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楊樹浦路曾是一條不眠的路
訪談對象：上海第九棉紡織廠員工徐崇偉。 徐崇偉於1981年退伍分配至國棉九廠從事保衛工作， 1996年離開， 經歷了國棉九廠從興旺到改革、關閉的過程。
工業時代的楊樹浦路曾是一條不眠之路， 位於楊樹浦路2086號的上海第九棉紡織廠(簡稱“國棉九廠”)見證過這一切。
國棉九廠是上海棉紡麻紡重點企業， 楊浦區十多家棉紡廠之一。 前身為大純紗廠， 創辦於1895年。 1949年上海解放後， 中紡第二制麻廠和中紡十四廠合併改稱中紡公司上海第九棉紡織廠， 1950年7月更名為國營上海第九棉紡織廠，
國棉九廠曾經獲得榮譽無數， 出過勞動模範， 得到過國家創造發明獎， 被評為“大慶式企業”……1992年的行業轉捩點到來之時， 廠裡有職工9019人， 廠區占地面積121079平方米。
現在， 國棉九廠已經停產， 大部分廠房被拆除， 只留下一幢水塔與一棟廠樓。 這棟樓現在被用作上海楊浦濱江投資開發有限公司的辦公樓， 修舊如舊。
工業時代的記憶伴隨這棟廠樓留了下來。 去年， 復旦大學調研團隊與楊浦區委宣傳部、區政協合作調研楊浦濱江工業遺存， 國棉九廠的這棟樓也在其中。 調研組訪談了在上海第九棉紡織廠工作過16年的員工徐崇偉， 聽他講述一個普通工人眼中的棉紡產業變遷。 我們獲得調研組及楊浦區相關部門獨家授權，
80年代
那時工廠：四班三運轉， 全天不停產
問：徐老師， 介紹下您在國棉九廠的工作經歷吧。
徐：我1981年退伍分配到國棉九廠， 主要從事保衛工作。 九廠規模大， 實行四班三運轉， 全天不停產， 棉布統購統銷， 不愁銷路， 我們的任務就是大力促進生產。
楊樹浦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一條不眠之路。 當時28路公交從黎平路到閔行路來回走， 早上5點半發首班車， 晚上11點過後就最後一班了。 我住保衛科， 就在廠門口， 只要公車一響就知道幾點了。
28路公交整條線上有三個大的棉紡廠， 十二廠、十七棉和九棉， 每個廠每班大概2000多人， 都坐這28路車來上班。 廠門口就是一個車站， 專門為我們設立的，
國棉九廠最輝煌的時候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 廠裡上繳的利潤達到5400萬元， 作為紡織工人感到蠻自豪的。 當我們完成生產任務或者有重大節慶活動， 比如勞動節和國慶日， 楊樹浦路上會非常熱鬧， 各廠都會開出自己的彩車， 敲鑼打鼓慶祝。 我們九廠的彩車和隊伍可以說是很氣派的， 廠裡有一支很大的鑼鼓隊， 出門一敲， 整條街都沸騰起來了。
問：做保衛工作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情？
徐：我們做保衛工作， 與市里經濟保衛科對口， 比較頭痛的事情有兩件， 一是防火， 二是防盜。 改革開放以後大家喜歡穿各種時裝，
我破過最大的一起案件是這樣的：有一次發工資的前一晚， 工資科的保險箱被撬了， 裝著職工工資的信封被盜， 導致一部分職工的工資沒辦法按時發放。 我們在公安局的指導下， 發現保險箱上的一枚指紋， 和當時有嫌疑的人的指紋進行比對， 抓到了人。
問：紡織廠女工多男工少， 大家的日常生活是什麼樣的？
徐：我們九廠兩邊都是電站輔機廠，
我們廠裡男工主要從事輔助工作， 包括修理機器、後勤保障等。 男工少， 基本上不愁找不到老婆， 幸福指數比較高。
