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五大古建築保護背後的周恩來身影
周恩來雖不是建築學家,但他認識到,中國古代建築中包含著許多歷史和文化資訊,包含著許多古代建築科學知識,是古人給我們留下的寶貴遺產。 因此,他為保護北京古建築,付出了很多心血。
保護頤和園
頤和園位於北京市海澱區,原為清代的行宮花園,園中有長廊、石舫、佛香閣、寶雲閣、大戲樓、十七孔橋、玉帶橋等古代建築珍品,在世界建築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在中外園林藝術史上具有極高的價值。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紅衛兵和造反派在破“四舊”的口號下,多次跑到頤和園,聲稱要毀掉它。
就在紅衛兵和造反派登上梯子,用繩子套住牌樓,準備將其拉倒之際,周恩來得知了消息。 他立即打電話給頤和園管理處,要他們制止、勸說紅衛兵和造反派。 他還派秘書到現場,說明道理。 秘書鄭重地向紅衛兵和造反派頭頭傳達了周恩來的意見:“頤和園的牌樓必須保護,不准拆除。 ”還說:你們必須按照總理的意見辦,絕不能砸牌樓。
保住了頤和園東宮門外牌樓,周恩來仍然不放心。 他知道,有一些紅衛兵和造反派頭頭仍然在打頤和園的主意。 他決定去一趟頤和園,瞭解頤和園的保護情況。 周恩來一到頤和園門口,就和園林職工握手,問他們的工作情況。
頤和園長廊始建於清朝乾隆十五年(1750年),全長728米。 東起邀月門,西至石丈亭,中間穿過排雲門,兩側對稱點綴著留佳、寄瀾、秋水、清遙四座重簷八角攢尖亭,象徵春夏秋冬四季。 長廊以其精美的建築、曲折多變和豐富的彩畫而負盛名,是中國古建築和園林中最長的廊。
臨離開時,周恩來反復交代頤和園管理處的負責人,一定要千方百計保護好這個園林,保持它的原貌,特別是這個長廊畫,要保護,不能改畫,更不能讓人給破壞了。 周恩來走後,頤和園管理處的負責人和職工商量,紅衛兵還會來頤和園毀掉長廊畫,怎麼辦?最後,他們想出一個辦法,用白灰把長廊畫全部蓋住。 這樣,紅衛兵來時,看不到長廊畫,也就沒有話說了。
保護故宮
北京故宮是明、清兩代的皇宮,又稱紫禁城,始建于明朝永樂四年(1406年),永樂十八年(1420年)建成。 歷經明、清兩個朝代24個皇帝。 故宮規模宏大,占地72萬平方米,建築面積15萬多平方米,有房屋9999間半,是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宮殿建築群。
新中國成立後,北京作為首都,自然要重點建設。 在制訂建設規劃時,許多人提出要拆除故宮。 先是蘇聯專家提出要拆除故宮,把中央行政區放在故宮的位置。 後來,一些老幹部也提出要拆除故宮。 他們說,一見到故宮,就想到封建主義統治下的中國窮人受苦受難。 1958年1月,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講話時說:“北京、開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 ”他還批評一些主張保護古代建築的人說:“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毛澤東雖然沒有特別提出要拆除故宮,但有的領導幹部則循著毛澤東的思路,提出了要拆除故宮的問題。
於是,一份關於處理故宮的爭論意見材料送到周恩來手上,他看後沉思良久。周恩來從心裡不願意看到故宮被拆除,但當時人們頭腦發熱,他不好直接否定主張拆除者的意見。經過反復思考,周恩來把北京市負責城市建設規劃的領導找來,和他們商量:故宮等古代建築一定要保留,但可以把這些古代建築統一組織起來,拆除部分房屋,擴大植樹區,搞一個群眾都能進去休息娛樂的大區域。同時,建設東、西長安街,在長安街附近建設機關辦公樓。周恩來是想用這個辦法,把北京城中包括故宮在內的古建築保護起來。北京市的領導接受了周恩來的意見。周恩來還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把這個意見定下來。
之後,周恩來在給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介紹了國務院常務會議的意見:每年由中央投資,首先把東、西長安街建設起來。今年先撥款在西長安街建成一兩幢機關辦公用的樓房。在進行建設的時候,要注意佈局的合理和集中,不要過於分散。正是根據這個意見,擴建長安街和在長安街建設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的規劃初步形成了。
北京市有關部門按照周恩來的意見,進行了反復研究、協商,把保護故宮作為重點,於1958年9月搞了一個《北京市總體規劃說明(草稿)》,提出:“把天安門廣場、故宮、中山公園、文化宮、景山、北海、什刹海、積水潭、前三門護城河等地組織起來,拆除部分房屋,擴大綠地面積,使之成為市中心的一個大花園,在節日作為百萬群眾盡情歡樂的地方。”這個辦法果然管用。一些主張拆除故宮的人,見這個規劃突出了群眾性,也有建設人民大會堂等大工程,也就無話可說了。
