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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老齡化迥異凸顯農村老年人服務重要性

本報記者 張孔娟 徐楠

中國由於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農村與城市之間人口老齡化進程、老齡產業、老齡服務業發展存在較大差別。 長期以來,對於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有兩個基本判斷:其一,中國人口老齡化所產生的後果,最後一定會落在農村;其二,若將服務保障與資金保障相比,前者更重要、更迫切。 如果說過去這只是一個理論推斷,那麼,今天再到農村去看看,這兩個判斷則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

人口流動改變家庭養老

自改革開放以來,至少有2億多農村居民,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他們已經成了 “農民工”。

但是,即使他們已經成為中國產業工人的主體,由於城鄉二元結構的壁壘,意味著他們得不到與城市人口同等的待遇,他們被稱為外來人口或流動人口。 如果說古代遊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動,那麼這些現代的被稱為外來的、流動的人口,就是逐就業機會而動,一輩子可能都要為了生計而奔波、流落他鄉。 這一“動”的結果,就是遠離家庭,難以顧家,其中當然也包括對家中老人的盡孝。 當他們老了,打工無著的時候,還得回到農村的家中養老,而他們的子女卻再次義無反顧地走向城市。

這樣的循環往復會造成怎樣的後果?實際上,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最大影響是勞動力缺乏,而一線城市和大、中城市,只要有就業機會和工作崗位,就會有來自外地的,主要是農村的勞動力來補充。

所以,一線城市和大、中城市,人口老齡化相對于廣大的農村,問題可能還不是那麼突出。

然而,年輕人奔向城市,老年人則滯留在農村。 當老人身體健康或僅僅偶有小恙時,自然是老夫老妻相濡以沫,尚可自己照顧自己。 但一旦喪偶,或者失能、失智沒有自理能力了,誰來照顧他們?所以,如前所述,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後果一定會體現在農村,而且農村老人面臨的難題還不僅僅是錢的問題,更大的困難是服務、照料問題。

從數字看中國人口老齡化真相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城市中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是9.7%,而農村則是10.9%,農村老年人的比重已經比城市多出1.2個百分點。

十年之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時,城市中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到11.7%,而農村上升得更快,已經達到15.0%,比城市高出3.3個百分點。

農村的老齡化程度高於城市,是因為大量的農村勞動力“流出”。 據人社部提供的資料,全國的農民工總量,2009年是22978萬人,2010年是24223萬人,2011年是25278萬人,2012年是26261萬人,2013年是26894萬人,2014年27395萬人。 在這6年中,農民工總量以平均每年3.6%的速度,保持著逐年增長的態勢。

正因為如此,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提供的資料,已經是按常住人口計算中國各地區的老齡化程度了。 其中前10名的排序是:重慶 (17.42%);四川(16.30%);江蘇(15.99%);遼寧 (15.43%);上海 (15.07%);安徽 (15.01%);山東(14.75%);湖南(14.54%);湖北(13.93%);浙江(13.89%)。 相信以上排列的順序,肯定跟公眾的一般印象大相徑庭。

其中除了東部省份可能是因為計劃生育執行得堅決,所以老齡化程度較高,其他中西部省份的老齡化程度偏高,應該都是因為有大量中青年勞動者流動出省務工經商所致。 因此,西南地區的重慶和四川,因為是人口流出大省而凸顯老齡化較高的態勢。

現在很多城市的地方政府,都在強調本地老齡化發展速度太快,但是所披露的資料大多是按戶籍人口計算的。 2013年,上海市的戶籍人口中,60歲及以上老年人的比重為28.8%,但若以常住人口為分母來計算,老年人的比重可能會下降到17%左右。

但反過來,因為中青年人都背井離鄉去城市務工經商,農村留下了近5000萬“留守老人”困守空巢。 “十三五”期間,農村的老年服務問題必須擺上議事日程。

應該看到,這是市場經濟拉動的大潮,個人和家庭實際上是無力抗拒的,因此主要的責任還是要落在社會和社會管理者身上。 要求“人在外打工身不由己”的他們“常回家看看”,並不現實。 因此,農村老年服務的社會化是中國社會必定要做的事,政府和社會直接對農村老人提供社會化、專業化的服務照料,應該比給現金津貼更重要。

改善農村老齡人口服務的嘗試

實際上,“十二五”以來,已經有地方政府、基層組織和其他社會各方開始主動考慮如何富有成效地為農村老年人提供服務。 在有一定經濟基礎的農村地區,無論是本土的農村合作社領頭人,還是外來的經營現代農業企業投資人,不約而同地提出了同樣的設想:是否能夠讓農村的老人,以土地來換取必需的日常生活照料服務?經營農村合作社或投資現代農業,都需要將農村的土地集中起來進行規模化、集約化的經營。 那麼,讓老人將自己名下承包的土地經營權轉讓給上述經營者或投資人,而經營者或投資人則相對集中地全面負擔為老人提供生活起居、日常照料的責任。當然,這樣的服務照料必須是終身的,不折不扣一直持續到老人離世。

