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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的三個時代與三大歷史性挑戰|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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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深

應對“修昔底德陷阱”, 其實質是實現“強國夢”。

應對“中等收入陷阱”, 其實質是實現“富民夢”。

應對“話語霸權陷阱”, 其實質是實現“民族文化復興之夢”。

原文:《當代中國的三個時代與三大歷史性挑戰》

作者:上海財經大學教授 魯品越

上海第二工業大學副教授 王永章

習近平主政伊始, 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上提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 ”“現在, 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這次講話的深遠意義到底是什麼?在於宣告當代中國一個新的歷史時代的來臨——這就是“實現中國夢時代”。 馬克思說, “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 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 任務本身, 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

才會產生。 ”而歷史任務正是一個民族或社會必須應對的歷史性挑戰, 這是劃分歷史性時代的客觀依據。 據此, 當代中國歷史應當劃分為以下三個時代。

01

1.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制度確立時代。

從鴉片戰爭始的近代, 中國曾淪為帝國主義列強瓜分的對象。 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三座大山以救亡圖存, 是中華民族必須應對的歷史性挑戰。 以辛亥革命為標誌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時代雖然推翻了封建帝制, 但中國卻由此先後陷入軍閥混戰與割據的格局, 未能成功應對這一挑戰。 正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完成了這一歷史任務: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

經過建國階段確立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 這是當代中國的第一個歷史時代——新民主主義革命與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時代, 可稱為“毛澤東時代”。

新中國建立之後, 立即面臨巨大歷史挑戰:與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水準上落差巨大,

國家綜合國力不足, 溫飽問題沒有解決, 整個國家處於貧困狀態。 但建國之初缺乏應對這一歷史挑戰的條件。 這是因為剛剛成立的新中國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 新生政權還需要“以階級鬥爭為綱”來維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使命, 中國需要夯實基礎, 積蓄力量, 等待機會, 才能解決貧困的挑戰。

02

2.改革開放時代。

隨著獨立的民族工業化體系初步建立,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基本鞏固, 中國逐漸具備了成功地應對貧困問題的歷史性挑戰的歷史條件。 其標誌性事件是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凝聚全黨共識, 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 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在國際環境層面,

基於美、蘇、中三角鼎立的格局, 發達國家資本過剩與產業轉移的趨勢, 中國對外開放具有了客觀可能性。

於是從1978年開始,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 把應對貧困的歷史性挑戰作為壓倒一切的歷史任務, 開創了以“南方講話”為標誌的鄧小平理論。 在此基礎上,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同時闡述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改革開放確立了正確的政治方向。隨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以建立“和諧社會”為導向來協調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利益衝突問題,用“科學發展觀”來解決市場經濟建設中出現的生態環境等一系列問題。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它所引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10年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我國成功應對貧困問題的歷史性挑戰的里程碑式標誌。由此構成當代中國的第二個時代:在革命與建國的偉大成就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時代”。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領導人開創和建立的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是成功地應對中國面臨的民族危亡的歷史性挑戰而取得的偉大歷史成果,這個制度不可動搖,乃是我國的立國之本。由鄧小平同志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道路,成功地應對貧困問題的歷史性挑戰而取得巨大的歷史性成功,這條道路乃是強國之路。而隨著成為世界第二代經濟體,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全新的歷史性挑戰。這種全新的挑戰需要當代中國人民完成新的歷史任務,當代中國由此進入新的時代。

03

3.“三大陷阱”:中華民族面臨新的歷史性挑戰。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的當代中國,所面臨的全新的歷史性挑戰,概括起來說就是“三大陷阱”:

一是國際關係上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即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關係的陷阱。

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之後,世界對這個里程碑事件的反應,是2012年奧巴馬政府公佈美國新軍事戰略報告《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標誌美國開始圍堵中國。這是美國的全球霸權面對初步發展起來的中國的必然表現。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複雜的國際關係。一方面美國離不開中國,因為以“美元霸權”為基礎的壟斷資本必須依靠吸收全球剩餘價值才能生存,而具有13億人口的中國是全球剩餘價值的最大源泉。正因如此,美國希望將中國永遠固定在國際產業鏈的低端,並且通過其貿易保護政策限制中國的發展,迫使中國永遠接受其美元霸權的盤剝,永遠受到美國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封鎖與限制。一旦中國實行創新驅動與產業結構的轉型,通過“一帶一路”突破美國霸權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通過亞投行與人民幣離岸結算部分地擺脫美元霸權控制,代表壟斷資本利益的美國政權必然要千方百計挑動中國周邊國家圍堵中國,造成中國國際環境的緊張與動盪,驅使資本流出,遏制中國發展。這是壟斷資本的內在矛盾在國際關係上的表現。能否克服這一陷阱,成為當下中國面臨的嚴峻而複雜的歷史性挑戰。

