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 民進中央主席嚴雋琪率民進中央調研組在湖南省懷化市調研農村扶貧問題， 在白馬村村民劉曉光家慰問。
對於擁有15萬會員的中國民主促進會來說，
無論是早期“教師節”的恢復設立， 近年來《鄉村教師支持計畫（2015-2020）》的出臺， 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對加強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修訂， 都離不開他們的成果呼籲和大力推動。
不過， 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朱永新接受小編專訪時說， 執政黨對政黨協商的重視， 一方面給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熱情打了強心劑， 另一方面， 也讓民主黨派人士確確實實真切地感受到了“本領恐慌”。
“老陣地”與“主戰場”
中國民主促進會的發端是怎樣的？
1945年12月30日， 中國民主促進會在上海成立， 創始人是抗日戰爭時期留居上海的部分文化教育界進步知識份子和工商業人士。
比如馬敘倫， 五四運動時是北京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聯合會主席， 後來出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的第一任部長。 趙朴初老先生， 當年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理事， 後來是中國佛教協會會長。
民進成立之初只有40多人， 如今， 民進已發展成為有15萬多會員的參政党。 我們的會員遍佈在全國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教育、文化藝術、新聞出版、科技、經濟、醫藥衛生等領域， 會員以從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級知識份子為主， 70％以上來自教育界。
基於這樣的組成結構， 民進的參政議政有何特色？
教育自然是我們參政議政最主要的關注領域。 我們始終關注我國教育文化事業的改革與發展， 先後為《教師法》《職業教育法》《義務教育法》等法律的制訂和實施提出建議，
可以說， 教育文化出版領域既是我們參政議政的“老陣地”， 也是“主戰場”。
民進十一大（2012年12月）以來， 我們先後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提出促進教育優先發展、加強職業技能教育、妥善處理高中債務、解決城鎮義務教育資源不足等建議；持續報送了“關於構建以省為主的義務教育財政體制”“教育減負”“加強政府間交換留學人員工作”“規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表述和加強推廣”和“建設創新文化， 推動創新發展”等23份建議， 得到了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並被逐步推進落實。
鄉村教師問題有戰略性意義
在圍繞教育文化的建議建言中，
尤其特別值得一提的， 是我們對鄉村教師問題的持續建言。
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薄弱環節在鄉村。 我國有一半以上的學齡兒童在農村， 農村基礎教育的品質， 很大程度上關係著國家整體教育品質和發展水準。 因此， 加強鄉村教師隊伍建設有戰略性意義。
近年來， 圍繞農村教育和教育均衡發展， 我們開展了兩次大調研， 發現不僅在東部和西部之間， 就是在一省之內， 一縣之內， 特別是西部縣域內， 義務教育發展不均衡的現象也很突出。
比如說， 我陪同嚴雋琪主席調研鄉村教育時， 看到不少村小的老師白髮蒼蒼， 很多課程都開不了， 有的學校十多年沒進過新老師。 我們既為廣大鄉村教師不計名利的付出和默默無聞的奉獻感動落淚，
看到這樣的困境， 民進中央提出了怎樣的建議？效果如何？
2013年的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上， 我們提交了《關於強化省級統籌、校地聯盟， 推進教師隊伍建設的提案》和《關於提升教育經費使用效率和效益的提案》。
2014年， 我們開展了對基層教師待遇問題的專題調研， 彙集了全國10個省市100個縣的狀況， 提交了《關於提高農村教師待遇的提案》和《關於在城鎮化進程中辦好農村教育的提案》。
2015年的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上， 我們又作了《讓老少邊窮島地區鄉村教師“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和《讓農村教師安心從教》的大會發言， 提交了《關於進一步調整我國農村教師編制的提案》。
最終，推動了國務院《鄉村教師支持計畫（2015-2020）》的出臺。
我們提出的提升鄉村教師待遇、依法保障教師工資按時足額發放、職稱（職務）評聘向鄉村學校傾斜等建議，在《計畫》中都得到了充分體現，特別是“專門培養具有本地戶籍的本土化鄉村教師”和“專門制定鄉村教師職稱評審辦法”等建議，在《計畫》中得到了直接體現。
