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物特徵看漢唐中西文化交流

[摘要]在對外交流不斷深入的歷史進程中，文字記錄主要是對衛青、霍去病、王方翼、蘇定方等將士們的歌頌。考古發現卻以大量的外來藝術品或商賈和駝隊的形象來默默地緬懷昔日絲綢之路的盛況。

南陽畫像石上的駱駝

沒有外來文化的參照，我們很難看清楚自身。瞭解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與共性，不同文化之間的借鑒乃至融合，古人為我們提供了經驗、教訓和方向。

西元前2世紀發生的“張騫通西域”事件，動搖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一傳統觀念。張騫歷經千辛萬苦的西方之行，

直接原因是要聯合大月氏攻打匈奴，然而卻成為一次放眼看世界的突破，意外的收穫是使中國開始逐漸勾畫溝通歐亞的藍圖。此後不斷派出的龐大使團常常帶著牛羊、金帛等禮品，不再完全以政治軍事為目的，改變了過去把異態文明看作是自身敵人、採用一些極端的方式加以對付的做法。許多國家的使者也紛紛來到中國。 “張騫通西域”開創的與西域諸國政府間的往來，使對異態文明滿腹狐疑的防範心理逐漸增添了試圖瞭解和求知的渴望，一代代肩負重任的使者，穿梭于異常艱難的戈壁沙漠通道，尋找著東西方文明對峙中的調解辦法，從而促進了東西方文明間的交流，促使社會的物質文化不斷推陳出新，

精神資源也不斷豐富發展，給人類社會進步帶來巨大影響。

對外交流不斷深入的歷史，可從文獻記錄與考古發現中得到印證，但二者有所不同，文字記錄通常是一些事件和特例，而考古發現的多是日常生活器物

從交流的性質上看，漢代“絲綢之路”的商貿常常在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更多地附屬於軍事政治目的；南北朝時比較單純的商業交往增多；隋唐時期又在物資交換的基礎上更注重文化方面的交流。

在對外交流不斷深入的歷史進程中，文獻記錄與考古發現出現了不同，文字記錄主要是對衛青、霍去病、王方翼、蘇定方等將士們的歌頌。考古發現卻以大量的外來藝術品或商賈和駝隊的形象來默默地緬懷昔日絲綢之路的盛況。

文字記錄通常是一些事件和特例，而考古發現的多是日常生活的器物，更反映了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風貌。

漢代以後，西域各國、各民族前來中原王朝的次數劇增。路途上主要是用駱駝來運送物資，因此胡人牽引的滿載貨物的駱駝成為那個時代具有特色的文物形象。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值得一提的是隋煬帝，他親自西巡，率眾歷時半年到達張掖，會見了西域二十七國的君主或使臣，場面十分隆重。後來諸番酋長又會集洛陽進行交易， “相率來朝貢者三十余國”。隋煬帝命整飭店肆，陳設幃帳，陳列珍貨，大設魚龍曼筵之樂，會見西方賓客。盛會晝夜不歇，燈火輝煌，終月而罷。這是中國史無前例的創舉，

猶如一次“萬國博覽會”，對中外交流是一次大促進。

唐代是中國政治史上更為成功的王朝，它的前半段是一個穩固的專制帝國，通過強化控制防止了內部的衝突，對外則積極主動地進行外交。與“張騫通西域”相比，統治的觀念變化更進一步。唐初在一次宴會上太上皇李淵令突厥、南蠻首領共同歌舞，高興地說道“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擊敗了勁敵突厥人後，唐太宗曾興奮地對來自中亞安國的人說：“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諸胡大悅”。

供圖：鄭文

胡人與駱駝的大量出現，反映了絲路貿易、對外開拓的精神成為當時社會普遍的追求

東西方之間的中亞地理環境惡劣﹑氣候變化莫測，當時只有駱駝才能穿越那些令人生畏的沙漠戈壁。

漢唐文物中駱駝被特別加以表現，塑像、繪畫等藝術作品大量出現，應該反映的是人們的欽佩、崇敬之情，和對絲綢之路勇敢的開拓精神的歌頌。而且駱駝與商胡常常是一種固定的組合。展現了杜甫詩中的“東來橐駝滿舊都”、“胡兒制駱駝”的具體形象。商胡幾乎都是深目高鼻，滿臉濃密的絡腮胡，或禿頭頂，或卷髮，身穿翻領長袍，足蹬高靴，戴各種胡帽。高超的藝術家們對各國來的客人有深刻瞭解，塑造出各種各樣生動的容顏，這些見多識廣的胡人也是中西文化的傳播者。

漢唐駱駝形象變化的軌跡，表現出中外交往的不斷深入。漢代關於駱駝的藝術形象較少，而且顯得有些稚拙，駱駝蹄子與馬蹄無異，形象塑造與真實的駱駝存在差距，似乎是對駱駝並不十分瞭解。北朝時期關於駱駝的藝術形象多以馱載物品為特徵，點明了駱駝的運輸用途。唐代胡人牽引載貨駱駝如同是天經地義的造型選擇，把它和對外交往、交通貿易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除了時代變化，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中國西北出產駱駝的地區，駱駝的形象塑造並不精緻，反而越靠東方不出產駱駝的地區，駱駝形象塑造越多、製作更為生動，顯然是在嚮往、獵奇後的創作，是把駱駝作為一種符號，象徵當時“絲綢之路”的興盛。有些塑像抓住了駱駝習性中精彩的瞬間，充滿動感，極為傳神，刻意表現駱駝與自然抗爭、勤勞頑強的特點，勾畫出“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美妙圖景。

胡人與駱駝的大量出現，反映了對絲路貿易的重視已不是政府和統治階層獨有的崇尚，絲路貿易、對外開拓的精神成為社會普遍的追求。到了唐代，出現了“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況，首都長安已如同世界的大商場，舉行著永不謝幕的國際博覽會，改變了人與人的關係和不同文化之間的關係。

所以，如果說漢代開通“絲綢之路”主要是開拓了人們的視野，到唐代則變成了包容開放的一種精神，也變成了國家的一種治國方略。而且，人們在不斷交往中解決了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之間的矛盾，並且在這種交流中尋找自己的前進方向。

形象塑造與真實的駱駝存在差距，似乎是對駱駝並不十分瞭解。北朝時期關於駱駝的藝術形象多以馱載物品為特徵，點明了駱駝的運輸用途。唐代胡人牽引載貨駱駝如同是天經地義的造型選擇，把它和對外交往、交通貿易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除了時代變化，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中國西北出產駱駝的地區，駱駝的形象塑造並不精緻，反而越靠東方不出產駱駝的地區，駱駝形象塑造越多、製作更為生動，顯然是在嚮往、獵奇後的創作，是把駱駝作為一種符號，象徵當時“絲綢之路”的興盛。有些塑像抓住了駱駝習性中精彩的瞬間，充滿動感，極為傳神，刻意表現駱駝與自然抗爭、勤勞頑強的特點，勾畫出“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美妙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