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 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南移， 9月10日， 國民政府教育部發出第16696號令， 正式宣佈在長沙和西安兩地設立臨時大學。 由國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組成長沙臨時大學。 以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天津北洋工學院（原北洋大學）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為基幹， 設立西北（西安）臨時大學。 兩個臨時大學以原各校校長任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 迅速赴當地選址籌備， 儘快組織師生撤出平津地區在新校舍開課。
當時， 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
圖為長沙臨時大學
9月20日， 北大校長蔣夢麟與三校同人陸續到達長沙緊急籌備。 9月28日， 各項事宜就緒， 開始啟用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關防， 校務由三校校長及主任秘書組成的常務委員會負責。 與此同時， 西北臨時大學也在西安擇好了校址並基本籌備就緒， 戰時的中國教育即將揭開新的一頁。
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旦夕禍福。 1937年底， 抗日局勢繼續惡化。 11月12日上海陷落， 12月13日南京陷落， 武漢告急。 長沙的局勢也十分危急。 教育部通知長沙臨大準備西遷雲南昆明。 經過第一學期學習後， 1938年2月中旬， 長沙臨時大學開始搬遷到雲南昆明。 2月19日， 師生在長沙韭菜園的聖經學院（為臨大所租借為教學樓）召開誓師大會，
1938年4月28日， 國民政府任命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三人為西南聯大常委， 共同主持校務。
圖為張伯苓
圖為梅貽琦
圖為蔣夢麟
為鼓勵師生精神， 堅持文化抗戰的決心， 表達中華民族不屈的意志， 西南聯大成立了專門委員會， 向全體聯大師生徵集警言、歌詞， 制定新的校訓、校歌。 從眾多來稿中， 專門委員會經過反復篩選和討論， 最後以“剛毅堅卓”四字作為聯大校訓。 同時選定由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用《滿江紅》詞牌填寫歌詞， 清華出身的教師張清常譜曲的詞曲作為校歌， 歌詞為：
萬里長征， 辭卻了， 五朝宮闕。 暫駐足， 衡山湘水， 又成離別。 絕徼移栽楨幹質， 九州遍灑黎元血。 盡笳吹， 弦誦在山城， 情彌切。
千秋恥， 終當雪。 中興業， 須人傑。便—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複神京，還燕碣。
圖為西南聯大校徽
圖為西南聯大校歌
圖為西南聯大校訓
在興建西南聯大校舍時，發生了一件不得不讓人難過的事。
西南聯大常委梅貽琦邀請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充當聯大校舍設計師，梁林夫婦為能接受這一任務深感榮幸。在雲南省政府支持下，這年7月，聯大選定並購置昆明西北城外三分寺的20余畝土地作為校舍，初步預算暫定為如萬元，以後邊投資邊建設。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受領任務後，根據以黃鈺生等巧人組成的聯大建築設計委員會的要求，花了半個月時間，拿出了第一套設計方案，一個中國一流的現代化大學校舍躍然紙上。然而，這一方案很快被否定，其原因是設計委員會當初沒有考慮到理科學生所需要的實驗室等房舍，梁林大婦的設計方案被迫修改。幾經反復，拖延數月。隨著內地戰事不斷擴大和無限期延長，國民政府教育部擬定了個《平津滬戰區專科以上學校整理方案》此方案規定新組建的西南聯大經費撥款按“北京、清華兩校預算及南開原有補助四成移撥”。即便如此，經費也難以如數到位，教職員工的薪水都無法按時發出，要建高樓大廈就無疑成為癡人說夢了。
圖為梁思成
梁林夫婦遵照新的設計方案，將原計劃中的三層磚木結構樓房改成二層，未久矮樓又變成了平房，磚牆變成了土牆。幾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淚。當交出最後—稿時，建設委員會委員長黃鈺生很無奈地告訴他們：“經校委會研究，除了圖書館和食堂使用磚木結構和瓦屋頂外，部分教室和校長辦公室可以使用鐵皮屋頂，其他建築一律覆蓋茅草。”
梁思成聽罷，感到忍無可忍，徑直來到梅貽琦的辦公室，把設計圖紙狠狠地拍在桌子上，大聲嚷道：“改，改．改！從高樓到矮樓，又到茅草房還要怎麼改？！”