上世紀60年代初,又有人提出,北京交通緊張,要拆除故宮,在故宮中建一條馬路,以方便交通。在一片拆除聲中,一個要在故宮裡建一條東西向馬路,把故宮中文華、武英兩殿辟作娛樂場所的方案被提了出來。當時有許多老學者、老專家反對這個方案。為此,他們甚至在一些會議上痛哭流涕。中宣部部長陸定一把這個情況反映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對於老學者、老專家的態度很不滿意,認為他們當亡國奴沒有哭,拆幾座牌樓古坊,就要哭鼻子,是不對的。陸定一見此情況,心中著急,便去找周恩來。周恩來聽了陸定一的彙報後,明確表示,不贊成拆除故宮。之後,周恩來到毛澤東住處,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毛澤東聽後,覺得周恩來的意見有道理,表示同意他的意見。周恩來把毛澤東態度的轉變告訴了陸定一,陸定一在中宣部的會議上否定了拆除故宮建馬路的意見。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紅衛兵和造反派將矛頭指向故宮。一開始,紅衛兵和造反派就提出:故宮是封建主義的象徵,要砸爛故宮。許多紅衛兵組織和造反派組織還爭先恐後地想要搶佔故宮,作為他們的大本營、“司令部”。有一些人則把目光盯在了故宮內保存的歷史文物上,想趁火打劫。周恩來得知情況後,立即打電話給北京市委,要他們一定對故宮嚴加保護,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以任何名義佔領故宮,更不允許對故宮打砸搶燒。
事有湊巧,紅衛兵和造反派在尋找北京市原領導和劉少奇的所謂“罪證”時,找到了過去關於改建故宮方案的檔。儘管這個方案在制訂時,即因為周恩來和許多專家提出不同意見而被擱置下來,但紅衛兵和造反派仍然認為,這個沒有實行的改建計畫,是北京市委要給劉少奇“蓋宮殿”的“罪證”。他們以為抓到了劉少奇的大“問題”,便著手進行調查。
紅衛兵和造反派找到周恩來,想問出北京市原領導和劉少奇的“罪證”。周恩來嚴肅地批評道,過去的建設規劃,是經過黨組織研究討論的,目的就是為了搞好建設,毛主席也是同意要研究的。不管是不是實行了,這方面的檔是保密的,你們有什麼特權拿到這個檔?你們憑什麼要把這些檔公開?在周恩來嚴厲批評下,紅衛兵和造反派啞口無言。周恩來接著說,你們既然說,這個改建故宮方案是為劉少奇“建宮殿”,那麼,對於現在的故宮,就不要動,不要建宮殿。你們紅衛兵組織、造反派組織也不要進去佔領。那裡面有許多珍貴的歷史文物,是歷史的見證,是國家和人民的寶貴財富,我們都有責任保護,誰也不許到故宮中去砸,去搶,去燒。
但是,紅衛兵和造反派並沒有停手。他們藉口在故宮搞“收租院”展覽,把奉先殿工字形大殿改為長方形,把毛澤東像掛在奉先殿內。他們見殿前清朝皇帝祭祖所用的焚帛爐與“收租院”展覽的內容不符,就動手拆除了。
“文革”中曾興起“憶苦思甜”運動。紅衛兵和造反派打著搞“憶苦思甜”教育的旗號,在故宮內胡作非為。1966年8月,他們把故宮城隍廟內11座泥塑神像、一對泥塑馬毀掉；用白紙把故宮博物院大理石門匾蓋住,在白紙上用黑筆寫上“血淚宮”三個大字；在神武門外磚牆上貼出“火燒紫禁城!”“砸爛故宮!”等標語。故宮內部的造反派趁機提出所謂故宮“整改方案”。按照這個方案,他們把順貞門、天一門、文華殿、乾隆花園內的門額摘下來,扔進倉庫。他們把中和殿的寶座拆下來,扔進院子裡,任憑風吹雨淋。
一些紅衛兵和造反派借參觀“收租院”、搞“憶苦思甜”之機,在故宮裡亂竄,今天在這個殿裡開“講用會”,明天在那個殿裡開“憶苦會”,後天又到另一個殿裡開批鬥大會。開會時又是亂砸,又是亂塗亂畫。故宮內的造反派也和紅衛兵串聯起來,想打倒故宮博物院的領導,由他們掌權。
眼看故宮文物受到威脅,周恩來指示:“收租院”只能在奉先殿展覽,不能再到故宮其他地方展覽,參觀的人只能到奉先殿去看,不允許到其他地方去。故宮內其他各處宮殿,一律封閉,暫時不對外開放。任何人提出的故宮改建方案,沒有中央批准,不能實行。現在的改建方案(指故宮造反派搞的方案)立即停止。這些舉措,保護了故宮中的建築和大量文物。
接著,按照“文化大革命”的“戰略部署”,故宮內進駐了軍宣隊。軍宣隊的任務是發動故宮職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支持“左”派。對於這一點,在當時的情況下周恩來不能制止,但他讓身邊工作人員轉告進駐故宮的軍宣隊,你們要負責保護故宮建築,不能失火,不能把故宮燒了,不能讓故宮裡的文物和大量珍寶丟失。
但是,時隔不久,進駐故宮的軍宣隊也成了被批鬥的對象,不得不於1966年10月撤離故宮。這一下,故宮中一些人趁機拉起新的造反組織,想佔領故宮。在此情況下,周恩來於1967年5月26日,果斷下令:北京衛戍區派一營部隊進駐故宮,實行軍事保護,故宮宮殿及文物這才免遭破壞。
周恩來還指示有關部門:北海公園中有許多古代建築,特別是北海公園裡的兩座金絲楠木建築的大殿,是十分珍貴的歷史遺產,不能損壞。北海公園又離中南海很近,如果失火或者出其他什麼事故,影響不好。因此,對於北海公園要特別保護。在此指示下,有關部門派專人負責北海公園的古代建築和文物保護。周恩來還不放心,又下令北京衛戍區派部隊進駐北海公園。
