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爆發後,張學良曾說:“我和虎城兄膽大包天,把天給捅了個大窟窿。 現在,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掌握在我們手裡,我們大家都要負責。 ”然而,事變後,“對下一步該怎麼辦,並沒有明確的計畫和統一的認識。 許多事情都想等周恩來到後共同商議”。 因此,張學良在接到毛澤東、周恩來聯名發給他的“恩來擬來西安與兄協商爾後大計”的電報後,高興地說:“他來了,一切就有辦法了。 ”
然而,周恩來到西安代表中國共產黨去處理事變善後時,肩負的是何等艱難的一副重擔啊!如果沒有一身是膽的英雄氣概,如果沒有孔明再世的智慧,如果沒有一顆一切為了中華民族的赤子之心,這副重擔不僅擔不起,可能還要搭上自己的性命。
雪地飛馬到膚施
周恩來臨危受命前往西安時,時間是最重要的因素。 當時的黨中央設在陝北保安(今志丹縣),交通不便。 張學良只能派自己專機到膚施(延安)接人。 保安到膚施的路程有85公里多,陝北山高水險,又值隆冬,夜長晝短,膚施附近只有我方小股遊擊隊活動,膚施城內駐有膚施、安寨和保安3縣民團,共有1500多人的武裝。
周恩來去西安,任務重,時間緊,速度要快,只能靠騎馬。 為了防止土匪、民團的突然襲擊,中央警衛團派了一小隊騎兵做掩護。
周恩來一行雖然重任在肩,卻不能輕易進入膚施城,因為那會很危險。 這時,周恩來得知,當天中午曾有一架飛機降落在東郊機場,因為沒接著人又飛回去了,究竟何時再來,來不來都是個未知數。
是夜,雪雖停了,但天氣陰沉沉的,寒風刺骨,晚上夜營時,除了周恩來隨行警衛人員外,還特意讓王春圃(即江華)率領的一支紅軍遊擊隊趕來幫助做周恩來宿營地的安全保衛工作。
16日一早,周恩來一行冒著寒風,策馬西行。 天寒地凍,馬蹄不住地在凍地上打滑,人馬隨時都有跌下山澗的危險,所以行進得很慢。 當他們繞過膚施城,沿著崎嶇的山路,翻越幾道山溝,來到杜甫川時,天已近中午了。 正焦急間,忽然聽到飛機的馬達聲。 周恩來仰天一望,馬上反應極快地說:“這一定是張學良的飛機來接我們的。 ”於是,他們調轉馬頭,不顧危險,打馬急行,很快又趕回到膚施城郊。
周恩來的隨行人員多,飛機坐不下,可是到西安事情多,任務重,又不能減少人員,只好讓龍飛虎和楊永保兩人躺在飛機的行李艙裡隨他去西安。
因為來接周恩來的這架飛機上還帶來了一部分張學良送給紅軍的槍支彈藥,於是周恩來留下曾山等人負責照管,並交代高仲謙要保證留下人員的安全。 可是,等周恩來坐上飛機一上天,那個縣長就要抓曾山。 但民團考慮到紅軍的聲威,希望給自己日後留條後路,拒絕聽令,曾山等人才得以倖免。 此時膚施城內人心浮動,草木皆兵,縣府“大員”和民團們紛紛逃跑。 第二天,王春圃率領的那支紅軍乘勢進入膚施城,那是1936年的12月17日。 也就是從這一天起,膚施就改稱延安了。
九死一生的飛行
20世紀80年代初,筆者在淮安縣委宣傳部工作時接待了一批來自浙江金華的客人。 在參觀周恩來故居時,金華的客人告訴我,他們市有一位市政協委員,曾經在西安事變後給周恩來開過飛機,那次飛行非常危險。筆者當時是搞新聞的,對這一史實很敏感,也很重視,就將客人說的有關資訊全部記錄下來。客人一走,我就用書信聯繫,終於找到當年的那位飛行員,他的名字叫祝葆卿。他因身體狀況不好,已離開金華來到龍游縣與兒子住。這樣,經過前後與祝葆卿十幾封信的來往,我終於弄清了周恩來那次飛行歷險的前後經過。
那是1937年2月13日清晨,也就是農曆的大年初三,周恩來因有重要事情回延安與毛澤東、洛甫(張聞天)等人當面商量,就請楊虎城寫信派一架軍用飛機送他回一趟延安。這時,西安上空烏雲密佈,街頭細雨濛濛,冷風颼颼,大街上行人稀少,一輛輛滿載荷槍實彈士兵的汽車呼嘯而來,又飛馳而去。這時,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第七大隊第六中隊駐西安的飛行員都圍坐在機棚裡,等候天氣晴好,以便接受任務和進行例行的飛行訓練。
7時剛過,在機場擔任警戒的祝葆卿,發現一輛黑色小轎車急匆匆地駛來,並在機場門口停了車,接著從車上下來3個人。祝葆卿連忙揮手示意:不准前進!其中兩位停住了腳步,另一位徑直走了過來。在離哨位幾十米處站住。祝葆卿抬眼望去,來人穿著一身灰黑色軍裝,腰間紮著一根寬寬的“武裝帶”,青青的絡腮鬍子把他那五官端正的面龐映襯得格外白淨。特別是這位軍人那一雙充滿睿智的眼睛顯得炯炯有神,透露出一股英武的氣概。那位軍人在祝葆卿准許後走到機棚前,彬彬有禮面帶微笑地說:“請問你們這裡哪一位是領導?”祝葆卿向他打量了一下,見沒有什麼不正常情況,就也很有禮貌地回答:“你找他幹什麼?”
