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勞倫斯·薩默斯 （哈佛大學前校長、美國前財政部長）
主題：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主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編者按】
3月19日， 哈佛大學前校長、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
薩默斯表示， 當今世界正處於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 在市場力量、激勵機制和世界開放的基礎上， 理性、科學、技術， 以及更廣泛的相互理解與共識塑造了社會巨大的進步。 但同時也應當注意， 無論是在經濟層面還是政治層面， 世界依然面臨很多挑戰， 例如， 不平等在加劇， 而且加劇的程度非常激烈， 與此同時， 保護主義、民族主義勢頭也在不可避免地興起。
據此， 薩默斯提出， 面對這樣的挑戰， 我們需要一個有力的政策引導， 要有廣義的、廣泛的社保， 去保護中產階層， 要去管理全球化、世界一體化進程帶來的後果，
“從長遠來看,每個人都應該避免重返保護主義的泥沼， 加強共同的全球化的發展， 這樣才能共同應對全球環境帶來的挑戰。 ”他說。
以下是澎湃新聞對勞倫斯·薩默斯的發言摘錄：
當下正處於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 我是一個審慎的樂觀主義者， 樂觀是因為我看到一些長期的趨勢， 這樣的趨勢還會繼續發展下去；審慎甚至感到擔憂的是， 政治和經濟上存在的一些問題。
我第一次來到中國是38年前， 當時是大學剛畢業就來了， 去了上海， 我們當時可以在上海鬧市區的馬路中間散步， 馬路上沒有汽車，
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之中。 中國受益良多， 同時中國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在全球經濟發展增加總量裡中國占到了三分之一。 我們都應該期望這樣的趨勢能夠繼續保持下去。 這個趨勢是怎麼形成的呢？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但是我們換個角度來看， 其實你也能看得很明顯有哪些因素在發揮作用。 比如， 手機現在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的用品了，
市場的力量與激勵機制， 使得我們從集體農莊轉向了現在的家庭承包責任制， 也使得各個企業應運而生， 我們看到像穀歌、facebook， 每家市值都很高， 已經抵得上全球汽車工業的總和。 同時， 社會的進步還得益於開放， 有了開放， 我們才可以讓科技的進步得到廣泛傳播。
所有這一切， 都是非常積極正面的能量， 這些事物都是相互關聯的。 但同時也應當看到， 無論是在經濟層面還是政治層面， 世界依然面臨很多挑戰， 例如， 不平等在加劇， 而且加劇的程度非常激烈， 在我的國家還有其他的一些工業化國家尤其如此。 過去幾年， 我們面臨的困難尤為突出， 經濟難以實現快速增長， 無法為公司提供持續健康的金融支持， 這也是大家共同關注的問題，這個問題也不僅限於工業化國家，中國的同事也都在考慮這樣的問題和挑戰。在這樣的趨勢中，我們也不可避免地看到了民族主義的抬頭，很多國家都有民族主義的勢頭，尤其是在西方。同時，我們也看到人們對國際合作充滿疑慮。今年的G20財長會議是在週末開的，起初我很高興地看到財長會議加強了合作的共識，發佈了共同宣言，但是我的這種感覺很快就消退了，因為這份聯合公報沒有明確提到20國要聯合行動來反對保護主義，這點讓我感到非常困擾。我們希望在過往基礎之上，20國應該在各個領域達成共識，達成共識就會逐步取得成績。我也想跟工商業界的同事說，你們跟世界各國的政府打交道，尤其是跟美國政府打交道的過程中要強調著眼長遠，在你們制定自己戰略的時候，在制定如何跟美國政府進行交流的戰略時，一定要充分強調你們長期的願景，從長遠來看,每個人都應該避免重返保護主義的泥沼，加強共同的全球化的發展，這樣才能共同應對全球環境帶來的挑戰。
