸國主張，奉天省（今遼寧省）同鄉會也相繼贊成。同日晚，“有數省表決贊同”。 次日，各省同鄉會、各校同窗會代表聚議“大高俱樂部”，有直隸、河南、江蘇、湖北、湖南、雲南、四川、貴州、山西、山東、陝西等11省留日學生代表贊成歸國。會議決定組織全體留日學生組織“大中華民國救國團”，規定以“一致對外，決不干涉內政”為宗旨，商定留日學生歸國時，由“各省同鄉會會長及其代表，統率該省學生一致行動”，要求各省派出四人以上的“先鋒隊”，分別前往北京與上海籌備一切。
儘管留日學生極力反對中日新交涉，但是他們並不主張採取極端行動與政府對抗。5月12日，十一所留日學生所在學校的代表開會，一致宣佈“告留東中華民國學生”書，表示此次行動為“愛國，願與政府交涉解決”。 5月14日，留日學生派出代表四人會見了日本文相、外相以及員警總監，詢問中日新交涉情況。日本外相後藤新平發言，謊稱，“中日協約無他事，僅關係於西北利亞出兵問題。軍事行動當然得守秘密，報紙盡屬虛構”。這種答覆，自然令留日學生代表不能滿意。同日，周恩來等留日學生領袖接到前期到達上海的400名留日學生來信，“催全體速歸”。 據日本警視廳5月15日調查資料，東京36所大專院校，中國留學生共2783人（據中文資料統計當時在日中國留學生約有3548人），罷課者2680人，罷課學生占全體留學生總數96%強。
1918年5月16日，《大阪朝日新聞》及《東京國民新聞》報導，北京政府將在一周內簽署中日軍事協定，上述報導令留日學生震驚不已。 次日，留日學生“大中華民國救國團”東京支部發出警告，呼籲全體留日學生盡速回國，挽救祖國。 隨後，救國團不斷催促留日學生“不歸者速歸，切勿逗留”。 據日本警視廳統計，截止6月12日，已有1207名留日學生回國。留日學生大批歸國之後，即動員國內各界，一起反對中日軍事協定簽約。隨後，反日運動的中心從日本東京轉移到國內京、滬兩地。
留日學生歸國直接推動國內反對中日新交涉運動的興起，但國內各界對此反應不一，這種差異是由各自的核心利益、政治態度及其與當局的關係諸因素造成的。大中華民國救國團是負責留日學生歸國的核心組織，留日學生王兆榮擔任幹事長，阮湘、張有桐是副幹事長，他們是救國團的領導者。1918年5月12日晚，負責北京聯絡任務的留日學生阮湘一行三人抵達天津。5月14日，阮湘等人與天津《益世報》接洽兩次，又三次拜訪湖南同鄉、社會名流熊希齡，因其“外出未晤”。此外，又與天津各校接洽，受到各校代表的歡迎。 5月15日，阮湘等人抵達北京，以正陽門外的湖南會館為活動據點，其對外態度仍本前旨意，即“此次回國實欲促政府之反省，將中日共同出兵交涉根本撤銷，對於內政絕不干涉”，而上海留日學生則因受“一方面之潮流，主持變為激烈”。 阮相是留日學生中的穩健派，他不贊成與政府對抗的主張。阮曾致信上海留日學生代表，反復告誡他們“言動務請穩健，必須反復申明無干涉政治之意”。
留日歸國學生抵達北京、上海是在5月中旬，此時正值中日軍事協定簽字之日。這兩件事情都成為國內媒體爭相報導的熱點。隨之，以京、津、滬等大城市為先導，在全國範圍內爆發一場以反對《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為主旨的民眾運動。留日學生回國代表與國內學生界聯合起來，推進反日運動的開展。5月20日，留日學生救國團回國代表阮湘等人與北京大學等學生團體共同組織一次聲勢浩大的和平請願活動。同日晚間，2000余學生聚集北京大學，留日學生代表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會議決定次日到總統府請願。 5月21日，北京2000余學生前往總統府，上午12時，學生代表見到總統馮國璋。 馮對學生們說：“諸生當亦知予之經驗資格豈肯賣國乎？不過弱國與強國結條約，稍有損失，亦所難免。且日本極力與我國提攜，表示一種親善狀態，我國人豈可一腳跌他出去乎？”學生代表被馮國璋幾句官話即打發回去，請願毫無結果。隨後，北京政府即對留日歸國學生採取嚴厲措施，勒令他們返回日本，繼續留學生涯。5月21日請願當日，北京教育部就向直轄各校和私立學校發出訓令，同時密電各省行政長官，要求嚴加取締所有學生集會和請願活動。 次日，教育總長傅增湘發出第五號訓令，指出“聞力學以救國者矣，未聞廢學以救國者也，”勸告歸國留日學生早日東渡，鎮靜求學。
到5月底，全國大部分省市都有學生團體舉行抗議活動，許多地方都發生了學生罷課和示威請願。雖然此次排日運動波及諸多城市，但始終局限于學生界，其他階層沒有真正捲入。 5月28日，教育部下達第7號訓令，限令留日學生6月10日以前回院校，否則“一經查明，不能不予開除學籍，以示懲儆”。 同時，教育部還通電全國各校，“禁止學校干預政治”。 在政府壓力下，6月下旬以後，北方各地學生運動開始轉入低潮。
