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商業文明、現代化、工業化、全球化又進來， 我們自己的文化一直是一堆碎片， 我們現在要找到自己。
馮驥才在全國政協會議上
“文化旅遊產業可以搞， 但必須承擔社會責任， 不能為了賺錢過分開發旅遊把古村落都毀滅了。 ”
在3月召開的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記者會上， 著名作家、全國政協委員馮驥才， 就傳統村落保護回答了記者提問。 馮驥才說， 國家應該建立一個機制， 鄉村旅遊開發必須以保護為前提， 要有以保護為基礎的旅遊發展規劃， 這應是硬性的約束， 因為傳統村落並不只是供這代人消費，
“這幾年城市化進程加劇， 中國每天消失80個到100個村落， 所以我們當時提出了傳統村落保護問題， 推出了4000多個村落的傳統村落名錄。 但這些村莊選出來之後， 我們發現一些問題， 村民希望能夠脫貧， 而脫貧最快、來錢最快的就是旅遊， 於是紛紛打算開展旅遊。 ”
這些年， 出現了鄉村旅遊熱和民宿開發熱， 大資本和商業集團進入農村， 大量的熱錢跑到農村去了， 唯商業導向唯利益至上， 但這些投資和開發經營面臨很多問題：一是缺少保護村落的計畫、措施， 村民不懂得如何保護自己村落文化特色， 很多古村因此變得面目全非， 大量被破壞。
一些村落的管理權已落入投資方手中；國家制定的各項保護措施得不到有力的執行。
馮驥才呼籲政府部門出臺規章制度， 對古村落旅遊開發進行精細化管理， 建立國家對傳統村落開展旅遊的批准機制， 凡列入國家名錄的傳統村落應向國家管理部門提出申請， 未經批准不能開展旅遊， 而且要按照國家的保護規定與標準制定嚴格的保護規劃和旅遊規劃， 報請國家管理部門核准。
“這些村落現在就剩下4000多個了，
從2002年開始， 馮驥才全身心投入對中國民族民間文化的保護， 發起並主持了“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 對現代社會進程中瀕臨滅絕的中國民間文化遺產進行普查和保護， 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 被譽為“中國民間文化的守望者”。
作為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的龍頭專案， 由馮驥才主持的歷時9年的對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全國木版年畫的普查、搶救和科學整理工作， 在本月中旬剛剛畫上圓滿句號， 22卷大型圖文集《中國木版年畫集成》和14卷本的《中國木版年畫傳承人口述史叢書》全部出版完畢。
馮驥才的工作包括， 中國56個民族的民間藝術進行“地毯式”的登記、拍照、錄影；出版2000多個民俗縣集本；出版120卷中國民間美術全集；出版中國民俗民間藝術分佈地圖冊；向聯合國推薦一批文化遺產名單；命名一批文化藝術之鄉……
民間文化從整體上區分為民俗、民間文學、民間藝術三個部分。 民間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可目前在國內， 無論是生存環境還是研究環境都非常惡劣：存活這些民間藝術的縣鄉鎮不關心， 他們在意的是脫貧致富；在城市管理者看來， 民間文化差不多等同農村習俗， 他們想的是如何把城市建設得同國外一樣；政府沒有頒佈任何法律保護民間文化，
對民間文化馮驥才打了個比方：“如果說精英文化是父親的文化， 那麼民間文化就是母親的文化， 它是母體， 是民族的根。 兩部分同等重要， 相互不能代替。 ”馮驥才具體闡述說， 民間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半。
如果說我們民族的精神思想的傳統在精英和典籍的文化裡， 那麼我們民族的情感與個性便由民間文化鮮明而直接地表現出來。 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實際上都包含著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精英文化， 一方面是民間文化， 民間文化是廣大群眾自己創造的文化， 是源頭，是根，它是一個民族情感和理想的載體，是和生活融為一體的。
由於種種原因，民間文化並沒有處在與精英文化同等的位置上。它們大多憑藉口傳心授、以相當脆弱的方式代代相傳。由於民間文化長期不被重視，也沒有從文化上、從全球化的背景上來看待這個“中華文化的一半”。時至今日，我們對於民間文化的整體狀況缺乏足夠的瞭解，也沒有完整是統計數字，國家也沒有完整的檔案庫。
馮驥才認為形成目前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一是當前我們正經歷工業化的轉變，原來的傳統文化正在失散；二是在目前的中西文化衝突中，一些國人缺少傳統文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儘管民間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弱勢文化的大氛圍下，人們存在著對民間文化的一種輕視。三是我國目前還沒有一部《文化保護法》。比如皇宮精美的建築屬於保護範圍，而民居這類建築就不在保護之列。