“當然是重要事情。”那軍人依然十分和藹客氣。祝葆卿說:“請跟我來。”說完,就把他帶往在機棚裡值班的副中隊長陳又超那裡。飛行六中隊原來駐在洛陽,蔣介石為督促張學良等“圍剿”陝北紅軍,特意將六中隊調到西安,並將其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由中隊長金雯率領駐防銀川,一部分由副中隊長陳又超率領駐防西安。西安事變發生後,在名義上都已屬於張、楊指揮。
祝葆卿將人帶到陳又超面前介紹說:“這是我們的陳副中隊長。”來人隨即從衣袋中掏出一份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副主任楊虎城簽署的手諭,祝葆卿也湊上去,瞧見上面寫著:“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因急事回赴延安,請調機一架,即刻護送。”陳又超迅速看完後問:“周恩來將軍來了沒有?”來人微笑著說:“本人就是。”當時湊過來的飛行員們一見都沉默了下來。因為飛行六中隊本來是奉蔣介石之命到西安“剿共”的。西安事變後,這支隊伍名義上歸抗日聯軍指揮,可實際上仍受國民黨政府操縱。飛行員一見要送紅軍領袖周恩來,都感到事關重大,況且當時政治氣候多變,這批受過多年反共宣傳訓練的飛行員都怕惹來禍事,就一個個不聲不響地溜走了。
眼見面前這位身著普通士兵服裝的人竟是赫赫有名的紅軍將領,尤其是他那英武的氣概、那彬彬有禮的神態、那深藏智慧的雙眼……和多年來國民黨反共宣傳的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祝葆卿不由得投去敬佩的目光。當陳又超以天氣不好不能飛行為藉口拒絕派飛機時,祝葆卿就忍不住插了一句:“陳中隊副,讓我先上去看看行嗎?”陳又超見周恩來彬彬有禮,又持有楊虎城的手諭,不好回絕,便點了點頭。祝葆卿便從機棚裡拿出飛行服穿上,鑽進他駕駛的那架美制“安可塞——604號”飛機機艙,飛機很快呼嘯著沖上雲霄茫茫的天空。當他駕機升到2000多米的航行高度時,只見北方烏雲層層,航線上忽明忽暗,就忙降落機場,向陳又超作了如實報告。陳又超面帶難色地向周恩來說:“在這樣的氣候條件下飛行,可能有危險。”因為這時只有祝葆卿一個飛行員在場,周恩來就從容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用非常信任的目光看著他,說:“小夥子,為了團結對外,一致打日本,我們就不能怕危險囉!”這一句語重心長的話猶如一塊石頭投進原本平靜的心湖,震得祝葆卿的心整個激蕩起來。原來,祝葆卿21歲那年在上海讀書時,目睹一?二八事變時多架日軍飛機輪番轟炸上海,商務印書館等地區紛紛中彈,而中國空軍卻無力反擊。我國空軍力量如此弱小,激起了他的一腔愛國激情,決心跨出校門,投筆從戎,考取了杭州莧橋航空學校,期待學業有成,為國雪恥。這時祝葆卿就按捺不住地向陳又超敬了一個軍禮:“報告副中隊長,既然周將軍有急事要走,請批准讓我帶他上去試試。”陳又超猶豫片刻,就一邊點頭一邊囑咐說:“要小心,如不能穿過烏雲層就立即回來。”
“是!”祝葆卿一聲響亮的回答後,馬上向周恩來點點頭,示意跟他一起上飛機。周恩來也連忙向陳又超點點頭,表示感謝。
在走向飛機的時候,周恩來親切地問飛行員:“飛行師,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祝葆卿。是祝枝山的祝,永葆青春的葆,九卿八相的卿。後兩個字比較冷僻,所以人們也常用寶慶兩個字。”祝葆卿有點緊張,回答不太利索。
“好,這個名字蠻好嘛!今年多大歲數?”
“26。”
“啊,好年輕啊。聽你口音是南方人吧?”
“我家在浙江湯溪(今金華)。”祝葆卿回答。
“那好啊,我祖籍是浙江紹興,咱們還是同鄉呢!”周恩來顯得很熱情,說到同鄉兩字時還輕輕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但祝葆卿聽周恩來口音卻不像是紹興人,因為到了飛機旁也就沒好多問。
祝葆卿駕駛的飛機是美國製造的軍用飛機,後艙只能坐一個人(投彈手)。周恩來在他的引導下坐進後艙,祝葆卿幫他系好安全帶又仔細檢查一遍,就到前艙去發動引擎。
飛機呼嘯著,很快鑽進了雲層。祝葆卿深知周恩來此行肩負重任,就全神貫注地操縱著,想儘量使飛機飛得穩些,再穩些。飛機穿雲破霧,霎時飛到了西安北邊的三原縣上空。這時烏雲遮天,雨也越下越大,機頭前茫茫一片。祝葆卿一看繼續朝前飛有困難,就轉過身來,帶著緊張的心情向後艙打了一個前進還是回頭的手勢,因為前後艙隔著一層玻璃,加之飛機的馬達聲,說話聲音根本聽不到。周恩來見了,立即若無其事地微笑著,並斬釘截鐵地用手朝前指了指,示意繼續前進。於是,祝葆卿駕駛著飛機很快又沖到同官縣上空。這時雨下得更大了,強風卷著濃雲密雨,劈裡啪啦地抽打著機身。有時飛機鑽入雲雨層中,上下左右一片漆黑；有時雨水狂瀉直下,飛機又如一葉小舟在茫茫大海裡顛簸搖晃。航線上什麼地貌狀況也看不見。當時的“安可塞”型飛機,還沒有在雲霧中飛行所必需的儀錶裝置,只能憑感覺和經驗來操縱飛機。然而,這種做法也只能維持片刻。在強風暴雨襲擊下,飛機終於像一匹不聽話的烈馬,失去了平衡。這時,祝葆卿的心也隨著飛機的搖擺顛晃怦怦跳個不停,額頭上流下了豆粒大的汗珠。突然,飛機發動機發出了“昂昂昂”的怪叫聲,憑著多次飛行的經驗,祝葆卿明白,這是飛機在狂風暴雨襲擊下,已經失速下墜,情況危急。他趕忙屏住呼吸,運用特殊情況下的駕駛技巧,強行把飛機往上拉。直到飛機升高改正方嚮往前平飛,他才不由得長籲了一口氣。這時他臉上的汗珠已流過腮幫,他情不自禁地望瞭望後艙,見周恩來仍像沒事似的,神態依然是那麼安詳。這種臨危不懼的鎮定情緒馬上感染了祝葆卿,他緊緊地握住手裡的操縱杆,全神貫注地繼續往前飛。
不多久,又是一股強大的氣流從上往下衝擊下來,飛機又發出“昂昂昂”的怪叫聲,機身急劇下沉,祝葆卿連連使出應急的駕駛措施都沒能奏效。眼看著將機毀人亡,他就拼命地一面向後艙打手勢,一面大聲喊叫:“不好,快跳傘!”周恩來坦然地雙手一攤,又搖了搖頭,表示他不會跳傘。在這生死考驗的緊急關頭,祝葆卿想到,如果自己跳傘,那麼周恩來肯定與飛機同歸於盡。在這萬分火急的情況下,祝葆卿決定想盡辦法擺脫危險,化險為夷,於是他繼續頑強地掌握著操縱杆,幾乎是在不可能的絕望中又一次使飛機平飛了。祝葆卿再朝後艙投去一個探詢和報平安的目光,周恩來也已覺察到風險太大,便用紅鉛筆寫了個字條從玻璃縫隙間塞了過來。祝葆卿抽出字條一看,只見上面寫著:“祝飛行師,不要勉強!!不要勉強!!!”那驚嘆號就像一記記重錘敲打在祝葆卿心上。他摸了摸臉上的汗水,腦袋清醒了許多,也鎮靜了許多,就連忙果斷地拉動操縱杆,減速,低飛,轉向……約摸過了兩三分鐘後,大約飛到了同官縣的東北角,飛機再一次被狂風暴雨逼得失速下降,跌進了烏雲之中。祝葆卿拼命把住操縱杆,儘量讓飛機跌得慢一些,伺機再改正平飛。突然,飛機的前邊出現了光芒,機身下原野、河川隱隱呈現出來,原來飛機已跌出雲層。祝葆卿往兩邊一掃,全是懸崖峭壁,飛機竟跌進了兩山相夾的峽谷中,如果隨便往哪邊偏差一點,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飛機飛出了烏雲層,視野明朗了,祝葆卿駕機順著下麵的山澗溪流緩慢地飛出峽谷,脫離了險境。一直繞到洛川上空,航線上雲層稀疏多了,但遙望延安依然雲遮霧障。他不便再冒風險飛行,只得繞道返航,降落到西安機場。飛機停穩後,祝葆卿沒有立即下飛機,在駕駛座上回憶著剛才的險情,不由渾身冒出陣陣冷汗。不料,周恩來一下飛機就搶先一步跨到前邊說:“祝飛行師,讓你受驚了。”祝葆卿頓時感到一陣溫暖,頗帶幾分歉意地說:“很遺憾,我沒能送你到延安。”周恩來卻像沒事似的,指著烏濛濛的天空,輕鬆地揚揚眉毛說:“這不能怪你,是天公不作美嘛。”他這麼一說,使祝葆卿一直緊繃著的心弦一下松了下來。隨後,周恩來又邀請祝葆卿和他一起吃了一頓午飯。經過這短短的兩個多小時,周恩來給祝葆卿留下了難忘的印象。特別是周恩來在那生死關頭所表現出的鎮定從容使祝葆卿無比地敬佩。分別時,周恩來緊緊握著祝葆卿的手,連說“再見”,然後匆匆離去。當晚,周恩來改乘汽車回延安。第二天,西安這邊又有要事和他商量,便又派祝葆卿將周恩來接回西安。
多少年之後,每當祝葆卿回憶起那一次送周恩來去延安的往事時,他都十分感慨地說:“周恩來將軍為國為民,那可真是九死一生啊!”