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江蘇省教育會、浙江省教育會會長經亨頤等為代表的教育界領袖對於此次學界發起的反日運動，也懷抱消極的態度。5月25日，浙江省教育會會長經亨頤向留日回國學生潘錫九、陳俊暉、王兆全等人表示：“因近日中日交涉，留學生全體歸，以愛國之目的被利用，而為害國之方便。”經氏勸他們早日返回日本。次日晚，經亨頤又邀集留日學生王兆全、陳俊暉、潘西九等人在寓所便膳，探詢“留學生被動情形，並勸其切勿附和，適可而止，早[作]返東之計”。 其後，經亨頤還向江蘇省教育會表示了他的主張是：“留學生事，亦無何等辦法。以贊而不助，使即返東。”在江浙兩省教育會的勸說下，浙江留日學生已開始動搖，準備返回日本。6月1日，范壽康告訴經亨頤，留學生“已願返東，前提是教育部要取消六月十日之限”。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國民黨媒體對學生界的反日運動，至始就採取鮮明的支持態度。國民黨的黨媒《民國日報》及時報導留日學生的愛國舉動，並發表社論積極聲援。據統計，從1918年4月至6月，上海《民國日報》刊登留日學生活動的各種文電100多篇；另外專載學生發表的文電38篇；為歸國留日學生團體刊登啟事100餘次。簡言之，國民黨媒體對於此番學生抗議運動的積極支持，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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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五四運動預熱
此次學生界的反日運動，實際上只存在一月有餘，為時甚短。所以如此，原因是學生界基本上是在孤軍奮戰，除了國民黨人給予積極的支持外，其他黨派和社會團體基本採取了中立的態度。特別是，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以及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新文化派人物沒有參與進來。此時，《新青年》雜誌堅持胡適的不談政治主張，而專注於文藝思想的革新，對現實政治“有意回避”。 江浙兩省的教育界領袖沈信卿、黃炎培、經亨頤等人對學生愛國舉動則採取“贊而不助”的保守態度。沒有廣大社會力量的支持，單憑一些血氣旺盛、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要想把反日運動擴大化，顯然是不現實的。
從政府層面看，大總統馮國璋與國務總理段祺瑞尚未到公開決裂的地步。馮、段雖然明爭暗鬥，還不至於水火不容。馮曾試圖利用學生運動迫使段祺瑞放棄中日軍事同盟，但是段派的立場強硬，使其未能如願。不過，此次反日運動為後來的五四運動留下了一筆豐富的政治思想遺產——青年學生組織動員思想的強化。五四運動的健將匡互生回憶說：“自民國七年上期中日軍事協定成立以後，……於是那些熱烈的學生，因此覺悟到做事以前大有組織堅固的有力量的小團體的必要。幾個月以內，各校學生獨立自由組織和聯合組織的小團體，相繼成立的至少在二十以上。”
歷史的前進，是多種矛盾交織在一起，形成一種合力推進的結果。學生界通過此次反日運動強化了他們的組織觀念，學生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1918年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秩序發生重大變革。歐美列強重返遠東，中國國內政治也深受這一國際局勢變動的影響。中國國內政治派系力量進行新的重組，親美派與親日派，也借助外援以強化其政治地位。與此同時，隨著新文化運動向縱深發展，五四時期的政治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愈益密切。儘管1918年學生界的反日運動如同曇花一現，但是此次運動客觀上為即將爆發的五四運動進行了思想、政治和組織上的準備。（作者授權，原文標題為“國家之敵：1918年的反對中日軍事結盟運動”，《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5期，刊發時有改編，注釋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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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在段氏到京後，因段氏的勸誘，由東交民巷外國公使館區域回居私宅，通電宣告“此後不再與聞政事，推馮副總統繼任大總統”。 然而，段祺瑞內心並不滿意馮氏繼任大總統。段祺瑞在7月8日發出馮國璋以“副座代行總統職權”的電文之後，故意拖延此項電報由北京到達南京的時間，於7月13日才到達南京的馮國璋手中。此時，南下敦請馮國璋北上的張君勱埋怨說：“近來北方來電較少，而日期又多，凡非加急電必待三日或五日後方到”，因此，“河間頗以合肥不受商量”。 合肥，即段祺瑞。南京是馮國璋的老巢，馮不想因為北上就任總統而將江蘇地盤讓與他人。長江流域是馮國璋的勢力範圍，尤以江蘇省為重心所在。此時，傳說段祺瑞親信倪嗣沖將擔任江蘇督軍，引起馮國璋的擔憂。馮遂命心腹幹將、江西督軍李純出面反對。李氏在九江演說復辟源流，將張勳與倪嗣沖“並為一談”，除派遣重軍到南京之外，尚在九江駐紮一師，表示對倪的示威運動。 所以，馮國璋一面謙讓，請黎元洪複職，一面暗中與段祺瑞接洽江蘇督軍的後繼人選。最後，馮國璋如願以償，調江西督軍李純為江蘇督軍，陳光遠為江西督軍，與湖北督軍王占元聯結為一，合稱“長江三督”，構成直系在長江流域的基本勢力範圍。於是，馮國璋於1917年8月1日到京任職，馮段之爭的序幕也由此開啟。
