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20
三種靈長類動物- 大猩猩、黑猩猩、網球名將Murray
編者按：
蔡元培老先生曾說過這樣的話：為什麼只有人類能創造歷史， 而別的動物沒有， 因為人類有變化無窮的語言。 從古猿到人， 經歷了漫長的生物演化以及相對短暫的文化演化。 南方古猿的直立行走， 不僅解放了雙手， 對現代人的體型、大腦容量、行為甚至語言方面也帶來革命性的改變。 當人直立行走後， 人類的喉頭下降了幾釐米， 形成了現在的咽腔， 舌頭也增加了許多動作的空間， 為語言的湧現提供了重要條件。 反過來， 語言又刺激大腦的發展， 強化了大腦記憶等功能。
撰文 | 王士元（香港中文大學偉倫研究教授、臺灣中研院院士）
責編 | 葉水送
眾所周知， 人類與猿類、猴類同屬靈長目。 當我們拿上圖三張靈長類的相片對比時， 直覺反應會認為兩種猩猩的親屬關係應該比較近， 而離人類比較遠， 可是事實並非如此。 近年來遺傳學研究發現， 大猩猩跟人類曾有共同的祖先， 兩者大約是在1000萬年前分離的， 而黑猩猩與人類卻是在600萬年前才分家。 黑猩猩是現存的與人類基因關係最近的親戚。
這當然會引發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就是人類是怎樣從猩猩那樣的動物， 演化成當今整個地球的主人？為什麼大猩猩與黑猩猩分開了1000萬年，
人類演化的兩個相變：直立行走和語言
歸納起來， 人類的這段演化過程有兩個主要的相變：一個是從用四肢在森林裡爬樹的生活形態， 轉變到兩足直立在平原上走動；另一個相變是從用手勢及簡陋的聲音來溝通， 發展到目前非常複雜的語言。 人類開始採取直立的姿勢是在300萬年之前， 而語言湧現於10多萬年之前。 這兩個相變的種種細節， 目前還不是很清楚， 可是一些相關的基本概念很值得討論， 以便對這個問題做更深入的研究。
圖2：左圖為三百多萬年前Lucy的化石，
人類的演化當然要從非洲說起。 達爾文在他1859的書裡就提到人類起源於非洲。 現在有種種多學科的資料支援這一理論， 包括化石、基因及語言， “非洲起源說”的證據已經相當確鑿。 1974年在非洲衣索比亞Afar區發現了一組相當完整的化石， 對人類演化的研究特別重要(見圖2)。 這套3百多萬年的化石是位十多歲的女孩所遺留下來的骸骨， 發現者給她起名為Lucy。 目前出土的一系列與Lucy同年代的化石， 還不算是 Homo （人）屬， 他們的學名是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 也就是在Afar發現的“南方猿人”。 Lucy 的腿在演化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 因為她的腳、膝蓋、骨盆等化石， 經過非常仔細的資料分析後， 專家們同意她是雙足直立行走的。
至於為什麼南方猿人會直立起來， 至今還沒有個完善的解釋。 不過這個姿勢上的改變卻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 重新改造了我們整個身體， 這裡我們主要講兩個革新。 首先， 因為上肢不需要老是撐在地上支援著身體， 猿人的手就能夠逐步地改造來學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大拇指與每只手指都變得非常靈巧， 能夠個別地運作。 尤其是手一定要與眼睛協調配合， 動作才能準確有效。
我們的祖先直立後幾十萬年， 在非洲就開始出現很原始的石器。 專家們可以分析出那些石器的種種不同用法， 有些是用來敲砸堅果的， 有些是用來割肉的等。 在這個階段， 由於手能製造新的工具， 也刺激了大腦的發展， 而更發達的大腦又能激蕩出更多新的發明。
圖3：古人直立後， 身體徹底改造， 喉嚨下降增加語音的空間， 給了語言湧現更好的條件。 圖片取自Lieberman, D.E. 2013.