幔帳後的槍口
1936年12月25日,張學良放走蔣介石並草率跟著蔣介石到南京負荊請罪後,反被背信棄義的蔣介石無理扣押,導致東北軍群龍無首,一片混亂。在救回張學良的問題上雖然大家是一致的,但在究竟是用文救(和平方法)還是武救(打仗方法)上卻出現了互不相讓的兩派。最後,由張學良一手提拔的一幫“少壯派”們失去理智,在2月2日清晨槍殺了他們認為主和的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這就是東北軍內著名的“二二”內訌事件。
王以哲(字鼎芳)將軍是東北軍元老,是張學良的左膀右臂。他一直力主與共產黨人和談,團結全國一切愛國力量抗日,因此在東北軍內享有很高的威望。他被自己人無理槍殺的消息一經傳出,立即引發東北軍的更大內亂。六十七軍所屬劉多荃師立即調轉槍口,回師西安,很快就殺害了衛隊二營營長于文俊(槍殺王以哲者),甚至還殺害了奔走于陝北、西安之間,勸說張學良與共產黨人合作抗日的高福源將軍,還揚言要追殺“少壯派”孫銘九、苗劍秋和應得田。
再說,“少壯派”們謀殺了王以哲後,還打算殺害另一位東北軍的軍長何柱國。聽到風聲後的何柱國躲進了楊虎城公館才免遭冤殺。失去理智的“少壯派”們並未就此罷手。孫銘九、應得田和苗劍秋幾個人又一下沖到七賢莊周恩來辦公室。周恩來一見他們那架勢就明白了一切,這時如果示弱或是表現畏懼都會出現難料的後果。因此,當周恩來發現他們一個個氣勢洶洶地闖來時,他“謔”地一下站起身,把桌子一拍,然後義正詞嚴地訓斥道:“你們要幹什麼?你們以為這樣做就能救回張副司令嗎?你們這恰恰是害了張副司令!”在周恩來威嚴的目光逼視下,“少壯派”們一個個像泄了氣的皮球,不但收起了手中的槍,還一個個低下了頭。周恩來立即不失時機地開導他們:“只要我們西安方面的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搞好團結,保持住‘三位一體’的局面,我們就有強大的力量,我們救回張副司令的可能性就大；如果我們自己不團結,鬧內訌,還有什麼力量去救張副司令?”
周恩來的話猶如黑夜裡的一盞明燈,一下照亮了這幾位莽撞的“少壯派”將軍們的心。這時,他們也已得到消息,回師的東北軍弟兄們正在追殺他們。考慮到自己性命安全,他們跪在地上向周恩來懇求幫助。周恩來不顧包庇之嫌,將他們送到紅軍設在雲陽的總部。
中央得悉西安如此混亂的情況後,立即電令周恩來等離開西安撤往雲陽紅軍總部。周恩來深知國共合作這一局面來之不易。如果畏難撤走,就很難再回來。他把其他人撤走,自己堅守西安。為了向東北軍表示作為朋友的哀悼和關心,他帶著李克農和劉鼎,不顧危險,很快趕到王以哲將軍家中弔唁。這時離王以哲被害才一個多小時。王以哲將軍身中九彈,躺在血泊中,家中亂成一團,靈堂還沒佈置好。當時就有好事之徒惡意挑撥說:少壯派們殺王軍長是受共產黨的指使挑動的。這時,人在現場、年僅18歲的王以哲小舅子信以為真。當有人說中共的周恩來等人前來弔喪時,這位青年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一下拔出手槍,將子彈推上了膛,一邊藏身到幔帳後邊一邊大聲說:“就讓共產黨人活祭我的姐夫!”
一旁的王以哲夫人一聽,頓時嚇白了臉,她一把拉住弟弟的手說:“千萬不能,人家共產黨的周恩來是鼎芳真正的朋友。”說話間,周恩來等已來到王以哲靈前,他一邊叫著“鼎芳、鼎芳”,一邊痛哭失聲,淚水奪眶而出。所有在場的人為之動容。王以哲的那位少不經事的小舅子也不由得跟著痛哭起來。
這真可謂千鈞一髮,如果不是王夫人發覺並及時制止,那將是怎樣的結果?今天回想起來也足以令人心悸。
勞山槍聲驚天地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周恩來又面臨著一個新的艱巨任務——同國民黨談判。毛澤東說過“此時則無人能證明恩來去寧後,不為張學良第二”,因此周恩來的談判路上是充滿各種危險的。
與周恩來同行的有被派往香港工作的張雲逸和去西安聯絡處工作的孔石泉等,還有幾位新聞記者,共有20多人。
對周恩來這次出行的安全保衛工作,邊區保衛處做了周密的部署。他們對沿途情況做了分析,認為“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已收起反共打內戰的破旗,講了一些團結抗日的話,沿途駐紮的又多是東北軍和西北軍,自然無礙。至於土匪、民團之類,當時正在被清剿之中,他們躲都躲不及,哪還敢搞大的動作?
但是為了有備無患,保衛部還是派了特務隊一個加強排前往護送,且計畫讓3輛卡車同行。這樣,不但有情況可以互相策應,而且到底哪一輛車是重點,也使外人難以辨認。當時對車輛和人員都進行了監控,隨行人員頭一天都不知道去執行什麼任務,唯有加哨看守的3輛汽車,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注意,消息還是洩露了出去。
車隊本來定於4月24日啟程的,但由於中央對國共合作新一輪談判中的一些問題還沒有敲定,因此決定讓兩輛卡車先行,留一輛卡車和周恩來等人于第二天啟程。周恩來還特意讓他的隨從副官、延安衛戍司令部參謀長陳友才,告訴先行的特務隊一排排長等人要注意安全。
那天早飯後,毛澤東站在他土窯洞坡地的棗樹下,目送著周恩來一行離開延安。
山間公路坑坑窪窪,周恩來的汽車像一隻小船行駛在大海裡,不停地顛簸搖晃。周恩來、陳友才均坐在駕駛室裡。周恩來坐最右側。坐在後車廂裡的特務隊一排副排長陳國橋和戰友們說說笑笑,非常興奮。他們當中大多數都爬過雪山,走過草地,行軍打仗全靠雙腳,像今天這樣坐著帶輪子的汽車進西安古城,平生還是第一遭。
周恩來的警衛員劉久洲站在後車廂裡,望著路旁飛一般倒退著的樹木、房舍、田壟,興奮之餘又有幾分擔心。那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坐汽車。他下意識摸摸腰間的手槍:“這傢伙跑得這麼快,有了情況咋辦,能打准嗎?”