從一定意義上來講，這些挑戰是相輔相成的。當今技術的發展導致了工業化國家前所未有的創業精神和創新強度，加上新興市場的勞動力，這樣的組合是非常符合創新創業者利益的，也非常符合新興市場勞動力的利益。但是卻不那麼符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發達國家勞動力的利益，因為在早些時候，這些國家的勞動力會從創業和創新的過程中直接受益。
接下來要問解決方案是什麼？在我看來，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有力的政策引導，我覺得有三個比較重要的政策可以用來提出建議：
第一，我們要有廣義的、廣泛的社保，去保護我們的中產階層。大家如果回過頭去研究一下國家的歷史，比如美國的歷史，我們也有偉大的時刻是關於民族主義的，其中最亮眼的就是二戰以後的馬歇爾計畫。馬歇爾計畫不是一個孤立的民族行動，它是一個啟蒙運動，是一個非常廣義的社會契約，大家都知道這個計畫裡面包含了許多政策，比如讓每個人都有機會上大學，大部分美國人獲得醫保，同時確保中產階層家庭可以獲得他們所應得的支援來成為房屋居住者。我們當時也能夠做到在我們國家的財政中拿出一大部分援助外國，而且這種援外是符合國家利益的。對中產階層的保障，這是我們負責任的國際主義的第一步。
第二，要去管理全球化、世界一體化進程帶來的後果。有人跟我這麼講，把你自己設想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的工人，以美國為例，首先他們會跟你講，你可能會丟掉飯碗，因為我們要開始從海外進口了，那實際上更好，因為你可能會找到另外一份工作，而且你孩子可以買到更便宜的玩具，你的進口車更便宜，產品更物美價廉，所以你說：“好，沒問題”。然後他們又跟你講，我們現在會進口，你工作的公司會把其中的一些工作崗位轉移到海外，你要理解，對你而言是更好的一個選擇，如果不這麼做的話就會在競爭中處於劣勢，這個企業沒有競爭力對整個國家來講不會有任何的就業，所以從開放的角度來講，這也是好事，人們會覺得有一些懷疑，但是他們還是會說：“好吧”。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去對他們講，現在我們要給這些公司減稅，但是要給你個人加稅，因為你動不了，公司可能會轉移到海外，所以我們需要找到一種方式給公司減負，在這個問題上人們就會感到非常恐慌。因此，我們需要一些共同的、國際化的做法，去避免這種高流動性的競爭，來照顧到我們沒法移動的這些人民的生活福利。
年復一年，我們看到貿易協定成為很多國家元首出訪外國的戰利品，OECD的這些代表也需要不停的去做談判，然後再向國內進行彙報，確保其對國際一體化進程的支援。我認為這樣一種盲目的做法可能需要做一些調整。我們確實需要去把國際合作的想法做實，來應對國際性的挑戰，比如氣候變化的挑戰。氣候變化的挑戰是確實存在的，也是最明顯的一個範例，但是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挑戰，比如傳染病的威脅以及其他的衛生領域的威脅，都給我們造成了巨大的威脅，跟氣候變化是一樣的，也會影響到我們所有的公民。但是這些問題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
我們能做到這一點嗎？我是有信心的。我不知道接下來的25年美國發展怎麼樣，中國發展怎麼樣，但是我認為中美兩國在接下來的25年中，要麼一榮俱榮，要麼一損俱損，因為我們有重大的共同利益，我們必須要基於互信開展工作，來讓現在這個積極的全球化趨勢能夠持續下去，同時能夠用創造力開展工作，應對挑戰。