正是在這樣的思考下,坐在書齋裡的馮驥才心急如焚,再也忍不住,走到了現實世界裡，為文化保護而奔走呼喊。從城市的建築到鄉間的民俗，由天津到全國，從中國到國外，馮驥才關注的視野越來越寬廣。
“如果我們到中華大地上跑一跑，就會看到我們的文化多麼繽紛與迷人，人民多麼智慧，多麼心靈手巧，多麼富於才華；同時也會看到它們面臨著失傳，受到漠視，眼看著曲終人散，人亡藝絕。每一分鐘，我們的田野裡、山坳裡、深邃的民間，都有一些民間文化及其遺產死去，失卻得無聲無息。在歷史上，我們對龐大、燦爛的民間文化缺乏整理，家底不清。所以我們有責任對迅速消失的民間文化進行搶救，把它整理出來，建立起民間的《四庫全書》。所以搶救中國民間文化遺產一刻也不能等，這是不能拒絕的神聖使命。我們文化工作者應當明確一個問題，不要以為我們是文化的救世主，我們只是文化遺產的責任人。因為任何一代文化人，都有責任把先輩創造的文化精華保護好，交給下一代。”
馮驥才認為，從目前的情況看,搶救應當擺在研究的前面,因為這些文化一旦消失了，就再也找不回來了！
法國在1964年瑪律羅任文化部部長的時候搞過一次文化大普查，大到教堂，小到羹勺，悉數登記。在這個行動完成以後，法國人把每年6月的第二個星期日設為文化遺產日。繼法國之後，歐洲其它的國家也設立了遺產日。
馮驥才說，“中國是一個文化大國，我們也應該對自己的文化遺產頂禮膜拜，對自己的文化創造、文化積累有一種自豪感和光榮感。在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我們不能把自己的文化封閉起來，但也不能因此丟掉自己的文化。我們所要做的就是要強化我們的文化主體，培育我們的民族精神。我想，這才是民間文化搶救工程的意義所在，我們把這一切都完成了，我們才能松一口氣地說，我們把5000年先人創造的文化全部擁進懷中。如果我們沒有做到，後人恐怕連其中的一半也不可能再見到。”
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很艱難
記者：作為全國政協常委，關於文化遺產保護，你在這些年裡有哪些成功的提案？
馮驥才：我認為政協委員最重要的還是議政，而不是參政。今年的兩會我提了這個觀點，我說為什麼呢？因為我們這兩千多人幫助決策人思辨，我們給他最重要的是提供思想和觀念，而不是說一件具體的事，具體的事我們可以提。但是如果我們把什麼事都放在具體事上，我們容易政績化，還是應該更多的是觀點和思考，就是站在國家的戰略和高度上，站在一個民族的命運上，去思考國家的一些大事，文化上就是國家民族精神的文化的一些事情。
我認為知識份子有三個特點；我說第一篇知識份子必須是獨立立場，我說它不應該符合任何別人的觀點，他應該是自己獨特的獨立的判斷，我說這是我認為是第一點；第二點，必須是逆向思維的，順向思維沒有價值，逆向思維不是說非要跟你對著幹，就是給你提供這樣的一種思維，便於你思辨；第三個就是前瞻性，我說前瞻性一定要跟現實功利發生矛盾，我說希望國家理解，知識份子的最高的價值就是思想，我們把意見提出來，供領導人參考。
現在我覺得，我們還是本著這條原則在做的。
記者：這些年裡你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馮驥才：我現在實際是做兩個工程，一個是我們最早做的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這個工程是專家做的，這是一個。這個做的時候是很嚴格的，按照專家設計的一個方式做的，這跟以往都不一樣。舉個例子，比如木板年畫，以往的比如說，這以前做的時候，大部分是美術調查，到一個地方看有什麼畫，技法是什麼技法，瞭解完以後，當地的歷史情況，大致瞭解一下，還是以物質性的年畫為主，這是一種。
我們現在做的是中國民間文化遺產全面普查，它和搶救不一樣了，在農耕文明進入到工業文明這個時期，我們對農耕文明的歷史創造，做個總結式的普查。這個普查跟以往做的都不一樣，比如我們分十個方面，進行全面的一個文化調查。比如說村落歷史，整個村落的歷史的產地史就是它的藝術史，它的遺存分類，鄉村的習俗，工藝流程，工具材料，它的藝人和傳承，就是傳承譜系，他的經營和銷售區域，相關的民間傳說和故事，只有這樣的調查，我們才能把它的文化生命抓住，就是說這個調查，必須是完整、全面、整體的，這樣的調查才能把歷史全部的文化不丟失，全部抓在手裡面，這樣的調查它必須是多學科的，不能光是比如說一些美術的，研究民間美術的專家就行了，它必須要有人類學、民俗學、歷史學、美術學等多方面的專家一塊兒來做，通過文字、錄音、錄影、攝影等手段一起做。
我們的做法是地毯式的普查。比如說我要做這個舞蹈，我把這個舞蹈相關地區要做一個全面調查，然後把這個東西拿出來。做之前我們下做採樣普查，採樣普查完了以後，做普查手冊，然後做人員培訓，是這麼做下來的。
我做中國民協這塊，先做了很多大的專案，比如說中國木板年畫的調查，民間剪紙的調查，唐卡藝術的調查，泥彩塑的調查，各個省的民間美術的調查，民間文學的調查，民間文學的調查，現在基本上已經差不多了，因為這個民間調查，包括民協幾十年來的調查，由於包括史詩，敘事詩、抒情詩、故事、傳說、神話、歌謠、諺語、歇後語，這些部分現在的，我們的就是手抄本和已有本各地方做出來，經過專家整理的八億四千萬字，就是這些東西，能整整放一間屋子，現在叫做資料庫，完了以後我們準備申請聯合國的記憶文化遺產。