“顛簸得很厲害,是不好打。”張雲逸的警衛員溫太林也顧慮重重。
在幹部、戰士們的說笑聲中,卡車通過了三十裡鋪,進入勞山山區。山上路窄不平,彎彎曲曲,上上下下,黃土彌天。司機老李加大油門,發動機吃力地吼叫著,一鼓作氣進入峭壁聳立的峽谷,而後爬上最高點,越過山脊進入了甘泉縣境。
周恩來透過明亮的車窗,看到汽車穿過重巒疊嶂的峽谷,峰迴路轉地來到一個寬闊的山坳,便對陳友才講起一個故事:“1935年10月,蔣介石派兵對剛到陝北的紅軍進行圍攻,東北軍主力一一○師的兩個團和師直屬部隊,就是在這裡被我紅十五軍團包圍殲滅的……”
“砰!”突然傳來的一個聲響打斷了周恩來的談話。
“什麼聲音?”站在後車廂的陳國橋警惕地問了一句。
“好像是牧羊的鞭子聲。”溫太林不假思索地回答。
“鞭子?”陳國橋提出疑問,“在這荒山辟嶺,根本看不到放羊的,哪來的鞭子響?”
話音未落,又聽到“砰砰砰”幾聲響。
“是槍聲!”有著豐富戰鬥經驗的張雲逸,馬上意識到出現槍響的現象不是偶然的。他警惕地看了看前方、周圍環境和卡車所處的位置。
這是一個簸箕形的山坳,山坳谷地是幾條山溝的交匯點,中間有一個被當地人稱之為“湫”的深水潭,公路穿潭而過,將潭一分為二。潭左是一大片葦塘。葦塘後邊是陡峭的沿湫山。潭右是一片樹林,林的後邊是一個圓形山包的山坳。山坳的正前方橫著一條300多米寬30多米高的大壩梁。
這時,左側的峭壁上,左後側的崖畔間和車頭方向,都響起了槍聲。周恩來立刻斷定他們遭到敵人伏擊了,可是,他從全域上判斷: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這裡不可能有大部隊伏擊紅軍,而去西安與國民黨談判事關民族存亡,一刻也不能耽擱。於是,他果斷地命令司機老李:“沖過去!”
司機也意識到了情況危急,他將油門一踩到底,卡車吼叫著噴出黑煙,直往前沖去,他希望能甩開敵人。
可是敵人事先已經做了精心準備,他們在土公路上挖了塹壕,卡車往前還沒沖出五六米遠,右車輪就已陷進溝壕,側歪在路上,還險些翻了車,老李只好熄火。這時,埋伏在前邊不遠的壩梁上的敵人開火了,機槍、步槍一齊向卡車射擊。車輪被打癟,駕駛室的擋風玻璃被打得四下飛濺,隨著卡車嘎的一聲停住,司機老李身中數彈,倒在駕駛座上,再也未能站起來。
“這是敵人的一次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伏擊行動。”隨著駕駛室的右車門的自然顛開,周恩來也敏捷地翻滾出駕駛室,對車上的人發出短促的命令:“下車!散開!還擊!”
坐在車廂裡的張雲逸命令陳友才和陳國橋:“陳參謀長,你保護周副主席迅速轉移；陳排副,你組織戰士進行抵抗。”
聽到命令,幹部、戰士迅速跳下車搶佔有利地形,予以還擊。儘管敵人居高臨下,用的都是長槍,給他們造成很大的殺傷。但他們毫不畏懼,手持短槍頑強地戰鬥著。
陳友才還沒來得及下車,腿部就中了一槍,但他還是忍著疼痛,一面揮舞手臂示意警衛人員掩護周恩來迅速撤離,一面掙扎著爬起來向敵人射擊。他頭戴禮帽身穿西服揮舞手臂的舉動,吸引了眾多的敵人,子彈都集中向他射來。此刻他也意識到,自己越是能吸引敵人的火力,就越能減少周恩來的危險,於是他巧妙地利用車頭、車幫和車上的行李做掩護,與敵人展開了周旋。
就在周恩來等人往右撤下公路時,陳友才為了吸引敵人的火力,拖著疼痛的傷腿,不停地向敵人射擊。但不久,他就被敵人射來的排槍子彈奪去了生命。陳國橋強壓著悲痛,鼓勵特務隊的戰士們:“陳參謀長死得英勇,死得光榮。我們要像他那樣,不怕犧牲,堅決頂住,確保周副主席的安全!”
周恩來帶領張雲逸、孔石泉等人鑽進樹林,雖然不時劈劈啪啪打來一陣冷槍,直打得樹葉、草莖亂飛,卻不見有敵人追來。他們轉過一個山頭,來到另一個山坳,未發現有敵人堵截。直到這時,才發現張雲逸的手被子彈擦破了皮,孔石泉衣領右側被打穿了幾個洞,但均未傷筋動骨。
正行進間,忽然身後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3人迅速做好戰鬥準備,待臨近一看,原來是特務隊的戰士曹鴻都。曹鴻都向周恩來彙報了他撤出戰鬥時的情景,並說他是奉陳國橋之命特意趕來保護 首長的。
4個人轉過幾個山頭,來到勞山西處的一側。在這裡已看不到敵人,但還能聽到槍聲。周恩來向槍響的方向久久地佇立著,沉默不語。
張雲逸說:“看來伏擊我們的不像正規部隊,可能是一股土匪,估計他們不會追來了,不過也不能在這裡久留,我們還是回延安吧!”
4人攀登斷壁危崖,走進一條山谷。突然發現兩邊都是懸崖峭壁,前邊溝掌裡有個兩丈多高的土崖,長滿了樹叢和茅草,密密麻麻的連條羊腸小徑都沒有,根本無法通過。這時,他們才明白:怪不得敵人在右邊沒有設伏,因為人在這裡無處藏身。周恩來看曹鴻都急得滿頭大汗,就安慰道:“不要緊張,辦法是想出來的。”
曹鴻都突然發現崖上的樹梢低垂,離地面不到兩丈。他往上一跳,伸手抓住了崖坡上的樹枝,一搖一晃,腳在懸崖上蹬了幾下,一下躍到了崖上。接著他把綁腿解下來,和其他幾個人的綁腿連接成一根繩子,將周恩來、張雲逸、孔石泉分別拉到崖上。
4個人沿著山梁向延安方向走去。這一帶樹林稠密,山路崎嶇,很難辨別方向。所幸此時正是春忙季節,山峁上已有不少老鄉在耕作。曹鴻都向一名老鄉問路,誰知老鄉神色慌張,像啞巴似的一句話也不說。
“老鄉當然不敢說話了,人家哪裡知道你是好人壞人!”周恩來指著曹鴻都手裡的盒子槍,微笑著說:“還是裝進套子裡吧!”