在經濟基礎較差的農村地區,是否可以嘗試讓老人家中的中年人或年輕老人照顧自家的老人,政府則給予適當的經濟補貼。出外打工的農村勞動力,女性到40歲以上,男性到50歲以上,就進入了就業困難期。如果回家照料老人就意味著經濟收入喪失,可能大多數人還會在外繼續打拼;如果回家照料老人能夠得到政府補貼,有一定的經濟收入,就可能會有很多人願意接受這樣的安排。首先是宣導自家人照顧自家的老人,然後向外擴展去照顧別人家裡的老人,逐步擴散滲透,以根本解決老年服務問題。對於政府和社會而言,這恐怕是一個花錢最少、最經濟實惠的服務方案。

其實,這也是個國際潮流,北歐國家首創的家務勞動“社會工資”,然後傳到歐美,現在東亞的日本、新加坡等國家,都已經或正在考慮出臺類似的老年服務政策。

當然,為了實現良好的老年服務效率和效果,政府的責任就是要規劃並規範適用的服務方案;然後對服務的過程進行監管,主要是經常性地探視老人,對老人的服務需求和服務者的服務效果進行評估,以及組織活動向提供服務者傳授老年服務的專業技術和技巧。具體的操作則可以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委託社會組織和社工機構去實施。

要宣導相關的社會組織,主要是民辦非營利性質的、有相當規模的專業老年服務機構,將其專業化的服務向基層延伸。先在農村的基層社區設立老年服務中心,為失能、半失能、失智的老人提供日間照顧服務,也為健康老人提供文化娛樂服務。然後,由社區的老年服務中心向居家的老人提供上門服務。在實行集中提供老人生活服務的地方,社會組織可以主動接受企業或者合作社的委託,與機構本身的服務延伸結合起來運作。在實行家庭照顧方案的地方,社會組織要負責組織活動,向承擔服務照料責任的家庭成員傳授老年服務的知識,以及對服務者進行考核評比的任務。

在服務過程中,必須有社會工作機構介入,用個案工作、小組工作和社區工作等方法,對老年人服務的供需雙方進行專業性的干預,社會工作者負責組織老人參加文化娛樂和保健康復活動,評估老人的服務需求,評估服務提供者的服務效率和效果,並提供心理上或其他必需的專業支援。

總而言之,要做好農村老年服務,一定要創建一種社會化、專業化、差異化的老年服務的體制和機制,以使得政府、企業、社區、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者,再到老人的家庭和老人本身,都能夠在這些日常生活服務照料的過程中,實現對基本公共服務的參與和分享。

那麼,讓老人將自己名下承包的土地經營權轉讓給上述經營者或投資人,而經營者或投資人則相對集中地全面負擔為老人提供生活起居、日常照料的責任。當然,這樣的服務照料必須是終身的,不折不扣一直持續到老人離世。

在經濟基礎較差的農村地區,是否可以嘗試讓老人家中的中年人或年輕老人照顧自家的老人,政府則給予適當的經濟補貼。出外打工的農村勞動力,女性到40歲以上,男性到50歲以上,就進入了就業困難期。如果回家照料老人就意味著經濟收入喪失,可能大多數人還會在外繼續打拼;如果回家照料老人能夠得到政府補貼,有一定的經濟收入,就可能會有很多人願意接受這樣的安排。首先是宣導自家人照顧自家的老人,然後向外擴展去照顧別人家裡的老人,逐步擴散滲透,以根本解決老年服務問題。對於政府和社會而言,這恐怕是一個花錢最少、最經濟實惠的服務方案。

其實,這也是個國際潮流,北歐國家首創的家務勞動“社會工資”,然後傳到歐美,現在東亞的日本、新加坡等國家,都已經或正在考慮出臺類似的老年服務政策。

當然,為了實現良好的老年服務效率和效果,政府的責任就是要規劃並規範適用的服務方案;然後對服務的過程進行監管,主要是經常性地探視老人,對老人的服務需求和服務者的服務效果進行評估,以及組織活動向提供服務者傳授老年服務的專業技術和技巧。具體的操作則可以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委託社會組織和社工機構去實施。

要宣導相關的社會組織,主要是民辦非營利性質的、有相當規模的專業老年服務機構,將其專業化的服務向基層延伸。先在農村的基層社區設立老年服務中心,為失能、半失能、失智的老人提供日間照顧服務,也為健康老人提供文化娛樂服務。然後,由社區的老年服務中心向居家的老人提供上門服務。在實行集中提供老人生活服務的地方,社會組織可以主動接受企業或者合作社的委託,與機構本身的服務延伸結合起來運作。在實行家庭照顧方案的地方,社會組織要負責組織活動,向承擔服務照料責任的家庭成員傳授老年服務的知識,以及對服務者進行考核評比的任務。

在服務過程中,必須有社會工作機構介入,用個案工作、小組工作和社區工作等方法,對老年人服務的供需雙方進行專業性的干預,社會工作者負責組織老人參加文化娛樂和保健康復活動,評估老人的服務需求,評估服務提供者的服務效率和效果,並提供心理上或其他必需的專業支援。

總而言之,要做好農村老年服務,一定要創建一種社會化、專業化、差異化的老年服務的體制和機制,以使得政府、企業、社區、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者,再到老人的家庭和老人本身,都能夠在這些日常生活服務照料的過程中,實現對基本公共服務的參與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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