一個民族的文學實際分兩部分，一部分是由精英創造的文本的文學；還有一部分是民間集體創造的口頭文學。口頭這一部分如果人們不說就沒有了，所以必須要用文字的方式，甚至用錄影錄音的方式把它記錄下來，然後把它存在資料庫裡面就可靠了。中國的第一部文學《詩經》就是民間口頭文學的一部選集，都是民間創造出來的東西，所以這些史詩，直到現在我們還有發現。
最近我們馬上要出版的苗族長詩，就是我們最近發現的，在貴州西部苗語地區馬山縣，離貴陽不遠，這個地方非常窮，流傳著一個苗族的長詩，打破了過去說中國南方無史詩的說法。我們現在整理出來的第一部分就是一萬兩千行，我們最近就要出版，非常了不起，讀起來很浩蕩，很浩瀚。因為西部苗語很難懂，得譯音，得先錄音下來，然後再把它譯成漢字，這個做了很長時間了，我那個學院也有的研究人員參與做這件事情。
記者：這個領域的保護情況怎麼樣？
馮驥才：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現在有很多的文化遺產，在我們確定完非遺的傳人之後，很多的傳承人就去世了。比如說我們的剪紙，很重要的傳承人庫淑蘭去世了，她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人物，這樣的人很多，因為他們七老八十歲了，所以我現在有一個學生專門做八十歲以上的剪花娘子這個專案，因為他們是農耕時期最後一代人。
現在的情況是重申請，輕保護。前年我們國家23項進入了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那我問你中國剪紙誰保護，什麼辦法保護。中國年畫，一級保護地是49個，二級是41個，加100多個剪紙產地誰統一保護？用什麼辦法保護，保護誰？標準是什麼？誰檢查？沒有。中國書法進入了世界文化遺產了，誰保護？哪個部門保護？這些全部是空白，因為每一級政府完成政績以後，就沒人再管這事了。
飲料、涼茶、酒，食品不能申非遺
記者：你認為文化遺產應該不應該進入文化產業？
馮驥才：我覺得是，還要是針對每一項具體的遺產，比如說我覺得真正的代表一個民族實驗性的東西，就不能進入產業。進入產業和產業化是兩個概念，這個我講的很清楚，文化產業有一個特定的指定，能夠用工業化時代的大規模生產的方式，面向大眾消費物件的這種經營性、服務性的行業叫文化產業。這個文化產業過去中國沒有。
那今天我們進入了一個工業時代，我們搞文化產業，這完全是正當的，是應該做的，而且也應該大力去做。而且這個做還不是一個國家做，是應該企業做，是應該企業來做文化產業，不是國家來做，是應該企業大力的應該做這個文化產業。但是文化產業我覺得必須要按照文化的規律來做，就是文化產業的規律來做。
我覺得文化產業最重要的是兩條，第一條是創意，文化產業因為你要按照商業的規律，要不斷的有新的東西吸引人，人才能去花錢，才能去消費，所以要不斷的創造新的東西，就像我們經常看到的動漫的，美國的電影一樣，不斷要有新的東西，比如說阿凡達提出一個新的技術來，如果沒有這個技術，人家也不會花那麼多的錢，所以這個創意非常重要。
第二個我覺得就是，這種良性的一個市場的競爭和開拓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炒作或者其他的方式。往往你要用一個非正常的手段，我覺得它不會建立一個很好的文化產業，文化產業得有一個產業的氛圍，這個氛圍是市場，就是一個健康、良性的積極的，那麼一個競爭和開拓的市場。
另外我覺得文化產業本質還是一個產業，但因為它文化的性質，它也對社會賦有文化的責任，因為你面對更大更多的消費物件。我覺得美國和日本的文化產業，在國家精神和國家形象推廣宣傳方面，實際也幫了國家的忙，推崇國家的一些價值觀。
記者：同時你又說，文化裡有一部分是可以產業化，有一部分不能產業化，這個標準是什麼？
馮驥才：比如說，我覺得精神性的東西就不能產業化。我覺得精神，精神層面的東西就不能產業化。文學的一些書是可以產業化的。它是在創作完了之後，可以打規模印刷傳播，但是文學創作有不能產業化，作品可以市場化，作家的追求不能市場化。但作品到了市場變成圖書了，就可以產業化了，
有些東西比如說實驗性的作品，創作這些東西，有高尚精神追求的東西，有藝術追求的東西是不能產業化的。比如一個劇團賣票，賣票也並不等於是產業，一個賣票不見得，賣票就是一個產業，產業是大規模生產的複製的那樣的東西，賣票不等於產業，比如說你的話劇，一個戲的話，你得反復的折騰它，得分咐才能在舞臺上立住了，你的茶館做了多少年才把它立起來。如果只是要求它的經濟效益的話，那它不可能精益求精，作品的原創力一定要萎縮。
記者：文化政績化的弊端，這是一個問題。比如說現在名人故里之爭，包括曹操墓之爭，孔子是哪裡人，梁祝的故里在哪裡，祭孔、皇帝、神農，怎麼看這個問題？
馮驥才：我覺得先不說解決，我先說它的危害。第一個危害我覺得它是反文化的，它是我們的文化，不是作為一個我們國家的民族的精神和靈魂而存在，而是為了一種利益服務。
第二個，我覺得它全部的一種錯誤的價值觀。我認為一個社會來講，政府的價值觀和國家的價值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國家的價值觀，像我們這個社會，如果要是說官員的價值觀，政府的價值觀是錯誤的話，對社會的影響，負面要比一般的負面要大得多。
我們的個人價值觀，對社會沒有太大的影響。政府的價值觀，對社會才有影響。如果一切拿文化來精神的，一個人很神聖的東西，來為自己的一個政績服務的話，那麼你就傳佈了一種錯誤的價值觀。對社會來講，它起一個負面的作用。