曹鴻都這才恍然大悟,把盒子槍裝進槍套,再次客客氣氣地向老鄉請教。老鄉得知他們是紅軍,很痛快地告訴他:“從這個山梁下去,就是三十裡鋪。”
三十裡鋪?延安保衛局在那裡設了一個檢查站,只要到了那裡就好辦了。於是,他們就往三十裡鋪走,終於脫險。
就這樣,周恩來脫險了。然而,勞山遇襲,周恩來一行22人,當場就犧牲了11位,其他人也都受了傷,只有周恩來、張雲逸、孔石泉和曹鴻都4人平安無事。在勞山遇襲後,周恩來一直隨身帶著一張陳友才的一寸照片,在這張照片背後,周恩來親筆寫下了“勞山遇險,僅剩四人”幾個字。幾十年之後的1973年,周恩來陪外賓到延安時,還對延安地委書記土金璋等人說:“我一生遇到過許多危險,在勞山的那次是最危險的一次。”
周恩來勞山遇襲之所以能平安無事,據親歷者劉久洲回憶,可能是因為周恩來坐在駕駛室最右邊,而土匪挖在路上的壕溝剛好把卡車右前輪陷了進去,這樣,他所處的位置就成了全車最低的地方。加之他久經沙場,十分機智,而且在卡車右前輪陷進去的一刹那,駕駛室右前門也自然被顛開了,剛好為他擋住了前邊飛來的子彈。
土匪在勞山的襲擊,路途上的艱險沒有嚇到周恩來,第二天他又坐上汽車趕往西安了。
西安事變後的短短3個多月,周恩來就先後4次遇險、遭襲。可是,他為了拯救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祖國,卻一往無前,毫不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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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觀周恩來故居時,金華的客人告訴我,他們市有一位市政協委員,曾經在西安事變後給周恩來開過飛機,那次飛行非常危險。筆者當時是搞新聞的,對這一史實很敏感,也很重視,就將客人說的有關資訊全部記錄下來。客人一走,我就用書信聯繫,終於找到當年的那位飛行員,他的名字叫祝葆卿。他因身體狀況不好,已離開金華來到龍游縣與兒子住。這樣,經過前後與祝葆卿十幾封信的來往,我終於弄清了周恩來那次飛行歷險的前後經過。那是1937年2月13日清晨,也就是農曆的大年初三,周恩來因有重要事情回延安與毛澤東、洛甫(張聞天)等人當面商量,就請楊虎城寫信派一架軍用飛機送他回一趟延安。這時,西安上空烏雲密佈,街頭細雨濛濛,冷風颼颼,大街上行人稀少,一輛輛滿載荷槍實彈士兵的汽車呼嘯而來,又飛馳而去。這時,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第七大隊第六中隊駐西安的飛行員都圍坐在機棚裡,等候天氣晴好,以便接受任務和進行例行的飛行訓練。
7時剛過,在機場擔任警戒的祝葆卿,發現一輛黑色小轎車急匆匆地駛來,並在機場門口停了車,接著從車上下來3個人。祝葆卿連忙揮手示意:不准前進!其中兩位停住了腳步,另一位徑直走了過來。在離哨位幾十米處站住。祝葆卿抬眼望去,來人穿著一身灰黑色軍裝,腰間紮著一根寬寬的“武裝帶”,青青的絡腮鬍子把他那五官端正的面龐映襯得格外白淨。特別是這位軍人那一雙充滿睿智的眼睛顯得炯炯有神,透露出一股英武的氣概。那位軍人在祝葆卿准許後走到機棚前,彬彬有禮面帶微笑地說:“請問你們這裡哪一位是領導?”祝葆卿向他打量了一下,見沒有什麼不正常情況,就也很有禮貌地回答:“你找他幹什麼?”
“當然是重要事情。”那軍人依然十分和藹客氣。祝葆卿說:“請跟我來。”說完,就把他帶往在機棚裡值班的副中隊長陳又超那裡。飛行六中隊原來駐在洛陽,蔣介石為督促張學良等“圍剿”陝北紅軍,特意將六中隊調到西安,並將其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由中隊長金雯率領駐防銀川,一部分由副中隊長陳又超率領駐防西安。西安事變發生後,在名義上都已屬於張、楊指揮。
祝葆卿將人帶到陳又超面前介紹說:“這是我們的陳副中隊長。”來人隨即從衣袋中掏出一份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副主任楊虎城簽署的手諭,祝葆卿也湊上去,瞧見上面寫著:“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因急事回赴延安,請調機一架,即刻護送。”陳又超迅速看完後問:“周恩來將軍來了沒有?”來人微笑著說:“本人就是。”當時湊過來的飛行員們一見都沉默了下來。因為飛行六中隊本來是奉蔣介石之命到西安“剿共”的。西安事變後,這支隊伍名義上歸抗日聯軍指揮,可實際上仍受國民黨政府操縱。飛行員一見要送紅軍領袖周恩來,都感到事關重大,況且當時政治氣候多變,這批受過多年反共宣傳訓練的飛行員都怕惹來禍事,就一個個不聲不響地溜走了。
眼見面前這位身著普通士兵服裝的人竟是赫赫有名的紅軍將領,尤其是他那英武的氣概、那彬彬有禮的神態、那深藏智慧的雙眼……和多年來國民黨反共宣傳的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祝葆卿不由得投去敬佩的目光。當陳又超以天氣不好不能飛行為藉口拒絕派飛機時,祝葆卿就忍不住插了一句:“陳中隊副,讓我先上去看看行嗎?”陳又超見周恩來彬彬有禮,又持有楊虎城的手諭,不好回絕,便點了點頭。祝葆卿便從機棚裡拿出飛行服穿上,鑽進他駕駛的那架美制“安可塞——604號”飛機機艙,飛機很快呼嘯著沖上雲霄茫茫的天空。當他駕機升到2000多米的航行高度時,只見北方烏雲層層,航線上忽明忽暗,就忙降落機場,向陳又超作了如實報告。陳又超面帶難色地向周恩來說:“在這樣的氣候條件下飛行,可能有危險。”因為這時只有祝葆卿一個飛行員在場,周恩來就從容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用非常信任的目光看著他,說:“小夥子,為了團結對外,一致打日本,我們就不能怕危險囉!”這一句語重心長的話猶如一塊石頭投進原本平靜的心湖,震得祝葆卿的心整個激蕩起來。原來,祝葆卿21歲那年在上海讀書時,目睹一?二八事變時多架日軍飛機輪番轟炸上海,商務印書館等地區紛紛中彈,而中國空軍卻無力反擊。我國空軍力量如此弱小,激起了他的一腔愛國激情,決心跨出校門,投筆從戎,考取了杭州莧橋航空學校,期待學業有成,為國雪恥。這時祝葆卿就按捺不住地向陳又超敬了一個軍禮:“報告副中隊長,既然周將軍有急事要走,請批准讓我帶他上去試試。”陳又超猶豫片刻,就一邊點頭一邊囑咐說:“要小心,如不能穿過烏雲層就立即回來。”
“是!”祝葆卿一聲響亮的回答後,馬上向周恩來點點頭,示意跟他一起上飛機。周恩來也連忙向陳又超點點頭,表示感謝。
在走向飛機的時候,周恩來親切地問飛行員:“飛行師,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祝葆卿。是祝枝山的祝,永葆青春的葆,九卿八相的卿。後兩個字比較冷僻,所以人們也常用寶慶兩個字。”祝葆卿有點緊張,回答不太利索。
“好,這個名字蠻好嘛!今年多大歲數?”
