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劉一慶報導
如今， 網紅早已經成為了行銷熱詞， 他們涉及的領域日漸寬泛， 從時尚、美食、生活， 再到教育、音樂， 無處不在。 2016年， 網紅Papi醬獲1200萬融資更是轟動一時。
近期， 新華網製作的“圖解95後謎之就業觀”引發廣泛關注。 在95後最嚮往的新興職業排行榜上排名前五的職業是：網紅占54%；聲優占17%；化妝師占11%；Coser占8%；遊戲測評師占7%。
95後熱衷當網紅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調查資料圍繞的是“新興職業”， 因此，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所長鄧希泉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採訪時指出， 資料本身具有一定局限性，
若全面調查95後的就業意向， 鄧希泉認為， 應該把所有的傳統行業和新興行業同時放在備選項目當中， 如教師、記者和銷售員等所有職業都列入選擇範圍內。 如果將所有職業放在一起， 很多青年可能不會選擇網紅等新興行業， 根據我們的調查， 很多年輕人對於職業的選擇仍比較理性。
但不可否認的是， 在這個網紅當道的時代，
有統計資料也反映出這一變化， 從網紅總人數來看， 我國的網紅人數超過100萬。 而據《2016中國網紅經濟白皮書》顯示， 關注網紅及相關話題的使用者中， 從年齡來看， 21至25歲的年輕人位列粉絲占比首位， 為47.3%；其次是20歲以下人群， 占39.9%。 兩者相加占比達87.2%。
而根據艾瑞諮詢集團的資料顯示， 截至2016年5月， 完全通過網路而走紅的網紅， 累計覆蓋的粉絲已經達到3.85億， 相較過去兩年， 這個數字已經增長了3倍。
95後傾向選擇成為網紅的趨勢比70、80後要更加明顯， 鄧希泉表示， 這與95後成長的社會環境有關。 70、80後的成長環境和現在95後有所不同， 成長期時對互聯網的接觸程度存在較大差別， 互聯網的出現給95後帶來很大影響。
2016年1月， 百度發佈的《95後生活形態調研報告》指出， 1995年至1999年出生的“95後”總人數約為1億， 可謂“移動互聯網原住民”。 對此， 有業內人士指出， 作為移動互聯網和網路社交平臺最重要的用戶， 以“95後”為代表的青年一代所具有的心態為網紅的成長提供了社會基礎。
中研普華研究員王鵬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採訪時表示， 一般而言， 95後正好趕上互聯網的浪潮， 他們這一代正是在網路的環境中成長成熟， 有自己的理想。 95後是標新立異的一代， 他們早就已經不再受到一些束縛， 開始有自己的性格和主張。
網紅作為新興職業， 反映出“95後”渴望受到尊重和自我實現。 王鵬說， 從草根到名人， 人人皆可網紅， 直播打遊戲， 唱歌能成網紅， 喊麥也能成為網紅。 網紅行業門檻低， 產業發展迅速。 加上網路、社交媒體這種對網紅的吹捧報導， 輿論過多關注網紅等也助長了95後對網紅這一職業的嚮往。 一般想要成為網紅的人有這樣幾個特點， 首先是自身相貌較為出眾或者整形後脫穎而出；其次是心理強大， 渴望出名。
王鵬還指出， 其實這也是社會發展、時代進步的標誌， 當前經濟轉型升級， 新模式、新平臺不斷湧現， 從傳統到現代， 從線下到線上， 一大批聞所未聞的新興職業應運而生（網約車、網路餐飲、時尚買手、酒店試睡員、旅遊體驗師、美食評論家……）。
網紅們可以通過行銷將粉絲的價值變現。 有資料顯示， 淘寶平臺的網紅店鋪已超過1000家， 其成交爆發力是傳統淘寶店鋪的2.5倍。 《2016中國電商紅人大資料包告》則預計2016年紅人產業產值接近580億元人民幣。
樹立正確職業觀
當代青少年的價值觀念發生了一些變化， 主體個性相對張揚， 關注自我利益獲取。 鄧希泉指出，首先，青少年希望以較少的付出獲得較多的回報，這與目前宣導的“青春是用來奮鬥的”這一理念相悖，對於主導價值觀是一大衝擊。其次，青年應該擁有遠大的理想和宏大的抱負，對國家和民族應有責任感和擔當。然而，選擇網紅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削弱了對社會的責任擔當意識。
鄧希泉告還指出，雖然這些變化體現了新一代青少年主體意識的覺醒，有利於青少年的成長與發展，但有時可能會走向極端，導致過於關注自身而忽視了集體、國家的利益，弱化了青年應該承擔的社會民族責任。青少年不應當僅僅關注個人發展，還應該將個人的成長和國家的成長緊密結合。