另外一個，就是讓人們輕視了我們自己的文化，對我們的文化沒有一種尊崇感，沒有一種敬畏，沒有一種神聖感。一個民族的，任何一個民族，我們的古代還是敬惜字紙啊，是吧，我們一張紙，字紙，一張寫字的紙都不能隨便往底下扔。
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書香門第，他有一種對文化的尊重，它對文化，他以這個文化的神聖為他自己的一個驕傲。如果你一個政府拿文化你可以隨便賺錢，你可以隨便折騰，為了自己一個政績，為了自己個利益，然後你隨便那麼折騰，所有人都會輕視你的文化，你的文化可以胡來了。所以我覺得，它對於全民的，所以這種反文化，對整個的社會，尤其對一個社會的精神，一個全民的氣質，文明的這種品位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一百多年了，我們跟著西方走卻遺忘了自己
記者：中國有那麼多大學、研究所、社科院，還有文化、宣傳系統，那麼多的專家學者，為什麼沒有介入到文化遺產保護中來，而是靠你這樣一個作家在呼喊、行動？
馮驥才：我覺得這方面國家沒有計劃，所以中國的民間文化，自己在慢慢瓦解。我負責任的講一句話，現在非物質遺產有一千多項了，但是 80%的遺產後面，沒有研究專家。比如說年畫，目前是22個大產地，真正後面的專家也就是四五個。
沒有專家，沒有研究標準。沒有標準，就沒有辦法判斷他的價值和意義。更別說那些少數民族地區的歌舞、音樂，那後面全都沒有專家。這跟日本不一樣，每一個文化產業後面都有一群專家。
比如中國的木板年畫，我們這次出版了《俄羅斯木板年畫集》，都是從俄羅斯找到的，俄羅斯收藏了將近8000張中國年畫，比中國收藏量還大。我們對俄羅斯的中國年畫整個做了一個調查，這本書出版以後，俄羅斯已經發表了四篇俄羅斯學者寫的文章，但中國國內沒有一篇研究文章。
其實，這個東西很有學術價值，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公諸於世，但我們國內的學者，對它沒有學術興趣，因為他寫這樣的研究文章，沒有多少人看，對他評職稱也沒有多少用。這也意味著這些東西在社會上沒有價值，它沒有一個架子可以擺你這個東西。
記者：這是否說明我們不重視自己的文化，所以在制度上沒有設計和安排。
馮驥才：我覺得現在國家的文化結構、學術結構有問題。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國的民間文化，你沒有學術的權威，你沒有學術部門和學術機構，沒有非常重要的刊物，沒有一批非常好的專家為它去敬業的研究。在中國傳統的文化領域裡，我們看不見學術界。
所以我有一次在政協的會議上，我講了一句話：我們現在還有學術界，有文化界嗎，有哲學界嗎？
我們知識界一定要國家投那麼多錢嗎？比如說羅馬，是羅馬歌劇院重要，還是Takelot重要？你說維也納，到底是維也納歌劇院重要，還是卡來揚和莫劄特重要？中國五四運動的時候，當時政府給文化沒投錢，為什麼四五運動能出魯郭茅巴老曹，能出那麼多的藝術家？
我說藝術家還是我們自身的問題。時代的脊樑不是給你，國家給你創造條件，時代的脊樑是你自己背負自己承擔，我們如果自己的時代裡面，我們的知識份子，我們自己不能承擔這個時代的話。我們非得政府給我們一個什麼職務，或者什麼一個地位，給我們發動多少錢，給我們多少資金，我們才能做的話，我們實際上不是知識份子。你說是不是？我覺得還得有一批中國的知識份子，應該有一種承擔的精神。但是很不幸，現在這樣的人很少。
記者：你怎麼看待這樣一個現實：在中國的文化機構和學術機構裡，研究西方的機構數量遠遠超過研究中國的機構，我們有那麼多美國研究中心，歐洲研究中心，卻很少研究自己的文化；即使有這樣的研究機構，我們重視的都是帝王、廟堂文化，很少有研究社會文化、地域文化、民間文化的。好象民間文化，就不值得研究和保護。
馮驥才：我覺得這個現實有歷史的原因。我覺得歷史一般來講是輕視民間的東西，因為民間文化是大眾創造的，而且是在生活中的不斷改變的東西，不斷的隨著生活千變萬化，它跟精英文化、廟堂文化還是有很大不同的。
我現在做民間文化保護，但是我一直持這樣的觀點：民間創造，精英挑選，在一個時代裡面，完全把民間文化裡頭的東西全部保護起來也不行，還得是用知識份子、精英的眼光來挑選一些民間文化的東西保護起來，它是具有審美價值的，這種判斷我覺得還是需要一種精英的眼光，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把民間文化裡那些精華提升出來。因為它民間文化往往是這樣，就是連文化的創造者，自己並不知道它的文化價值，這是民間文化普遍存在的問題。
這個問題非常重要，西方人眼裡的中國，一個時代是李約瑟那樣的理解，認為中國是一個雍容大氣，寧靜、寬和，有東方神秘主義的那樣一個國度。然後清末時期，外國傳教士到中國來，他們目睹了中國從盛到衰的過程，中國物質上由地大物博到貧窮，在這個時期裡頭，中國人在這種環境下的劣根性全表現出來了，正好被傳教士看在眼裡記下來了。所以在當時西方傳教士寫到文章裡頭，全都是魯迅當時批評中國人的那些不好的東西。
我後來寫過一篇文章，談魯迅的功與過，在當時引起很大的爭論。我認為魯迅當時沒有思想武器，他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從亞瑟史密斯那兒把他們嘲笑中國人的劣根性拿過來，來抨擊中國人，可是他批判事物的角度，恰恰都代表的是西方人的東方觀。這個問題，到今天我們得思辨一下，如果不擺脫這個看問題的角度，會老認為我們有問題。