段祺瑞新政府成立之日，也是中國南北分裂之始。研究系是造成此次南北分裂的始作俑者。當時，段祺瑞新政府面臨兩個最緊要的問題是，“對外的參戰問題和對內的國會改造問題”。國會改造問題是由參戰問題而引起。舊國會分子多對段不滿意，現在，段祺瑞要鞏固其統治地位，必須解決國會問題。這時，研究系要人梁啟超向段祺瑞獻策，召集臨時參議院以改造舊國會，置舊國會法統於不顧。孫中山因此率領海軍南下廣東，組織軍政府，豎起護法大旗，中國南北由此形成對立局面。
段祺瑞
梁啟超改造舊國會的主張，完全是政治考慮，絲毫沒有顧及法律的尊嚴。7月21日，《申報》記者訪問梁啟超，談論國會問題。梁說，“對於國會主張，恢復之不能，改選之不可，而以召集臨時參院為比較的無上上策”。至於舊國會不能恢復的理由，梁列出兩條：第一是舊國會為各省督軍所破壞，一旦恢復，必然得罪各省督軍，所謂“政治上將生莫大之反動”；第二即使督軍同意恢復舊國會，也無法確保督軍“一改從前之態度”，不再破壞國會。質言之，這兩條理由仍然是政治考慮。梁自己也承認召集臨時參議院，不過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他說：“蓋以嚴格之法律言，則改選亦無根據，而又不能去國會組織不改之弊，如是之國會，再過三年，國家不能危險乎？至於召集臨時參議院，有改良組織之利，而約法上亦可以勉強比附，似此三者之中可行而比較有利者，莫此若也。” 臨時參議院，從法理上本屬自相矛盾。李劍農批評說，舊國會自“第一次滅亡（指袁世凱復辟帝制，取消舊國會）恢復之後，為何不照革命先例，召集臨時參議院，偏要恢復已經滿了期限的舊國會？若說前此恢復舊國會是因為袁氏的解散國會不合法，黎氏的解散國會又豈合法麼？這是純就他們所持的理論而言”。 舊國會中也有研究系議員，但是研究系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惜聯合段祺瑞否定他們的合法存在——舊國會，藉以制服敵黨，實為超越政治常規的舉動。
7月24日，北京國務院通電各省，徵求對於召集臨時參議院的意見。據說，這份文電是梁啟超的手筆。這封通電，先是說明恢復舊國會為不可能，並援引唐繼堯督軍的“破甑之喻”，說明舊國會威信已失，最後特別引用陸榮廷改組國會的主張，申論“非先有臨時參議院不可”。 然而，社會輿論對於梁啟超要求召集臨時參議院的極端主張，深以為異，批評梁氏因“一部分之利益與感情，置國家根本法於不顧”。 後來，段祺瑞依梁啟超計，改組舊國會，成立新國會。新國會實際由安福系王揖唐所控制，因此又稱安福國會，研究系被邊緣化。研究系被皖系所拋棄，遂與親近皖系的安福系、舊交通系成為政敵。正如李劍農所言：“故在研究系召集臨時參議院的主張，是因為要貫徹改造國會的目的，與煽動督軍團幹憲的目的前後是一致的，誰知這個問題是一具不能開的鎖死。後來國會雖然被他們在北方強迫改造了，卻又被安福系所盤踞；安福系的驕橫惡劣，竟超過他們所目為暴徒的無數倍；而南方又始終不承認他們的改造，遂演成長時期的紛爭慘劇。”
南北對峙局面形成後，北方的馮段因統一問題發生分歧。總統馮國璋主張和平統一，總理段祺瑞堅持武力征南，雙方各執一端，勢同水火。1917年底，段祺瑞在川湘方面用兵失敗，武力征南政策遭到非議。同年11月17日，直系督軍曹錕、王占元、李純、陳光遠等聯名通電，主張與西南和平解決，並聲明願作調人。 據此消息，時在北京政府陸軍部任職的徐永昌判斷，“段內閣將倒，南北似有調停之機”。11月20日，總統馮國璋准段祺瑞辭去國務總理職務，以汪大燮暫代國務總理。梁啟超、湯化龍、林長民等幾位研究系閣員也隨段氏去職，段內閣瓦解。12月1日，馮國璋任命直隸籍同鄉王士珍為國務總理。王士珍也是主和派，頗贊成馮國璋的和平統一政策。這就是馮段之爭的第一幕。馮段之爭直接導致北洋系內部的分裂，而無兵無權的研究系既然已經被段派所排斥，現在也與馮派貌合神離，實際處於一種不尷不尬的協力廠商境地。
在此期間，南方也是四分五裂。西南軍閥唐繼堯、陸榮廷諸人對軍政府大元帥孫中山頗不滿意。從1917年9月到1918年春，西南軍閥一直在醞釀改組軍政府。至1918年4月後旬，軍政府改組形勢成熟。5月4日，孫中山辭去大元帥職務，離粵赴滬；同日，孫中山發佈《辭大元帥職通電》，極為痛心地指出：“顧吾國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雖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於法律及民意之下。”