當時,解放軍的威望很高,又擔負“支左”的任務,因此,解放軍進駐故宮和北海公園後,紅衛兵和造反派不敢再亂搞了。按照周恩來的指示,解放軍進駐故宮和北海公園後,嚴格要求自己,吃住都在臨時性的房子裡或者不屬於古代建築的房子裡,並且嚴格巡邏,嚴密防火,把各宮殿全部封存,不讓造反派染指。這種措施,是在特殊年代採取的保護古代建築的特殊辦法,也確實保護了故宮和相鄰的北海公園內的古代建築。
保護恭王府
清代,皇帝為了加強集權統治,防止王爺有異心,實行王爺不外封的政策。凡是王爺都在北京城內賜宅或者建宅居住,稱為王府。因此,清代的北京是王府集中的地方。王府建築是古代建築中的精品,每個王府的建築風格,各不相同,其中包含著許多古代建築科學和藝術。民國成立時,北京城內有王府50多座。此後,王爺們的生活日益沒落,有的王爺的子孫為生活計,把王府出賣或者轉讓了。到新中國成立時,經清查,北京城尚存王府19座,其中親王府15座,郡王府4座。中央、華北區人民政府各機關都搬到北京辦公及北京各機關成立後,一時間辦公房奇缺,許多單位、機關只能接收原來被舊政權佔用的王府等古代建築辦公。
在這些王府中,恭王府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個。在上世紀20年代,恭王府一直由恭親王繼承人溥偉居住。後來溥偉將王府抵押,北京天主教會把這裡作為教會辦的輔仁大學的一部分,因此王府受到一些破壞,但程度較輕。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把恭王府和王府花園收回,改為國家機關宿舍和一些學校、研究所所在地。在當時條件下,這些單位進駐,對於這座王府雖然也有損害,但總體上破壞程度不算大。
新中國成立初期,大多數人都還沒有意識到保護王府等古代建築的重要性,自然也沒有注意到恭王府的保護問題。提出保護恭王府,周恩來是第一人。說到周恩來提出保護恭王府,先要提一下紅學家周汝昌。新中國成立後,周汝昌多次到恭王府考察。他發現,恭王府中的大部分建築,與《紅樓夢》中大觀園的描寫相同或者相似。於是,他集中精力查對資料和現場考證,找到許多實物證據和史料證明。最後,他得出結論:大觀園的原型就是清代的恭王府。周恩來是支持周汝昌觀點的,也曾抽時間到恭王府去參觀。
1962年,周恩來專門作出批示,要求北京市有關部門撥款重修恭王府。此後,北京市有關部門制訂了保護恭王府的方案,並撥出款項重修恭王府。就在那次重修時,考古人員在王府花園的秘雲洞內意外發現了失蹤的福字碑。這塊碑文為康熙御筆,作“請福續壽”之用,一直是大清的國寶,珍藏於紫禁城內。後來,乾隆將此碑賜給了寵臣和珅,和珅命人運來幾千塊太湖石,在後花園砌成一條巨龍。這條龍的位置正好在北京的龍脈上,和珅將此碑藏在龍穴悉心供奉,稱之為“洞天福地”。嘉慶繼位後,和珅被處置。嘉慶好幾回想將此碑遷回宮中,但擔心動了龍脈,動搖大清的根基,所以沒有付諸行動。再後來,這處宅子成了恭王府。因此,這塊碑一直藏在恭王府。北京市考古部門的負責同志向周恩來報告了這件事,並請周恩來為該碑命名。一般情況下,周恩來是不給出土文物命名的。這次,周恩來在高興之余,欣然將該碑命名為“中華第一福”。
在周恩來的關心下,當年進駐恭王府的單位,很注意保護恭王府內的建築,防火措施很嚴密。一些單位還騰退出部分房屋。1975年,周恩來已經病重,但仍然關心恭王府的保護。一天,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谷牧到醫院向周恩來彙報工作。彙報完工作後,周恩來特意向穀牧囑咐了三件事:一是要建一座新的北京圖書館,二是要修琉璃廠文化街,三是要對社會開放恭王府。
周恩來逝世後,穀牧執行了周恩來的囑託。1978年,穀牧召開會議,將中央有關部委和北京市的領導找去,確定要落實好周總理的遺願。1981年,由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牽頭召開會議,形成了《關於恭王府住戶搬遷情況的報告》。由此,恭王府得到重點保護和維修。1988年,恭王府正式對外開放。
保護正陽門
正陽門始建于明朝永樂十七年(1419年),原名麗正門。因其位於紫禁城的正前方,俗稱前門,又稱大前門,是明清時期北京內城的正南門,屬“京師九門”之一。它集城樓、箭樓與甕城為一體,是一座完整的古代防禦性建築體系。
據北京地方誌記載,當年的城樓、箭樓規模巨集麗,形制高大；甕城氣勢雄渾,為老北京城垣建築的代表作。後來,正陽門雖然幾經損毀,但仍保留著城樓、箭樓等主要部分,目前仍然是北京城門中保存最完整、形制最雄偉的一座。
1958年北京搞了十大建築。其中,在天安門廣場就有人民大會堂和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為了使這兩大建築更宏偉,上級要求設計人員解放思想,搞得大一些。因此,一開始,這兩座建築設計的占地面積很大,這樣就把天安門擠小了。為了使天安門廣場更大一些,不少建築專家和領導提出,要擴展天安門廣場,並得到了絕大多數人的贊成和北京市的批准。
為了向南擴展天安門廣場,有人提議,要把正陽門拆除。許多專家和領導也贊成拆除正陽門,但也有人表示反對。為了慎重起見,經中央同意,北京市委邀請全國1000多名建築師、藝術家和青年學生參加了天安門廣場規劃設計競賽。這1000多名設計人員拿出的設計方案中,多數都是以拆除正陽門為前提。於是,北京市委就在向中央報送的擴建方案中提出要拆除正陽門。擴建天安門廣場的方案報到毛澤東那裡,毛澤東原則上予以批准。批准的方案總體是:改建後的廣場,東西寬500米,南北長860米,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廣場。但毛澤東並沒有就擴建具體問題表態,而是將方案批轉周恩來處,由周恩來再提出意見。