去年，我參加香港書展，一天吃飯的時候，杜維明在門口等我，我們一塊兒吃早點，他第一句就問我：“馮先生我問你一句話，為什麼東西一比較的時候，我們先說自己的不好，我們好象很少說我們自己是好的，總說我們自己不好的地方，為什麼？
當時我回答說：“杜先生你提到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找個時間咱倆對話吧，我覺得五四運動時，魯迅對中國人的看法，對革命性的看法，特別值得我們再反思。我覺得魯迅在那個時代對中國的人文性批判，我覺得是非常了不起的，非常有勇氣。但這種批判很容易跟西方人的東方觀（薩伊德說的東方主義）混淆到一起。這種西方人的東方觀到今天，仍然在發揮作用，後來在張藝謀的電影獲獎裡面起了很大的作用。這裡面有特別多的問題，我們需要把它摘清楚了，然後我們才能夠非常從容的面對自己，面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未來。
現在，中國經濟上好像起來了，覺得跟西方可以牛一下了，但是文化上，我覺得如果弄不清楚的話，我們這種牛仍然是暴發戶似的，因為我們並不知道自己好在什麼地方。”
我這些年在中國民間文化領域做 了太多的事情，我一直想找一個時間出來一下，在精英文化領域裡做一點事情，特別是對於中國文化的整理上，包括這個問題的整理上再做一點工作。
從清代的，從鴉片戰爭以來，開始是外國人打自己，後來文化革命時是自己打自己，一直打得自己體無完膚，甚至打到粉身碎骨的地步。然後又進入改革開放，商業文明、現代化、工業化、全球化又進來，我們自己的文化一直是一堆碎片，我們現在要找到自己。
如果我們老找不到自己，我們在西方人眼裡，永遠是個暴發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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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源頭，是根，它是一個民族情感和理想的載體，是和生活融為一體的。由於種種原因，民間文化並沒有處在與精英文化同等的位置上。它們大多憑藉口傳心授、以相當脆弱的方式代代相傳。由於民間文化長期不被重視，也沒有從文化上、從全球化的背景上來看待這個“中華文化的一半”。時至今日，我們對於民間文化的整體狀況缺乏足夠的瞭解，也沒有完整是統計數字，國家也沒有完整的檔案庫。
馮驥才認為形成目前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一是當前我們正經歷工業化的轉變，原來的傳統文化正在失散；二是在目前的中西文化衝突中，一些國人缺少傳統文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儘管民間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弱勢文化的大氛圍下，人們存在著對民間文化的一種輕視。三是我國目前還沒有一部《文化保護法》。比如皇宮精美的建築屬於保護範圍，而民居這類建築就不在保護之列。
正是在這樣的思考下,坐在書齋裡的馮驥才心急如焚,再也忍不住,走到了現實世界裡，為文化保護而奔走呼喊。從城市的建築到鄉間的民俗，由天津到全國，從中國到國外，馮驥才關注的視野越來越寬廣。
“如果我們到中華大地上跑一跑，就會看到我們的文化多麼繽紛與迷人，人民多麼智慧，多麼心靈手巧，多麼富於才華；同時也會看到它們面臨著失傳，受到漠視，眼看著曲終人散，人亡藝絕。每一分鐘，我們的田野裡、山坳裡、深邃的民間，都有一些民間文化及其遺產死去，失卻得無聲無息。在歷史上，我們對龐大、燦爛的民間文化缺乏整理，家底不清。所以我們有責任對迅速消失的民間文化進行搶救，把它整理出來，建立起民間的《四庫全書》。所以搶救中國民間文化遺產一刻也不能等，這是不能拒絕的神聖使命。我們文化工作者應當明確一個問題，不要以為我們是文化的救世主，我們只是文化遺產的責任人。因為任何一代文化人，都有責任把先輩創造的文化精華保護好，交給下一代。”
馮驥才認為，從目前的情況看,搶救應當擺在研究的前面,因為這些文化一旦消失了，就再也找不回來了！
法國在1964年瑪律羅任文化部部長的時候搞過一次文化大普查，大到教堂，小到羹勺，悉數登記。在這個行動完成以後，法國人把每年6月的第二個星期日設為文化遺產日。繼法國之後，歐洲其它的國家也設立了遺產日。
馮驥才說，“中國是一個文化大國，我們也應該對自己的文化遺產頂禮膜拜，對自己的文化創造、文化積累有一種自豪感和光榮感。在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我們不能把自己的文化封閉起來，但也不能因此丟掉自己的文化。我們所要做的就是要強化我們的文化主體，培育我們的民族精神。我想，這才是民間文化搶救工程的意義所在，我們把這一切都完成了，我們才能松一口氣地說，我們把5000年先人創造的文化全部擁進懷中。如果我們沒有做到，後人恐怕連其中的一半也不可能再見到。”
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很艱難
記者：作為全國政協常委，關於文化遺產保護，你在這些年裡有哪些成功的提案？