在北方直皖兩系的鬥爭中，日本站在皖系一邊，壓制和打擊直系，而段祺瑞的武力統一，對南方發動戰爭的一系列作法，又得到了日本的支援。1918年2月3日，徐樹錚致電各省督軍，指出：“我北軍權勢消長，與日本寺內內閣利害相通。芝揆（指段祺瑞）去職，彼邦時相問詢，稱以各省不挽留為疑。……寺內已訓令渠系內有力諸要人，並達林公使謂段雖暫時去職，北系實力並無墮落，此後對支方針，仍認定東海、合肥為政局之中心，遇事力盡友誼援助等語。” 3月20日，西原龜三奉日本政府之命訪問段祺瑞，力促段祺瑞出山組閣，西原說：“閣下既已握有兵力，只需掌握權力，倘若財力不足，本人可設法資助。如欲為日中友好奠基，舍今日又待何時，切勿失此千載難遇之良機，毅然擬定計劃，出任總理。” 與此同時，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也會見大總統馮國璋，表示日本政府對北方政局的態度，勸告北洋各派應團結一致，解決政局糾紛。 在此期間，徐樹錚與奉系軍閥張作霖秘密聯絡，引奉軍入關，進駐直隸。 一則聲援皖系，一則威逼馮氏。3月19日，段派督軍又發出一道聯名威脅的通電，要求段祺瑞組閣。
在這內外壓力之下，馮國璋不得不與段祺瑞暫時妥協。1918年3月23日，王士珍辭職，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這是段祺瑞第三次組閣。段祺瑞此次成功組閣，日本和奉系是其外援，而其內援則是皖系將領以及曹汝霖為首的新交通系。曹汝霖在段祺瑞內閣中身兼交通總長和財政總長兩個“肥缺”，這實在令被排斥出局的梁啟超的研究系人士豔羨不已。故而，洞悉時局內幕的北洋軍人徐永昌說：“今日名流自知無分，故梁（啟超）著書，湯（化龍）出洋，此所謂灰心喪氣。”
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之後，為繼續推行其武力征南計畫，立即與日本聯絡，秘密進行中日軍事協定交涉。既然皖系段祺瑞以日本為靠山，那麼直系馮國璋勢必尋求英美的支持，雙方都在借助外力。馮國璋的心腹愛將、江蘇督軍李純是典型的親美派，馮的親美深受其影響。早在1917年12月12日，李純在給馮國璋的密函中，建議“應與英、美相互提攜”，以便借助英美之力抵制日本。 李純與英美人士交往向來密切，他手下的顧問和秘書人員，幾乎全是受美式教育者，李與美國人時常往來。所以，當時上海竟有輿論認為，李純的態度“完全為美國人所左右”。 因此，馮段之爭的結果，最終促使皖系與直系各尋外援，加劇北洋派內爭的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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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軍事結盟及其被洩密
皖系軍閥與日本政府進行中日軍事協定交涉（當時報紙稱之為“中日新交涉”，以別於1915年的二十一條交涉），是互取所需。日本希望通過中日“同盟”的方式進一步鞏固其在中國的勢力範圍，而皖系則希望利用日本提供的軍事援助，推行其武力統一中國的計畫。
拉攏皖系軍閥，日本蓄謀已久。早在1917年11月14日，皖系幹將靳雲鵬、曲同豐前往日本參觀日本陸軍大演習時，日本陸軍參謀總長上原勇作、參謀次長田中義一和西原龜三等人即向靳、曲二人遊說，提議中日“有必要加強日中軍事合作，以防止德國勢力東侵”。 1918年2月1日，田中義一致電阪西利八郎，指示阪西與段祺瑞接洽軍事同盟事項。 次日，阪西回電報告，他已經和參戰督辦段祺瑞及陸軍總長段芝貴“尋求某種機會以個人名義向章公使極力陳述軍事協同的必要性，並讓他（章）向大總統馮國璋報告。這正是不拘泥於形式的做法”，但是，“敝人已與段祺瑞、段芝貴等人已經擬定大體計畫”。 2月5日，田中義一向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提議，中日兩國應迅速謀取“軍事上的共同行動，防止德國勢力東漸，維持東亞和平”。 2月14日國務會議上，外交總長陸征祥陳述了俄國遠東局勢以及德奧勢力東漸的情況，說明此際中國方面為了自衛，需加強邊境的警備，尤其是東三省的警備要更加完善。陸征祥認為“中日協同合作”是必要的，全體閣員沒有什麼異議。王士珍總理決定與馮國璋總統熟商“中日軍事結盟問題”。 2月16日，國務會議繼續對西伯利亞防衛及中日結盟問題進行討論，仍沒有達成具體意見。隨後，陸征祥等人親自訪問段祺瑞，徵詢段的意見。段說：“此問題很緊急，不容耽誤。此問題是外交總長專管事項，因此你（陸征祥）應作為主要責任人，促成中日達成軍事協定”。