梅貽琦眼看這位平日總是心平氣和的老學生一反常態地惱怒起來，知道是沖著政府削減經費過猛過狠又拖欠的做法而來，歎了口氣，起身像對待耍脾氣的小孩子般和顏悅色地說道：“思成啊，大家都在共赴國難，以你的大度，請再最後諒解我們—次。等抗戰勝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請你為清華園建幾棟世界—流的建築物，算是對今天的補償，行嗎？”梁思成望著梅貽琦溫和中透出堅毅的目光，想起時局的艱難，淚珠從眼角悄然滑落下來。
圖為1944年，西南聯大財政困難，被迫將校舍鐵皮屋頂賣掉，換成茅草頂
談談西南聯大與中國教育:西南聯大存在的時間不滿9年，就讀學生不過八千，而且條件簡陋，生活艱苦，但卻培養出了一大批人才，其中包括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三位元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黃昆、劉東生、葉篤正，6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郭永懷、陳芳允、屠守鍔、朱光亞、鄧稼先、王希季，近百位元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在科學、教育、新聞、出版、工程技術、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都有不少西南聯大校友成為業務和政治骨幹。在臺灣和海外，有重大成就的聯大校友，也不乏其人。
西南聯大不僅大師雲集，在教學和科研上成績卓著，蔚為學術重鎮、人才搖籃，而且是當時“倒孔(祥熙)”運動和“一二·一”運動的發起者和策源地，在愛國民主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被譽為“民主堡壘”。有不少校友參加革命鬥爭，成為各級領導幹部，有的已進入國家領導人的行列，並有近30位校友在抗日戰爭和革命鬥爭中犧牲，成為烈士。西南聯大不僅在中國教育史上，而且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都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為什麼在艱苦簡陋的條件下，西南聯大能作出如此突出的貢獻？這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歷史學教授JohnIsrael(中文名易社強)就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多年的研究，並為此多次到我國大陸和臺灣訪問。他說：“西南聯大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學，在最艱苦的條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養出了最優秀的人才，最值得人們研究。”
研究西南聯大的謝泳教授總結了幾點西南聯大的成功經驗：一、離不開當時中國大學管理者尊重教育、追求學術獨立的基礎；二、大學保持獨立，西南聯大的教授對行政當局的指令敢於抵制，敢於拒絕。那時西南聯大從梅貽琦到眾多教授，對上面的各種指令，也有惹不起的時候，但除了抵制外，多數情況下是應付了事。三、做到了教授治校，西南聯大的教授，特別是負責的教授，比如各院院長、系主任等，對自己的要求都很嚴格。在西南聯大教授的權力之大是今天難以想像的。對於來自上邊的命令，如果感覺不合理，要麼據理力爭，要麼就公開抗議。教授們反對行政當局的事是常有的，因為那時的大學教授是自由流動的，在校內他們不必害怕校長，更不必害怕教育當局，不合適就走人，此處不留自有留處，整個心態是從容而平靜的，因為教授都知道自己的價值，管教育的人也都知道是因為有了教授才有大學，而不是有了大學才有教授。四、校長的合作精神。如果沒有三校校長的合作，在那樣的情況下，要把大批教授團結起來，延續中國教育的命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聯大的許多精神，特別是學術獨立、大學獨立，科學與民主的精神，相容並包與學術自由的精神，艱苦奮鬥的精神，敬業勤學的精神，為共同事業團結合作的精神，現在尤為值得學習。
須人傑。便—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複神京，還燕碣。
圖為西南聯大校徽
圖為西南聯大校歌
圖為西南聯大校訓
在興建西南聯大校舍時，發生了一件不得不讓人難過的事。
西南聯大常委梅貽琦邀請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充當聯大校舍設計師，梁林夫婦為能接受這一任務深感榮幸。在雲南省政府支持下，這年7月，聯大選定並購置昆明西北城外三分寺的20余畝土地作為校舍，初步預算暫定為如萬元，以後邊投資邊建設。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受領任務後，根據以黃鈺生等巧人組成的聯大建築設計委員會的要求，花了半個月時間，拿出了第一套設計方案，一個中國一流的現代化大學校舍躍然紙上。然而，這一方案很快被否定，其原因是設計委員會當初沒有考慮到理科學生所需要的實驗室等房舍，梁林大婦的設計方案被迫修改。幾經反復，拖延數月。隨著內地戰事不斷擴大和無限期延長，國民政府教育部擬定了個《平津滬戰區專科以上學校整理方案》此方案規定新組建的西南聯大經費撥款按“北京、清華兩校預算及南開原有補助四成移撥”。即便如此，經費也難以如數到位，教職員工的薪水都無法按時發出，要建高樓大廈就無疑成為癡人說夢了。