“26。”
“啊,好年輕啊。聽你口音是南方人吧?”
“我家在浙江湯溪(今金華)。”祝葆卿回答。
“那好啊,我祖籍是浙江紹興,咱們還是同鄉呢!”周恩來顯得很熱情,說到同鄉兩字時還輕輕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但祝葆卿聽周恩來口音卻不像是紹興人,因為到了飛機旁也就沒好多問。
祝葆卿駕駛的飛機是美國製造的軍用飛機,後艙只能坐一個人(投彈手)。周恩來在他的引導下坐進後艙,祝葆卿幫他系好安全帶又仔細檢查一遍,就到前艙去發動引擎。
飛機呼嘯著,很快鑽進了雲層。祝葆卿深知周恩來此行肩負重任,就全神貫注地操縱著,想儘量使飛機飛得穩些,再穩些。飛機穿雲破霧,霎時飛到了西安北邊的三原縣上空。這時烏雲遮天,雨也越下越大,機頭前茫茫一片。祝葆卿一看繼續朝前飛有困難,就轉過身來,帶著緊張的心情向後艙打了一個前進還是回頭的手勢,因為前後艙隔著一層玻璃,加之飛機的馬達聲,說話聲音根本聽不到。周恩來見了,立即若無其事地微笑著,並斬釘截鐵地用手朝前指了指,示意繼續前進。於是,祝葆卿駕駛著飛機很快又沖到同官縣上空。這時雨下得更大了,強風卷著濃雲密雨,劈裡啪啦地抽打著機身。有時飛機鑽入雲雨層中,上下左右一片漆黑；有時雨水狂瀉直下,飛機又如一葉小舟在茫茫大海裡顛簸搖晃。航線上什麼地貌狀況也看不見。當時的“安可塞”型飛機,還沒有在雲霧中飛行所必需的儀錶裝置,只能憑感覺和經驗來操縱飛機。然而,這種做法也只能維持片刻。在強風暴雨襲擊下,飛機終於像一匹不聽話的烈馬,失去了平衡。這時,祝葆卿的心也隨著飛機的搖擺顛晃怦怦跳個不停,額頭上流下了豆粒大的汗珠。突然,飛機發動機發出了“昂昂昂”的怪叫聲,憑著多次飛行的經驗,祝葆卿明白,這是飛機在狂風暴雨襲擊下,已經失速下墜,情況危急。他趕忙屏住呼吸,運用特殊情況下的駕駛技巧,強行把飛機往上拉。直到飛機升高改正方嚮往前平飛,他才不由得長籲了一口氣。這時他臉上的汗珠已流過腮幫,他情不自禁地望瞭望後艙,見周恩來仍像沒事似的,神態依然是那麼安詳。這種臨危不懼的鎮定情緒馬上感染了祝葆卿,他緊緊地握住手裡的操縱杆,全神貫注地繼續往前飛。
不多久,又是一股強大的氣流從上往下衝擊下來,飛機又發出“昂昂昂”的怪叫聲,機身急劇下沉,祝葆卿連連使出應急的駕駛措施都沒能奏效。眼看著將機毀人亡,他就拼命地一面向後艙打手勢,一面大聲喊叫:“不好,快跳傘!”周恩來坦然地雙手一攤,又搖了搖頭,表示他不會跳傘。在這生死考驗的緊急關頭,祝葆卿想到,如果自己跳傘,那麼周恩來肯定與飛機同歸於盡。在這萬分火急的情況下,祝葆卿決定想盡辦法擺脫危險,化險為夷,於是他繼續頑強地掌握著操縱杆,幾乎是在不可能的絕望中又一次使飛機平飛了。祝葆卿再朝後艙投去一個探詢和報平安的目光,周恩來也已覺察到風險太大,便用紅鉛筆寫了個字條從玻璃縫隙間塞了過來。祝葆卿抽出字條一看,只見上面寫著:“祝飛行師,不要勉強!!不要勉強!!!”那驚嘆號就像一記記重錘敲打在祝葆卿心上。他摸了摸臉上的汗水,腦袋清醒了許多,也鎮靜了許多,就連忙果斷地拉動操縱杆,減速,低飛,轉向……約摸過了兩三分鐘後,大約飛到了同官縣的東北角,飛機再一次被狂風暴雨逼得失速下降,跌進了烏雲之中。祝葆卿拼命把住操縱杆,儘量讓飛機跌得慢一些,伺機再改正平飛。突然,飛機的前邊出現了光芒,機身下原野、河川隱隱呈現出來,原來飛機已跌出雲層。祝葆卿往兩邊一掃,全是懸崖峭壁,飛機竟跌進了兩山相夾的峽谷中,如果隨便往哪邊偏差一點,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飛機飛出了烏雲層,視野明朗了,祝葆卿駕機順著下麵的山澗溪流緩慢地飛出峽谷,脫離了險境。一直繞到洛川上空,航線上雲層稀疏多了,但遙望延安依然雲遮霧障。他不便再冒風險飛行,只得繞道返航,降落到西安機場。飛機停穩後,祝葆卿沒有立即下飛機,在駕駛座上回憶著剛才的險情,不由渾身冒出陣陣冷汗。不料,周恩來一下飛機就搶先一步跨到前邊說:“祝飛行師,讓你受驚了。”祝葆卿頓時感到一陣溫暖,頗帶幾分歉意地說:“很遺憾,我沒能送你到延安。”周恩來卻像沒事似的,指著烏濛濛的天空,輕鬆地揚揚眉毛說:“這不能怪你,是天公不作美嘛。”他這麼一說,使祝葆卿一直緊繃著的心弦一下松了下來。隨後,周恩來又邀請祝葆卿和他一起吃了一頓午飯。經過這短短的兩個多小時,周恩來給祝葆卿留下了難忘的印象。特別是周恩來在那生死關頭所表現出的鎮定從容使祝葆卿無比地敬佩。分別時,周恩來緊緊握著祝葆卿的手,連說“再見”,然後匆匆離去。當晚,周恩來改乘汽車回延安。第二天,西安這邊又有要事和他商量,便又派祝葆卿將周恩來接回西安。
多少年之後,每當祝葆卿回憶起那一次送周恩來去延安的往事時,他都十分感慨地說:“周恩來將軍為國為民,那可真是九死一生啊!”