馮驥才：我認為政協委員最重要的還是議政，而不是參政。今年的兩會我提了這個觀點，我說為什麼呢？因為我們這兩千多人幫助決策人思辨，我們給他最重要的是提供思想和觀念，而不是說一件具體的事，具體的事我們可以提。但是如果我們把什麼事都放在具體事上，我們容易政績化，還是應該更多的是觀點和思考，就是站在國家的戰略和高度上，站在一個民族的命運上，去思考國家的一些大事，文化上就是國家民族精神的文化的一些事情。
我認為知識份子有三個特點；我說第一篇知識份子必須是獨立立場，我說它不應該符合任何別人的觀點，他應該是自己獨特的獨立的判斷，我說這是我認為是第一點；第二點，必須是逆向思維的，順向思維沒有價值，逆向思維不是說非要跟你對著幹，就是給你提供這樣的一種思維，便於你思辨；第三個就是前瞻性，我說前瞻性一定要跟現實功利發生矛盾，我說希望國家理解，知識份子的最高的價值就是思想，我們把意見提出來，供領導人參考。
現在我覺得，我們還是本著這條原則在做的。
記者：這些年裡你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馮驥才：我現在實際是做兩個工程，一個是我們最早做的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這個工程是專家做的，這是一個。這個做的時候是很嚴格的，按照專家設計的一個方式做的，這跟以往都不一樣。舉個例子，比如木板年畫，以往的比如說，這以前做的時候，大部分是美術調查，到一個地方看有什麼畫，技法是什麼技法，瞭解完以後，當地的歷史情況，大致瞭解一下，還是以物質性的年畫為主，這是一種。
我們現在做的是中國民間文化遺產全面普查，它和搶救不一樣了，在農耕文明進入到工業文明這個時期，我們對農耕文明的歷史創造，做個總結式的普查。這個普查跟以往做的都不一樣，比如我們分十個方面，進行全面的一個文化調查。比如說村落歷史，整個村落的歷史的產地史就是它的藝術史，它的遺存分類，鄉村的習俗，工藝流程，工具材料，它的藝人和傳承，就是傳承譜系，他的經營和銷售區域，相關的民間傳說和故事，只有這樣的調查，我們才能把它的文化生命抓住，就是說這個調查，必須是完整、全面、整體的，這樣的調查才能把歷史全部的文化不丟失，全部抓在手裡面，這樣的調查它必須是多學科的，不能光是比如說一些美術的，研究民間美術的專家就行了，它必須要有人類學、民俗學、歷史學、美術學等多方面的專家一塊兒來做，通過文字、錄音、錄影、攝影等手段一起做。
我們的做法是地毯式的普查。比如說我要做這個舞蹈，我把這個舞蹈相關地區要做一個全面調查，然後把這個東西拿出來。做之前我們下做採樣普查，採樣普查完了以後，做普查手冊，然後做人員培訓，是這麼做下來的。
我做中國民協這塊，先做了很多大的專案，比如說中國木板年畫的調查，民間剪紙的調查，唐卡藝術的調查，泥彩塑的調查，各個省的民間美術的調查，民間文學的調查，民間文學的調查，現在基本上已經差不多了，因為這個民間調查，包括民協幾十年來的調查，由於包括史詩，敘事詩、抒情詩、故事、傳說、神話、歌謠、諺語、歇後語，這些部分現在的，我們的就是手抄本和已有本各地方做出來，經過專家整理的八億四千萬字，就是這些東西，能整整放一間屋子，現在叫做資料庫，完了以後我們準備申請聯合國的記憶文化遺產。
一個民族的文學實際分兩部分，一部分是由精英創造的文本的文學；還有一部分是民間集體創造的口頭文學。口頭這一部分如果人們不說就沒有了，所以必須要用文字的方式，甚至用錄影錄音的方式把它記錄下來，然後把它存在資料庫裡面就可靠了。中國的第一部文學《詩經》就是民間口頭文學的一部選集，都是民間創造出來的東西，所以這些史詩，直到現在我們還有發現。
最近我們馬上要出版的苗族長詩，就是我們最近發現的，在貴州西部苗語地區馬山縣，離貴陽不遠，這個地方非常窮，流傳著一個苗族的長詩，打破了過去說中國南方無史詩的說法。我們現在整理出來的第一部分就是一萬兩千行，我們最近就要出版，非常了不起，讀起來很浩蕩，很浩瀚。因為西部苗語很難懂，得譯音，得先錄音下來，然後再把它譯成漢字，這個做了很長時間了，我那個學院也有的研究人員參與做這件事情。
記者：這個領域的保護情況怎麼樣？
馮驥才：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現在有很多的文化遺產，在我們確定完非遺的傳人之後，很多的傳承人就去世了。比如說我們的剪紙，很重要的傳承人庫淑蘭去世了，她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人物，這樣的人很多，因為他們七老八十歲了，所以我現在有一個學生專門做八十歲以上的剪花娘子這個專案，因為他們是農耕時期最後一代人。
現在的情況是重申請，輕保護。前年我們國家23項進入了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那我問你中國剪紙誰保護，什麼辦法保護。中國年畫，一級保護地是49個，二級是41個，加100多個剪紙產地誰統一保護？用什麼辦法保護，保護誰？標準是什麼？誰檢查？沒有。中國書法進入了世界文化遺產了，誰保護？哪個部門保護？這些全部是空白，因為每一級政府完成政績以後，就沒人再管這事了。
飲料、涼茶、酒，食品不能申非遺
記者：你認為文化遺產應該不應該進入文化產業？