二是“中等收入陷阱”,這是後發展國家經過一段高速發展,收入水準達到國際中下等水準之後,經濟發展潛力逐步喪失,從而陷入生態危機、經濟停滯、社會動亂和政治危機之中。

發展中國家為了在國際競爭中用低成本優勢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同時,以三低(低工資、低福利、低效益)和三高(高消耗、高污染、高事故)為代價。這樣的經濟增長方式必然不可持續,由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在發展中國家的特殊表現形態。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高速發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充分利用境外與境內資本力量而取得的,所以上述情形在中國大地上也在一定程度上發生過,造成中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能不能成功地克服這一陷阱,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面臨的巨大的歷史性挑戰。

三是在政治領域與思想文化領域,我國面臨“話語權陷阱”的嚴峻挑戰。

國際資本之所以擁有話語霸權,一方面是基於其遍佈全球的傳媒網路系統、教育與學術評價體系,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建構了數百年之久的以“普世價值”為靈魂的話語體系。所謂“普世價值”,乃是用“把世界概念化”的形而上學的抽象方法得到的孤立的人類個體的“普遍價值”,它被認為源于“天理”的“人類本性”,因而成為淩駕在一切社會和一切人之上的“普遍法則”。這是建立在不平等的社會現實基礎上的“自由、平等、人權”,而其表現形式則是資本主導下的市場經濟制度與多党競爭民主制。這種形式上平等自由的“普世價值”實施於不平等社會現實基礎上,實質上成為社會不平等的放大器:因為人們利用這種“自由平等權利”實現其自身利益的機會與其擁有的資本與貨幣成正比。這種“普世價值”佔據所謂“人類道德的至高點”,成為裁決全球政治行為與思想文化的話語權。如果中國一旦接受,接踵而至的便是臣服於霸權國家依據“普世價值”制定的各種“國際標準”,從而陷入聽命於霸權國家的“話語權陷阱”。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如果我們用西方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來剪裁我們的實踐,用西方資本主義評價體系來衡量我國發展,符合西方標準就行,不符合西方標準就是落後的陳舊的,就要批判、攻擊,那後果不堪設想!最後要麼就是跟在人家後面亦步亦趨,要麼就是只有挨駡的份。”

04

4.應對新歷史性挑戰的新時代——實現中國夢時代。

應對“修昔底德陷阱”,其實質是實現“強國夢”。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科學地加以應對,努力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避免大國對抗與零和博弈的歷史覆轍,沉著應對美國圍堵中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通過“一路一帶”建構世界各國人民的“命運共同體”,依靠各國人民建立世界各國平等協商、互利共贏的新型國際秩序。

應對“中等收入陷阱”,其實質是實現“富民夢”。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科學地將中國經濟面臨的新的挑戰稱為“新常態”,既看到這種新常態對經濟增長不利的一面,也看到它在促進我國經濟轉型發展上的積極的方面。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主要內容的供給側改革是應對這種挑戰的重要方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五大新發展理念則是應對這一挑戰的頂層設計。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我國國有企業, 是我國能夠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的制度保障。

應對“話語霸權陷阱”,其實質是實現“民族文化復興之夢”。習近平同志提出了建立世界各民族之間平等互利、休戚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及其“共同價值”。“一帶一路”建設使中國所奉行的“親誠惠容”的國際關係價值觀通過基礎設施建設過程得到實實在在的體現。堅持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發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 一種立足于馬克思主義原理、打破西方“普世價值”話語權的中國話語權體系,正在逐步生成與建立。

因此,應對這三大陷阱的偉大歷史任務,正是作為“強國夢”、“富民夢”和“民族文化復興之夢”的有機統一體——中國夢,這是由歷史的邏輯所決定的“中國夢”的深刻內涵。近代以來的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追求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的歷史,但是真正實現和完成這一偉大任務的時代,正是中共十八大開啟的當下時代!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59期第3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在此基礎上,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同時闡述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改革開放確立了正確的政治方向。隨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以建立“和諧社會”為導向來協調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利益衝突問題,用“科學發展觀”來解決市場經濟建設中出現的生態環境等一系列問題。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它所引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10年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我國成功應對貧困問題的歷史性挑戰的里程碑式標誌。由此構成當代中國的第二個時代:在革命與建國的偉大成就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時代”。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領導人開創和建立的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是成功地應對中國面臨的民族危亡的歷史性挑戰而取得的偉大歷史成果,這個制度不可動搖,乃是我國的立國之本。由鄧小平同志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道路,成功地應對貧困問題的歷史性挑戰而取得巨大的歷史性成功,這條道路乃是強國之路。而隨著成為世界第二代經濟體,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全新的歷史性挑戰。這種全新的挑戰需要當代中國人民完成新的歷史任務,當代中國由此進入新的時代。

03

3.“三大陷阱”:中華民族面臨新的歷史性挑戰。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的當代中國,所面臨的全新的歷史性挑戰,概括起來說就是“三大陷阱”:

一是國際關係上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即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關係的陷阱。