隨後，阪西利八郎、青木宣純等日本顧問分別向馮國璋、王士珍疏通。2月19日，青木宣純拜訪馮國璋，探詢馮氏對於中日軍事結盟的意見，馮表示“他從內心非常贊成，特別是在今日中國國內混亂之際，一旦與外國發生衝突時，中國能夠依賴的唯有日本”。 2月22日，馮國璋對阪西說，“參戰督辦決不僅僅是為了出兵法國而設立的，是為了參戰而發生國際性軍事事件而設立的。至於中日應否結盟，完全是政府的事情，而不是段祺瑞參戰督辦一個人的事情”，據此，阪西認為“現在，從表面上看，馮段兩派相互傾軋，日甚一日，幾近破裂”。 日方和段派不斷地向馮國璋施加壓力。馮氏無可奈何，但他提出一條反建議，即把中日軍事合作限制在中國國境之外，以搪塞日本的催逼。2月22日，北京政府致電駐日公使章宗祥，指出：“今日館迭派員探詢對於俄邊境緊急情形，中國是否願與日提攜，共同干涉；青木中將並謁見主座。經面告以華境內事，中國自行處理；華境外事宜，可與日本共同處理。”
馮國璋
由於馮國璋及王士珍的拖延，中日軍事協定交涉進展緩慢。在此期間，中國北方政局發生變化。3月23日，段祺瑞再任國務總理之後，中日軍事協定交涉進入新階段。此前一日，經段祺瑞授意，北京政府參謀總長蔭昌等人將精心準備的《預籌中日聯合出兵防俄條擬》呈報大總統馮國璋，以“俄國內亂，影響東亞，德、奧俘虜，又複東侵”為由，提議中國“與日本聯合出兵共同防俄”。 3月25日，駐日公使章宗祥致函日本外相本野一郎，按照日本條件提出中日共同防敵要求：“中國政府鑒於目下時局，依左列綱領與貴國政府協同處置，信為貴我兩國之必要。茲依本國政府之訓令，特行貴國政府提議，本使深為榮幸。”有關具體條件，由中日雙方指定的軍事委員討論議定。換文後，日本即通過阪西將日方擬定的草案交給靳雲鵬，雙方在此基礎上進行討論修正。
然而，就在中日軍事協定談判剛剛展開之際，其內幕就被洩露出去，直接導致中國留日學生發起反對中日軍事結盟的抗議運動。根據日方要求，談判是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但是在交涉過程中，其內幕仍不時為中外報刊所揭露。3月22日，京津《泰晤士報》以《日本對華勸告》為題，透露了中日共同防敵換文的內容。 3月26日，上海《大陸報》也發佈類似報導。 4月2日，研究系喉舌《晨鐘報》刊文呼籲國人注意日本“對我之重要新交涉”。 4月23日，上海37個商民團體以及全國商會聯合會紛紛通電，表示反對。
此項談判內容的洩密，顯然是有人故意為之。中日軍事協定談判是在馮、段之爭的政治背景下進行的，所以皖系方面認為總統馮國璋是此次中日新交涉被洩密的罪魁禍首。 5月16日，中日正式簽署《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5月19日又簽訂《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 在段派看來，中日軍事協定的簽署，也有萬不得已的隱衷。5月17日，徐樹錚密電段祺瑞，指出：“今與東邦幸締此約，為嘉為怨，即難斷言，而關聯較深，則無疑義。盼其嘉，則必極意經營以希惠助。慮其怨，亦必小心翼翼以遏怒鋒。”
5月19日，北京《大中華日報》頭版刊登陸軍軍事協定全文，除文字稍加改動外，與原協定文本雷同，次日北京《中華新報》、《國是報》、《國民公報》等報刊紛紛轉載。5月20日，中日陸軍軍事協定交涉中方委員長靳雲鵬向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齋藤季治郎透露，“此系總統府所為，無法追究”。 5月21日，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致電外務大臣後藤新平，告知“中方陸軍軍事協商委員會中有總統府馮國璋的代表”，判斷馮國璋在陸軍軍事協商委員會的代表可能是《陸軍軍事協定》被洩露的管道。
此時，在華英美報紙也參與進來，敦促段祺瑞政府早日公佈中日軍事交涉內容。5月6日，上海美國僑民的喉舌《大陸報》評論說：“大眾對於中日新交涉之疑團，政府今始覺悟，然無悔禍之心。昨日閣議討論應否公佈全案，結果全體主張目前政府不應信任公眾。而各方面之電信迭來詢問政府交涉之內容與手續。” 5月11日，《大陸報》又批評說：“京中輿論對於此事實不甘心，磋商詳情，外間茫然。所知者，有一種概況之合同，內容必與一九一五年第五款相同。” 5月22日，上海英國人的《字林西報》發表社論，指出，“華人對於中日所有磋商每信其將不利於中國，然而今次磋商之情節，實亦發生同樣之惡感想。其故有三：磋商之開始有軍人而不經外交部；出兵西比利亞，無論如何必要，而磋商之嚴密不泄，實令人不得不疑也；二十一條要求之往事，人猶憶之”。
中日軍事協定交涉被洩露，不過是馮、段之爭的一個徵兆。作為主和派，馮國璋當然反對段祺瑞與日本實現軍事結盟。但是，馮國璋並不希望與段祺瑞徹底決裂。所以，馮氏對於外界反對中日軍事交涉的聲音，採取了比較克制的態度，防止與段派的矛盾激化。當時，社會各界紛紛致電總統馮國璋，要求宣佈中日交涉內幕。5月25日，社會名流張謇由南通致電馮國璋、段祺瑞，“請宣佈外交，以釋群疑”。 馮國璋在給張謇的回電中，說：“共同出兵條件互有利益，謠傳殊不足信，稍緩自當宣佈。”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段祺瑞內閣決定，“新外交案決不宣佈”。 在這種情況下，馮段之間的分歧逐漸大白於天下。
