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右翼在荷蘭能走多遠？

晨報見習記者顧文俊

荷蘭眾議院選舉昨天正式開鑼，也拉開了歐洲大選年的序幕。就國土面積和人口數量而言，荷蘭只能算是歐洲小國。然而，在歐盟的政治版圖內，任何一個成員國極右翼政黨的得勢，都有可能是對歐盟的致命打擊，而極右翼在荷蘭能走多遠？

本期訪談嘉賓：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崔洪建

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極右翼為何在荷蘭有市場？

新聞晨報：在荷蘭這樣一個以富裕和開放著稱的國家，究竟是什麼問題促使相當一部分人去青睞一個極右翼政黨？

崔洪建：導致荷蘭的極右翼上升，經濟上是有原因的，在2009年歐元區債務危機過程中，荷蘭也受到比較大的打擊。而近兩年極右翼上升主要還是因為移民和難民問題在歐盟範圍內的發酵給荷蘭民眾帶來很大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歐盟在處理一些問題上的乏力也給了極右翼政黨很大的空間。

新聞晨報：有分析說，荷蘭有包容的一面，也有固執的一面，比如說否決《歐盟憲法條約》；還有學者從文化心理的角度分析這個國家的理想主義色彩，容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對於它的兩面性和極端性，您是否認同？形成這種屬性的深層原因是什麼？

崔洪建：從現象上看，的確存在兩重性。它是歐洲最早進行海上開拓和貿易的國家之一，

曾有“海上馬車夫”的稱譽，從中可見務實的特點，它的文化比較開放和多元；但是，也正因為這種寬容和多元化，在遭遇問題的時候，會出現另一股勢力的強烈反彈，自由黨之所以得到那麼多人支持，反映出對荷蘭在自由化道路上走得過遠的意見反彈，對接納難民的行為出現了反思和批判，認為走得太遠、太急，需要正本清源，重新建立真正屬於荷蘭的認同感。

胡春春：說一個國家太崇尚理念，在失望之下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我不太同意這個說法。我想說，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荷蘭的經濟轉型是相當成功的，不過它這種成功也掩蓋了很多社會問題。在17、18世紀，它是一個帶有強烈殖民色彩的貿易帝國，

此後從加勒比海、印尼這些前殖民地過來的人到了荷蘭，形成了一個不同文化、種族共存的多元化社會。 1990年代我們在看荷蘭足球的時候就已經注意到不同膚色的球員，其實，像古力特這種膚色較深的球員跟那些膚色較淺的所謂本土球員之間有著強烈的隔閡。

如何定義歐洲的極右翼？

新聞晨報：有意思的是，極右翼政黨的領袖維爾德斯不承認自己是極右翼政客，聲稱自己是右翼自由主義者。我們要定義一個人或者一個黨派是不是極右翼，主要看哪些指標？

崔洪建：區分右翼和極右翼的一個標準還是要看它在內政外交上的政策主張，中右翼也強調對國民利益的保護、自由化的政策，但是，不會為了荷蘭本土的民眾就實行排外，

也不會因為荷蘭利益的優先去排斥其他國家的利益或者反對歐洲一體化，界線應該劃在這個地方。

胡春春：不管維爾德斯如何給自己定位，他的極右色彩毋庸置疑。他揚言要關閉國境、拒絕伊斯蘭文化背景的外國人、讓歐洲一體化開倒車，如果這還不是極右，那麼什麼是極右！他的很多主張甚至走在法律的邊緣。

新聞晨報：荷蘭政壇黨派眾多、選票不夠集中，不太可能一黨獨大，最後勢必要聯合組閣，維爾德斯如果勝出，建制派的政黨真的會信守承諾不與其合作？

崔洪建：荷蘭眾議院選舉的撲朔迷離之處就在這裡，它的政治傳統就是眾多小党尋求聯合執政。維爾德斯的自由黨現在處在坐二望一的有利位置，

最差可以成為議會第二大黨，如果拿下30席，就有可能成為第一大黨，其他政黨為了避免跟極右翼有更多瓜葛，紛紛表示不願意跟他合作，如果是這種情況，可能會導致政府難產；但是，維爾德斯認為，一旦自由黨獲得優勢，他有能力說服其他政黨與其聯合組閣。其他政黨也未必能堅持之前的立場，通過聯合組閣也能對維爾德斯有所約束，有利於荷蘭政局穩定。

對歐洲風向標意義有多大？

新聞晨報：歐洲的媒體說，荷蘭眾議院選舉將決定歐洲的未來，也有分析說，歐洲的民粹主義沒有輿論渲染的那麼嚴重，就算自由黨獲勝，也不會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您的觀點？

崔洪建：在一些國家，極右翼在興起，但是產生的國內根源不盡相同。即便維爾德斯在選舉中獲勝並且獲得影響政策的權力，對其他歐盟國家的影響也會是複雜的，而不是簡單和直接的。他如果取得勝利，有可能會鼓舞其他國家的極右翼勢力，同時也有可能引起主流政黨和民眾進一步的警惕，使得接下來進行選舉的那些國家的主流政黨更加堅持自己的立場，甚至會促進中間派政黨的合作，共同應對極右翼的挑戰。

胡春春：現在所有的觀察都集中在維爾德斯身上，他獲得更大的關注，就會有更多選民願意傾聽他的聲音，這種誘惑本身就是一種危險。維爾德斯和法國的勒龐、德國的選擇黨有一個核心的共識，就是拒絕歐洲人在兩次世界大戰以後所獲得的那種必須要超越民族國家的界限、發現共同價值這個最根本的意識。因此要對極右翼獲得更多輿論關注保持警惕。

但是產生的國內根源不盡相同。即便維爾德斯在選舉中獲勝並且獲得影響政策的權力，對其他歐盟國家的影響也會是複雜的，而不是簡單和直接的。他如果取得勝利，有可能會鼓舞其他國家的極右翼勢力，同時也有可能引起主流政黨和民眾進一步的警惕，使得接下來進行選舉的那些國家的主流政黨更加堅持自己的立場，甚至會促進中間派政黨的合作，共同應對極右翼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