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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建設的品牌產品“上海文化發展系列藍皮書的說法， 分析了中國與西方對“公園”這一公共空間的不同期待。
在某些新聞中， 官方的聲音與影響得到了更多的體現。 譬如“55億美元的華麗夢想：米老鼠來到中國”一文， 除了一些基本資訊的介紹（如投資額、園區規劃等）外， 還引用了美國總統奧巴馬的賀信、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的致辭。 “深圳滑坡調查歸罪於怠忽職守， 懲罰大批官員”則大量引述了國務院安全主管部門的聲音。 而在“浦東機場爆炸案”的報導中， 官方聲音不僅是新聞引述的眾多聲音中的一種， 甚至往往是被邊緣化、被質疑的聲音。 在“中國官員承諾拆除學校‘毒跑道’”一文中， 教育部僅僅承擔了事件資訊發佈的職能，
在具體報導中， 西方記者習慣于以具體底層人物的生活體驗與感受為中心， 而非直接進入政策層面進行宏大敘事， 他們的書寫意在營造事件發生的現場感， 側重於事件與政策的效果與影響，
構築交流的橋樑：破解
我們要客觀認識西方媒體的政治立場和新聞選材， 秉持有所辨析的“去政治化”的態度看待西方媒體的新聞選材。 這就好比我們經常要求西方國家放棄冷戰思維， 客觀看待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我們也不應該總是用敵我關係、或“西方反華勢力”這樣的政治框架去解讀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導。 相對於對用“肯定”與“否定”的簡單標籤加以區分， 並在此基礎上致力於打造自身的完美城市形象以“平衡”甚至“對抗”西方的“負面”報導，
“資訊供需錯置”
我們認為， 目前的城市形象宣傳工作中存在著某種亟待糾正的“供需錯置”的現象。 具體而言， “供需錯置”指的是以中國中央／地方政府為主導的城市形象推介的重點， 與美國媒體報導突出底層的傾向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與錯位。實際上，《紐約時報》對中國城市的報導，不論其為“正面”或“負面”，始終關注具體時空中的個體人物及其生活世界。換句話說，以一些形象工程作為外宣工作的重點這一做法本身，就已經誤解了西方媒體運作方式的基本邏輯，更不可能達到期待的效果。在我們看來，中國城市形象的建構，首先必須打破“正面／負面”這個二元對立的理解框架，打破“它形象”＝負面，“自形象”＝正面這種思路的束縛，正如唐佳梅所說，海外媒體塑造的廣州形象和實際形象的對比表明，將“自塑”與“他塑”對立，試圖“自塑”正面區域形象既不符合實際情況，也很難具備良好傳播效果。
“工作環境限制”
在一定程度上，西方媒體中出現負面報導是源於官方資訊的缺失。在華外國記者協會曾列出西方記者在中國工作時所面對的六項主要限制，其中就包括政府資訊的難以獲取。即便要獲取一些並不敏感的資訊，也存在諸多困難。絕大多數政府官員無法聯繫到，政府機關通常對記者的問詢反應遲緩，各級政府代表或相關組織對外國媒體懷有偏見，而刻意隱藏資料或相關歷史資訊。在華外國記者協會所提出的問題，源于西方記者在中國的實際工作經驗。依據這些問題，在改善城市形象的過程中，與其花大力氣進行“正面”城市形象的“自塑”，不如致力於城市基本資訊的公開發佈機制，乃至建立面向外國媒體的資訊提供與交流平臺，使得西方記者能夠及時獲取完整準確的必要資訊。
建立“互動型交流”