馮驥才：我覺得是，還要是針對每一項具體的遺產，比如說我覺得真正的代表一個民族實驗性的東西，就不能進入產業。進入產業和產業化是兩個概念，這個我講的很清楚，文化產業有一個特定的指定，能夠用工業化時代的大規模生產的方式，面向大眾消費物件的這種經營性、服務性的行業叫文化產業。這個文化產業過去中國沒有。
那今天我們進入了一個工業時代，我們搞文化產業，這完全是正當的，是應該做的，而且也應該大力去做。而且這個做還不是一個國家做，是應該企業做，是應該企業來做文化產業，不是國家來做，是應該企業大力的應該做這個文化產業。但是文化產業我覺得必須要按照文化的規律來做，就是文化產業的規律來做。
我覺得文化產業最重要的是兩條，第一條是創意，文化產業因為你要按照商業的規律，要不斷的有新的東西吸引人，人才能去花錢，才能去消費，所以要不斷的創造新的東西，就像我們經常看到的動漫的，美國的電影一樣，不斷要有新的東西，比如說阿凡達提出一個新的技術來，如果沒有這個技術，人家也不會花那麼多的錢，所以這個創意非常重要。
第二個我覺得就是，這種良性的一個市場的競爭和開拓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炒作或者其他的方式。往往你要用一個非正常的手段，我覺得它不會建立一個很好的文化產業，文化產業得有一個產業的氛圍，這個氛圍是市場，就是一個健康、良性的積極的，那麼一個競爭和開拓的市場。
另外我覺得文化產業本質還是一個產業，但因為它文化的性質，它也對社會賦有文化的責任，因為你面對更大更多的消費物件。我覺得美國和日本的文化產業，在國家精神和國家形象推廣宣傳方面，實際也幫了國家的忙，推崇國家的一些價值觀。
記者：同時你又說，文化裡有一部分是可以產業化，有一部分不能產業化，這個標準是什麼？
馮驥才：比如說，我覺得精神性的東西就不能產業化。我覺得精神，精神層面的東西就不能產業化。文學的一些書是可以產業化的。它是在創作完了之後，可以打規模印刷傳播，但是文學創作有不能產業化，作品可以市場化，作家的追求不能市場化。但作品到了市場變成圖書了，就可以產業化了，
有些東西比如說實驗性的作品，創作這些東西，有高尚精神追求的東西，有藝術追求的東西是不能產業化的。比如一個劇團賣票，賣票也並不等於是產業，一個賣票不見得，賣票就是一個產業，產業是大規模生產的複製的那樣的東西，賣票不等於產業，比如說你的話劇，一個戲的話，你得反復的折騰它，得分咐才能在舞臺上立住了，你的茶館做了多少年才把它立起來。如果只是要求它的經濟效益的話，那它不可能精益求精，作品的原創力一定要萎縮。
記者：文化政績化的弊端，這是一個問題。比如說現在名人故里之爭，包括曹操墓之爭，孔子是哪裡人，梁祝的故里在哪裡，祭孔、皇帝、神農，怎麼看這個問題？
馮驥才：我覺得先不說解決，我先說它的危害。第一個危害我覺得它是反文化的，它是我們的文化，不是作為一個我們國家的民族的精神和靈魂而存在，而是為了一種利益服務。
第二個，我覺得它全部的一種錯誤的價值觀。我認為一個社會來講，政府的價值觀和國家的價值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國家的價值觀，像我們這個社會，如果要是說官員的價值觀，政府的價值觀是錯誤的話，對社會的影響，負面要比一般的負面要大得多。
我們的個人價值觀，對社會沒有太大的影響。政府的價值觀，對社會才有影響。如果一切拿文化來精神的，一個人很神聖的東西，來為自己的一個政績服務的話，那麼你就傳佈了一種錯誤的價值觀。對社會來講，它起一個負面的作用。
另外一個，就是讓人們輕視了我們自己的文化，對我們的文化沒有一種尊崇感，沒有一種敬畏，沒有一種神聖感。一個民族的，任何一個民族，我們的古代還是敬惜字紙啊，是吧，我們一張紙，字紙，一張寫字的紙都不能隨便往底下扔。
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書香門第，他有一種對文化的尊重，它對文化，他以這個文化的神聖為他自己的一個驕傲。如果你一個政府拿文化你可以隨便賺錢，你可以隨便折騰，為了自己一個政績，為了自己個利益，然後你隨便那麼折騰，所有人都會輕視你的文化，你的文化可以胡來了。所以我覺得，它對於全民的，所以這種反文化，對整個的社會，尤其對一個社會的精神，一個全民的氣質，文明的這種品位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一百多年了，我們跟著西方走卻遺忘了自己
記者：中國有那麼多大學、研究所、社科院，還有文化、宣傳系統，那麼多的專家學者，為什麼沒有介入到文化遺產保護中來，而是靠你這樣一個作家在呼喊、行動？
馮驥才：我覺得這方面國家沒有計劃，所以中國的民間文化，自己在慢慢瓦解。我負責任的講一句話，現在非物質遺產有一千多項了，但是 80%的遺產後面，沒有研究專家。比如說年畫，目前是22個大產地，真正後面的專家也就是四五個。
沒有專家，沒有研究標準。沒有標準，就沒有辦法判斷他的價值和意義。更別說那些少數民族地區的歌舞、音樂，那後面全都沒有專家。這跟日本不一樣，每一個文化產業後面都有一群專家。
比如中國的木板年畫，我們這次出版了《俄羅斯木板年畫集》，都是從俄羅斯找到的，俄羅斯收藏了將近8000張中國年畫，比中國收藏量還大。我們對俄羅斯的中國年畫整個做了一個調查，這本書出版以後，俄羅斯已經發表了四篇俄羅斯學者寫的文章，但中國國內沒有一篇研究文章。
其實，這個東西很有學術價值，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公諸於世，但我們國內的學者，對它沒有學術興趣，因為他寫這樣的研究文章，沒有多少人看，對他評職稱也沒有多少用。這也意味著這些東西在社會上沒有價值，它沒有一個架子可以擺你這個東西。