周恩來認真審閱了這個方案。他看到這個方案中提出要拆除中軸線上的正陽門,認為不妥。他讓工作人員打電話,請北京市有關部門就要不要拆除正陽門的問題再研究,並且明確表示反對拆除正陽門。
周恩來的意見得到北京市委的重視。他們反復研究、論證,最後得出結論:不拆除正陽門,一樣可以擴建天安門廣場。周恩來聽了北京市委的彙報後很高興,表示:那麼,我們就決定不拆除正陽門,把這座古代建築保存下來。1958年9月,周恩來開始部署“國慶工程”。本來,周恩來的部署,只是從大的原則和方案上講的,不涉及具體工程事項,但周恩來這次破了例。在講完了其他工程的計畫和要求後,他特意提到,我們擴建天安門廣場,不能拆除正陽門城樓和箭樓。周恩來講了這個話後,建築部門在擴建天安門廣場時,特別注意對正陽門的保護,還對其進行了維修。
1965年,北京市準備建地鐵。為此,建設方案中提出,要把北京內城牆拆除。拆除內城城牆,就要拆除坐落於內城城牆一線上的正陽門。拆除方案報到周恩來那裡,周恩來沉思良久,沒有下筆。他叫秘書備好車,乘車到天安門廣場去查看。周恩來讓司機在天安門廣場繞了好幾個圈子,又繞正陽門好幾圈。他拉下車窗,仔細觀看周圍地勢,觀看正陽門建築,又詢問了準備建設的地鐵所要經過的路線後,果斷作出指示,要留下正陽門,不能拆除。地鐵建設路線向南偏一偏,錯開正陽門地下。周恩來回到西花廳後,再次指示,要留下正陽門城樓和箭樓。此後,在北京建地鐵時,稍稍改變了一下地鐵路線,把正陽門這座古代建築保留了下來。
保護團城
團城位於北海公園南門外西側,地處北海與中南海之間,是一座由磚砌的圓形城垛式建築,城高4.6米,周長276米,面積達4553平方米,東、西兩側城牆下各有隨牆門一座,上建門樓,東為昭景,西為衍祥,入門可沿蹬道登至城頂檯面。蹬道處各設罩門,城臺上建築佈局採取對稱中兼以園林的佈局手法。整座城台黃瓦紅牆,金碧輝煌,素有“城中之城”的美稱。
團城腳下,原來有石砌七孔拱券式金鼇玉橋(由於橋的兩端有明朝嘉靖年間所建的牌坊,橋西牌坊的匾額是“金鼇”,橋東牌坊的匾額是“玉”,故稱金鼇玉橋,俗稱北海大橋)橫跨于北海與中海之間。橋寬8米,長150米,與團城呼應,成為其重要外景。
團城從整體上是獨立的,有獨特的風格。同時,它又處在北海公園的範圍內,是北海公園的一部分,是別具一格的中國古代建築。
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市機動車不算多,北海大橋還能夠滿足交通需要。到1954年時,北京的機動車增加了許多,而北海大橋又是交通要道,橋面比較窄,上橋的坡陡,下橋拐的彎急,很難行車,車輛到此都要減速。一時間,這裡出現了交通擁擠的情況,也出了不少事故。北京市為了改善交通狀況,提出要改造北海大橋一線的道路。
在研究改造方案時,有人提出:北海大橋是交通的要害地點,中央領導的汽車從中南海出來後向東行駛,都要經過這裡,而這裡交通擁擠,使中央領導不能順利經過這裡；這裡的橋又十分陡險,中央領導的車輛一旦撞到牌坊或直接撞向團城,出了事故,誰也不好交代。他們以此為由,建議在這裡重新建一條取直的道路。這條取直的道路,要經過團城,需要另建一座新橋。因此,必須拆除團城和北海大橋。北京市有關部門在制訂改造規劃時,採納了這個建議。然而,這個建議受到了眾多的文物工作者及古建築學家的反對。他們認為:團城是金、元、明三代形成的重要古跡,同北海建築構成一組完美和諧的古建築群,包含著許多古代建築科學和文化元素,不能拆除,相反,還要重點保護。但是,他們的意見沒有得到重視,北京市有關部門仍準備實施拆除團城的方案。
時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得知這個消息後,十分著急。此前,他已經多次反映了不同意拆除團城的意見,但都沒有引起重視。鄭振鐸覺得單憑自己一個人的力量,不能阻止拆除團城。於是,他便將當時在社會上有影響的梁思成、範文瀾、翦伯贊等人請到家裡來商量辦法。經商量,他們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既要保留團城又要拓寬橋面,唯一的辦法是將橋身向中南海方向拓寬。但中南海是中共中央辦公地點,向中南海拓寬,佔據中南海一部分面積建橋,可是大事,能不能得到允許,還是個未知數。思來想去,鄭振鐸提筆給周恩來寫了一個報告。寫好後,請眾人看過,大家都說好。之後,鄭振鐸通過沈雁冰把報告轉交給周恩來。沈雁冰以最快的“特急件”把報告直送總理辦公室。
報告送出後,參加商量的建築專家梁思成心中仍然沒有底,便去找蘇聯專家,請蘇聯專家支持保護團城的意見。蘇聯專家卻表示:這個團城拆了也沒有什麼。梁思成聽後,十分氣憤,和蘇聯專家吵了幾句嘴。在鄭振鐸家裡,大家聽梁思成講了蘇聯專家的意見後,一起商量,為了使保護團城更有把握,請梁思成直接去見周恩來,當面提出保護團城的意見。
周恩來聽了梁思成的彙報後沒有立即表態,只是說,要到團城去看一看。梁思成把這個情況告訴了鄭振鐸,鄭振鐸心中也沒了底。為防止拆除團城後,失去中國古代建築科學和藝術的歷史資料,鄭振鐸立即派人趕快去團城進行測繪、拍照,儘量搜集保存團城的建築文獻和資料,並且分期在《文物保護參考》雜誌上發表,使祖國建築遺產的資料能夠留傳後世。