教育也要供給側改革
2016年全國兩會期間，民進中央向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提交了《關於深化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案》。如何理解教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我國的教育服務體系日趨健全，但還不能提供高品質、多樣化、個性化的教育服務。
比如，目前我國職業技能人才嚴重匱缺。我們在調研中發現，技能勞動者僅占就業人員的19%，高技能人才數量還不足5 %。我國進城務工人員中接受過職業技能培訓的僅占30%，缺乏職業技能已成為影響他們融入城市、成為新型產業工人的重要障礙。但是，通過培訓獲得新技能的需求又很難得到滿足。
再比如，隨著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出國留學的需求和消費在不斷增加。2014年，我國出國留學人數達45.98萬人，同比增長近5萬人。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在美國接受基礎教育的中國留學生增長23.4%，其中接受高中教育的留學生增長50%。2014年，中國留學生在境外消費近2000億元。造成這一現象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們對國內教育還不夠滿意，希望孩子擺脫應試教育的“折磨”。
要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深化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剛才提到的兩個問題，具體有何解決方案？
第一個問題，目前來說，各類職業培訓多採取短期集中、脫產走讀、統一授課、集中管理等方式，難以針對人員分散、行業分佈廣、需求層次多的進城務工群體，提供靈活多樣的培訓。
我們建議，可參考教育培訓機構的連鎖經營模式，由職業院校在進城務工人員相對集中的區域，開設集中教學點，採用夜校或週末教學的方式進行職業培訓；由中央政府、輸入地政府出資，結合園區的產業與企業的需求設計培訓課程；鼓勵企業為培訓提供學習場地、實訓場地和技術人員，等等。只有盤活中職教育資源，才能讓職業教育成為成人進步的推動器和社會流動的潤滑劑。
第二個問題，我們建議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促進高中和大學教育多樣化發展。包括賦予學校辦學自主權、消除社會資本進入教育領域的“玻璃門”、提高教育投融資便捷性等等，努力把高端教育需求和消費留在國內。
規範通用語言文字的表述和使用
2016年6月1日起，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開始實施，民進為此作了哪些貢獻？
新修訂的法律中，第十二條改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為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的基本教育教學語言文字”。這一條款修改的背後，包含著民進中央持續多年的建言。
從2011年開始，民進中央就開始持續向國家領導人和有關部門建言，建議加強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範表述和推廣使用。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
2015年3月，民進中央向全國政協大會提出修改《教育法》第十二條的建議。12月2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教育法》的決定。
2011年的建言是基於怎樣的背景？為什麼要修改教育法？
2011年，我們在北京舉辦了第一期“同心·彩虹”少數民族中小學校長培訓班。當時有學員提到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表述問題。
我們感覺到，這絕不是一個詞彙的使用問題，並由此開始關注規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問題，認為需要高度重視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範表述和推廣使用。在調研的過程中，我們的確發現了不少問題。
比如，相關法律中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表述不一致。比如，1995年頒佈的《教育法》與2000年頒佈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表述就不一致。
再比如，在對外教育和文化交流中，有時會不恰當地用“漢語”代替“中文”。《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二十條，不適當地將對外教授普通話和規範漢字簡化為漢語教學。實際上，普通話的內涵要比漢語窄得多，但媒體上把漢語與普通話混淆甚至等同的現象十分常見。