需要注意的是，青少年職業期望與最終從業時選擇的職業不一定匹配。職業選擇隨著社會發展與自身條件而產生變化，這種情況是正常發生的，青年的職業期望是不斷博弈不斷調整的結果，鄧希泉繼續向記者說道。
王鵬表示，成為網紅固然有機會從芸芸眾生中脫穎而出，成為全國甚至全世界的名人，帶來成就感和榮耀感；名人效應帶來的廣告、活動等直接經濟利益和資源、人脈聚集帶來的長期利益。按照網紅的分類主播網紅、自媒體網紅、電商網紅、草根網紅、名人網紅，在這些網紅中頭部網紅數量最少，達到這一級別難度很大；腰部網紅數量較多，且競爭激烈，晉級為頭部網紅難度較大；隨著網紅市場的火暴，市場中湧入大批全職或是兼職的底部網紅，競爭激烈，收入很少。不能因為看到少部分人爆紅後的巨大利益回報而投身網紅事業，不能被這種急功近利、不勞而獲的錯覺而蒙蔽。在做職業選擇時不應好逸惡勞，而應結合職業特點和自身的優劣勢，把握青春的朝氣蓬勃，做出理性的決定。
當直播網紅賺錢真的很容易？其實不然。此前，據北京市文化市場行政執法總隊與共青團北京市委開展的調研顯示，33.1%的網路主播月收入500元以下，14.6%的網路主播月收入500至1000元，15.9%的網路主播月收入1000至2000元，18%的網路主播月收入2000至5000元，不到一成的網路主播月收入5000元至1萬元，不到一成的網路主播月收入萬元以上。
“青年要認識到這一職業背後激烈的競爭，成名的人少之又少。對於青年來講，應當樹立正確的就業觀，明確自身能力，尋找適合的崗位。因此，青少年進入高中就可以開始大致規劃自己的發展方向，進入大學之後，在專家和老師的指導下，明確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這樣才能使自身擁有更好的人生，靠自己的奮鬥夯實人生發展的根基。”鄧希泉告訴記者。
鄧希泉指出，首先，青少年希望以較少的付出獲得較多的回報，這與目前宣導的“青春是用來奮鬥的”這一理念相悖，對於主導價值觀是一大衝擊。其次，青年應該擁有遠大的理想和宏大的抱負，對國家和民族應有責任感和擔當。然而，選擇網紅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削弱了對社會的責任擔當意識。鄧希泉告還指出，雖然這些變化體現了新一代青少年主體意識的覺醒，有利於青少年的成長與發展，但有時可能會走向極端，導致過於關注自身而忽視了集體、國家的利益，弱化了青年應該承擔的社會民族責任。青少年不應當僅僅關注個人發展，還應該將個人的成長和國家的成長緊密結合。
需要注意的是，青少年職業期望與最終從業時選擇的職業不一定匹配。職業選擇隨著社會發展與自身條件而產生變化，這種情況是正常發生的，青年的職業期望是不斷博弈不斷調整的結果，鄧希泉繼續向記者說道。
王鵬表示，成為網紅固然有機會從芸芸眾生中脫穎而出，成為全國甚至全世界的名人，帶來成就感和榮耀感；名人效應帶來的廣告、活動等直接經濟利益和資源、人脈聚集帶來的長期利益。按照網紅的分類主播網紅、自媒體網紅、電商網紅、草根網紅、名人網紅，在這些網紅中頭部網紅數量最少，達到這一級別難度很大；腰部網紅數量較多，且競爭激烈，晉級為頭部網紅難度較大；隨著網紅市場的火暴，市場中湧入大批全職或是兼職的底部網紅，競爭激烈，收入很少。不能因為看到少部分人爆紅後的巨大利益回報而投身網紅事業，不能被這種急功近利、不勞而獲的錯覺而蒙蔽。在做職業選擇時不應好逸惡勞，而應結合職業特點和自身的優劣勢，把握青春的朝氣蓬勃，做出理性的決定。
當直播網紅賺錢真的很容易？其實不然。此前，據北京市文化市場行政執法總隊與共青團北京市委開展的調研顯示，33.1%的網路主播月收入500元以下，14.6%的網路主播月收入500至1000元，15.9%的網路主播月收入1000至2000元，18%的網路主播月收入2000至5000元，不到一成的網路主播月收入5000元至1萬元，不到一成的網路主播月收入萬元以上。
“青年要認識到這一職業背後激烈的競爭，成名的人少之又少。對於青年來講，應當樹立正確的就業觀，明確自身能力，尋找適合的崗位。因此，青少年進入高中就可以開始大致規劃自己的發展方向，進入大學之後，在專家和老師的指導下，明確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這樣才能使自身擁有更好的人生，靠自己的奮鬥夯實人生發展的根基。”鄧希泉告訴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