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時期,周恩來在黨內先後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副書記、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公開職務,直接領導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員會、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以及後來的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工會)。 他以其嫺熟的鬥爭藝術和個人魅力,正確地貫徹中共中央的文化政策,建立起廣泛的文化統一戰線,為堅持抗戰、團結抗戰以及抗戰勝利和新中國文化力量的儲備作出了巨大貢獻。
組織領導党在國統區的文化抗戰
大後方環境複雜,要想成功地實現共產黨在文化抗戰上的影響,推動國民黨抗戰,沒有強有力的組織保障,工作難以開展。
1940年9月,中共中央專門發出了《關於發展文化運動的指示》,強調國統區開展抗戰文化運動是“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明確要求:“如何在各個文化部門中(理論的,政治的,學校的,社會的,文學的,藝術的)推廣和深入這個運動,希望國民黨區域的黨部加以切實的研究”。 為貫徹中央精神,10月,根據周恩來的提議,南方局內部成立了專門負責文化工作的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 文委由周恩來直接領導。 據曾在南方局文委工作的張穎回憶:“當時文委主要人員其實只有幾個人,馮乃超、胡繩、潘梓年。
由於共產黨在大後方無法以政權的形式與力量來實現自身的文藝主張,周恩來在組織建設上採取靈活多樣的形式來實現對文化抗戰工作的領導權。 在他的領導下,全國性的抗戰文藝機構都陸續建立了黨的組織。 八路軍駐各地辦事處(簡稱八辦)有文藝小組；南方局有文委；三廳也有黨的組織。
《群眾》週刊和《新華日報》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全國公開發行的黨報黨刊,是黨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大後方的領導文藝運動的重要思想文化輿論陣地,充分發揮了“喉舌”作用,分別於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創立。 《新華日報》創刊時,周恩來在1月9日為它題詞:“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群眾》週刊成立不久,他約見《群眾》週刊副主編許滌新等,對他們說:“《群眾》的編輯方針,同《新華日報》毫無二致,差別在於《群眾》是黨刊,是理論性的刊物,它要更多地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出發,要更多地從理論的角度出發,幫助廣大讀者理解抗日戰爭的正義性,理解抗日戰爭勝利的必然性。同時,還要從理論的角度出發,去批判當時一切不利於抗戰以致破壞抗戰的各種反動謬論。”
武漢失守後, 《新華日報》遷往重慶繼續出版,在成都、重慶、昆明、桂林、南京等地設有營業部、發行部。在其存在的九年多時間裡,大部分時間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他親自規定《新華日報》的宣傳方針,審閱重要稿件和社論,還常一絲不苟地幫助修改稿件,連標點符號也不輕易放過,親自撰寫社論、專論、代論和新聞。據不完全統計,周恩來先後為《新華日報》撰寫的文章有58篇、題詞11次,在《群眾》週刊發表文章13篇。平時,他不管怎樣忙,總要抽出一定時間接見報社的工作人員,要求他們“努力學習,下苦功,多看,多讀,多研究,學習要專還要博,不要自滿”。在他的指示以及指導幫助下,南方局文委的工作人員也紛紛投入了這一重要輿論陣地。很多文委的同志當時的公開身份就是《新華日報》的編輯、記者等。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新華日報》的發行量,一度成為“中國報紙中算是最大的銷售”,連蔣介石也要看。
《救亡日報》和《華商報》也是在周恩來指導下創辦的統一戰線性質的報紙。早在抗戰初期,周恩來要夏衍以進步文化人士的身份留在國民黨統治區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強調指出工作方式可以多樣,但一定要爭取公開合法,還談到要在國民黨統治區辦一張黨報。1937年8月中旬,周恩來指示夏衍協助從日本回國的郭沫若籌辦《救亡日報》,提出要把該報辦成文化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報紙。他希望《救亡日報》能夠擔當起“鞏固和擴大救亡陣線,動員起千千萬萬的群眾”的責任,以獨特的風格來“宣傳抗日、團結、進步”。周恩來還說:“要好好學習鄒韜奮辦《生活》的作風,通俗易懂,精闢動人,講人民大眾想講的話。”夏衍努力貫徹周恩來這個指示,先後在上海、廣州、桂林等地出版發行《救亡日報》,在廣泛的社會階層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皖南事變後被迫停刊。
皖南事變後,一大批文化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疏散到香港。1941年2月10日,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致電中共中央和周恩來,請求在香港辦一份報紙。周恩來立即複示同意,並指出:“這張報,不用共產黨出面辦,不要辦得太紅了,要灰一點……不僅在香港發行,還要發行到東南亞菲律賓等地去。”4月8日,《華商報》創刊號面世,受到國內外華僑的歡迎。
領導政治部第三廳及文化工作委員會開展文化抗戰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和後來的文化工作委員會是國統區公開的合法的政府文化機構。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第三廳和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工會)成為國民黨統治區的文化抗戰基地。
1938年2月6 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在武漢正式成立,周恩來任副部長,主管第三廳的工作,即抗日宣傳工作。這是整個抗戰期間共產黨人在國民黨軍政部門擔任的唯一要職。