所以我們提出建議，要儘快修訂《教育法》；要明確雙語教學中的“雙語”是指“民族語言和普通話”；在外交、教育和文化等國際交流領域，要堅持推廣“中文”。
克服“本領恐慌”
民主黨派參政議政有多種方式，就你個人的經歷來說，是怎樣的體驗？
民主黨派參政議政方式多樣，一般是通過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建議、議案、提案和社情民意工作，最終在全國兩會上亮相達到“高潮”。一些特別重要的問題，民主黨派的意見可以通過“直通車”的方式直送中央領導。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的方式，也是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重要途徑。除此之外，與政府部門對口聯繫、報送社情民意，也是常見的方式。
作為民進中央副主席，我多次參加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黨外人士協商會、座談會。這充分體現了中共中央對多黨合作的高度重視和對黨外人士的尊重信任。
每年參加五六次高層協商，可以說壓力不小。因為每個黨派的發言，也是一次“策問”，一次“考試”。要提出一個執政黨和政府部門沒想到或者沒有解決方案的事情是很難的。現在，我們有15萬會員，但中共中央、國務院以及各級政府的政策研究專業人士都遠遠超過了這個數字，他們也在做調研建言。
比如，2015年7月的座談會，我們從年初開始準備，一開始準備了20點建議，最後精簡到4點。我們覺得品質很好，信心滿滿，但中共中央的政策突然出臺了。我們想到的建議，執政黨已經施行了。這是好事情，但我們就得立即改題目。
中央統戰工作會議和《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明確了政黨協商為七種政治協商形式之首，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加強政黨協商的實施意見》也提出，政黨協商是中國共產黨提升執政能力的重要途徑。你們怎樣理解執政黨對於政黨協商的重視？
這樣的頂層設計，無疑給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熱情打了“強心劑”。但是，地位愈高，責任就愈重。民主黨派人士確確實實感受到了“本領恐慌”。
對執政者和決策者，民主黨派主要起輔助和諮詢作用。我們的建言獻策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碎片化”“空心化”“套路化”問題，參政議政的品質還需進一步提高。
比如說，如何避免重複？雖然各民主黨派都有重點關注的領域，比如民建主要由經濟界人士和相關專家學者構成，教育文化出版領域則是民進的“老陣地”和“主戰場”。但時移世易，中國經濟和社會結構都已發生重大變化，各民主黨派在參政議政工作中不斷“開疆拓土”，“界別”的概念因此變得相對模糊。
另外，民主黨派參政議政也還存在先天不足，因為黨派成員大多數都有自己的專業工作，難以抽出大量時間專門從事相關問題的對策性研究。即使是作為工作機構和參政議政生力軍的專門委員會，也是由兼職成員承擔主要工作。
嚴雋琪主席要求我們有“雙崗建功”的能力。事實上，很多專業研究，往前再走一步就可以成為參政議政的成果。原來只是學術性的成果，如果更多結合社會性和政策性，就可能成為參政議政的好成果。
點擊下列標題，查看精彩內容
徵稿動員令
開門搞統戰，新語大家辦。歡迎各路達人踴躍投稿，統戰時評、學習感悟、人物新風、典故新知、詩詞漫畫……小編的要求就12個字——聚焦統戰、文風清新、正向引領。
投稿請發至tongzhanxinyu@sina.com，並附個人基本情況。
您的新語，我們的家園。
統戰嬗變
新聞自強
最終，推動了國務院《鄉村教師支持計畫（2015-2020）》的出臺。
我們提出的提升鄉村教師待遇、依法保障教師工資按時足額發放、職稱（職務）評聘向鄉村學校傾斜等建議，在《計畫》中都得到了充分體現，特別是“專門培養具有本地戶籍的本土化鄉村教師”和“專門制定鄉村教師職稱評審辦法”等建議，在《計畫》中得到了直接體現。
教育也要供給側改革
2016年全國兩會期間，民進中央向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提交了《關於深化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案》。如何理解教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我國的教育服務體系日趨健全，但還不能提供高品質、多樣化、個性化的教育服務。
比如，目前我國職業技能人才嚴重匱缺。我們在調研中發現，技能勞動者僅占就業人員的19%，高技能人才數量還不足5 %。我國進城務工人員中接受過職業技能培訓的僅占30%，缺乏職業技能已成為影響他們融入城市、成為新型產業工人的重要障礙。但是，通過培訓獲得新技能的需求又很難得到滿足。
再比如，隨著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出國留學的需求和消費在不斷增加。2014年，我國出國留學人數達45.98萬人，同比增長近5萬人。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在美國接受基礎教育的中國留學生增長23.4%，其中接受高中教育的留學生增長50%。2014年，中國留學生在境外消費近2000億元。造成這一現象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們對國內教育還不夠滿意，希望孩子擺脫應試教育的“折磨”。