這也是大家共同關注的問題，這個問題也不僅限於工業化國家，中國的同事也都在考慮這樣的問題和挑戰。在這樣的趨勢中，我們也不可避免地看到了民族主義的抬頭，很多國家都有民族主義的勢頭，尤其是在西方。同時，我們也看到人們對國際合作充滿疑慮。今年的G20財長會議是在週末開的，起初我很高興地看到財長會議加強了合作的共識，發佈了共同宣言，但是我的這種感覺很快就消退了，因為這份聯合公報沒有明確提到20國要聯合行動來反對保護主義，這點讓我感到非常困擾。我們希望在過往基礎之上，20國應該在各個領域達成共識，達成共識就會逐步取得成績。我也想跟工商業界的同事說，你們跟世界各國的政府打交道，尤其是跟美國政府打交道的過程中要強調著眼長遠，在你們制定自己戰略的時候，在制定如何跟美國政府進行交流的戰略時，一定要充分強調你們長期的願景，從長遠來看,每個人都應該避免重返保護主義的泥沼，加強共同的全球化的發展，這樣才能共同應對全球環境帶來的挑戰。從一定意義上來講，這些挑戰是相輔相成的。當今技術的發展導致了工業化國家前所未有的創業精神和創新強度，加上新興市場的勞動力，這樣的組合是非常符合創新創業者利益的，也非常符合新興市場勞動力的利益。但是卻不那麼符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發達國家勞動力的利益，因為在早些時候，這些國家的勞動力會從創業和創新的過程中直接受益。
接下來要問解決方案是什麼？在我看來，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有力的政策引導，我覺得有三個比較重要的政策可以用來提出建議：
第一，我們要有廣義的、廣泛的社保，去保護我們的中產階層。大家如果回過頭去研究一下國家的歷史，比如美國的歷史，我們也有偉大的時刻是關於民族主義的，其中最亮眼的就是二戰以後的馬歇爾計畫。馬歇爾計畫不是一個孤立的民族行動，它是一個啟蒙運動，是一個非常廣義的社會契約，大家都知道這個計畫裡面包含了許多政策，比如讓每個人都有機會上大學，大部分美國人獲得醫保，同時確保中產階層家庭可以獲得他們所應得的支援來成為房屋居住者。我們當時也能夠做到在我們國家的財政中拿出一大部分援助外國，而且這種援外是符合國家利益的。對中產階層的保障，這是我們負責任的國際主義的第一步。
第二，要去管理全球化、世界一體化進程帶來的後果。有人跟我這麼講，把你自己設想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的工人，以美國為例，首先他們會跟你講，你可能會丟掉飯碗，因為我們要開始從海外進口了，那實際上更好，因為你可能會找到另外一份工作，而且你孩子可以買到更便宜的玩具，你的進口車更便宜，產品更物美價廉，所以你說：“好，沒問題”。然後他們又跟你講，我們現在會進口，你工作的公司會把其中的一些工作崗位轉移到海外，你要理解，對你而言是更好的一個選擇，如果不這麼做的話就會在競爭中處於劣勢，這個企業沒有競爭力對整個國家來講不會有任何的就業，所以從開放的角度來講，這也是好事，人們會覺得有一些懷疑，但是他們還是會說：“好吧”。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去對他們講，現在我們要給這些公司減稅，但是要給你個人加稅，因為你動不了，公司可能會轉移到海外，所以我們需要找到一種方式給公司減負，在這個問題上人們就會感到非常恐慌。因此，我們需要一些共同的、國際化的做法，去避免這種高流動性的競爭，來照顧到我們沒法移動的這些人民的生活福利。
年復一年，我們看到貿易協定成為很多國家元首出訪外國的戰利品，OECD的這些代表也需要不停的去做談判，然後再向國內進行彙報，確保其對國際一體化進程的支援。我認為這樣一種盲目的做法可能需要做一些調整。我們確實需要去把國際合作的想法做實，來應對國際性的挑戰，比如氣候變化的挑戰。氣候變化的挑戰是確實存在的，也是最明顯的一個範例，但是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挑戰，比如傳染病的威脅以及其他的衛生領域的威脅，都給我們造成了巨大的威脅，跟氣候變化是一樣的，也會影響到我們所有的公民。但是這些問題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
我們能做到這一點嗎？我是有信心的。我不知道接下來的25年美國發展怎麼樣，中國發展怎麼樣，但是我認為中美兩國在接下來的25年中，要麼一榮俱榮，要麼一損俱損，因為我們有重大的共同利益，我們必須要基於互信開展工作，來讓現在這個積極的全球化趨勢能夠持續下去，同時能夠用創造力開展工作，應對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