周恩來擔任政治部副部長後面臨的首要任務是:籌組第三廳幹部人選,制定第三廳的工作方針。上海成為孤島以後,武漢成為了國統區內的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全國各地湧入武漢的文藝界知名人士、愛國知識青年很多。他們的生活大都沒有基本的保障,但他們的抗日熱情都很高。周恩來考慮如果把他們收攬進第三廳,能夠壯大抗日陣營的宣傳隊伍,推動全國抗戰的廣泛開展；同時也可以進一步讓他們瞭解中共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張。因此,政治部建立後,周恩來同陳誠、黃琪翔等國民黨政要及中共代表團的博古、董必武等人多次商議第三廳的組織機構、人員安排、宣傳方針、活動方式等問題,對民主黨派人士和社會賢達做了大量的說服動員工作。
在第三廳籌組過程中,郭沫若由於其學識、才能及其在知識份子中的影響力成為國共兩黨共同想到和共同接受的廳長人選。為促成郭沫若、陽翰笙這些進步的文化界名人參加第三廳的工作,周恩來於1938 年2 月17 日致信郭沫若,希望他來武漢就職,並囑咐其說服田漢、胡愈之來武漢工作。郭沫若自日本回國後對到第三廳工作存在顧慮,因為他考慮到政治部其他各廳廳長都是國民黨骨幹分子,很難合作。他曾提出:“讓我處在自由地位說話,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機構,應該更有效力一點。”經過周恩來耐心地說服和解釋,郭沫若服從了黨的決定,乃以進步文化人士的身份來領導第三廳的工作。
2月下旬,周恩來“致電在重慶的陽翰笙,催他速至武漢籌組政治部第三廳”。陽翰笙到武漢後,周恩來向他闡述參加第三廳工作的重要性說:“第三廳是個政權組織,政權組織的作用是很大的,我們不能小看它。”“我們拿著三廳這個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義,組織團體到前線去,也可以到後方大大小小的城市鄉村去,公開地、合法地、名正言順地進行宣傳,既可以宣傳民眾,也可以宣傳士兵。政權機構的重要性就在這裡,我們的工作意義就在這裡。大家應該熱情地又很清醒、很有警惕地去參加第三廳的工作。”
當時,國民黨也希望郭沫若出任第三廳廳長。據陽翰笙分析,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有周恩來、郭沫若這樣眾望所歸的人物,可以延攬大批文化、學術、文學藝術各界著名人士,同時將第三廳掌握在自己控制之下。國民黨為控制第三廳,任命復興社的劉健群為第三廳的副廳長。周恩來領導郭沫若等人與國民黨當局展開了巧妙的鬥爭,他們均未出席前幾次部務會議。2月24日,周恩來致函郭沫若,說明在與陳誠的談話中得知第三廳副廳長人選問題出現轉機,“認為郭可以回武漢就職”,但囑其“速將宣傳綱領起草好,以便依此作第三廳工作方針”。3月1日,劉健群因桃色事件離開武漢,郭沫若按照周恩來的安排回到政治部第三廳。為確保該廳工作的順利進行,郭沫若向陳誠提出了人事、經費自定、工作計畫三項條件,在獲得陳誠首肯後才正式出任第三廳廳長,陽翰笙被任命為第三廳主任秘書。
為確保第三廳的實權掌握在抗日派手中,周恩來多次與郭沫若、陽翰笙等人商定了第三廳的具體人事安排。周恩來希望把三廳組建成為團結社會上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的機構,廣泛吸收思想界、文化界、學術界的著名人士、社會賢達加入這個抗日大本營。第三廳內各處、科幹部人選一般是陽翰笙先同郭沫若商量,然後請示周恩來,由周恩來最後決定。經過反復協商,他們最終確定了第三廳內三個處的幹部人選,胡愈之為第五處處長；田漢為第六處處長；范壽康為第七處處長。政治部第三廳幹部的配備體現了周恩來積極推動國共合作,團結各種社會力量特別是文化界共同抗戰的思想。該廳成為當時國共兩黨及與民主黨派和社會賢達人士合作的一個重要紐帶。在該廳各處、科幹部中有共產黨員陽翰笙、田漢、馮乃超、董維健等；有救國會的徐壽軒和張志讓等；還有原國民黨武漢行營政訓處中國電影製片廠的廠長鄭用之。在周恩來和郭沫若等人的努力下,第三廳招攬了田漢、陽翰笙、洪深、徐悲鴻、杜國庠、馮乃超、史東山、應雲衛、冼星海、張署、葉淺予、馬彥祥等一大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加入,同時還聯絡到了日本進步人士鹿地亙參與抗日宣傳,組成了一個強大的宣傳陣容。當時,社會上盛稱第三廳為“名流內閣”。大部分幹部配備就緒後,1938年4月1日,第三廳在武漢正式成立。
在武漢時期,周恩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第三廳的抗日宣傳鼓動工作。白天,他在政治部辦公,晚上才回到八路軍辦事處去。他的工作總是那樣有條不紊。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曾用強烈的詞句表達他對周恩來的欽佩和讚歎:“我對於周公向來是心悅誠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銀瀉地,處理問題的敏捷有如電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獻身的精神應付,就好像永不疲勞。他可以幾天幾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勞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觸,他的全部心身便和上了發條的一樣,有條不紊地又發揮著規律性的緊張,發出和諧而有力的律呂。”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共產黨利用第三廳這個公開合法的機構團結廣大文化工作者,開展了大量抗日宣傳活動。
在武漢失守遷移重慶後,人員減少,工作生活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第三廳仍堅持開展各種活動,深入前線後方,宣傳抗戰到底,反對妥協投降,宣傳團結進步,反對分裂倒退。與國民黨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主張完全對立。因此,國民黨頑固派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後,便對第三廳活動進行限制,對各地演劇隊、宣傳隊、戰地文化服務社等進行迫害。對第三廳人員也步步緊逼,三次強迫第三廳全體人員加入國民黨。1940年8月,蔣介石竟下手諭,要求“凡不加入國民黨者一律退出第三廳”。第三廳的黨組織立即向周恩來彙報。周恩來親自找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提出第三廳這批人都是無黨派的文化人,都在社會上很有名望,他們是為抗戰而來的,你們現在搞到他們頭上來了。你們不要他們,我們要!現在,我們準備請他們到延安去。張治中一聽感到事情嚴重,報告了蔣介石。蔣介石隨即召見了郭沫若、杜國庠、馮乃超、田漢、陽翰笙等人,說要在政治部裡面成立一個文化工作委員會,宗旨是對文化進行研究,要第三廳的人留下來繼續工作。郭沫若向周恩來彙報了這一情況。周恩來說:“就答應他吧!他畫圈圈,我們可以跳出圈圈來幹嘛,掛個招牌有好處,我們更可以同他們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開展我們的工作。”