問：您的家庭生活呢？
徐：我們那個時候比較單純， 從部隊回來就去廠裡， 一切都交給廠裡。 廠裡的領導會關心你有沒有“過幾關”， 包括生活關、婚姻關。 當時組織部長經常問， 有沒有女朋友啊。 我現在的愛人當時也是廠裡的， 總務科的， 經我堂姐介紹認識， 我堂姐也是廠裡的。 建立家庭後， 房子是廠裡分的， 生了小孩以後， 托兒所也是廠裡的。 所以說，天一亮眼睛一睜，就抱著小孩往廠裡跑，一到廠裡好像什麼事情都結束了，我愛人到她的崗位，我到我的崗位，下班的時候又到托兒所把孩子抱回來。生活很簡單，就是兩點一線，什麼都不需要擔心。
後來紡織廠走下坡路，我們決定兩個人調出一個。我留下來，我的愛人調到紡織局下面的一個房地產公司。這個公司沒搞好，後來解散了，我的愛人就回來了。
守紀律：談戀愛，說好六點半見面就是六點半
問：您在廠裡屬於管理人員，管理這個廠有什麼方法或者策略嗎？
徐：廠裡的管理就防盜來說，公安局提出了六個“合格”，包括更衣室合格等，都有標準，一條條考核。我們嚴格按照這個要求來做，被評為公安系統的先進，我個人也得過三等功。
廠裡幹部素質很高，抓生產，抓職工發展也有很多方法。工會提出“六看”，什麼上班看臉色、吃飯看胃口、工作看幹勁等等。你家裡有點什麼事情，比如和愛人吵架了，領導馬上會做思想工作，很細緻。
1984年黃海地震，我正在廠裡值班，日光燈“啪”掉下來，車間也在晃。過一會兒紡織女工都往外跑，外面的居民也往外跑，就聽到“地震啦，地震啦！”我們打電話給公安局，公安局回答“呆在原地不要動”，防止踩踏。我們有個“夜廠長”———不是真的廠長，負責夜班生產，一路喊：“沒什麼事情，都進車間！”女工們一看廠領導都在，也就安心進車間了，不然當時裡面的人往外湧，外面的人想進來，後果不堪設想。
問：紡織博物館的館長曾經把上海紡織行業的精神概括為“奉獻”兩字，您怎麼看？
徐：我同意這個概括。上海紡織有著悠久的歷史，從黃道婆開始，就有句話說“松郡織布，衣被天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黃浦江沿線紡織廠最興盛，像九廠這樣規模的紡織廠楊浦區有十多家。當時我們成立安全互助小組，互相檢查，我到過的廠就有四十多家。紡織出口創匯在1992年之前都是50%左右。我們不能忘記這一點一滴的積累，用“奉獻”來概括是很確切的。
紡織工人有個特點就是守紀律。當時廠裡實行定制管理，一張紙隨意放都不可以，必須放到它應該在的地方。廠裡一排排的機器都有地上畫的黃線圈起來，放一個圓筒，就必須放到畫的圓裡面。凡有一輛一米見方的推車，下麵就有一米見方的黃色線框，推車必須停在黃框裡。我們的檢查就以這個作為標準。辦公室桌上也沒有多餘的東西，茶杯下面也有圓圈，就放在固定的地方。還要穿統一的工作服。廠裡除了工人臉型不一樣，可以說其他都是一樣的，非常統一。六點半早班上班，必須在六點半以前到，抓得很嚴。沒辦法，機器一直在轉，必須有人，你不去前面的人就沒辦法走。我和我愛人談戀愛也是，說好六點半到就六點半到。在我離開工廠之前，這些習慣一直保留，要想改也挺難的。
國棉九廠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工人的樸實。我剛進廠時那些四五十歲的老工人，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對國家和廠都很有感情，工作從來不講條件，把廠當做自己的家。我也受他們的感染，單身的時候基本不回家。
問：當時和紡織系統的其他工廠有什麼互動嗎？ 和系統外的行業呢？