就在大家忙於保留團城古代建築科學資料時,鄭振鐸卻意外接到了總理辦公室的電話,通知他陪同周總理視察團城。幾天後,周恩來在鄭振鐸等人的陪同下來到團城視察。下車後,周恩來先步行繞團城走了一圈,然後登上團城,每一座殿,每一個房屋,他都進去看一看,又查看了團城內的古樹。他一邊看,一邊向鄭振鐸等人詢問有關情況。
周恩來走下團城後,站在團城牆下,遠眺了北海的瓊島和中南海後,又把目光轉向北海大橋上來往的車輛。最後,他斬釘截鐵地說:團城的一磚一瓦一樹一石都不能動!要改建北海大橋,把中南海的西北圍牆向南移,不能向團城拓展。建橋時,只須把“金鼇”、“玉蝀”兩個牌坊拆掉。拆掉,也不要毀壞,可以把這兩個牌坊移到陶然亭公園去。在團城北面修一座臺階,把團城和北海連接起來,但不要拆牆挖洞。
周恩來作出這個決定後,又召開會議將方案確定下來。北京市有關部門在改建北海大橋時,重新設計了路線。新設計的路線,將中南海的西北圍牆向南移了數十米,繞開了團城,使這座古老建築得以保留下來。“金鼇”、“玉蝀”兩個牌坊完整地移到了陶然亭公園(後來這兩個牌坊在“文革”期間被毀)。北海大橋經改建,由七孔增加至九孔,橋面拓寬至34米,橋身加長至220米,中間的車行道為27米,兩邊的人行道各為3.5 米,滿足了當時北京市的交通需要,同時也保留了原來北海大橋的風格,與團城仍然形成相互呼應的景致。
(《黨史博覽》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佈,請勿轉載)
”他還批評一些主張保護古代建築的人說:“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毛澤東雖然沒有特別提出要拆除故宮,但有的領導幹部則循著毛澤東的思路,提出了要拆除故宮的問題。於是,一份關於處理故宮的爭論意見材料送到周恩來手上,他看後沉思良久。周恩來從心裡不願意看到故宮被拆除,但當時人們頭腦發熱,他不好直接否定主張拆除者的意見。經過反復思考,周恩來把北京市負責城市建設規劃的領導找來,和他們商量:故宮等古代建築一定要保留,但可以把這些古代建築統一組織起來,拆除部分房屋,擴大植樹區,搞一個群眾都能進去休息娛樂的大區域。同時,建設東、西長安街,在長安街附近建設機關辦公樓。周恩來是想用這個辦法,把北京城中包括故宮在內的古建築保護起來。北京市的領導接受了周恩來的意見。周恩來還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把這個意見定下來。
之後,周恩來在給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介紹了國務院常務會議的意見:每年由中央投資,首先把東、西長安街建設起來。今年先撥款在西長安街建成一兩幢機關辦公用的樓房。在進行建設的時候,要注意佈局的合理和集中,不要過於分散。正是根據這個意見,擴建長安街和在長安街建設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的規劃初步形成了。
北京市有關部門按照周恩來的意見,進行了反復研究、協商,把保護故宮作為重點,於1958年9月搞了一個《北京市總體規劃說明(草稿)》,提出:“把天安門廣場、故宮、中山公園、文化宮、景山、北海、什刹海、積水潭、前三門護城河等地組織起來,拆除部分房屋,擴大綠地面積,使之成為市中心的一個大花園,在節日作為百萬群眾盡情歡樂的地方。”這個辦法果然管用。一些主張拆除故宮的人,見這個規劃突出了群眾性,也有建設人民大會堂等大工程,也就無話可說了。
上世紀60年代初,又有人提出,北京交通緊張,要拆除故宮,在故宮中建一條馬路,以方便交通。在一片拆除聲中,一個要在故宮裡建一條東西向馬路,把故宮中文華、武英兩殿辟作娛樂場所的方案被提了出來。當時有許多老學者、老專家反對這個方案。為此,他們甚至在一些會議上痛哭流涕。中宣部部長陸定一把這個情況反映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對於老學者、老專家的態度很不滿意,認為他們當亡國奴沒有哭,拆幾座牌樓古坊,就要哭鼻子,是不對的。陸定一見此情況,心中著急,便去找周恩來。周恩來聽了陸定一的彙報後,明確表示,不贊成拆除故宮。之後,周恩來到毛澤東住處,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毛澤東聽後,覺得周恩來的意見有道理,表示同意他的意見。周恩來把毛澤東態度的轉變告訴了陸定一,陸定一在中宣部的會議上否定了拆除故宮建馬路的意見。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紅衛兵和造反派將矛頭指向故宮。一開始,紅衛兵和造反派就提出:故宮是封建主義的象徵,要砸爛故宮。許多紅衛兵組織和造反派組織還爭先恐後地想要搶佔故宮,作為他們的大本營、“司令部”。有一些人則把目光盯在了故宮內保存的歷史文物上,想趁火打劫。周恩來得知情況後,立即打電話給北京市委,要他們一定對故宮嚴加保護,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以任何名義佔領故宮,更不允許對故宮打砸搶燒。