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之後,世界對這個里程碑事件的反應,是2012年奧巴馬政府公佈美國新軍事戰略報告《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標誌美國開始圍堵中國。這是美國的全球霸權面對初步發展起來的中國的必然表現。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複雜的國際關係。一方面美國離不開中國,因為以“美元霸權”為基礎的壟斷資本必須依靠吸收全球剩餘價值才能生存,而具有13億人口的中國是全球剩餘價值的最大源泉。正因如此,美國希望將中國永遠固定在國際產業鏈的低端,並且通過其貿易保護政策限制中國的發展,迫使中國永遠接受其美元霸權的盤剝,永遠受到美國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封鎖與限制。一旦中國實行創新驅動與產業結構的轉型,通過“一帶一路”突破美國霸權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通過亞投行與人民幣離岸結算部分地擺脫美元霸權控制,代表壟斷資本利益的美國政權必然要千方百計挑動中國周邊國家圍堵中國,造成中國國際環境的緊張與動盪,驅使資本流出,遏制中國發展。這是壟斷資本的內在矛盾在國際關係上的表現。能否克服這一陷阱,成為當下中國面臨的嚴峻而複雜的歷史性挑戰。

二是“中等收入陷阱”,這是後發展國家經過一段高速發展,收入水準達到國際中下等水準之後,經濟發展潛力逐步喪失,從而陷入生態危機、經濟停滯、社會動亂和政治危機之中。

發展中國家為了在國際競爭中用低成本優勢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同時,以三低(低工資、低福利、低效益)和三高(高消耗、高污染、高事故)為代價。這樣的經濟增長方式必然不可持續,由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在發展中國家的特殊表現形態。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高速發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充分利用境外與境內資本力量而取得的,所以上述情形在中國大地上也在一定程度上發生過,造成中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能不能成功地克服這一陷阱,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面臨的巨大的歷史性挑戰。

三是在政治領域與思想文化領域,我國面臨“話語權陷阱”的嚴峻挑戰。

國際資本之所以擁有話語霸權,一方面是基於其遍佈全球的傳媒網路系統、教育與學術評價體系,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建構了數百年之久的以“普世價值”為靈魂的話語體系。所謂“普世價值”,乃是用“把世界概念化”的形而上學的抽象方法得到的孤立的人類個體的“普遍價值”,它被認為源于“天理”的“人類本性”,因而成為淩駕在一切社會和一切人之上的“普遍法則”。這是建立在不平等的社會現實基礎上的“自由、平等、人權”,而其表現形式則是資本主導下的市場經濟制度與多党競爭民主制。這種形式上平等自由的“普世價值”實施於不平等社會現實基礎上,實質上成為社會不平等的放大器:因為人們利用這種“自由平等權利”實現其自身利益的機會與其擁有的資本與貨幣成正比。這種“普世價值”佔據所謂“人類道德的至高點”,成為裁決全球政治行為與思想文化的話語權。如果中國一旦接受,接踵而至的便是臣服於霸權國家依據“普世價值”制定的各種“國際標準”,從而陷入聽命於霸權國家的“話語權陷阱”。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如果我們用西方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來剪裁我們的實踐,用西方資本主義評價體系來衡量我國發展,符合西方標準就行,不符合西方標準就是落後的陳舊的,就要批判、攻擊,那後果不堪設想!最後要麼就是跟在人家後面亦步亦趨,要麼就是只有挨駡的份。”

04

4.應對新歷史性挑戰的新時代——實現中國夢時代。

應對“修昔底德陷阱”,其實質是實現“強國夢”。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科學地加以應對,努力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避免大國對抗與零和博弈的歷史覆轍,沉著應對美國圍堵中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通過“一路一帶”建構世界各國人民的“命運共同體”,依靠各國人民建立世界各國平等協商、互利共贏的新型國際秩序。

應對“中等收入陷阱”,其實質是實現“富民夢”。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科學地將中國經濟面臨的新的挑戰稱為“新常態”,既看到這種新常態對經濟增長不利的一面,也看到它在促進我國經濟轉型發展上的積極的方面。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主要內容的供給側改革是應對這種挑戰的重要方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五大新發展理念則是應對這一挑戰的頂層設計。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我國國有企業, 是我國能夠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的制度保障。

應對“話語霸權陷阱”,其實質是實現“民族文化復興之夢”。習近平同志提出了建立世界各民族之間平等互利、休戚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及其“共同價值”。“一帶一路”建設使中國所奉行的“親誠惠容”的國際關係價值觀通過基礎設施建設過程得到實實在在的體現。堅持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發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 一種立足于馬克思主義原理、打破西方“普世價值”話語權的中國話語權體系,正在逐步生成與建立。

因此,應對這三大陷阱的偉大歷史任務,正是作為“強國夢”、“富民夢”和“民族文化復興之夢”的有機統一體——中國夢,這是由歷史的邏輯所決定的“中國夢”的深刻內涵。近代以來的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追求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的歷史,但是真正實現和完成這一偉大任務的時代,正是中共十八大開啟的當下時代!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59期第3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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