徐：我們和國棉十二廠、十七廠、十九廠、二十九廠、三十廠、三十一廠幾個楊浦區的棉紡廠組成了聯組，互相檢查安全方面的漏洞，避免安全事故發生。技術上的溝通也是有的，除了你追我趕，還有比學趕幫。
我們廠裡領先的技術革新有靜電紡紗，當時的靜電車間都是保密的，還有無紡布的實驗等等。廠裡後來效益不好，為了維持下來就搞副業，我們想來想去，九棉這棟樓有優勢。1992年的時候剛開始搞股票，全國各地的人過來開證券交易所，我們把一樓騰出來給青島的一家證券公司，一直到廠沒有了，他們才退出，當時也是人山人海的。
改革開放剛開始，儀電單位很牛。隔壁的電站輔機廠也比較掙錢，每到春節就發很多福利。紡織工人多，我們有一萬多人，發什麼呢？ 我們就給廠部提建議：人家都是大包小包拎回去，我們不能什麼都沒有啊，要不給我們每人發兩棵大白菜。
90年代
要去外地招“小珍珠”了
問：1992年對九廠來說是比較重要的時期，改革以後廠裡是什麼樣的狀態？
徐：1984年撤銷布票以後，紡織品開始過剩。一方面化纖產品代替棉紡織品，布匹多了，就滯銷了。1992年統購統銷取消以後，我們生產的棉布要自己銷售，棉花也要自己採購，一下子從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壓力非常大，產業工人越來越少，效益也越來越不好。
上世紀九十年代左右，上海的女孩都不再願意做紡織女工，我們只好到安徽、江西的農村招女孩子，老的紡織工人叫他們“小珍珠”。因為看到他們從比較遠的地方來，做這麼辛苦的工作，我們對他們也是非常心疼。將心比心，我們的孩子都是獨生子女，要讓他們來做這麼辛苦的工作真的是很捨不得，於是就把這些年輕的孩子當做自己子女一樣疼了。
大部分“小珍珠”後來都回去了。他們來上海也是為了學技術、學手藝，老家也有紡織廠，回去以後可以在家門口就業。
問：工人們的生活發生了什麼變化？
徐：我們廠在1992年以後其實一點點走下坡路了。廠裡每個月組織經濟分析會議，我也參加了。當時預測到紡織廠會面臨的形勢，我聽了以後非常擔心。
到了1993年、1994年，棉花買不到，招工招不到。當時紡織廠有七千多名退休工人，一萬多名在職工人，包袱也比較重，經常能聽到“這個月發不了工資”的玩笑話。1994年開始，陸陸續續有人離開工廠，有人下海做生意，紡織局開始“壯士斷腕”，“壓錠減員”。
當時有人下崗後天天拿著包在外面轉，他沒辦法回去和家裡人說自己下崗了，轉到晚飯時間再回家。紡織局也是動足了腦筋，上海航空公司剛剛成立，需要空姐，就給了紡織局一些名額，幾乎人人都想去，印象中當時有上萬人報名，最後只招了18人。
我1996年離開廠，當時正好上海召開“城區工作會議”，明確了“兩級政府、三級管理”，也就是要加強區、街道管理。我有幸從九廠調到區民政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招聘居委會幹部。當時很多居委幹部都是廠裡退下來的中層幹部，他們善於管理，也有善心。紡織局的工會主席跟我說：“你是九棉出來的，我們紡織廠的員工你們要多錄用一點。”後來一條條保障線建立，社區的保安、保潔等崗位消化了大量工廠員工。現在這些員工都到退休年齡了。
掌握技能的男工不愁找不到工作，“小珍珠”大多回了家鄉，留在廠裡的主要是一些老工人、中年工人，廠裡停產以後只留下一些看守人員。
紡織在上海不能生存也是有道理的，之前行業興旺是依仗黃浦江的運輸優勢。但是從成本來看，上海不是棉花的原產地，銷售也需要運出去。現在大部分棉紡廠都在棉花的原產區，節省了運輸的費用。這個調整是合理的，但是過程是很痛苦的。
濱江期待