1940年10月,文化工作委員會成立。新組建的文化工作委員會,在南方局和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成為一個強有力的工作機構。它的委員、工作人員中,包容了比三廳更廣泛的各界代表人物,如沈雁冰、舒舍予(老舍),陶行知、鄧初民、翦伯贊、胡風等記者、詩人、作家、教育家、歷史學者、作曲家。雖然文工會不能在群眾中進行宣傳活動,但是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大批進步人士通過舉辦學術講座、給文人祝壽和創作進步劇本等方式對抗國民黨的文化專制。文工會從1940年10月成立到1945年初解散的時間裡,利用合法地位團結了文化界廣大進步人士,為抗戰、民主進行了長期艱苦的鬥爭,在哲學、歷史、經濟、文藝理論、文學創作等研究方面以及以學術活動廣泛聯繫群眾,推動民主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完全出乎蔣介石的意料。
特別是文工會的戲劇運動的巨大成功,離不開周恩來等南方局領導同志的關懷和指導。周恩來向來喜歡文學藝術,深諳戲劇創作的真諦。他以真誠而細緻的態度與作家交流,誠懇的提出意見和建議,逐漸成為文化工作者的知音和諍友。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劇本寫好後,首先請周恩來看。周恩來對每一幕都提了意見,細緻到對詞語的運用上。《棠棣之花》演出成功後,周恩來讓《新華日報》編專刊,對其進行大力宣傳。《屈原》一劇,無論是最初的編寫還是後來的演出,都得到了周恩來的關心和支持。1942年初,當得知郭沫若開始創作《屈原》的消息後,周恩來立即與郭沬若展開討論。周恩來說:“屈原在當時受迫害,才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現在我們也受迫害,這個題材好!” 並於3月7日致信郭沫若:“拿屈原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而兼藝術家,我同意,說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容有商榷餘地。”劇本寫成後,周恩來特別囑咐,中華劇藝社要配用一流的演員,一流的舞美和配樂。同時由《新華日報》出版《屈原》演出特刊,經過各界人士的通力合作,成就了《屈原》不朽的藝術價值。《屈原》的巨大成功,使戲劇家的創作方向從現實主義題材逐漸轉向歷史劇題材,以更隱蔽的方式巧妙突破了國民黨的封鎖,廣泛傳播了進步文化,引導文化工作走上了民主鬥爭的新階段。1945年,文工會的解散便是民主鬥爭新階段的體現。
周恩來領導的第三廳和文工會文化界人士,共同書寫了文化抗戰光輝的篇章,彰顯了文化在抗戰中的力量。
思想上引導維護文化界的團結
皖南事變後,大批的文化人轉移到香港。為解決當時文化人到香港甚多帶來的矛盾和爭論,做好團結、爭取文化人的工作,周恩來於1941年5月7日致電廖承志:“三個月來文化人到香港者甚多,建議你學習列寧、史達林對待高爾基的態度,幫助文化人前進。”他在指示如何對待文化戰線上的朋友及党與非党幹部問題中說:“第一,不能拿抗戰前的眼光看他們,因他們進步了,已經經過一次考驗了。第二,不能拿抗戰前的態度對待他們了,因他們已經經過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以前上海時代的生活了。第三,我們不能拿一般黨員的尺度去測量他們,去要求他們。”同月,為了加強對香港進步文化工作的領導,推動香港抗戰文化的發展,建立中共對外宣傳工作的基礎,周恩來批准成立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由廖承志等5人組成。香港文委成立後,擴大和鞏固了香港文化界統一戰線,使香港抗戰文化出現了空前繁榮的景象。對此,周恩來曾於1942年6月21日就南方局領導香港文化運動的情況報告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文委。報告談到:皖南事變前“香港文化運動只限很小的下層活動,自渝大批文化人到港,才有新的展開”。
學術界發生學術理論問題上爭論是經常的事。周恩來明確指示,這種學術討論不能妨礙文化界團結抗戰、爭取民主的大局。當時在党的領導下,進步學術工作者中間有一個讀書會,周恩來也常去參加。侯外廬回憶,當時參加讀書會的一些進步學術工作者有一段時間曾把主張唯心主義的哲學家馮友蘭、賀麟視為對立面,每次聚會一碰頭就分析他們的政治動向,研究他們的每一篇文章。一次,周恩來來了,聽了這個話題,便平靜地對大家說:“民族大敵當前,在千千萬萬種矛盾中間,學術理論界也面臨著錯綜複雜的矛盾。我們同馮友蘭、賀麟在階級立場上固然是尖銳的,但畢竟不是主要矛盾。當前學術理論上最危險的敵人,是國民黨右派妥協投降理論,我們鬥爭的鋒芒應該對準陳立夫《唯生論》。”一席話切中要害,說得大家心服口服。這一次杜國庠也在場,他顯得特別興奮,會後,久久地對周恩來的講話稱道不已。
南方局整風運動中,對於黨外文化人士,周恩來明確規定了政策界限。1945年1月18日,周恩來在《大後方文化人整風意見》中提出,文化人整風只限于文委及《新華日報》社的同志,對於黨外文化人士,則引導他們向國民黨當局作要求學術、言論、出版自由的鬥爭,向頑固分子作思想鬥爭,揭露國民黨文化統治政策的罪惡,並引導其與青年接近,關心勞動人民生活,以便實際上參加和推動群眾性的民主運動。否則,抽象地爭論世界觀、人生觀,甚至引起不必要的對歷史問題的爭論,必致鬆懈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招致內部的糾紛,這是很要慎重的。這個指示既結合國統區實際情況貫徹整風精神,又團結了黨外廣大文化界人士,使他們積極投入了民主運動,得到實際的思想鍛煉和提高。
尊重文化人與文化人交朋友
由於歷史原因,周恩來在國民黨上層和愛國人士中本來就有很多朋友。作為中共中央的代表到武漢和重慶以後,他交往面十分廣泛,重敘舊情,廣結新交,開誠合作,其中很多就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周恩來以他的真誠贏得了他們的信任和尊重。