自1917年下半年護法戰爭興起後，北方馮國璋與段祺瑞之間的矛盾已經滋生，遂有直皖分派之說。當時，徐樹錚為顧全北洋系大局，曾向段祺瑞“詳陳數次”，勸其與馮派謀和。 此次中日軍事協定交涉發生，馮段分歧再次彰顯，徐樹錚又致電段祺瑞，力主與馮妥協。5月23日，徐樹錚致電段祺瑞，詳陳直皖分裂之利害關係：“直人佈置直派，是直之自殺直人。若皖人佈置皖派，以為抵直之計，是皖之自殺皖人。直人果自成派，是自外於國家也。為總理計者，能消而弭之，誠屬至善。”徐樹錚這封電報，勸服了段祺瑞。5月31日，段祺瑞親自到總統府，謁見馮國璋，“面陳新交涉經過情形”。 段此舉意在向馮妥協，馮氏乃“始複原狀”，重新開始辦理公事。
馮國璋既反對段祺瑞，又害怕與段派決裂。馮氏這種微妙心理，已經為敏感的媒體覺察。5月26日，上海《時報》報導了馮段之爭的分歧所在，指出：“某派方疑大樹（指馮國璋）暗中運動和平，並利用外交二次倒木（指段祺瑞），自不能不表此態度，以避嫌疑。大樹曰總理做主，又說千萬為我留一面子，詞義大可玩味也。” 在中日軍事交涉期間，馮國璋故意採取消極的回避態度，表示反對之意，而段祺瑞也有意不理睬馮氏。6月2日，《時報》報導說，段祺瑞“不入公府，將近一個月”。 6月4日，《時報》又報導：“馮國璋前數日不看公事，秘書長代辦。”
從3月至5月底，是中日軍事協定交涉的關鍵階段，這期間府院兩方處於僵持狀態。在此關頭，中國興起了反對中日軍事協定交涉的運動（簡稱反日運動）。段祺瑞的親日政策，令有識之士深表憂慮。如北洋軍人徐永昌所言，“段的‘新外交’對於練兵則曰互相聘用人員，訓練雙方軍隊；如兵工廠，則曰彼此派員管理；如軍械軍費則曰互相接濟，直不如說代練兵，代管兵工廠之為間捷了當耳！此與日韓合併之說，同一調門。”徐永昌的評論可謂一語中的，他所擔心的段祺瑞政府的親日政策將使中國淪落為日本的附庸國，這也正是中國留日學生發起反日運動的根本理由。
3
留日學生與反日運動的興起
此次反日運動，之所以首先由中國留日學生發起，並非偶然。留日學生身處異邦，他們的國家認同意識與國內同胞相比，是更加強烈。留日學生之所以有如此強烈的國家認同意識，與日本的留學環境有直接關係。自甲午戰爭以來，日本人翻然改態，蔑視中國人。如日本學者實藤惠秀所言，“蔑視中國留學生的不只是他們的日本同學，社會上一般日本人對待中國留學生的態度更是等而下之”，而且，“日本當政者的國家優越感及其對中國的輕蔑態度，影響著一般的日本國民，使人人都懷著對中國和中國人輕蔑的態度”，特別是民國以後，“日本人對中國人輕蔑（或憎惡）變得更厲害，這一點當局也承認”。許多留日學生已經看穿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留日學生在上北京政府教育部的呈文中指出：“十年以來，彼何日不以亡我為事，封豕長蛇之心，路人皆見。第生等羈處異邦，見聞較切，刺激尤深耳。”所以，當他們得知北京政府在與日本進行中日秘密軍事交涉時，異常憤慨，遂發起聲勢浩大的罷學歸國運動。
日本政府嚴格保守中日軍事協定交涉秘密，因此日本各報對於此項秘密交涉，“均一言不露”。3月21日，東京《朝日新聞》才隱約透露，“中日間開始某種重大交涉”。 如前所言，3月22日，京津《泰晤士報》也有類似報導。直至4月3日，有關中日新交涉的新聞報導才引起中國留日學生周恩來的注意。是日，周恩來“晨起，閱英文報，知日政府又提出‘二十條’要求於中國矣”！ 這則新聞觸動了周恩來的愛國心。4月4日，周恩來日記寫道：“早晨，因思昨日日本要求事，我政府尚憒憒，奈何？”表達了對北京政府的失望之情。在東京留日學生中，周恩來是較早得知中日軍事協定交涉一事，廣大留日學生此時尚未注意及此。
5月初，上海報界關於中日軍事協定交涉的系列報導，在東京留學生中間大範圍傳播開來。東京留學生界在致國內的公開信中，指出：“同人等前此以此間各報受日政府之意，對於向我國近來交涉中之秘約，均一言不露，是以同人等對於此中真相頗多不明。至上海各報揭載以後，同人等始得於此知之。”與此同時，留日學生開始商討應對策略。5月2日，周恩來記載：“觀報多時，國事益壞矣！近一二日內，因中日新約行將成立，此間留學生有全體歸國之議論。” 5月1日、2日， 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留日學生殷汝潮率先倡議留日學生應該全體歸國，得到該校“同窗會贊成”，遂推舉代表“四處遊說，發佈傳單，徵集各省同鄉會、各校同窗會意見”。
