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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學”中有一個歷史懸案， 就是曹家被抄之謎， 一直是學者們爭執的焦點。 要破解這個謎案， 先要從曹雪芹的家世說起。
遠的略去， 曹雪芹的先祖中的一支在明代末年時， 遷居到山海關外今遼東鐵嶺任守邊武職， 後來被努爾哈赤擊破俘虜， 成為清正白旗的一名包衣（奴隸）。 清軍入關後， 隸屬內務府， 世代為奴， 出身“下賤”。
康熙幼年生母早逝， 全靠一位保姆撫養， 康熙對此終身感恩不忘， 這位保姆就是曹雪芹的曾祖母。 康熙即位後不久就派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璽到江甯任織造監督， 掌管江南為宮中所需的衣服、綢緞等高檔絲織品。 本來是每年輪換的江甯織造到了曹璽任上， 由於受到康熙的特別恩典， 改為終身任職， 不僅如此， 就連曹璽的子孫也特許繼任， 可謂顯赫一時。
然而， 到了曹雪芹的父輩這一代， 曹家已經顯露敗跡， 先是曹璽的長子曹寅病逝，
康熙駕崩後， 雍正皇帝即位。 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上諭著江南總督范時繹查封曹頫家產。 按照當時的驛遞條件， 上諭到江甯， 江南總督范時繹執行查抄當已在雍正六年正月十五日元宵前後。 所以歷史上認定的曹家被抄時間應該是在雍正六年正月。 而對於被查抄的原因， 則眾說紛紜， 結論不同， 成為曹學謎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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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聽聽在央視《百家講壇》欄目中開講的劉心武先生是怎麼說的。 這位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以小說《鐘鼓樓》成名的作家， 在九十年代後， 成為《紅樓夢》的積極研究者， 他的央視講壇對紅學在民間的普及與發展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劉心武先生說“1728年， 雍正六年， 曹家終於敗落， 直接原因之一， 是查出了曹雪芹的父親曹頫替雍正的政敵塞思黑藏匿了寄頓他家的一對‘本身連座五尺六寸’的金獅子。
劉先生接著又說：“如果所藏不僅是金獅子更是活人， 比如說塞思黑的女兒， 那就不僅是家道中興， 而是要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了！”“但我以為第七十五回所寫的榮國府替被罪的甄家藏匿財物一罪， 確實還不是整個賈氏家族的首罪， 更非造釁的開端， 因為甯國府的賈珍藏匿的不是一般的罪家， 也不是其財產， 而是大活人——秦可卿。 。 。 ”
如果說曹家因藏匿金獅子被抄家是劉先生根據後來發生歷史事件推斷的結論的話， 那麼曹家藏匿塞思黑的女兒以及此人就是紅樓夢中的秦可卿這個推斷就是劉心武先生文學家的藝術想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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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 劉心武先生的結論代表了曹家被抄的“政治原因說”， 只不過劉先生把政治原因做了文學的聯想和發揮罷了。 與劉先生持類似觀點的還有周汝昌先生， 周先生在他的紅學普及讀本《紅樓小講》中寫道：
“誰想數年之後，即有一場大難臨頭，家破人亡，幾乎遭到滅門之禍。原來，康熙帝的諸位皇子早有預謀嗣位人的暗爭，最後由其第四子胤禛以陰謀手段取得帝位，是為雍正帝。他得勢後一力剷除異己的黨派，包括皇室骨肉手足、康熙的親任、內務府知情的包衣，最後連助他謀位的功臣也難逃厄運。因此，曹家以內務府包衣、先朝親信、與雍正的敵黨多有舊誼等關係，遂以瑣故藉口抄家、獲罪、逮問枷示的嚴酷懲治。”