濱江老樓裡能不能留一個博物館
問：您離開紡織廠以後，對它後來的情況有瞭解嗎？
徐：民政工作比較繁忙，離開九棉以後對廠裡的情況很少關心。但在廠裡待了那麼多年，有些時候晚上做夢，覺得自己還在廠裡。
大概是2014年，我們機關黨工委組織去看濱江，去了才知道，楊浦濱江建設指揮部就在我們老廠的一棟樓裡，那是以前日本株式會社造的，日本人還在那裡種了一棵廣玉蘭樹，有上百年歷史了。我在廠裡的時候，那個日本老闆專門來過，看看這個廠、這棵樹。大家一開始不知道，瞭解到這段歷史以後再看這棵樹，覺得確實比其他的樹粗很多。這棵樹現在作為文物保留下來了。
濱江公司所在的這棟樓，是我們以前的行政樓，我在這裡辦公將近16年，對這個樓非常有感情。一樓是保衛科、財務科、工資科，二樓是廠長室，還有計劃科等等，三樓是政工部門。當時有個濱江公司的員工介紹，說這棟樓“修舊如舊”，確實修得不錯。樓裡面的窗、欄杆都是原來的，地上的馬賽克、樓梯也是原來的。原來變電站的地方，現在裝了電梯。屋頂的平臺修過了，原來只是一般的屋頂，我們寫東西寫得頭疼了就上去放鬆放鬆，曬曬太陽，現在是空中花園了。我專門拍了照，看了很親切。站在三樓的陽臺，透過鋸齒形的廠房，可以一直看到浦江。
總的來說，我還是很欣慰的，國棉九廠能夠留下這棟建築和這棵樹，也是對我們的一種安慰，至少還有一些實物我們可以看看。
問：濱江建設，您覺得在國棉九廠老建築裡應該保留些什麼，能讓您和您的同事更有歸屬感？
徐：當時去濱江聽了他們的介紹，我就覺得裡面可以用一定的面積搞個博物館。
以前廠裡很多東西都散落在職工手裡，每一個物品都有一段故事，我手裡也有一些東西，如果有地方可以存放，我願意把它拿出來。我有一個民國時期的存單，我還為此寫過一篇文章發表在《楊浦時報》。我做工會主席團成員時單位發了個包，上面有“第八屆工會”的字樣，還有《紡織工業史九棉篇》一個系列的書，我太太可能還留著作為生產先進發的毛巾，印著“先進班組”，一直都捨不得用。
所以說，天一亮眼睛一睜，就抱著小孩往廠裡跑，一到廠裡好像什麼事情都結束了，我愛人到她的崗位，我到我的崗位，下班的時候又到托兒所把孩子抱回來。生活很簡單，就是兩點一線，什麼都不需要擔心。後來紡織廠走下坡路，我們決定兩個人調出一個。我留下來，我的愛人調到紡織局下面的一個房地產公司。這個公司沒搞好，後來解散了，我的愛人就回來了。
守紀律：談戀愛，說好六點半見面就是六點半
問：您在廠裡屬於管理人員，管理這個廠有什麼方法或者策略嗎？
徐：廠裡的管理就防盜來說，公安局提出了六個“合格”，包括更衣室合格等，都有標準，一條條考核。我們嚴格按照這個要求來做，被評為公安系統的先進，我個人也得過三等功。
廠裡幹部素質很高，抓生產，抓職工發展也有很多方法。工會提出“六看”，什麼上班看臉色、吃飯看胃口、工作看幹勁等等。你家裡有點什麼事情，比如和愛人吵架了，領導馬上會做思想工作，很細緻。
1984年黃海地震，我正在廠裡值班，日光燈“啪”掉下來，車間也在晃。過一會兒紡織女工都往外跑，外面的居民也往外跑，就聽到“地震啦，地震啦！”我們打電話給公安局，公安局回答“呆在原地不要動”，防止踩踏。我們有個“夜廠長”———不是真的廠長，負責夜班生產，一路喊：“沒什麼事情，都進車間！”女工們一看廠領導都在，也就安心進車間了，不然當時裡面的人往外湧，外面的人想進來，後果不堪設想。
問：紡織博物館的館長曾經把上海紡織行業的精神概括為“奉獻”兩字，您怎麼看？