東京北神保町的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館（中華青年會館）是中國留日學生反對中日新交涉的聚會場所。 孫中山曾說，“中國人的鄉党觀念強而國家觀念弱”。不過，這句話對於留日學生來說並不確切。中國人的“鄉党觀念”強確屬事實，但正是這種樸素的“鄉党觀念”成為留日學生國家觀念滋生的重要源泉。實際上，中國學生到日本後，由於彼此有著共同的利害關係，便產生了作為“中國人”的意識，因此也就感到有團結起來的必要。晚清末年，中國早期留日學生領袖曹汝霖、章宗祥、範源濂等人就組織“勵志會”，團結留日學生中的有志青年。1902年，曹汝霖等留日學生領袖成立“清國留學生會館”。1910年以後，中國留日基督教青年會館取而代之，成為中國留日學生新的聚會大本營。 此外，留日學生以各省為單位，成立了各種同鄉會。此次反日運動中，各省同鄉會、各校同窗會成為留日學生大串聯的有力紐帶，發揮了重要的組織動員作用。
1918年5月4日，下午，吉林同鄉會首先開會，贊成歸國主張，奉天省（今遼寧省）同鄉會也相繼贊成。同日晚，“有數省表決贊同”。 次日，各省同鄉會、各校同窗會代表聚議“大高俱樂部”，有直隸、河南、江蘇、湖北、湖南、雲南、四川、貴州、山西、山東、陝西等11省留日學生代表贊成歸國。會議決定組織全體留日學生組織“大中華民國救國團”，規定以“一致對外，決不干涉內政”為宗旨，商定留日學生歸國時，由“各省同鄉會會長及其代表，統率該省學生一致行動”，要求各省派出四人以上的“先鋒隊”，分別前往北京與上海籌備一切。
儘管留日學生極力反對中日新交涉，但是他們並不主張採取極端行動與政府對抗。5月12日，十一所留日學生所在學校的代表開會，一致宣佈“告留東中華民國學生”書，表示此次行動為“愛國，願與政府交涉解決”。 5月14日，留日學生派出代表四人會見了日本文相、外相以及員警總監，詢問中日新交涉情況。日本外相後藤新平發言，謊稱，“中日協約無他事，僅關係於西北利亞出兵問題。軍事行動當然得守秘密，報紙盡屬虛構”。這種答覆，自然令留日學生代表不能滿意。同日，周恩來等留日學生領袖接到前期到達上海的400名留日學生來信，“催全體速歸”。 據日本警視廳5月15日調查資料，東京36所大專院校，中國留學生共2783人（據中文資料統計當時在日中國留學生約有3548人），罷課者2680人，罷課學生占全體留學生總數96%強。
1918年5月16日，《大阪朝日新聞》及《東京國民新聞》報導，北京政府將在一周內簽署中日軍事協定，上述報導令留日學生震驚不已。 次日，留日學生“大中華民國救國團”東京支部發出警告，呼籲全體留日學生盡速回國，挽救祖國。 隨後，救國團不斷催促留日學生“不歸者速歸，切勿逗留”。 據日本警視廳統計，截止6月12日，已有1207名留日學生回國。留日學生大批歸國之後，即動員國內各界，一起反對中日軍事協定簽約。隨後，反日運動的中心從日本東京轉移到國內京、滬兩地。
留日學生歸國直接推動國內反對中日新交涉運動的興起，但國內各界對此反應不一，這種差異是由各自的核心利益、政治態度及其與當局的關係諸因素造成的。大中華民國救國團是負責留日學生歸國的核心組織，留日學生王兆榮擔任幹事長，阮湘、張有桐是副幹事長，他們是救國團的領導者。1918年5月12日晚，負責北京聯絡任務的留日學生阮湘一行三人抵達天津。5月14日，阮湘等人與天津《益世報》接洽兩次，又三次拜訪湖南同鄉、社會名流熊希齡，因其“外出未晤”。此外，又與天津各校接洽，受到各校代表的歡迎。 5月15日，阮湘等人抵達北京，以正陽門外的湖南會館為活動據點，其對外態度仍本前旨意，即“此次回國實欲促政府之反省，將中日共同出兵交涉根本撤銷，對於內政絕不干涉”，而上海留日學生則因受“一方面之潮流，主持變為激烈”。 阮相是留日學生中的穩健派，他不贊成與政府對抗的主張。阮曾致信上海留日學生代表，反復告誡他們“言動務請穩健，必須反復申明無干涉政治之意”。
留日歸國學生抵達北京、上海是在5月中旬，此時正值中日軍事協定簽字之日。這兩件事情都成為國內媒體爭相報導的熱點。隨之，以京、津、滬等大城市為先導，在全國範圍內爆發一場以反對《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為主旨的民眾運動。留日學生回國代表與國內學生界聯合起來，推進反日運動的開展。5月20日，留日學生救國團回國代表阮湘等人與北京大學等學生團體共同組織一次聲勢浩大的和平請願活動。同日晚間，2000余學生聚集北京大學，留日學生代表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會議決定次日到總統府請願。 5月21日，北京2000余學生前往總統府，上午12時，學生代表見到總統馮國璋。 馮對學生們說：“諸生當亦知予之經驗資格豈肯賣國乎？不過弱國與強國結條約，稍有損失，亦所難免。且日本極力與我國提攜，表示一種親善狀態，我國人豈可一腳跌他出去乎？”學生代表被馮國璋幾句官話即打發回去，請願毫無結果。隨後，北京政府即對留日歸國學生採取嚴厲措施，勒令他們返回日本，繼續留學生涯。5月21日請願當日，北京教育部就向直轄各校和私立學校發出訓令，同時密電各省行政長官，要求嚴加取締所有學生集會和請願活動。 次日，教育總長傅增湘發出第五號訓令，指出“聞力學以救國者矣，未聞廢學以救國者也，”勸告歸國留日學生早日東渡，鎮靜求學。