除了手及肩膀的改造之外， 另一個重要的變化是我們的口腔、喉嚨及氣管。 黑猩猩的口腔後面基本就是喉嚨， 只有一條管子。 可是直立後， 喉頭就逐步下降了幾釐米， 形成了我們的咽腔， 跟口腔大致垂直， 因此我們有兩條管子可以發聲。 這麼一來，舌頭就增加了許多動作的空間，因此我們能發出的聲音也就跟著增加了許多。這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二個相變，這個相變給我們創造了讓語言湧現的重要條件(見圖3)。
語言的出現於口腔、大腦密不可分
語言學家很早就體會到，語言是奠基在一些其他更基本的功能上的一種依託的行為。說話時一定要能發出氣流，而呼吸當然是人類維繫生命所需的很基本的技能，一般是由自主神經系統控制。可是因為說話需要的是延長呼出去的氣流，以便發出一連串的聲音，如果要能比較精准的控制，就必須把氣流的速度跟喉嚨裡聲帶的抖動協調好。聲帶拉緊時發的是高音，聲帶放鬆則發低音。舌頭移動跟下巴上下是咀嚼食物所需的基本動作。說話時，小舌可以控制鼻腔是否參與發音，如果小舌位處的軟齶下垂，氣流通過鼻腔，就可以發出鼻音，而下巴下降可發母音，下巴上升則發輔音，每次上下就可發出一個音節。這三套動作：呼氣、聲帶發聲、及口腔喉嚨調控語音，牽涉到大大小小幾十個肌肉，要配合地非常精准才能說話。這是歷經幾十萬年才演化出來的能力，特別是大腦裡控制這些肌肉的神經網路也是經由演化而來，別的動物沒有這些神經網路是學不會語言的。
我們說話時，因為需要的動作很小，一秒鐘內往往就能夠發出十幾個音節，傳達不少資訊。這豐富的資訊傳達能力跟我們的短期記憶及工作記憶有密切的關係。由於這兩種記憶都只有幾秒鐘長，它們的時間上限基本上約束了思想的複雜度。若講者說出一句話，但聽者聽到句子結尾時已經忘了句頭的資訊，那麼這次的溝通就會失敗。反過來說，因為我們能在一段短期記憶內傳達幾十個音節，那麼這一串音節就可能包含大量的資訊。
“約定俗成”的人類語言
說話是語言形之于外的行為，而語音是語言很關鍵的一部分。可是更重要的是說的東西要有組織、有語義。體會到可以有條理地利用不同的語音來代表不同的語義或概念，也就是可以把語音及語義這兩個系統結合起來，這是發明語言最基本的條件。語義的單位是詞，用什麼語音來代表什麼詞，沒有任何固定的道理，這就是荀子所說的“約定俗成”。詞是跟著不同語言、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總是在改變的。這一點明朝的陳第就瞭解得很透徹。李白“將進酒”裡說“朝如青絲暮成雪”，他當時所謂的“青”色，我們現在要說是“黑”才對；用來擋雨的東西在普通話裡叫做“傘”，香港話叫做“遮”，而英語叫做umbrella。這類例子多不勝舉，因為語言要表達文化，文化在演化，語言也必須跟著演化。
2002年王士元在雲南田野考察時拜訪普米族。北京大學陳保亞攝影。
怎樣把詞串在一起也需要“約定俗成”，逐漸形成一套套的語法。例如：普通話說“給我水”，香港話是“俾水我”，兩種賓語的順序恰好相反；又如：漢語的動詞用在賓語之前，如“喝水”，日語句子裡需要加些虛詞，而把動詞放在賓語之後，如“水 o 飲 mu”。詞彙增加了，詞跟詞的組合方式也跟著增多，語法就越來越複雜。除了上面提到的短期記憶及工作記憶，我們當然也有多種的長期記憶，不但能夠掌握到語法以及數萬個詞，並能把生活裡每時每刻的經歷都以語言的形式記憶下來，以便在不同的場合可以派上用場。
一旦人類發現可以用語音來代表語義，他們就能造出很多的詞來，用在生活的每方面。幾十萬年前的原始狩獵採集社會所需的詞彙，跟一萬多年前農業社會的詞彙當然不同。遷徙的狩獵部落只能維持數十個人，農耕及放牧社會則可以容納幾萬人口，現在的大都市有的已超過千萬人口。人口越稠密，使用語言溝通的次數就會越多，語言也就變得越快。尤其在大都市里，不同的語言大量接觸、溝通，詞彙及語法就很容易混合。例如在香港生活，經常都會聽到不同地區的粵語、普通話、上海話、閩南話、英語、以及一些東南亞的語言，所以近年來香港話變得特別快。
語言促進人類的文化演化