徐：我同意這個概括。上海紡織有著悠久的歷史，從黃道婆開始，就有句話說“松郡織布，衣被天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黃浦江沿線紡織廠最興盛，像九廠這樣規模的紡織廠楊浦區有十多家。當時我們成立安全互助小組，互相檢查，我到過的廠就有四十多家。紡織出口創匯在1992年之前都是50%左右。我們不能忘記這一點一滴的積累，用“奉獻”來概括是很確切的。
紡織工人有個特點就是守紀律。當時廠裡實行定制管理，一張紙隨意放都不可以，必須放到它應該在的地方。廠裡一排排的機器都有地上畫的黃線圈起來，放一個圓筒，就必須放到畫的圓裡面。凡有一輛一米見方的推車，下麵就有一米見方的黃色線框，推車必須停在黃框裡。我們的檢查就以這個作為標準。辦公室桌上也沒有多餘的東西，茶杯下面也有圓圈，就放在固定的地方。還要穿統一的工作服。廠裡除了工人臉型不一樣，可以說其他都是一樣的，非常統一。六點半早班上班，必須在六點半以前到，抓得很嚴。沒辦法，機器一直在轉，必須有人，你不去前面的人就沒辦法走。我和我愛人談戀愛也是，說好六點半到就六點半到。在我離開工廠之前，這些習慣一直保留，要想改也挺難的。
國棉九廠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工人的樸實。我剛進廠時那些四五十歲的老工人，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對國家和廠都很有感情，工作從來不講條件，把廠當做自己的家。我也受他們的感染，單身的時候基本不回家。
問：當時和紡織系統的其他工廠有什麼互動嗎？ 和系統外的行業呢？
徐：我們和國棉十二廠、十七廠、十九廠、二十九廠、三十廠、三十一廠幾個楊浦區的棉紡廠組成了聯組，互相檢查安全方面的漏洞，避免安全事故發生。技術上的溝通也是有的，除了你追我趕，還有比學趕幫。
我們廠裡領先的技術革新有靜電紡紗，當時的靜電車間都是保密的，還有無紡布的實驗等等。廠裡後來效益不好，為了維持下來就搞副業，我們想來想去，九棉這棟樓有優勢。1992年的時候剛開始搞股票，全國各地的人過來開證券交易所，我們把一樓騰出來給青島的一家證券公司，一直到廠沒有了，他們才退出，當時也是人山人海的。
改革開放剛開始，儀電單位很牛。隔壁的電站輔機廠也比較掙錢，每到春節就發很多福利。紡織工人多，我們有一萬多人，發什麼呢？ 我們就給廠部提建議：人家都是大包小包拎回去，我們不能什麼都沒有啊，要不給我們每人發兩棵大白菜。
90年代
要去外地招“小珍珠”了
問：1992年對九廠來說是比較重要的時期，改革以後廠裡是什麼樣的狀態？
徐：1984年撤銷布票以後，紡織品開始過剩。一方面化纖產品代替棉紡織品，布匹多了，就滯銷了。1992年統購統銷取消以後，我們生產的棉布要自己銷售，棉花也要自己採購，一下子從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壓力非常大，產業工人越來越少，效益也越來越不好。
上世紀九十年代左右，上海的女孩都不再願意做紡織女工，我們只好到安徽、江西的農村招女孩子，老的紡織工人叫他們“小珍珠”。因為看到他們從比較遠的地方來，做這麼辛苦的工作，我們對他們也是非常心疼。將心比心，我們的孩子都是獨生子女，要讓他們來做這麼辛苦的工作真的是很捨不得，於是就把這些年輕的孩子當做自己子女一樣疼了。
大部分“小珍珠”後來都回去了。他們來上海也是為了學技術、學手藝，老家也有紡織廠，回去以後可以在家門口就業。
問：工人們的生活發生了什麼變化？
徐：我們廠在1992年以後其實一點點走下坡路了。廠裡每個月組織經濟分析會議，我也參加了。當時預測到紡織廠會面臨的形勢，我聽了以後非常擔心。