對於文化界人士,周恩來是尊重有加的。上海、南京失守以後,各地文化界人士雲集武漢,第三廳不可能把他們都容納進去。周恩來在籌組政治部第三廳的同時,積極推動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便把雲集武漢的眾多的文化界人士團結起來。為了這件事,周恩來特地拜訪馮玉祥,請正在他那幫助工作的著名作家老舍出來主持文協。1938年3月,周恩來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成立大會上,激動地講道:“今天到場後最大的感動,是看見了全國的文藝作家們,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團結起來。這種偉大的團結,不僅是在最近,即在中國歷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團結,也是少有的!這是值得向全世界驕傲的!諸位先知先覺,是民族的先驅者,有了先驅者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團結,象徵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一定可以凝固的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作為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首次公開與廣大作家交流意見,對知識份子的讚賞與尊重溢於言表,很是鼓舞人心。
鄒韜奮是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他所主辦的《生活》週刊和生活書店,在全國,特別是青年中有著極大的影響。周恩來在武漢第一次同他見面,就好像是遇到老朋友一樣。他對鄒韜奮說:“我們還沒見面的時候已經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國會的抗日主張和我們是一致的,愛國七君子的風節我是很佩服的。”談話中,周恩來關切地詢問他出獄後的身體和家庭情況,向他分析抗戰的形勢和任務,指出:“現在我們一起奮鬥,以徹底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將來,我們還要共同努力,以建設繁榮富強的新中國。”臨別時,周恩來緊緊地握住他的手說:“請你們記住,愛國知識份子是國家的寶貴財富,無論什麼時候都需要,有什麼要求,請隨時提出來。”周恩來的熱情強烈地感染了鄒韜奮。他後來不止一次地對別人說:“周恩來先生的確是我們的‘良師益友’,‘是最可敬佩的朋友’。”
在皖南事變以後一段時間裡,周恩來晚上經常在新華日報營業部二樓會見各方面人士,不僅同他們談團結抗戰,而且一起談歷史、談哲學、談文學、談經濟,結交了許多朋友。對科學技術界的朋友,周恩來囑咐新華日報社長潘梓年同他們廣泛交往,推動他們組織起來,投入到抗日救國的洪流,成立了“自然科學座談會”。周恩來經常關心座談會的活動,同他們懇談,幫助他們認清時局和抗戰前途。有一天,他和董必武邀請“自然科學座談會”7位科學家到《新華日報》編輯部共進午餐,為科學家梁希慶祝六十壽辰。梁希激動地說:“我無家無室,有了這樣一個大家庭,真使我溫暖忘年。”回去後,梁希夜不能寐,起身作三首七律,兩首送給周恩來,一首送給新華日報社。
周恩來不僅自己廣交朋友,還指示國統區的黨員幹部利用社會職業勤交朋友。1942年,夏衍從香港來重慶,周恩來多次與他推心置腹地交談。周恩來說,勤交朋友,要盡可能多交朋友。“你有一個有利的條件,就是你在廣州、桂林、香港辦報的時候,認識了一些國民黨的黨政軍方面的人,和一些‘左翼’以外的文化界人士也交上了朋友。”“現在到了重慶,交朋友方面要更廣一些,對在政治上、文藝思想上意見不同的人,對他們也要和和氣氣,切忌劍拔弩張,這方面我們犯過錯誤吃過虧,千萬不要再犯。”他又說:“你是搞戲劇電影的,在重慶就有許多可以團結和這方面必須團結的人。”這樣,夏衍就以進步文化人的身份,在重慶撰文為生。
周恩來在同朋友交往中,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是:待人以誠。他總是尊重對方,能夠設身處地地為對方著想,照顧到對方的困難和接受程度,以平等的態度同人家交換意見。他對夏衍說過:“對過去不認識,不瞭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們對共產黨的疑懼。只有把對方當作朋友,人家才會把你當作朋友。”這是周恩來能在這方面取得重大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關心文化人的生活
周恩來很重視文化人士的人身安全和生活。皖南事變發生後,文工會的許多人員因譴責國民黨政權破壞抗日的倒行逆施而遭監視。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在撤退幹部的同時,“黨外同情分子也應立即通知他們分批轉移到南洋、香港,並助其旅費”。周恩來根據中央指示,對黨和非党幹部及所聯繫的同情分子的撤退、疏散和隱蔽,作了慎重周密的分析研究,擬出黨和非党幹部部分人員撤留安排的名單,對聚集重慶、桂林的著名文化人,具體分析了每個人的情況和處境,決定:一、留下部分同志在重慶、桂林堅持工作,如郭沫若、馮乃超、陽翰笙、歐陽予倩等,他們在社會上名望很高,國民黨一時還不敢輕率動手；二、大部分需要撤退轉移的,責成文委儘快動員安排去香港、延安、蘇北和南洋以及內地各縣。僅1-5月,安排離渝的達100多人。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共中央十分關心這些人的安全,急電周恩來:許多重要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被困留香港,這批人中,有的是文化界的精英,要不惜任何代價、不怕困難、不惜犧牲,想盡一切辦法把他們搶救出來,轉移到安全地區。周恩來據此電示精神,急電香港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指示將香港朋友接到澳門轉廣州灣,或先赴廣州灣然後集中桂林,政治 活動人物可留桂林,《新華日報》出去的可來重慶,戲劇界朋友可由夏衍組織一個旅行團,赴西南各地,暫不來重慶。1942年3月12日,周恩來又致函郭沫若,請他約老舍一起,會面共商對到達廣西的香港文化界朋友的救濟辦法。3月17日,周恩來電示方方、張文彬並報中共中央書記處:“去上海的人數應減少到最低限度。鄒韜奮夫人及子女可暫住桂林,我們按月送津貼,鄒本人去蘇北轉華北。”4月9日,周恩來在聽取夏衍關於香港淪陷時文化界人士分批安全撤離情況的彙報時,特別關注柳亞子、鄒韜奮、茅盾等人的安全和健康。周恩來曾經從各方面關心鄒韜奮。當得悉國民黨下令通緝鄒韜奮後,周恩來立即電告八路軍香港辦事處負責人連貫,一定要讓鄒韜奮就地隱蔽,並保證他的安全。以後,通過中共地方組織的説明,鄒韜奮暫時避居於廣東梅縣江頭村。七八月間,周恩來派人轉告鄒韜奮:為了保證他的安全,並使他能為革命繼續發揮作用,建議他前往蘇北抗日根據地,還可以轉赴延安。不久,鄒韜奮被護送到上海,轉赴蘇北。從1942年1月至5月,從香港搶救出文化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300多人,保存了文化界的精英。6月14日,周恩來寫信給柳亞子,關心他的安全和生活,希望他“重整南社舊業”。