語言脫離不了文化，隨著文化變化，語言也無時無刻不在變化，因此也是文化演化重要的一環。達爾文所提出的演化論是基於物種繁殖時會產生變異，而每一代有些變異體生存下去的機會比較大，包括生物演化及文化演化皆然。這也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則。可是生物演化因為必須通過遺傳一代一代的傳遞，所以速度上非常緩慢。蝙蝠也是哺乳動物，可是卻不像人類有靈巧的雙手，要經過數千萬年的生物演化，哺乳類祖先的前肢才能分別演化成人類的手和蝙蝠的翅膀。文化演化卻截然不同，從農業社會到現在，只不過一萬多年，由於知識傳遞能通過語言，尤其是配合文字的記載，因此累積得特別快，我們不但發明了空氣動力學，製造了種種的飛行工具，並且已經開始探索太空。
現在回到我們一開始所提的問題。雖然我們和黑猩猩血源上分歧不久，可是跟它們已經有天淵之別。直立後，我們的大腦、手及語言，三者都在不斷地相互刺激、共同演化。所有的動物中，只有人類能通過語言及文化演化，日新月異地累積知識及發展文明。演化並不只是你死我活那樣的競爭，合作往往會更適於彼此的共存。
在目前多姿多彩的電子資訊時代，社會發展地驚人之快。當然“發展”並不等於“進步”，也並不代表我們總是會朝好的方向邁進，文明的進展取決於我們怎樣善用這些知識。荀子說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知識也是如此。我們當然不會希望再回到像猩猩們生活的原始環境裡，因為演化是不可能走回頭路的。希望語言的精練藝術能説明人類發展出待人處世需要的理智，看清楚我們應該追尋的路，發展經濟與科技的同時也要盡心保護好我們的地球，讓我們活得更好。
作者簡介
王士元
臺灣中研院院士、趙元任中國語言學中心主任、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主編；他以創立著名的“詞彙擴散理論”而在國際語言學界享有盛譽，曾被選為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首屆會長（1992-1993）。主要研究語言起源和演化、語言與認知、神經語言學等，是與趙元任齊名的蜚聲國際的華裔語言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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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一來，舌頭就增加了許多動作的空間，因此我們能發出的聲音也就跟著增加了許多。這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二個相變，這個相變給我們創造了讓語言湧現的重要條件(見圖3)。語言的出現於口腔、大腦密不可分
語言學家很早就體會到，語言是奠基在一些其他更基本的功能上的一種依託的行為。說話時一定要能發出氣流，而呼吸當然是人類維繫生命所需的很基本的技能，一般是由自主神經系統控制。可是因為說話需要的是延長呼出去的氣流，以便發出一連串的聲音，如果要能比較精准的控制，就必須把氣流的速度跟喉嚨裡聲帶的抖動協調好。聲帶拉緊時發的是高音，聲帶放鬆則發低音。舌頭移動跟下巴上下是咀嚼食物所需的基本動作。說話時，小舌可以控制鼻腔是否參與發音，如果小舌位處的軟齶下垂，氣流通過鼻腔，就可以發出鼻音，而下巴下降可發母音，下巴上升則發輔音，每次上下就可發出一個音節。這三套動作：呼氣、聲帶發聲、及口腔喉嚨調控語音，牽涉到大大小小幾十個肌肉，要配合地非常精准才能說話。這是歷經幾十萬年才演化出來的能力，特別是大腦裡控制這些肌肉的神經網路也是經由演化而來，別的動物沒有這些神經網路是學不會語言的。
我們說話時，因為需要的動作很小，一秒鐘內往往就能夠發出十幾個音節，傳達不少資訊。這豐富的資訊傳達能力跟我們的短期記憶及工作記憶有密切的關係。由於這兩種記憶都只有幾秒鐘長，它們的時間上限基本上約束了思想的複雜度。若講者說出一句話，但聽者聽到句子結尾時已經忘了句頭的資訊，那麼這次的溝通就會失敗。反過來說，因為我們能在一段短期記憶內傳達幾十個音節，那麼這一串音節就可能包含大量的資訊。
“約定俗成”的人類語言