圖為梁思成
梁林夫婦遵照新的設計方案，將原計劃中的三層磚木結構樓房改成二層，未久矮樓又變成了平房，磚牆變成了土牆。幾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淚。當交出最後—稿時，建設委員會委員長黃鈺生很無奈地告訴他們：“經校委會研究，除了圖書館和食堂使用磚木結構和瓦屋頂外，部分教室和校長辦公室可以使用鐵皮屋頂，其他建築一律覆蓋茅草。”
梁思成聽罷，感到忍無可忍，徑直來到梅貽琦的辦公室，把設計圖紙狠狠地拍在桌子上，大聲嚷道：“改，改．改！從高樓到矮樓，又到茅草房還要怎麼改？！”
梅貽琦眼看這位平日總是心平氣和的老學生一反常態地惱怒起來，知道是沖著政府削減經費過猛過狠又拖欠的做法而來，歎了口氣，起身像對待耍脾氣的小孩子般和顏悅色地說道：“思成啊，大家都在共赴國難，以你的大度，請再最後諒解我們—次。等抗戰勝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請你為清華園建幾棟世界—流的建築物，算是對今天的補償，行嗎？”梁思成望著梅貽琦溫和中透出堅毅的目光，想起時局的艱難，淚珠從眼角悄然滑落下來。
圖為1944年，西南聯大財政困難，被迫將校舍鐵皮屋頂賣掉，換成茅草頂
談談西南聯大與中國教育:西南聯大存在的時間不滿9年，就讀學生不過八千，而且條件簡陋，生活艱苦，但卻培養出了一大批人才，其中包括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三位元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黃昆、劉東生、葉篤正，6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郭永懷、陳芳允、屠守鍔、朱光亞、鄧稼先、王希季，近百位元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在科學、教育、新聞、出版、工程技術、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都有不少西南聯大校友成為業務和政治骨幹。在臺灣和海外，有重大成就的聯大校友，也不乏其人。
西南聯大不僅大師雲集，在教學和科研上成績卓著，蔚為學術重鎮、人才搖籃，而且是當時“倒孔(祥熙)”運動和“一二·一”運動的發起者和策源地，在愛國民主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被譽為“民主堡壘”。有不少校友參加革命鬥爭，成為各級領導幹部，有的已進入國家領導人的行列，並有近30位校友在抗日戰爭和革命鬥爭中犧牲，成為烈士。西南聯大不僅在中國教育史上，而且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都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為什麼在艱苦簡陋的條件下，西南聯大能作出如此突出的貢獻？這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歷史學教授JohnIsrael(中文名易社強)就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多年的研究，並為此多次到我國大陸和臺灣訪問。他說：“西南聯大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學，在最艱苦的條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養出了最優秀的人才，最值得人們研究。”
研究西南聯大的謝泳教授總結了幾點西南聯大的成功經驗：一、離不開當時中國大學管理者尊重教育、追求學術獨立的基礎；二、大學保持獨立，西南聯大的教授對行政當局的指令敢於抵制，敢於拒絕。那時西南聯大從梅貽琦到眾多教授，對上面的各種指令，也有惹不起的時候，但除了抵制外，多數情況下是應付了事。三、做到了教授治校，西南聯大的教授，特別是負責的教授，比如各院院長、系主任等，對自己的要求都很嚴格。在西南聯大教授的權力之大是今天難以想像的。對於來自上邊的命令，如果感覺不合理，要麼據理力爭，要麼就公開抗議。教授們反對行政當局的事是常有的，因為那時的大學教授是自由流動的，在校內他們不必害怕校長，更不必害怕教育當局，不合適就走人，此處不留自有留處，整個心態是從容而平靜的，因為教授都知道自己的價值，管教育的人也都知道是因為有了教授才有大學，而不是有了大學才有教授。四、校長的合作精神。如果沒有三校校長的合作，在那樣的情況下，要把大批教授團結起來，延續中國教育的命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聯大的許多精神，特別是學術獨立、大學獨立，科學與民主的精神，相容並包與學術自由的精神，艱苦奮鬥的精神，敬業勤學的精神，為共同事業團結合作的精神，現在尤為值得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