記者：這是否說明我們不重視自己的文化，所以在制度上沒有設計和安排。
馮驥才：我覺得現在國家的文化結構、學術結構有問題。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國的民間文化，你沒有學術的權威，你沒有學術部門和學術機構，沒有非常重要的刊物，沒有一批非常好的專家為它去敬業的研究。在中國傳統的文化領域裡，我們看不見學術界。
所以我有一次在政協的會議上，我講了一句話：我們現在還有學術界，有文化界嗎，有哲學界嗎？
我們知識界一定要國家投那麼多錢嗎？比如說羅馬，是羅馬歌劇院重要，還是Takelot重要？你說維也納，到底是維也納歌劇院重要，還是卡來揚和莫劄特重要？中國五四運動的時候，當時政府給文化沒投錢，為什麼四五運動能出魯郭茅巴老曹，能出那麼多的藝術家？
我說藝術家還是我們自身的問題。時代的脊樑不是給你，國家給你創造條件，時代的脊樑是你自己背負自己承擔，我們如果自己的時代裡面，我們的知識份子，我們自己不能承擔這個時代的話。我們非得政府給我們一個什麼職務，或者什麼一個地位，給我們發動多少錢，給我們多少資金，我們才能做的話，我們實際上不是知識份子。你說是不是？我覺得還得有一批中國的知識份子，應該有一種承擔的精神。但是很不幸，現在這樣的人很少。
記者：你怎麼看待這樣一個現實：在中國的文化機構和學術機構裡，研究西方的機構數量遠遠超過研究中國的機構，我們有那麼多美國研究中心，歐洲研究中心，卻很少研究自己的文化；即使有這樣的研究機構，我們重視的都是帝王、廟堂文化，很少有研究社會文化、地域文化、民間文化的。好象民間文化，就不值得研究和保護。
馮驥才：我覺得這個現實有歷史的原因。我覺得歷史一般來講是輕視民間的東西，因為民間文化是大眾創造的，而且是在生活中的不斷改變的東西，不斷的隨著生活千變萬化，它跟精英文化、廟堂文化還是有很大不同的。
我現在做民間文化保護，但是我一直持這樣的觀點：民間創造，精英挑選，在一個時代裡面，完全把民間文化裡頭的東西全部保護起來也不行，還得是用知識份子、精英的眼光來挑選一些民間文化的東西保護起來，它是具有審美價值的，這種判斷我覺得還是需要一種精英的眼光，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把民間文化裡那些精華提升出來。因為它民間文化往往是這樣，就是連文化的創造者，自己並不知道它的文化價值，這是民間文化普遍存在的問題。
這個問題非常重要，西方人眼裡的中國，一個時代是李約瑟那樣的理解，認為中國是一個雍容大氣，寧靜、寬和，有東方神秘主義的那樣一個國度。然後清末時期，外國傳教士到中國來，他們目睹了中國從盛到衰的過程，中國物質上由地大物博到貧窮，在這個時期裡頭，中國人在這種環境下的劣根性全表現出來了，正好被傳教士看在眼裡記下來了。所以在當時西方傳教士寫到文章裡頭，全都是魯迅當時批評中國人的那些不好的東西。
我後來寫過一篇文章，談魯迅的功與過，在當時引起很大的爭論。我認為魯迅當時沒有思想武器，他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從亞瑟史密斯那兒把他們嘲笑中國人的劣根性拿過來，來抨擊中國人，可是他批判事物的角度，恰恰都代表的是西方人的東方觀。這個問題，到今天我們得思辨一下，如果不擺脫這個看問題的角度，會老認為我們有問題。
去年，我參加香港書展，一天吃飯的時候，杜維明在門口等我，我們一塊兒吃早點，他第一句就問我：“馮先生我問你一句話，為什麼東西一比較的時候，我們先說自己的不好，我們好象很少說我們自己是好的，總說我們自己不好的地方，為什麼？
當時我回答說：“杜先生你提到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找個時間咱倆對話吧，我覺得五四運動時，魯迅對中國人的看法，對革命性的看法，特別值得我們再反思。我覺得魯迅在那個時代對中國的人文性批判，我覺得是非常了不起的，非常有勇氣。但這種批判很容易跟西方人的東方觀（薩伊德說的東方主義）混淆到一起。這種西方人的東方觀到今天，仍然在發揮作用，後來在張藝謀的電影獲獎裡面起了很大的作用。這裡面有特別多的問題，我們需要把它摘清楚了，然後我們才能夠非常從容的面對自己，面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未來。
現在，中國經濟上好像起來了，覺得跟西方可以牛一下了，但是文化上，我覺得如果弄不清楚的話，我們這種牛仍然是暴發戶似的，因為我們並不知道自己好在什麼地方。”
我這些年在中國民間文化領域做 了太多的事情，我一直想找一個時間出來一下，在精英文化領域裡做一點事情，特別是對於中國文化的整理上，包括這個問題的整理上再做一點工作。
從清代的，從鴉片戰爭以來，開始是外國人打自己，後來文化革命時是自己打自己，一直打得自己體無完膚，甚至打到粉身碎骨的地步。然後又進入改革開放，商業文明、現代化、工業化、全球化又進來，我們自己的文化一直是一堆碎片，我們現在要找到自己。
如果我們老找不到自己，我們在西方人眼裡，永遠是個暴發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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