說話是語言形之于外的行為，而語音是語言很關鍵的一部分。可是更重要的是說的東西要有組織、有語義。體會到可以有條理地利用不同的語音來代表不同的語義或概念，也就是可以把語音及語義這兩個系統結合起來，這是發明語言最基本的條件。語義的單位是詞，用什麼語音來代表什麼詞，沒有任何固定的道理，這就是荀子所說的“約定俗成”。詞是跟著不同語言、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總是在改變的。這一點明朝的陳第就瞭解得很透徹。李白“將進酒”裡說“朝如青絲暮成雪”，他當時所謂的“青”色，我們現在要說是“黑”才對；用來擋雨的東西在普通話裡叫做“傘”，香港話叫做“遮”，而英語叫做umbrella。這類例子多不勝舉，因為語言要表達文化，文化在演化，語言也必須跟著演化。
2002年王士元在雲南田野考察時拜訪普米族。北京大學陳保亞攝影。
怎樣把詞串在一起也需要“約定俗成”，逐漸形成一套套的語法。例如：普通話說“給我水”，香港話是“俾水我”，兩種賓語的順序恰好相反；又如：漢語的動詞用在賓語之前，如“喝水”，日語句子裡需要加些虛詞，而把動詞放在賓語之後，如“水 o 飲 mu”。詞彙增加了，詞跟詞的組合方式也跟著增多，語法就越來越複雜。除了上面提到的短期記憶及工作記憶，我們當然也有多種的長期記憶，不但能夠掌握到語法以及數萬個詞，並能把生活裡每時每刻的經歷都以語言的形式記憶下來，以便在不同的場合可以派上用場。
一旦人類發現可以用語音來代表語義，他們就能造出很多的詞來，用在生活的每方面。幾十萬年前的原始狩獵採集社會所需的詞彙，跟一萬多年前農業社會的詞彙當然不同。遷徙的狩獵部落只能維持數十個人，農耕及放牧社會則可以容納幾萬人口，現在的大都市有的已超過千萬人口。人口越稠密，使用語言溝通的次數就會越多，語言也就變得越快。尤其在大都市里，不同的語言大量接觸、溝通，詞彙及語法就很容易混合。例如在香港生活，經常都會聽到不同地區的粵語、普通話、上海話、閩南話、英語、以及一些東南亞的語言，所以近年來香港話變得特別快。
語言促進人類的文化演化
語言脫離不了文化，隨著文化變化，語言也無時無刻不在變化，因此也是文化演化重要的一環。達爾文所提出的演化論是基於物種繁殖時會產生變異，而每一代有些變異體生存下去的機會比較大，包括生物演化及文化演化皆然。這也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則。可是生物演化因為必須通過遺傳一代一代的傳遞，所以速度上非常緩慢。蝙蝠也是哺乳動物，可是卻不像人類有靈巧的雙手，要經過數千萬年的生物演化，哺乳類祖先的前肢才能分別演化成人類的手和蝙蝠的翅膀。文化演化卻截然不同，從農業社會到現在，只不過一萬多年，由於知識傳遞能通過語言，尤其是配合文字的記載，因此累積得特別快，我們不但發明了空氣動力學，製造了種種的飛行工具，並且已經開始探索太空。
現在回到我們一開始所提的問題。雖然我們和黑猩猩血源上分歧不久，可是跟它們已經有天淵之別。直立後，我們的大腦、手及語言，三者都在不斷地相互刺激、共同演化。所有的動物中，只有人類能通過語言及文化演化，日新月異地累積知識及發展文明。演化並不只是你死我活那樣的競爭，合作往往會更適於彼此的共存。
在目前多姿多彩的電子資訊時代，社會發展地驚人之快。當然“發展”並不等於“進步”，也並不代表我們總是會朝好的方向邁進，文明的進展取決於我們怎樣善用這些知識。荀子說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知識也是如此。我們當然不會希望再回到像猩猩們生活的原始環境裡，因為演化是不可能走回頭路的。希望語言的精練藝術能説明人類發展出待人處世需要的理智，看清楚我們應該追尋的路，發展經濟與科技的同時也要盡心保護好我們的地球，讓我們活得更好。
作者簡介
王士元
臺灣中研院院士、趙元任中國語言學中心主任、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主編；他以創立著名的“詞彙擴散理論”而在國際語言學界享有盛譽，曾被選為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首屆會長（1992-1993）。主要研究語言起源和演化、語言與認知、神經語言學等，是與趙元任齊名的蜚聲國際的華裔語言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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