南方局除了對文化人士進行力所能及的資助外,周恩來還指示《新華日報》呼籲當局保障和改善文藝作家的生活:“提供稿費版稅,要求政府予有計劃的實際幫助”,同時提出“愛護文藝作家,器重文藝作家,培養和提拔文藝作家,給文藝作家以實際幫助,不僅是文藝界同人本身應該奮鬥的事,而且也是‘發動民眾,捍衛祖國’的偉大事業中不可分離的任務。”1945年1月,《新華日報》刊登《發起籌募援助貧病作家基金緣起》啟事,呼籲社會各界人士為文化人士捐款:“抗戰七年,文藝界同人堅守崗位,為抗建之宣傳,勖軍民人人忠勇,未曾少懈。近三年來,生活倍加艱苦,稿酬日益低微,於是因貧而病,或呻吟於病榻,或慘死於異鄉,臥病則全家斷炊,死亡則妻小同棄,”“特發起籌募援助貧病作家基金”。
抗戰時期,周恩來對文化界人士及其他抗戰朋友經濟上的幫助、生活上的關心,一直沒有間斷過。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許多中間人士之所以由誤解共產黨到瞭解共產黨,靠攏共產黨,有的直至最後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這除了中國共產黨政策的作用外,與周恩來個人高尚的人格魅力是分不開的。
來源:《世紀風采》2015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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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日報》創刊時,周恩來在1月9日為它題詞:“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群眾》週刊成立不久,他約見《群眾》週刊副主編許滌新等,對他們說:“《群眾》的編輯方針,同《新華日報》毫無二致,差別在於《群眾》是黨刊,是理論性的刊物,它要更多地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出發,要更多地從理論的角度出發,幫助廣大讀者理解抗日戰爭的正義性,理解抗日戰爭勝利的必然性。同時,還要從理論的角度出發,去批判當時一切不利於抗戰以致破壞抗戰的各種反動謬論。”武漢失守後, 《新華日報》遷往重慶繼續出版,在成都、重慶、昆明、桂林、南京等地設有營業部、發行部。在其存在的九年多時間裡,大部分時間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他親自規定《新華日報》的宣傳方針,審閱重要稿件和社論,還常一絲不苟地幫助修改稿件,連標點符號也不輕易放過,親自撰寫社論、專論、代論和新聞。據不完全統計,周恩來先後為《新華日報》撰寫的文章有58篇、題詞11次,在《群眾》週刊發表文章13篇。平時,他不管怎樣忙,總要抽出一定時間接見報社的工作人員,要求他們“努力學習,下苦功,多看,多讀,多研究,學習要專還要博,不要自滿”。在他的指示以及指導幫助下,南方局文委的工作人員也紛紛投入了這一重要輿論陣地。很多文委的同志當時的公開身份就是《新華日報》的編輯、記者等。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新華日報》的發行量,一度成為“中國報紙中算是最大的銷售”,連蔣介石也要看。
《救亡日報》和《華商報》也是在周恩來指導下創辦的統一戰線性質的報紙。早在抗戰初期,周恩來要夏衍以進步文化人士的身份留在國民黨統治區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強調指出工作方式可以多樣,但一定要爭取公開合法,還談到要在國民黨統治區辦一張黨報。1937年8月中旬,周恩來指示夏衍協助從日本回國的郭沫若籌辦《救亡日報》,提出要把該報辦成文化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報紙。他希望《救亡日報》能夠擔當起“鞏固和擴大救亡陣線,動員起千千萬萬的群眾”的責任,以獨特的風格來“宣傳抗日、團結、進步”。周恩來還說:“要好好學習鄒韜奮辦《生活》的作風,通俗易懂,精闢動人,講人民大眾想講的話。”夏衍努力貫徹周恩來這個指示,先後在上海、廣州、桂林等地出版發行《救亡日報》,在廣泛的社會階層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皖南事變後被迫停刊。
皖南事變後,一大批文化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疏散到香港。1941年2月10日,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致電中共中央和周恩來,請求在香港辦一份報紙。周恩來立即複示同意,並指出:“這張報,不用共產黨出面辦,不要辦得太紅了,要灰一點……不僅在香港發行,還要發行到東南亞菲律賓等地去。”4月8日,《華商報》創刊號面世,受到國內外華僑的歡迎。
領導政治部第三廳及文化工作委員會開展文化抗戰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和後來的文化工作委員會是國統區公開的合法的政府文化機構。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第三廳和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工會)成為國民黨統治區的文化抗戰基地。
1938年2月6 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在武漢正式成立,周恩來任副部長,主管第三廳的工作,即抗日宣傳工作。這是整個抗戰期間共產黨人在國民黨軍政部門擔任的唯一要職。
周恩來擔任政治部副部長後面臨的首要任務是:籌組第三廳幹部人選,制定第三廳的工作方針。上海成為孤島以後,武漢成為了國統區內的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全國各地湧入武漢的文藝界知名人士、愛國知識青年很多。他們的生活大都沒有基本的保障,但他們的抗日熱情都很高。周恩來考慮如果把他們收攬進第三廳,能夠壯大抗日陣營的宣傳隊伍,推動全國抗戰的廣泛開展；同時也可以進一步讓他們瞭解中共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張。因此,政治部建立後,周恩來同陳誠、黃琪翔等國民黨政要及中共代表團的博古、董必武等人多次商議第三廳的組織機構、人員安排、宣傳方針、活動方式等問題,對民主黨派人士和社會賢達做了大量的說服動員工作。
在第三廳籌組過程中,郭沫若由於其學識、才能及其在知識份子中的影響力成為國共兩黨共同想到和共同接受的廳長人選。為促成郭沫若、陽翰笙這些進步的文化界名人參加第三廳的工作,周恩來於1938 年2 月17 日致信郭沫若,希望他來武漢就職,並囑咐其說服田漢、胡愈之來武漢工作。郭沫若自日本回國後對到第三廳工作存在顧慮,因為他考慮到政治部其他各廳廳長都是國民黨骨幹分子,很難合作。他曾提出:“讓我處在自由地位說話,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機構,應該更有效力一點。”經過周恩來耐心地說服和解釋,郭沫若服從了黨的決定,乃以進步文化人士的身份來領導第三廳的工作。