與周汝昌先生和劉心武先生的政治說相對的是“經濟原因說”。他們認為，曹家經濟的巨大虧空是曹家被抄的主要原因。而曹家的虧欠，主要是在曹寅任上逐漸積累起來的。曹寅任內曾經四次接駕康熙，每次的排場自然極其奢華，曹家不斷修建和擴建行宮、花園，甚至開挖河道供皇帝的遊船出入，花費已經遠遠超出了曹家的承受能力。如康熙五十一年,，《內務府奏詳核烏羅圖查算西花園工程用銀不實應予議處摺》稱，曹寅在西花園修建房屋、挖河、堆泊岸等項工程用銀十一萬餘兩，修建房屋、亭子、船隻、雨搭、簾子等項，用銀七萬七千余兩，從中可見一斑。曹雪芹在《紅樓夢》第十六回通過趙嬤嬤之口，說出了甄家（即曹家）接駕花費的情況：“噯吆吆，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倒顧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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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家虧欠的數額可能是相當巨大的。曹頫在康熙五十二年的奏摺中說：“竊奴才父寅去年身故，荷蒙萬歲天高地厚洪恩，憐念奴才母子孤寡無依，錢糧補欠未完，特命李煦代任兩淮鹽差一年，將所得銀共五十八萬六千兩所以織造各項錢糧及代商完欠，李煦與奴才眼同具已解補清完，共五十四萬九千六百餘兩。”康熙五十五年，又發現還有曹寅在世時所欠債務計二十六萬三千餘兩，而這些虧空是當時的曹家根本無力償還的。
曹家的虧欠，在康熙時已是十分嚴重的問題。曹家和康熙都已十分清醒地認識到它的嚴重性。曹家更加意識到它與自己的身家性命攸關了。但是只要康熙在位，靠老皇帝的恩典曹家還能勉強過關，但是康熙駕崩雍正即位後，曹家就難逃被抄家的厄運了。
[page]關於曹家被抄的原因，無論是“政治原因說”還是“經濟原因說”，有些是有據可查的，有些是都是根據歷史事實推斷的。但是不能忽視的是，在曹家被抄這個事件中，有一個人始終被妖魔化了，這個人就是雍正皇帝，而民間關於雍正採用篡改遺詔奪位的傳說是雍正被妖魔化的直接原因。這是曹家被抄謎題始終無法破解的根本原因。
近讀朱家溍先生著作《故宮退食錄》，書中對曹家被抄原因的解析讓人感覺眼前一亮。
朱家溍先生在書中寫道：“例如文學史上，《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有不少研究他家世的論著，把曹家被抄，說成是雍正和幾個兄弟爭奪皇位有關，把問題的性質無限上綱上線，已經到非歷史真面目了。但問題的性質果真如此嗎？如果對清代歷史有整體的理解，首先知道當時雍正是整理全國財政，清理各項官款的虧欠，不是什麼專門懲辦曹家。根據內務府檔案可知，雍正先是派李煦替曹家清理欠款，用意是因為李煦和曹家是親戚，可以設法為曹家彌補。不料李煦反而在江甯織造侵吞一筆款，因而遭到重遣。雍正對於曹家的處理是因為看清了曹寅的後輩都是極其無能的，如果聽之任之，不但照舊拖欠官款，而且越來越糟，不如給他一個抄家結束此案，實際所抄並抵不過虧欠的數目，這就相當於近現代由法院判決宣告破產，於是債務人便不再有任何負擔。何況雍正對於曹家還在北京留了一處住宅，在內務府給了一個主事，應該說雍正對於曹家還是相當照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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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溍先生家學淵源，早在故宮博物館成立之初即被聘為專門委員。他對清代政治經濟制度、宮廷禮儀、服飾、傢俱、書畫、戲劇，甚至美食都有專門的研究，是著名的清史專家。朱家溍先生對曹家被抄原因的解析，回答了以前很多學者認為雍正自相矛盾的兩個問題。第一，曹家對康熙皇帝有恩，雍正作為康熙的正統接班人（朱先生說，根據清代宮廷傳位元制度，民間傳說中關於雍正篡改詔書奪位的說法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沒有理由對曹家興師問罪。而雍正通過查抄曹家這件事，既執行了當時自己制定的反腐倡廉的經濟政策，又幫助曹家擺脫了後代根本無法歸還的積欠債務，可謂一石二鳥，非常巧妙。第二，根據現存檔案記載看，曹家被抄沒後，其家族和親友，不僅沒有受到株連，而且曹頫的堂伯父曹宜、堂兄曹頎還有了升遷，曹頎幾次得到雍正帝賜予的御筆“福”字，恩寵有增無減。朱家溍先生的解析很妥帖地解答了這些疑惑。而在此之前，專家學者都把雍正處理曹家問題中的自相矛盾歸結為雍正怪癖的性格和卑下的人格，這是歷史的對雍正的誤讀。
周先生在他的紅學普及讀本《紅樓小講》中寫道：“誰想數年之後，即有一場大難臨頭，家破人亡，幾乎遭到滅門之禍。原來，康熙帝的諸位皇子早有預謀嗣位人的暗爭，最後由其第四子胤禛以陰謀手段取得帝位，是為雍正帝。他得勢後一力剷除異己的黨派，包括皇室骨肉手足、康熙的親任、內務府知情的包衣，最後連助他謀位的功臣也難逃厄運。因此，曹家以內務府包衣、先朝親信、與雍正的敵黨多有舊誼等關係，遂以瑣故藉口抄家、獲罪、逮問枷示的嚴酷懲治。”