到了1993年、1994年，棉花買不到，招工招不到。當時紡織廠有七千多名退休工人，一萬多名在職工人，包袱也比較重，經常能聽到“這個月發不了工資”的玩笑話。1994年開始，陸陸續續有人離開工廠，有人下海做生意，紡織局開始“壯士斷腕”，“壓錠減員”。
當時有人下崗後天天拿著包在外面轉，他沒辦法回去和家裡人說自己下崗了，轉到晚飯時間再回家。紡織局也是動足了腦筋，上海航空公司剛剛成立，需要空姐，就給了紡織局一些名額，幾乎人人都想去，印象中當時有上萬人報名，最後只招了18人。
我1996年離開廠，當時正好上海召開“城區工作會議”，明確了“兩級政府、三級管理”，也就是要加強區、街道管理。我有幸從九廠調到區民政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招聘居委會幹部。當時很多居委幹部都是廠裡退下來的中層幹部，他們善於管理，也有善心。紡織局的工會主席跟我說：“你是九棉出來的，我們紡織廠的員工你們要多錄用一點。”後來一條條保障線建立，社區的保安、保潔等崗位消化了大量工廠員工。現在這些員工都到退休年齡了。
掌握技能的男工不愁找不到工作，“小珍珠”大多回了家鄉，留在廠裡的主要是一些老工人、中年工人，廠裡停產以後只留下一些看守人員。
紡織在上海不能生存也是有道理的，之前行業興旺是依仗黃浦江的運輸優勢。但是從成本來看，上海不是棉花的原產地，銷售也需要運出去。現在大部分棉紡廠都在棉花的原產區，節省了運輸的費用。這個調整是合理的，但是過程是很痛苦的。
濱江期待
濱江老樓裡能不能留一個博物館
問：您離開紡織廠以後，對它後來的情況有瞭解嗎？
徐：民政工作比較繁忙，離開九棉以後對廠裡的情況很少關心。但在廠裡待了那麼多年，有些時候晚上做夢，覺得自己還在廠裡。
大概是2014年，我們機關黨工委組織去看濱江，去了才知道，楊浦濱江建設指揮部就在我們老廠的一棟樓裡，那是以前日本株式會社造的，日本人還在那裡種了一棵廣玉蘭樹，有上百年歷史了。我在廠裡的時候，那個日本老闆專門來過，看看這個廠、這棵樹。大家一開始不知道，瞭解到這段歷史以後再看這棵樹，覺得確實比其他的樹粗很多。這棵樹現在作為文物保留下來了。
濱江公司所在的這棟樓，是我們以前的行政樓，我在這裡辦公將近16年，對這個樓非常有感情。一樓是保衛科、財務科、工資科，二樓是廠長室，還有計劃科等等，三樓是政工部門。當時有個濱江公司的員工介紹，說這棟樓“修舊如舊”，確實修得不錯。樓裡面的窗、欄杆都是原來的，地上的馬賽克、樓梯也是原來的。原來變電站的地方，現在裝了電梯。屋頂的平臺修過了，原來只是一般的屋頂，我們寫東西寫得頭疼了就上去放鬆放鬆，曬曬太陽，現在是空中花園了。我專門拍了照，看了很親切。站在三樓的陽臺，透過鋸齒形的廠房，可以一直看到浦江。
總的來說，我還是很欣慰的，國棉九廠能夠留下這棟建築和這棵樹，也是對我們的一種安慰，至少還有一些實物我們可以看看。
問：濱江建設，您覺得在國棉九廠老建築裡應該保留些什麼，能讓您和您的同事更有歸屬感？
徐：當時去濱江聽了他們的介紹，我就覺得裡面可以用一定的面積搞個博物館。
以前廠裡很多東西都散落在職工手裡，每一個物品都有一段故事，我手裡也有一些東西，如果有地方可以存放，我願意把它拿出來。我有一個民國時期的存單，我還為此寫過一篇文章發表在《楊浦時報》。我做工會主席團成員時單位發了個包，上面有“第八屆工會”的字樣，還有《紡織工業史九棉篇》一個系列的書，我太太可能還留著作為生產先進發的毛巾，印著“先進班組”，一直都捨不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