事有湊巧,紅衛兵和造反派在尋找北京市原領導和劉少奇的所謂“罪證”時,找到了過去關於改建故宮方案的檔。儘管這個方案在制訂時,即因為周恩來和許多專家提出不同意見而被擱置下來,但紅衛兵和造反派仍然認為,這個沒有實行的改建計畫,是北京市委要給劉少奇“蓋宮殿”的“罪證”。他們以為抓到了劉少奇的大“問題”,便著手進行調查。
紅衛兵和造反派找到周恩來,想問出北京市原領導和劉少奇的“罪證”。周恩來嚴肅地批評道,過去的建設規劃,是經過黨組織研究討論的,目的就是為了搞好建設,毛主席也是同意要研究的。不管是不是實行了,這方面的檔是保密的,你們有什麼特權拿到這個檔?你們憑什麼要把這些檔公開?在周恩來嚴厲批評下,紅衛兵和造反派啞口無言。周恩來接著說,你們既然說,這個改建故宮方案是為劉少奇“建宮殿”,那麼,對於現在的故宮,就不要動,不要建宮殿。你們紅衛兵組織、造反派組織也不要進去佔領。那裡面有許多珍貴的歷史文物,是歷史的見證,是國家和人民的寶貴財富,我們都有責任保護,誰也不許到故宮中去砸,去搶,去燒。
但是,紅衛兵和造反派並沒有停手。他們藉口在故宮搞“收租院”展覽,把奉先殿工字形大殿改為長方形,把毛澤東像掛在奉先殿內。他們見殿前清朝皇帝祭祖所用的焚帛爐與“收租院”展覽的內容不符,就動手拆除了。
“文革”中曾興起“憶苦思甜”運動。紅衛兵和造反派打著搞“憶苦思甜”教育的旗號,在故宮內胡作非為。1966年8月,他們把故宮城隍廟內11座泥塑神像、一對泥塑馬毀掉；用白紙把故宮博物院大理石門匾蓋住,在白紙上用黑筆寫上“血淚宮”三個大字；在神武門外磚牆上貼出“火燒紫禁城!”“砸爛故宮!”等標語。故宮內部的造反派趁機提出所謂故宮“整改方案”。按照這個方案,他們把順貞門、天一門、文華殿、乾隆花園內的門額摘下來,扔進倉庫。他們把中和殿的寶座拆下來,扔進院子裡,任憑風吹雨淋。
一些紅衛兵和造反派借參觀“收租院”、搞“憶苦思甜”之機,在故宮裡亂竄,今天在這個殿裡開“講用會”,明天在那個殿裡開“憶苦會”,後天又到另一個殿裡開批鬥大會。開會時又是亂砸,又是亂塗亂畫。故宮內的造反派也和紅衛兵串聯起來,想打倒故宮博物院的領導,由他們掌權。
眼看故宮文物受到威脅,周恩來指示:“收租院”只能在奉先殿展覽,不能再到故宮其他地方展覽,參觀的人只能到奉先殿去看,不允許到其他地方去。故宮內其他各處宮殿,一律封閉,暫時不對外開放。任何人提出的故宮改建方案,沒有中央批准,不能實行。現在的改建方案(指故宮造反派搞的方案)立即停止。這些舉措,保護了故宮中的建築和大量文物。
接著,按照“文化大革命”的“戰略部署”,故宮內進駐了軍宣隊。軍宣隊的任務是發動故宮職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支持“左”派。對於這一點,在當時的情況下周恩來不能制止,但他讓身邊工作人員轉告進駐故宮的軍宣隊,你們要負責保護故宮建築,不能失火,不能把故宮燒了,不能讓故宮裡的文物和大量珍寶丟失。
但是,時隔不久,進駐故宮的軍宣隊也成了被批鬥的對象,不得不於1966年10月撤離故宮。這一下,故宮中一些人趁機拉起新的造反組織,想佔領故宮。在此情況下,周恩來於1967年5月26日,果斷下令:北京衛戍區派一營部隊進駐故宮,實行軍事保護,故宮宮殿及文物這才免遭破壞。
周恩來還指示有關部門:北海公園中有許多古代建築,特別是北海公園裡的兩座金絲楠木建築的大殿,是十分珍貴的歷史遺產,不能損壞。北海公園又離中南海很近,如果失火或者出其他什麼事故,影響不好。因此,對於北海公園要特別保護。在此指示下,有關部門派專人負責北海公園的古代建築和文物保護。周恩來還不放心,又下令北京衛戍區派部隊進駐北海公園。
當時,解放軍的威望很高,又擔負“支左”的任務,因此,解放軍進駐故宮和北海公園後,紅衛兵和造反派不敢再亂搞了。按照周恩來的指示,解放軍進駐故宮和北海公園後,嚴格要求自己,吃住都在臨時性的房子裡或者不屬於古代建築的房子裡,並且嚴格巡邏,嚴密防火,把各宮殿全部封存,不讓造反派染指。這種措施,是在特殊年代採取的保護古代建築的特殊辦法,也確實保護了故宮和相鄰的北海公園內的古代建築。
保護恭王府
清代,皇帝為了加強集權統治,防止王爺有異心,實行王爺不外封的政策。凡是王爺都在北京城內賜宅或者建宅居住,稱為王府。因此,清代的北京是王府集中的地方。王府建築是古代建築中的精品,每個王府的建築風格,各不相同,其中包含著許多古代建築科學和藝術。民國成立時,北京城內有王府50多座。此後,王爺們的生活日益沒落,有的王爺的子孫為生活計,把王府出賣或者轉讓了。到新中國成立時,經清查,北京城尚存王府19座,其中親王府15座,郡王府4座。中央、華北區人民政府各機關都搬到北京辦公及北京各機關成立後,一時間辦公房奇缺,許多單位、機關只能接收原來被舊政權佔用的王府等古代建築辦公。
在這些王府中,恭王府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個。在上世紀20年代,恭王府一直由恭親王繼承人溥偉居住。後來溥偉將王府抵押,北京天主教會把這裡作為教會辦的輔仁大學的一部分,因此王府受到一些破壞,但程度較輕。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把恭王府和王府花園收回,改為國家機關宿舍和一些學校、研究所所在地。在當時條件下,這些單位進駐,對於這座王府雖然也有損害,但總體上破壞程度不算大。