幔帳後的槍口
1936年12月25日,張學良放走蔣介石並草率跟著蔣介石到南京負荊請罪後,反被背信棄義的蔣介石無理扣押,導致東北軍群龍無首,一片混亂。在救回張學良的問題上雖然大家是一致的,但在究竟是用文救(和平方法)還是武救(打仗方法)上卻出現了互不相讓的兩派。最後,由張學良一手提拔的一幫“少壯派”們失去理智,在2月2日清晨槍殺了他們認為主和的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這就是東北軍內著名的“二二”內訌事件。
王以哲(字鼎芳)將軍是東北軍元老,是張學良的左膀右臂。他一直力主與共產黨人和談,團結全國一切愛國力量抗日,因此在東北軍內享有很高的威望。他被自己人無理槍殺的消息一經傳出,立即引發東北軍的更大內亂。六十七軍所屬劉多荃師立即調轉槍口,回師西安,很快就殺害了衛隊二營營長于文俊(槍殺王以哲者),甚至還殺害了奔走于陝北、西安之間,勸說張學良與共產黨人合作抗日的高福源將軍,還揚言要追殺“少壯派”孫銘九、苗劍秋和應得田。
再說,“少壯派”們謀殺了王以哲後,還打算殺害另一位東北軍的軍長何柱國。聽到風聲後的何柱國躲進了楊虎城公館才免遭冤殺。失去理智的“少壯派”們並未就此罷手。孫銘九、應得田和苗劍秋幾個人又一下沖到七賢莊周恩來辦公室。周恩來一見他們那架勢就明白了一切,這時如果示弱或是表現畏懼都會出現難料的後果。因此,當周恩來發現他們一個個氣勢洶洶地闖來時,他“謔”地一下站起身,把桌子一拍,然後義正詞嚴地訓斥道:“你們要幹什麼?你們以為這樣做就能救回張副司令嗎?你們這恰恰是害了張副司令!”在周恩來威嚴的目光逼視下,“少壯派”們一個個像泄了氣的皮球,不但收起了手中的槍,還一個個低下了頭。周恩來立即不失時機地開導他們:“只要我們西安方面的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搞好團結,保持住‘三位一體’的局面,我們就有強大的力量,我們救回張副司令的可能性就大；如果我們自己不團結,鬧內訌,還有什麼力量去救張副司令?”
周恩來的話猶如黑夜裡的一盞明燈,一下照亮了這幾位莽撞的“少壯派”將軍們的心。這時,他們也已得到消息,回師的東北軍弟兄們正在追殺他們。考慮到自己性命安全,他們跪在地上向周恩來懇求幫助。周恩來不顧包庇之嫌,將他們送到紅軍設在雲陽的總部。
中央得悉西安如此混亂的情況後,立即電令周恩來等離開西安撤往雲陽紅軍總部。周恩來深知國共合作這一局面來之不易。如果畏難撤走,就很難再回來。他把其他人撤走,自己堅守西安。為了向東北軍表示作為朋友的哀悼和關心,他帶著李克農和劉鼎,不顧危險,很快趕到王以哲將軍家中弔唁。這時離王以哲被害才一個多小時。王以哲將軍身中九彈,躺在血泊中,家中亂成一團,靈堂還沒佈置好。當時就有好事之徒惡意挑撥說:少壯派們殺王軍長是受共產黨的指使挑動的。這時,人在現場、年僅18歲的王以哲小舅子信以為真。當有人說中共的周恩來等人前來弔喪時,這位青年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一下拔出手槍,將子彈推上了膛,一邊藏身到幔帳後邊一邊大聲說:“就讓共產黨人活祭我的姐夫!”
一旁的王以哲夫人一聽,頓時嚇白了臉,她一把拉住弟弟的手說:“千萬不能,人家共產黨的周恩來是鼎芳真正的朋友。”說話間,周恩來等已來到王以哲靈前,他一邊叫著“鼎芳、鼎芳”,一邊痛哭失聲,淚水奪眶而出。所有在場的人為之動容。王以哲的那位少不經事的小舅子也不由得跟著痛哭起來。
這真可謂千鈞一髮,如果不是王夫人發覺並及時制止,那將是怎樣的結果?今天回想起來也足以令人心悸。
勞山槍聲驚天地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周恩來又面臨著一個新的艱巨任務——同國民黨談判。毛澤東說過“此時則無人能證明恩來去寧後,不為張學良第二”,因此周恩來的談判路上是充滿各種危險的。
與周恩來同行的有被派往香港工作的張雲逸和去西安聯絡處工作的孔石泉等,還有幾位新聞記者,共有20多人。
對周恩來這次出行的安全保衛工作,邊區保衛處做了周密的部署。他們對沿途情況做了分析,認為“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已收起反共打內戰的破旗,講了一些團結抗日的話,沿途駐紮的又多是東北軍和西北軍,自然無礙。至於土匪、民團之類,當時正在被清剿之中,他們躲都躲不及,哪還敢搞大的動作?
但是為了有備無患,保衛部還是派了特務隊一個加強排前往護送,且計畫讓3輛卡車同行。這樣,不但有情況可以互相策應,而且到底哪一輛車是重點,也使外人難以辨認。當時對車輛和人員都進行了監控,隨行人員頭一天都不知道去執行什麼任務,唯有加哨看守的3輛汽車,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注意,消息還是洩露了出去。
車隊本來定於4月24日啟程的,但由於中央對國共合作新一輪談判中的一些問題還沒有敲定,因此決定讓兩輛卡車先行,留一輛卡車和周恩來等人于第二天啟程。周恩來還特意讓他的隨從副官、延安衛戍司令部參謀長陳友才,告訴先行的特務隊一排排長等人要注意安全。
那天早飯後,毛澤東站在他土窯洞坡地的棗樹下,目送著周恩來一行離開延安。
山間公路坑坑窪窪,周恩來的汽車像一隻小船行駛在大海裡,不停地顛簸搖晃。周恩來、陳友才均坐在駕駛室裡。周恩來坐最右側。坐在後車廂裡的特務隊一排副排長陳國橋和戰友們說說笑笑,非常興奮。他們當中大多數都爬過雪山,走過草地,行軍打仗全靠雙腳,像今天這樣坐著帶輪子的汽車進西安古城,平生還是第一遭。
周恩來的警衛員劉久洲站在後車廂裡,望著路旁飛一般倒退著的樹木、房舍、田壟,興奮之餘又有幾分擔心。那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坐汽車。他下意識摸摸腰間的手槍:“這傢伙跑得這麼快,有了情況咋辦,能打准嗎?”
“顛簸得很厲害,是不好打。”張雲逸的警衛員溫太林也顧慮重重。
在幹部、戰士們的說笑聲中,卡車通過了三十裡鋪,進入勞山山區。山上路窄不平,彎彎曲曲,上上下下,黃土彌天。司機老李加大油門,發動機吃力地吼叫著,一鼓作氣進入峭壁聳立的峽谷,而後爬上最高點,越過山脊進入了甘泉縣境。
周恩來透過明亮的車窗,看到汽車穿過重巒疊嶂的峽谷,峰迴路轉地來到一個寬闊的山坳,便對陳友才講起一個故事:“1935年10月,蔣介石派兵對剛到陝北的紅軍進行圍攻,東北軍主力一一○師的兩個團和師直屬部隊,就是在這裡被我紅十五軍團包圍殲滅的……”
“砰!”突然傳來的一個聲響打斷了周恩來的談話。
“什麼聲音?”站在後車廂的陳國橋警惕地問了一句。
“好像是牧羊的鞭子聲。”溫太林不假思索地回答。
“鞭子?”陳國橋提出疑問,“在這荒山辟嶺,根本看不到放羊的,哪來的鞭子響?”