2月下旬,周恩來“致電在重慶的陽翰笙,催他速至武漢籌組政治部第三廳”。陽翰笙到武漢後,周恩來向他闡述參加第三廳工作的重要性說:“第三廳是個政權組織,政權組織的作用是很大的,我們不能小看它。”“我們拿著三廳這個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義,組織團體到前線去,也可以到後方大大小小的城市鄉村去,公開地、合法地、名正言順地進行宣傳,既可以宣傳民眾,也可以宣傳士兵。政權機構的重要性就在這裡,我們的工作意義就在這裡。大家應該熱情地又很清醒、很有警惕地去參加第三廳的工作。”
當時,國民黨也希望郭沫若出任第三廳廳長。據陽翰笙分析,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有周恩來、郭沫若這樣眾望所歸的人物,可以延攬大批文化、學術、文學藝術各界著名人士,同時將第三廳掌握在自己控制之下。國民黨為控制第三廳,任命復興社的劉健群為第三廳的副廳長。周恩來領導郭沫若等人與國民黨當局展開了巧妙的鬥爭,他們均未出席前幾次部務會議。2月24日,周恩來致函郭沫若,說明在與陳誠的談話中得知第三廳副廳長人選問題出現轉機,“認為郭可以回武漢就職”,但囑其“速將宣傳綱領起草好,以便依此作第三廳工作方針”。3月1日,劉健群因桃色事件離開武漢,郭沫若按照周恩來的安排回到政治部第三廳。為確保該廳工作的順利進行,郭沫若向陳誠提出了人事、經費自定、工作計畫三項條件,在獲得陳誠首肯後才正式出任第三廳廳長,陽翰笙被任命為第三廳主任秘書。
為確保第三廳的實權掌握在抗日派手中,周恩來多次與郭沫若、陽翰笙等人商定了第三廳的具體人事安排。周恩來希望把三廳組建成為團結社會上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的機構,廣泛吸收思想界、文化界、學術界的著名人士、社會賢達加入這個抗日大本營。第三廳內各處、科幹部人選一般是陽翰笙先同郭沫若商量,然後請示周恩來,由周恩來最後決定。經過反復協商,他們最終確定了第三廳內三個處的幹部人選,胡愈之為第五處處長；田漢為第六處處長；范壽康為第七處處長。政治部第三廳幹部的配備體現了周恩來積極推動國共合作,團結各種社會力量特別是文化界共同抗戰的思想。該廳成為當時國共兩黨及與民主黨派和社會賢達人士合作的一個重要紐帶。在該廳各處、科幹部中有共產黨員陽翰笙、田漢、馮乃超、董維健等；有救國會的徐壽軒和張志讓等；還有原國民黨武漢行營政訓處中國電影製片廠的廠長鄭用之。在周恩來和郭沫若等人的努力下,第三廳招攬了田漢、陽翰笙、洪深、徐悲鴻、杜國庠、馮乃超、史東山、應雲衛、冼星海、張署、葉淺予、馬彥祥等一大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加入,同時還聯絡到了日本進步人士鹿地亙參與抗日宣傳,組成了一個強大的宣傳陣容。當時,社會上盛稱第三廳為“名流內閣”。大部分幹部配備就緒後,1938年4月1日,第三廳在武漢正式成立。
在武漢時期,周恩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第三廳的抗日宣傳鼓動工作。白天,他在政治部辦公,晚上才回到八路軍辦事處去。他的工作總是那樣有條不紊。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曾用強烈的詞句表達他對周恩來的欽佩和讚歎:“我對於周公向來是心悅誠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銀瀉地,處理問題的敏捷有如電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獻身的精神應付,就好像永不疲勞。他可以幾天幾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勞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觸,他的全部心身便和上了發條的一樣,有條不紊地又發揮著規律性的緊張,發出和諧而有力的律呂。”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共產黨利用第三廳這個公開合法的機構團結廣大文化工作者,開展了大量抗日宣傳活動。
在武漢失守遷移重慶後,人員減少,工作生活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第三廳仍堅持開展各種活動,深入前線後方,宣傳抗戰到底,反對妥協投降,宣傳團結進步,反對分裂倒退。與國民黨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主張完全對立。因此,國民黨頑固派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後,便對第三廳活動進行限制,對各地演劇隊、宣傳隊、戰地文化服務社等進行迫害。對第三廳人員也步步緊逼,三次強迫第三廳全體人員加入國民黨。1940年8月,蔣介石竟下手諭,要求“凡不加入國民黨者一律退出第三廳”。第三廳的黨組織立即向周恩來彙報。周恩來親自找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提出第三廳這批人都是無黨派的文化人,都在社會上很有名望,他們是為抗戰而來的,你們現在搞到他們頭上來了。你們不要他們,我們要!現在,我們準備請他們到延安去。張治中一聽感到事情嚴重,報告了蔣介石。蔣介石隨即召見了郭沫若、杜國庠、馮乃超、田漢、陽翰笙等人,說要在政治部裡面成立一個文化工作委員會,宗旨是對文化進行研究,要第三廳的人留下來繼續工作。郭沫若向周恩來彙報了這一情況。周恩來說:“就答應他吧!他畫圈圈,我們可以跳出圈圈來幹嘛,掛個招牌有好處,我們更可以同他們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開展我們的工作。”
1940年10月,文化工作委員會成立。新組建的文化工作委員會,在南方局和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成為一個強有力的工作機構。它的委員、工作人員中,包容了比三廳更廣泛的各界代表人物,如沈雁冰、舒舍予(老舍),陶行知、鄧初民、翦伯贊、胡風等記者、詩人、作家、教育家、歷史學者、作曲家。雖然文工會不能在群眾中進行宣傳活動,但是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大批進步人士通過舉辦學術講座、給文人祝壽和創作進步劇本等方式對抗國民黨的文化專制。文工會從1940年10月成立到1945年初解散的時間裡,利用合法地位團結了文化界廣大進步人士,為抗戰、民主進行了長期艱苦的鬥爭,在哲學、歷史、經濟、文藝理論、文學創作等研究方面以及以學術活動廣泛聯繫群眾,推動民主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完全出乎蔣介石的意料。