與周汝昌先生和劉心武先生的政治說相對的是“經濟原因說”。他們認為，曹家經濟的巨大虧空是曹家被抄的主要原因。而曹家的虧欠，主要是在曹寅任上逐漸積累起來的。曹寅任內曾經四次接駕康熙，每次的排場自然極其奢華，曹家不斷修建和擴建行宮、花園，甚至開挖河道供皇帝的遊船出入，花費已經遠遠超出了曹家的承受能力。如康熙五十一年,，《內務府奏詳核烏羅圖查算西花園工程用銀不實應予議處摺》稱，曹寅在西花園修建房屋、挖河、堆泊岸等項工程用銀十一萬餘兩，修建房屋、亭子、船隻、雨搭、簾子等項，用銀七萬七千余兩，從中可見一斑。曹雪芹在《紅樓夢》第十六回通過趙嬤嬤之口，說出了甄家（即曹家）接駕花費的情況：“噯吆吆，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倒顧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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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家虧欠的數額可能是相當巨大的。曹頫在康熙五十二年的奏摺中說：“竊奴才父寅去年身故，荷蒙萬歲天高地厚洪恩，憐念奴才母子孤寡無依，錢糧補欠未完，特命李煦代任兩淮鹽差一年，將所得銀共五十八萬六千兩所以織造各項錢糧及代商完欠，李煦與奴才眼同具已解補清完，共五十四萬九千六百餘兩。”康熙五十五年，又發現還有曹寅在世時所欠債務計二十六萬三千餘兩，而這些虧空是當時的曹家根本無力償還的。
曹家的虧欠，在康熙時已是十分嚴重的問題。曹家和康熙都已十分清醒地認識到它的嚴重性。曹家更加意識到它與自己的身家性命攸關了。但是只要康熙在位，靠老皇帝的恩典曹家還能勉強過關，但是康熙駕崩雍正即位後，曹家就難逃被抄家的厄運了。
[page]關於曹家被抄的原因，無論是“政治原因說”還是“經濟原因說”，有些是有據可查的，有些是都是根據歷史事實推斷的。但是不能忽視的是，在曹家被抄這個事件中，有一個人始終被妖魔化了，這個人就是雍正皇帝，而民間關於雍正採用篡改遺詔奪位的傳說是雍正被妖魔化的直接原因。這是曹家被抄謎題始終無法破解的根本原因。
近讀朱家溍先生著作《故宮退食錄》，書中對曹家被抄原因的解析讓人感覺眼前一亮。
朱家溍先生在書中寫道：“例如文學史上，《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有不少研究他家世的論著，把曹家被抄，說成是雍正和幾個兄弟爭奪皇位有關，把問題的性質無限上綱上線，已經到非歷史真面目了。但問題的性質果真如此嗎？如果對清代歷史有整體的理解，首先知道當時雍正是整理全國財政，清理各項官款的虧欠，不是什麼專門懲辦曹家。根據內務府檔案可知，雍正先是派李煦替曹家清理欠款，用意是因為李煦和曹家是親戚，可以設法為曹家彌補。不料李煦反而在江甯織造侵吞一筆款，因而遭到重遣。雍正對於曹家的處理是因為看清了曹寅的後輩都是極其無能的，如果聽之任之，不但照舊拖欠官款，而且越來越糟，不如給他一個抄家結束此案，實際所抄並抵不過虧欠的數目，這就相當於近現代由法院判決宣告破產，於是債務人便不再有任何負擔。何況雍正對於曹家還在北京留了一處住宅，在內務府給了一個主事，應該說雍正對於曹家還是相當照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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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溍先生家學淵源，早在故宮博物館成立之初即被聘為專門委員。他對清代政治經濟制度、宮廷禮儀、服飾、傢俱、書畫、戲劇，甚至美食都有專門的研究，是著名的清史專家。朱家溍先生對曹家被抄原因的解析，回答了以前很多學者認為雍正自相矛盾的兩個問題。第一，曹家對康熙皇帝有恩，雍正作為康熙的正統接班人（朱先生說，根據清代宮廷傳位元制度，民間傳說中關於雍正篡改詔書奪位的說法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沒有理由對曹家興師問罪。而雍正通過查抄曹家這件事，既執行了當時自己制定的反腐倡廉的經濟政策，又幫助曹家擺脫了後代根本無法歸還的積欠債務，可謂一石二鳥，非常巧妙。第二，根據現存檔案記載看，曹家被抄沒後，其家族和親友，不僅沒有受到株連，而且曹頫的堂伯父曹宜、堂兄曹頎還有了升遷，曹頎幾次得到雍正帝賜予的御筆“福”字，恩寵有增無減。朱家溍先生的解析很妥帖地解答了這些疑惑。而在此之前，專家學者都把雍正處理曹家問題中的自相矛盾歸結為雍正怪癖的性格和卑下的人格，這是歷史的對雍正的誤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