新中國成立初期,大多數人都還沒有意識到保護王府等古代建築的重要性,自然也沒有注意到恭王府的保護問題。提出保護恭王府,周恩來是第一人。說到周恩來提出保護恭王府,先要提一下紅學家周汝昌。新中國成立後,周汝昌多次到恭王府考察。他發現,恭王府中的大部分建築,與《紅樓夢》中大觀園的描寫相同或者相似。於是,他集中精力查對資料和現場考證,找到許多實物證據和史料證明。最後,他得出結論:大觀園的原型就是清代的恭王府。周恩來是支持周汝昌觀點的,也曾抽時間到恭王府去參觀。
1962年,周恩來專門作出批示,要求北京市有關部門撥款重修恭王府。此後,北京市有關部門制訂了保護恭王府的方案,並撥出款項重修恭王府。就在那次重修時,考古人員在王府花園的秘雲洞內意外發現了失蹤的福字碑。這塊碑文為康熙御筆,作“請福續壽”之用,一直是大清的國寶,珍藏於紫禁城內。後來,乾隆將此碑賜給了寵臣和珅,和珅命人運來幾千塊太湖石,在後花園砌成一條巨龍。這條龍的位置正好在北京的龍脈上,和珅將此碑藏在龍穴悉心供奉,稱之為“洞天福地”。嘉慶繼位後,和珅被處置。嘉慶好幾回想將此碑遷回宮中,但擔心動了龍脈,動搖大清的根基,所以沒有付諸行動。再後來,這處宅子成了恭王府。因此,這塊碑一直藏在恭王府。北京市考古部門的負責同志向周恩來報告了這件事,並請周恩來為該碑命名。一般情況下,周恩來是不給出土文物命名的。這次,周恩來在高興之余,欣然將該碑命名為“中華第一福”。
在周恩來的關心下,當年進駐恭王府的單位,很注意保護恭王府內的建築,防火措施很嚴密。一些單位還騰退出部分房屋。1975年,周恩來已經病重,但仍然關心恭王府的保護。一天,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谷牧到醫院向周恩來彙報工作。彙報完工作後,周恩來特意向穀牧囑咐了三件事:一是要建一座新的北京圖書館,二是要修琉璃廠文化街,三是要對社會開放恭王府。
周恩來逝世後,穀牧執行了周恩來的囑託。1978年,穀牧召開會議,將中央有關部委和北京市的領導找去,確定要落實好周總理的遺願。1981年,由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牽頭召開會議,形成了《關於恭王府住戶搬遷情況的報告》。由此,恭王府得到重點保護和維修。1988年,恭王府正式對外開放。
保護正陽門
正陽門始建于明朝永樂十七年(1419年),原名麗正門。因其位於紫禁城的正前方,俗稱前門,又稱大前門,是明清時期北京內城的正南門,屬“京師九門”之一。它集城樓、箭樓與甕城為一體,是一座完整的古代防禦性建築體系。
據北京地方誌記載,當年的城樓、箭樓規模巨集麗,形制高大；甕城氣勢雄渾,為老北京城垣建築的代表作。後來,正陽門雖然幾經損毀,但仍保留著城樓、箭樓等主要部分,目前仍然是北京城門中保存最完整、形制最雄偉的一座。
1958年北京搞了十大建築。其中,在天安門廣場就有人民大會堂和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為了使這兩大建築更宏偉,上級要求設計人員解放思想,搞得大一些。因此,一開始,這兩座建築設計的占地面積很大,這樣就把天安門擠小了。為了使天安門廣場更大一些,不少建築專家和領導提出,要擴展天安門廣場,並得到了絕大多數人的贊成和北京市的批准。
為了向南擴展天安門廣場,有人提議,要把正陽門拆除。許多專家和領導也贊成拆除正陽門,但也有人表示反對。為了慎重起見,經中央同意,北京市委邀請全國1000多名建築師、藝術家和青年學生參加了天安門廣場規劃設計競賽。這1000多名設計人員拿出的設計方案中,多數都是以拆除正陽門為前提。於是,北京市委就在向中央報送的擴建方案中提出要拆除正陽門。擴建天安門廣場的方案報到毛澤東那裡,毛澤東原則上予以批准。批准的方案總體是:改建後的廣場,東西寬500米,南北長860米,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廣場。但毛澤東並沒有就擴建具體問題表態,而是將方案批轉周恩來處,由周恩來再提出意見。
周恩來認真審閱了這個方案。他看到這個方案中提出要拆除中軸線上的正陽門,認為不妥。他讓工作人員打電話,請北京市有關部門就要不要拆除正陽門的問題再研究,並且明確表示反對拆除正陽門。
周恩來的意見得到北京市委的重視。他們反復研究、論證,最後得出結論:不拆除正陽門,一樣可以擴建天安門廣場。周恩來聽了北京市委的彙報後很高興,表示:那麼,我們就決定不拆除正陽門,把這座古代建築保存下來。1958年9月,周恩來開始部署“國慶工程”。本來,周恩來的部署,只是從大的原則和方案上講的,不涉及具體工程事項,但周恩來這次破了例。在講完了其他工程的計畫和要求後,他特意提到,我們擴建天安門廣場,不能拆除正陽門城樓和箭樓。周恩來講了這個話後,建築部門在擴建天安門廣場時,特別注意對正陽門的保護,還對其進行了維修。
1965年,北京市準備建地鐵。為此,建設方案中提出,要把北京內城牆拆除。拆除內城城牆,就要拆除坐落於內城城牆一線上的正陽門。拆除方案報到周恩來那裡,周恩來沉思良久,沒有下筆。他叫秘書備好車,乘車到天安門廣場去查看。周恩來讓司機在天安門廣場繞了好幾個圈子,又繞正陽門好幾圈。他拉下車窗,仔細觀看周圍地勢,觀看正陽門建築,又詢問了準備建設的地鐵所要經過的路線後,果斷作出指示,要留下正陽門,不能拆除。地鐵建設路線向南偏一偏,錯開正陽門地下。周恩來回到西花廳後,再次指示,要留下正陽門城樓和箭樓。此後,在北京建地鐵時,稍稍改變了一下地鐵路線,把正陽門這座古代建築保留了下來。