特別是文工會的戲劇運動的巨大成功,離不開周恩來等南方局領導同志的關懷和指導。周恩來向來喜歡文學藝術,深諳戲劇創作的真諦。他以真誠而細緻的態度與作家交流,誠懇的提出意見和建議,逐漸成為文化工作者的知音和諍友。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劇本寫好後,首先請周恩來看。周恩來對每一幕都提了意見,細緻到對詞語的運用上。《棠棣之花》演出成功後,周恩來讓《新華日報》編專刊,對其進行大力宣傳。《屈原》一劇,無論是最初的編寫還是後來的演出,都得到了周恩來的關心和支持。1942年初,當得知郭沫若開始創作《屈原》的消息後,周恩來立即與郭沬若展開討論。周恩來說:“屈原在當時受迫害,才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現在我們也受迫害,這個題材好!” 並於3月7日致信郭沫若:“拿屈原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而兼藝術家,我同意,說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容有商榷餘地。”劇本寫成後,周恩來特別囑咐,中華劇藝社要配用一流的演員,一流的舞美和配樂。同時由《新華日報》出版《屈原》演出特刊,經過各界人士的通力合作,成就了《屈原》不朽的藝術價值。《屈原》的巨大成功,使戲劇家的創作方向從現實主義題材逐漸轉向歷史劇題材,以更隱蔽的方式巧妙突破了國民黨的封鎖,廣泛傳播了進步文化,引導文化工作走上了民主鬥爭的新階段。1945年,文工會的解散便是民主鬥爭新階段的體現。
周恩來領導的第三廳和文工會文化界人士,共同書寫了文化抗戰光輝的篇章,彰顯了文化在抗戰中的力量。
思想上引導維護文化界的團結
皖南事變後,大批的文化人轉移到香港。為解決當時文化人到香港甚多帶來的矛盾和爭論,做好團結、爭取文化人的工作,周恩來於1941年5月7日致電廖承志:“三個月來文化人到香港者甚多,建議你學習列寧、史達林對待高爾基的態度,幫助文化人前進。”他在指示如何對待文化戰線上的朋友及党與非党幹部問題中說:“第一,不能拿抗戰前的眼光看他們,因他們進步了,已經經過一次考驗了。第二,不能拿抗戰前的態度對待他們了,因他們已經經過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以前上海時代的生活了。第三,我們不能拿一般黨員的尺度去測量他們,去要求他們。”同月,為了加強對香港進步文化工作的領導,推動香港抗戰文化的發展,建立中共對外宣傳工作的基礎,周恩來批准成立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由廖承志等5人組成。香港文委成立後,擴大和鞏固了香港文化界統一戰線,使香港抗戰文化出現了空前繁榮的景象。對此,周恩來曾於1942年6月21日就南方局領導香港文化運動的情況報告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文委。報告談到:皖南事變前“香港文化運動只限很小的下層活動,自渝大批文化人到港,才有新的展開”。
學術界發生學術理論問題上爭論是經常的事。周恩來明確指示,這種學術討論不能妨礙文化界團結抗戰、爭取民主的大局。當時在党的領導下,進步學術工作者中間有一個讀書會,周恩來也常去參加。侯外廬回憶,當時參加讀書會的一些進步學術工作者有一段時間曾把主張唯心主義的哲學家馮友蘭、賀麟視為對立面,每次聚會一碰頭就分析他們的政治動向,研究他們的每一篇文章。一次,周恩來來了,聽了這個話題,便平靜地對大家說:“民族大敵當前,在千千萬萬種矛盾中間,學術理論界也面臨著錯綜複雜的矛盾。我們同馮友蘭、賀麟在階級立場上固然是尖銳的,但畢竟不是主要矛盾。當前學術理論上最危險的敵人,是國民黨右派妥協投降理論,我們鬥爭的鋒芒應該對準陳立夫《唯生論》。”一席話切中要害,說得大家心服口服。這一次杜國庠也在場,他顯得特別興奮,會後,久久地對周恩來的講話稱道不已。
南方局整風運動中,對於黨外文化人士,周恩來明確規定了政策界限。1945年1月18日,周恩來在《大後方文化人整風意見》中提出,文化人整風只限于文委及《新華日報》社的同志,對於黨外文化人士,則引導他們向國民黨當局作要求學術、言論、出版自由的鬥爭,向頑固分子作思想鬥爭,揭露國民黨文化統治政策的罪惡,並引導其與青年接近,關心勞動人民生活,以便實際上參加和推動群眾性的民主運動。否則,抽象地爭論世界觀、人生觀,甚至引起不必要的對歷史問題的爭論,必致鬆懈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招致內部的糾紛,這是很要慎重的。這個指示既結合國統區實際情況貫徹整風精神,又團結了黨外廣大文化界人士,使他們積極投入了民主運動,得到實際的思想鍛煉和提高。
尊重文化人與文化人交朋友
由於歷史原因,周恩來在國民黨上層和愛國人士中本來就有很多朋友。作為中共中央的代表到武漢和重慶以後,他交往面十分廣泛,重敘舊情,廣結新交,開誠合作,其中很多就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周恩來以他的真誠贏得了他們的信任和尊重。
對於文化界人士,周恩來是尊重有加的。上海、南京失守以後,各地文化界人士雲集武漢,第三廳不可能把他們都容納進去。周恩來在籌組政治部第三廳的同時,積極推動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便把雲集武漢的眾多的文化界人士團結起來。為了這件事,周恩來特地拜訪馮玉祥,請正在他那幫助工作的著名作家老舍出來主持文協。1938年3月,周恩來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成立大會上,激動地講道:“今天到場後最大的感動,是看見了全國的文藝作家們,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團結起來。這種偉大的團結,不僅是在最近,即在中國歷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團結,也是少有的!這是值得向全世界驕傲的!諸位先知先覺,是民族的先驅者,有了先驅者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團結,象徵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一定可以凝固的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作為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首次公開與廣大作家交流意見,對知識份子的讚賞與尊重溢於言表,很是鼓舞人心。