近些年來很多地方政府花費鉅資開辦的各種地方性文化節慶活動，或承辦的大型國際會議、展覽、賽會等，是更大規模的“展示型交流”。政府為這些交流活動設立詳盡的預案，佈置周密的活動計畫，規劃細緻的參觀路線，安排專人代表接待。“展示型交流”的“優點”在於接待一方可以儘量將優勢的、正面的、積極的資訊準備完備，充分展現，有很強的可控性；但“展示型交流”的“缺點”也同樣明顯，它過分突出了展示，極大地壓縮了資訊雙向流動的交流空間。“互動型交流”可能面臨一些風險，比如面對突如其來的質疑，沒有事先準備的文案工作，直面一些負面的事件和景象等，但直面問題要勝於回避和掩蓋問題，要習慣於傾聽問題而不是否定問題，倉促的回答也許不那麼完美，但是在西方記者眼中，這遠比口若懸河的宣講更能讓人接近事實的真相。“互動型交流”需要從事外宣的工作人員具備良好的溝通能力和習慣，也需要外宣機構建立一套訓練與培養溝通能力的機制，而這些正是中國所缺乏的。正因此，許多外國媒體缺席“展示型交流”活動，這不僅意味著他們將從其他管道獲取那些或許不那麼準確的資訊，也意味著國家管理者失去了與外界互動的機會。換句話說，要消滅“負面”新聞，建立互動交流的平臺要比拍攝宣傳片更為重要。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60期第6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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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國媒體報導突出底層的傾向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與錯位。實際上，《紐約時報》對中國城市的報導，不論其為“正面”或“負面”，始終關注具體時空中的個體人物及其生活世界。換句話說，以一些形象工程作為外宣工作的重點這一做法本身，就已經誤解了西方媒體運作方式的基本邏輯，更不可能達到期待的效果。在我們看來，中國城市形象的建構，首先必須打破“正面／負面”這個二元對立的理解框架，打破“它形象”＝負面，“自形象”＝正面這種思路的束縛，正如唐佳梅所說，海外媒體塑造的廣州形象和實際形象的對比表明，將“自塑”與“他塑”對立，試圖“自塑”正面區域形象既不符合實際情況，也很難具備良好傳播效果。“工作環境限制”
在一定程度上，西方媒體中出現負面報導是源於官方資訊的缺失。在華外國記者協會曾列出西方記者在中國工作時所面對的六項主要限制，其中就包括政府資訊的難以獲取。即便要獲取一些並不敏感的資訊，也存在諸多困難。絕大多數政府官員無法聯繫到，政府機關通常對記者的問詢反應遲緩，各級政府代表或相關組織對外國媒體懷有偏見，而刻意隱藏資料或相關歷史資訊。在華外國記者協會所提出的問題，源于西方記者在中國的實際工作經驗。依據這些問題，在改善城市形象的過程中，與其花大力氣進行“正面”城市形象的“自塑”，不如致力於城市基本資訊的公開發佈機制，乃至建立面向外國媒體的資訊提供與交流平臺，使得西方記者能夠及時獲取完整準確的必要資訊。
建立“互動型交流”
近些年來很多地方政府花費鉅資開辦的各種地方性文化節慶活動，或承辦的大型國際會議、展覽、賽會等，是更大規模的“展示型交流”。政府為這些交流活動設立詳盡的預案，佈置周密的活動計畫，規劃細緻的參觀路線，安排專人代表接待。“展示型交流”的“優點”在於接待一方可以儘量將優勢的、正面的、積極的資訊準備完備，充分展現，有很強的可控性；但“展示型交流”的“缺點”也同樣明顯，它過分突出了展示，極大地壓縮了資訊雙向流動的交流空間。“互動型交流”可能面臨一些風險，比如面對突如其來的質疑，沒有事先準備的文案工作，直面一些負面的事件和景象等，但直面問題要勝於回避和掩蓋問題，要習慣於傾聽問題而不是否定問題，倉促的回答也許不那麼完美，但是在西方記者眼中，這遠比口若懸河的宣講更能讓人接近事實的真相。“互動型交流”需要從事外宣的工作人員具備良好的溝通能力和習慣，也需要外宣機構建立一套訓練與培養溝通能力的機制，而這些正是中國所缺乏的。正因此，許多外國媒體缺席“展示型交流”活動，這不僅意味著他們將從其他管道獲取那些或許不那麼準確的資訊，也意味著國家管理者失去了與外界互動的機會。換句話說，要消滅“負面”新聞，建立互動交流的平臺要比拍攝宣傳片更為重要。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60期第6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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