保護團城
團城位於北海公園南門外西側,地處北海與中南海之間,是一座由磚砌的圓形城垛式建築,城高4.6米,周長276米,面積達4553平方米,東、西兩側城牆下各有隨牆門一座,上建門樓,東為昭景,西為衍祥,入門可沿蹬道登至城頂檯面。蹬道處各設罩門,城臺上建築佈局採取對稱中兼以園林的佈局手法。整座城台黃瓦紅牆,金碧輝煌,素有“城中之城”的美稱。
團城腳下,原來有石砌七孔拱券式金鼇玉橋(由於橋的兩端有明朝嘉靖年間所建的牌坊,橋西牌坊的匾額是“金鼇”,橋東牌坊的匾額是“玉”,故稱金鼇玉橋,俗稱北海大橋)橫跨于北海與中海之間。橋寬8米,長150米,與團城呼應,成為其重要外景。
團城從整體上是獨立的,有獨特的風格。同時,它又處在北海公園的範圍內,是北海公園的一部分,是別具一格的中國古代建築。
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市機動車不算多,北海大橋還能夠滿足交通需要。到1954年時,北京的機動車增加了許多,而北海大橋又是交通要道,橋面比較窄,上橋的坡陡,下橋拐的彎急,很難行車,車輛到此都要減速。一時間,這裡出現了交通擁擠的情況,也出了不少事故。北京市為了改善交通狀況,提出要改造北海大橋一線的道路。
在研究改造方案時,有人提出:北海大橋是交通的要害地點,中央領導的汽車從中南海出來後向東行駛,都要經過這裡,而這裡交通擁擠,使中央領導不能順利經過這裡；這裡的橋又十分陡險,中央領導的車輛一旦撞到牌坊或直接撞向團城,出了事故,誰也不好交代。他們以此為由,建議在這裡重新建一條取直的道路。這條取直的道路,要經過團城,需要另建一座新橋。因此,必須拆除團城和北海大橋。北京市有關部門在制訂改造規劃時,採納了這個建議。然而,這個建議受到了眾多的文物工作者及古建築學家的反對。他們認為:團城是金、元、明三代形成的重要古跡,同北海建築構成一組完美和諧的古建築群,包含著許多古代建築科學和文化元素,不能拆除,相反,還要重點保護。但是,他們的意見沒有得到重視,北京市有關部門仍準備實施拆除團城的方案。
時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得知這個消息後,十分著急。此前,他已經多次反映了不同意拆除團城的意見,但都沒有引起重視。鄭振鐸覺得單憑自己一個人的力量,不能阻止拆除團城。於是,他便將當時在社會上有影響的梁思成、範文瀾、翦伯贊等人請到家裡來商量辦法。經商量,他們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既要保留團城又要拓寬橋面,唯一的辦法是將橋身向中南海方向拓寬。但中南海是中共中央辦公地點,向中南海拓寬,佔據中南海一部分面積建橋,可是大事,能不能得到允許,還是個未知數。思來想去,鄭振鐸提筆給周恩來寫了一個報告。寫好後,請眾人看過,大家都說好。之後,鄭振鐸通過沈雁冰把報告轉交給周恩來。沈雁冰以最快的“特急件”把報告直送總理辦公室。
報告送出後,參加商量的建築專家梁思成心中仍然沒有底,便去找蘇聯專家,請蘇聯專家支持保護團城的意見。蘇聯專家卻表示:這個團城拆了也沒有什麼。梁思成聽後,十分氣憤,和蘇聯專家吵了幾句嘴。在鄭振鐸家裡,大家聽梁思成講了蘇聯專家的意見後,一起商量,為了使保護團城更有把握,請梁思成直接去見周恩來,當面提出保護團城的意見。
周恩來聽了梁思成的彙報後沒有立即表態,只是說,要到團城去看一看。梁思成把這個情況告訴了鄭振鐸,鄭振鐸心中也沒了底。為防止拆除團城後,失去中國古代建築科學和藝術的歷史資料,鄭振鐸立即派人趕快去團城進行測繪、拍照,儘量搜集保存團城的建築文獻和資料,並且分期在《文物保護參考》雜誌上發表,使祖國建築遺產的資料能夠留傳後世。
就在大家忙於保留團城古代建築科學資料時,鄭振鐸卻意外接到了總理辦公室的電話,通知他陪同周總理視察團城。幾天後,周恩來在鄭振鐸等人的陪同下來到團城視察。下車後,周恩來先步行繞團城走了一圈,然後登上團城,每一座殿,每一個房屋,他都進去看一看,又查看了團城內的古樹。他一邊看,一邊向鄭振鐸等人詢問有關情況。
周恩來走下團城後,站在團城牆下,遠眺了北海的瓊島和中南海後,又把目光轉向北海大橋上來往的車輛。最後,他斬釘截鐵地說:團城的一磚一瓦一樹一石都不能動!要改建北海大橋,把中南海的西北圍牆向南移,不能向團城拓展。建橋時,只須把“金鼇”、“玉蝀”兩個牌坊拆掉。拆掉,也不要毀壞,可以把這兩個牌坊移到陶然亭公園去。在團城北面修一座臺階,把團城和北海連接起來,但不要拆牆挖洞。
周恩來作出這個決定後,又召開會議將方案確定下來。北京市有關部門在改建北海大橋時,重新設計了路線。新設計的路線,將中南海的西北圍牆向南移了數十米,繞開了團城,使這座古老建築得以保留下來。“金鼇”、“玉蝀”兩個牌坊完整地移到了陶然亭公園(後來這兩個牌坊在“文革”期間被毀)。北海大橋經改建,由七孔增加至九孔,橋面拓寬至34米,橋身加長至220米,中間的車行道為27米,兩邊的人行道各為3.5 米,滿足了當時北京市的交通需要,同時也保留了原來北海大橋的風格,與團城仍然形成相互呼應的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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