鄒韜奮是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他所主辦的《生活》週刊和生活書店,在全國,特別是青年中有著極大的影響。周恩來在武漢第一次同他見面,就好像是遇到老朋友一樣。他對鄒韜奮說:“我們還沒見面的時候已經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國會的抗日主張和我們是一致的,愛國七君子的風節我是很佩服的。”談話中,周恩來關切地詢問他出獄後的身體和家庭情況,向他分析抗戰的形勢和任務,指出:“現在我們一起奮鬥,以徹底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將來,我們還要共同努力,以建設繁榮富強的新中國。”臨別時,周恩來緊緊地握住他的手說:“請你們記住,愛國知識份子是國家的寶貴財富,無論什麼時候都需要,有什麼要求,請隨時提出來。”周恩來的熱情強烈地感染了鄒韜奮。他後來不止一次地對別人說:“周恩來先生的確是我們的‘良師益友’,‘是最可敬佩的朋友’。”
在皖南事變以後一段時間裡,周恩來晚上經常在新華日報營業部二樓會見各方面人士,不僅同他們談團結抗戰,而且一起談歷史、談哲學、談文學、談經濟,結交了許多朋友。對科學技術界的朋友,周恩來囑咐新華日報社長潘梓年同他們廣泛交往,推動他們組織起來,投入到抗日救國的洪流,成立了“自然科學座談會”。周恩來經常關心座談會的活動,同他們懇談,幫助他們認清時局和抗戰前途。有一天,他和董必武邀請“自然科學座談會”7位科學家到《新華日報》編輯部共進午餐,為科學家梁希慶祝六十壽辰。梁希激動地說:“我無家無室,有了這樣一個大家庭,真使我溫暖忘年。”回去後,梁希夜不能寐,起身作三首七律,兩首送給周恩來,一首送給新華日報社。
周恩來不僅自己廣交朋友,還指示國統區的黨員幹部利用社會職業勤交朋友。1942年,夏衍從香港來重慶,周恩來多次與他推心置腹地交談。周恩來說,勤交朋友,要盡可能多交朋友。“你有一個有利的條件,就是你在廣州、桂林、香港辦報的時候,認識了一些國民黨的黨政軍方面的人,和一些‘左翼’以外的文化界人士也交上了朋友。”“現在到了重慶,交朋友方面要更廣一些,對在政治上、文藝思想上意見不同的人,對他們也要和和氣氣,切忌劍拔弩張,這方面我們犯過錯誤吃過虧,千萬不要再犯。”他又說:“你是搞戲劇電影的,在重慶就有許多可以團結和這方面必須團結的人。”這樣,夏衍就以進步文化人的身份,在重慶撰文為生。
周恩來在同朋友交往中,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是:待人以誠。他總是尊重對方,能夠設身處地地為對方著想,照顧到對方的困難和接受程度,以平等的態度同人家交換意見。他對夏衍說過:“對過去不認識,不瞭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們對共產黨的疑懼。只有把對方當作朋友,人家才會把你當作朋友。”這是周恩來能在這方面取得重大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關心文化人的生活
周恩來很重視文化人士的人身安全和生活。皖南事變發生後,文工會的許多人員因譴責國民黨政權破壞抗日的倒行逆施而遭監視。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在撤退幹部的同時,“黨外同情分子也應立即通知他們分批轉移到南洋、香港,並助其旅費”。周恩來根據中央指示,對黨和非党幹部及所聯繫的同情分子的撤退、疏散和隱蔽,作了慎重周密的分析研究,擬出黨和非党幹部部分人員撤留安排的名單,對聚集重慶、桂林的著名文化人,具體分析了每個人的情況和處境,決定:一、留下部分同志在重慶、桂林堅持工作,如郭沫若、馮乃超、陽翰笙、歐陽予倩等,他們在社會上名望很高,國民黨一時還不敢輕率動手；二、大部分需要撤退轉移的,責成文委儘快動員安排去香港、延安、蘇北和南洋以及內地各縣。僅1-5月,安排離渝的達100多人。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共中央十分關心這些人的安全,急電周恩來:許多重要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被困留香港,這批人中,有的是文化界的精英,要不惜任何代價、不怕困難、不惜犧牲,想盡一切辦法把他們搶救出來,轉移到安全地區。周恩來據此電示精神,急電香港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指示將香港朋友接到澳門轉廣州灣,或先赴廣州灣然後集中桂林,政治 活動人物可留桂林,《新華日報》出去的可來重慶,戲劇界朋友可由夏衍組織一個旅行團,赴西南各地,暫不來重慶。1942年3月12日,周恩來又致函郭沫若,請他約老舍一起,會面共商對到達廣西的香港文化界朋友的救濟辦法。3月17日,周恩來電示方方、張文彬並報中共中央書記處:“去上海的人數應減少到最低限度。鄒韜奮夫人及子女可暫住桂林,我們按月送津貼,鄒本人去蘇北轉華北。”4月9日,周恩來在聽取夏衍關於香港淪陷時文化界人士分批安全撤離情況的彙報時,特別關注柳亞子、鄒韜奮、茅盾等人的安全和健康。周恩來曾經從各方面關心鄒韜奮。當得悉國民黨下令通緝鄒韜奮後,周恩來立即電告八路軍香港辦事處負責人連貫,一定要讓鄒韜奮就地隱蔽,並保證他的安全。以後,通過中共地方組織的説明,鄒韜奮暫時避居於廣東梅縣江頭村。七八月間,周恩來派人轉告鄒韜奮:為了保證他的安全,並使他能為革命繼續發揮作用,建議他前往蘇北抗日根據地,還可以轉赴延安。不久,鄒韜奮被護送到上海,轉赴蘇北。從1942年1月至5月,從香港搶救出文化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300多人,保存了文化界的精英。6月14日,周恩來寫信給柳亞子,關心他的安全和生活,希望他“重整南社舊業”。
南方局除了對文化人士進行力所能及的資助外,周恩來還指示《新華日報》呼籲當局保障和改善文藝作家的生活:“提供稿費版稅,要求政府予有計劃的實際幫助”,同時提出“愛護文藝作家,器重文藝作家,培養和提拔文藝作家,給文藝作家以實際幫助,不僅是文藝界同人本身應該奮鬥的事,而且也是‘發動民眾,捍衛祖國’的偉大事業中不可分離的任務。”1945年1月,《新華日報》刊登《發起籌募援助貧病作家基金緣起》啟事,呼籲社會各界人士為文化人士捐款:“抗戰七年,文藝界同人堅守崗位,為抗建之宣傳,勖軍民人人忠勇,未曾少懈。近三年來,生活倍加艱苦,稿酬日益低微,於是因貧而病,或呻吟於病榻,或慘死於異鄉,臥病則全家斷炊,死亡則妻小同棄,”“特發起籌募援助貧病作家基金”。
抗戰時期,周恩來對文化界人士及其他抗戰朋友經濟上的幫助、生活上的關心,一直沒有間斷過。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許多中間人士之所以由誤解共產黨到瞭解共產黨,靠攏共產黨,有的直至最後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這除了中國共產黨政策的作用外,與周恩來個人高尚的人格魅力是分不開的。
來源:《世紀風采》2015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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