話音未落,又聽到“砰砰砰”幾聲響。
“是槍聲!”有著豐富戰鬥經驗的張雲逸,馬上意識到出現槍響的現象不是偶然的。他警惕地看了看前方、周圍環境和卡車所處的位置。
這是一個簸箕形的山坳,山坳谷地是幾條山溝的交匯點,中間有一個被當地人稱之為“湫”的深水潭,公路穿潭而過,將潭一分為二。潭左是一大片葦塘。葦塘後邊是陡峭的沿湫山。潭右是一片樹林,林的後邊是一個圓形山包的山坳。山坳的正前方橫著一條300多米寬30多米高的大壩梁。
這時,左側的峭壁上,左後側的崖畔間和車頭方向,都響起了槍聲。周恩來立刻斷定他們遭到敵人伏擊了,可是,他從全域上判斷: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這裡不可能有大部隊伏擊紅軍,而去西安與國民黨談判事關民族存亡,一刻也不能耽擱。於是,他果斷地命令司機老李:“沖過去!”
司機也意識到了情況危急,他將油門一踩到底,卡車吼叫著噴出黑煙,直往前沖去,他希望能甩開敵人。
可是敵人事先已經做了精心準備,他們在土公路上挖了塹壕,卡車往前還沒沖出五六米遠,右車輪就已陷進溝壕,側歪在路上,還險些翻了車,老李只好熄火。這時,埋伏在前邊不遠的壩梁上的敵人開火了,機槍、步槍一齊向卡車射擊。車輪被打癟,駕駛室的擋風玻璃被打得四下飛濺,隨著卡車嘎的一聲停住,司機老李身中數彈,倒在駕駛座上,再也未能站起來。
“這是敵人的一次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伏擊行動。”隨著駕駛室的右車門的自然顛開,周恩來也敏捷地翻滾出駕駛室,對車上的人發出短促的命令:“下車!散開!還擊!”
坐在車廂裡的張雲逸命令陳友才和陳國橋:“陳參謀長,你保護周副主席迅速轉移；陳排副,你組織戰士進行抵抗。”
聽到命令,幹部、戰士迅速跳下車搶佔有利地形,予以還擊。儘管敵人居高臨下,用的都是長槍,給他們造成很大的殺傷。但他們毫不畏懼,手持短槍頑強地戰鬥著。
陳友才還沒來得及下車,腿部就中了一槍,但他還是忍著疼痛,一面揮舞手臂示意警衛人員掩護周恩來迅速撤離,一面掙扎著爬起來向敵人射擊。他頭戴禮帽身穿西服揮舞手臂的舉動,吸引了眾多的敵人,子彈都集中向他射來。此刻他也意識到,自己越是能吸引敵人的火力,就越能減少周恩來的危險,於是他巧妙地利用車頭、車幫和車上的行李做掩護,與敵人展開了周旋。
就在周恩來等人往右撤下公路時,陳友才為了吸引敵人的火力,拖著疼痛的傷腿,不停地向敵人射擊。但不久,他就被敵人射來的排槍子彈奪去了生命。陳國橋強壓著悲痛,鼓勵特務隊的戰士們:“陳參謀長死得英勇,死得光榮。我們要像他那樣,不怕犧牲,堅決頂住,確保周副主席的安全!”
周恩來帶領張雲逸、孔石泉等人鑽進樹林,雖然不時劈劈啪啪打來一陣冷槍,直打得樹葉、草莖亂飛,卻不見有敵人追來。他們轉過一個山頭,來到另一個山坳,未發現有敵人堵截。直到這時,才發現張雲逸的手被子彈擦破了皮,孔石泉衣領右側被打穿了幾個洞,但均未傷筋動骨。
正行進間,忽然身後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3人迅速做好戰鬥準備,待臨近一看,原來是特務隊的戰士曹鴻都。曹鴻都向周恩來彙報了他撤出戰鬥時的情景,並說他是奉陳國橋之命特意趕來保護 首長的。
4個人轉過幾個山頭,來到勞山西處的一側。在這裡已看不到敵人,但還能聽到槍聲。周恩來向槍響的方向久久地佇立著,沉默不語。
張雲逸說:“看來伏擊我們的不像正規部隊,可能是一股土匪,估計他們不會追來了,不過也不能在這裡久留,我們還是回延安吧!”
4人攀登斷壁危崖,走進一條山谷。突然發現兩邊都是懸崖峭壁,前邊溝掌裡有個兩丈多高的土崖,長滿了樹叢和茅草,密密麻麻的連條羊腸小徑都沒有,根本無法通過。這時,他們才明白:怪不得敵人在右邊沒有設伏,因為人在這裡無處藏身。周恩來看曹鴻都急得滿頭大汗,就安慰道:“不要緊張,辦法是想出來的。”
曹鴻都突然發現崖上的樹梢低垂,離地面不到兩丈。他往上一跳,伸手抓住了崖坡上的樹枝,一搖一晃,腳在懸崖上蹬了幾下,一下躍到了崖上。接著他把綁腿解下來,和其他幾個人的綁腿連接成一根繩子,將周恩來、張雲逸、孔石泉分別拉到崖上。
4個人沿著山梁向延安方向走去。這一帶樹林稠密,山路崎嶇,很難辨別方向。所幸此時正是春忙季節,山峁上已有不少老鄉在耕作。曹鴻都向一名老鄉問路,誰知老鄉神色慌張,像啞巴似的一句話也不說。
“老鄉當然不敢說話了,人家哪裡知道你是好人壞人!”周恩來指著曹鴻都手裡的盒子槍,微笑著說:“還是裝進套子裡吧!”
曹鴻都這才恍然大悟,把盒子槍裝進槍套,再次客客氣氣地向老鄉請教。老鄉得知他們是紅軍,很痛快地告訴他:“從這個山梁下去,就是三十裡鋪。”
三十裡鋪?延安保衛局在那裡設了一個檢查站,只要到了那裡就好辦了。於是,他們就往三十裡鋪走,終於脫險。
就這樣,周恩來脫險了。然而,勞山遇襲,周恩來一行22人,當場就犧牲了11位,其他人也都受了傷,只有周恩來、張雲逸、孔石泉和曹鴻都4人平安無事。在勞山遇襲後,周恩來一直隨身帶著一張陳友才的一寸照片,在這張照片背後,周恩來親筆寫下了“勞山遇險,僅剩四人”幾個字。幾十年之後的1973年,周恩來陪外賓到延安時,還對延安地委書記土金璋等人說:“我一生遇到過許多危險,在勞山的那次是最危險的一次。”
周恩來勞山遇襲之所以能平安無事,據親歷者劉久洲回憶,可能是因為周恩來坐在駕駛室最右邊,而土匪挖在路上的壕溝剛好把卡車右前輪陷了進去,這樣,他所處的位置就成了全車最低的地方。加之他久經沙場,十分機智,而且在卡車右前輪陷進去的一刹那,駕駛室右前門也自然被顛開了,剛好為他擋住了前邊飛來的子彈。
土匪在勞山的襲擊,路途上的艱險沒有嚇到周恩來,第二天他又坐上汽車趕往西安了。
西安事變後的短短3個多月,周恩來就先後4次遇險、遭襲。可是,他為了拯救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祖國,卻一往無前,毫不退縮。
(《黨史縱覽》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佈,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