到5月底，全國大部分省市都有學生團體舉行抗議活動，許多地方都發生了學生罷課和示威請願。雖然此次排日運動波及諸多城市，但始終局限于學生界，其他階層沒有真正捲入。 5月28日，教育部下達第7號訓令，限令留日學生6月10日以前回院校，否則“一經查明，不能不予開除學籍，以示懲儆”。 同時，教育部還通電全國各校，“禁止學校干預政治”。 在政府壓力下，6月下旬以後，北方各地學生運動開始轉入低潮。
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江蘇省教育會、浙江省教育會會長經亨頤等為代表的教育界領袖對於此次學界發起的反日運動，也懷抱消極的態度。5月25日，浙江省教育會會長經亨頤向留日回國學生潘錫九、陳俊暉、王兆全等人表示：“因近日中日交涉，留學生全體歸，以愛國之目的被利用，而為害國之方便。”經氏勸他們早日返回日本。次日晚，經亨頤又邀集留日學生王兆全、陳俊暉、潘西九等人在寓所便膳，探詢“留學生被動情形，並勸其切勿附和，適可而止，早[作]返東之計”。 其後，經亨頤還向江蘇省教育會表示了他的主張是：“留學生事，亦無何等辦法。以贊而不助，使即返東。”在江浙兩省教育會的勸說下，浙江留日學生已開始動搖，準備返回日本。6月1日，范壽康告訴經亨頤，留學生“已願返東，前提是教育部要取消六月十日之限”。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國民黨媒體對學生界的反日運動，至始就採取鮮明的支持態度。國民黨的黨媒《民國日報》及時報導留日學生的愛國舉動，並發表社論積極聲援。據統計，從1918年4月至6月，上海《民國日報》刊登留日學生活動的各種文電100多篇；另外專載學生發表的文電38篇；為歸國留日學生團體刊登啟事100餘次。簡言之，國民黨媒體對於此番學生抗議運動的積極支持，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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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五四運動預熱
此次學生界的反日運動，實際上只存在一月有餘，為時甚短。所以如此，原因是學生界基本上是在孤軍奮戰，除了國民黨人給予積極的支持外，其他黨派和社會團體基本採取了中立的態度。特別是，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以及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新文化派人物沒有參與進來。此時，《新青年》雜誌堅持胡適的不談政治主張，而專注於文藝思想的革新，對現實政治“有意回避”。 江浙兩省的教育界領袖沈信卿、黃炎培、經亨頤等人對學生愛國舉動則採取“贊而不助”的保守態度。沒有廣大社會力量的支持，單憑一些血氣旺盛、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要想把反日運動擴大化，顯然是不現實的。
從政府層面看，大總統馮國璋與國務總理段祺瑞尚未到公開決裂的地步。馮、段雖然明爭暗鬥，還不至於水火不容。馮曾試圖利用學生運動迫使段祺瑞放棄中日軍事同盟，但是段派的立場強硬，使其未能如願。不過，此次反日運動為後來的五四運動留下了一筆豐富的政治思想遺產——青年學生組織動員思想的強化。五四運動的健將匡互生回憶說：“自民國七年上期中日軍事協定成立以後，……於是那些熱烈的學生，因此覺悟到做事以前大有組織堅固的有力量的小團體的必要。幾個月以內，各校學生獨立自由組織和聯合組織的小團體，相繼成立的至少在二十以上。”
歷史的前進，是多種矛盾交織在一起，形成一種合力推進的結果。學生界通過此次反日運動強化了他們的組織觀念，學生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1918年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秩序發生重大變革。歐美列強重返遠東，中國國內政治也深受這一國際局勢變動的影響。中國國內政治派系力量進行新的重組，親美派與親日派，也借助外援以強化其政治地位。與此同時，隨著新文化運動向縱深發展，五四時期的政治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愈益密切。儘管1918年學生界的反日運動如同曇花一現，但是此次運動客觀上為即將爆發的五四運動進行了思想、政治和組織上的準備。（作者授權，原文標題為“國家之敵：1918年的反對中日軍事結盟運動”，《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5期，刊發時有改編，注釋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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