要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深化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剛才提到的兩個問題，具體有何解決方案？
第一個問題，目前來說，各類職業培訓多採取短期集中、脫產走讀、統一授課、集中管理等方式，難以針對人員分散、行業分佈廣、需求層次多的進城務工群體，提供靈活多樣的培訓。
我們建議，可參考教育培訓機構的連鎖經營模式，由職業院校在進城務工人員相對集中的區域，開設集中教學點，採用夜校或週末教學的方式進行職業培訓；由中央政府、輸入地政府出資，結合園區的產業與企業的需求設計培訓課程；鼓勵企業為培訓提供學習場地、實訓場地和技術人員，等等。只有盤活中職教育資源，才能讓職業教育成為成人進步的推動器和社會流動的潤滑劑。
第二個問題，我們建議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促進高中和大學教育多樣化發展。包括賦予學校辦學自主權、消除社會資本進入教育領域的“玻璃門”、提高教育投融資便捷性等等，努力把高端教育需求和消費留在國內。
規範通用語言文字的表述和使用
2016年6月1日起，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開始實施，民進為此作了哪些貢獻？
新修訂的法律中，第十二條改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為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的基本教育教學語言文字”。這一條款修改的背後，包含著民進中央持續多年的建言。
從2011年開始，民進中央就開始持續向國家領導人和有關部門建言，建議加強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範表述和推廣使用。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
2015年3月，民進中央向全國政協大會提出修改《教育法》第十二條的建議。12月2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教育法》的決定。
2011年的建言是基於怎樣的背景？為什麼要修改教育法？
2011年，我們在北京舉辦了第一期“同心·彩虹”少數民族中小學校長培訓班。當時有學員提到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表述問題。
我們感覺到，這絕不是一個詞彙的使用問題，並由此開始關注規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問題，認為需要高度重視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範表述和推廣使用。在調研的過程中，我們的確發現了不少問題。
比如，相關法律中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表述不一致。比如，1995年頒佈的《教育法》與2000年頒佈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表述就不一致。
再比如，在對外教育和文化交流中，有時會不恰當地用“漢語”代替“中文”。《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二十條，不適當地將對外教授普通話和規範漢字簡化為漢語教學。實際上，普通話的內涵要比漢語窄得多，但媒體上把漢語與普通話混淆甚至等同的現象十分常見。
所以我們提出建議，要儘快修訂《教育法》；要明確雙語教學中的“雙語”是指“民族語言和普通話”；在外交、教育和文化等國際交流領域，要堅持推廣“中文”。
克服“本領恐慌”
民主黨派參政議政有多種方式，就你個人的經歷來說，是怎樣的體驗？
民主黨派參政議政方式多樣，一般是通過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建議、議案、提案和社情民意工作，最終在全國兩會上亮相達到“高潮”。一些特別重要的問題，民主黨派的意見可以通過“直通車”的方式直送中央領導。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的方式，也是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重要途徑。除此之外，與政府部門對口聯繫、報送社情民意，也是常見的方式。
作為民進中央副主席，我多次參加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黨外人士協商會、座談會。這充分體現了中共中央對多黨合作的高度重視和對黨外人士的尊重信任。
每年參加五六次高層協商，可以說壓力不小。因為每個黨派的發言，也是一次“策問”，一次“考試”。要提出一個執政黨和政府部門沒想到或者沒有解決方案的事情是很難的。現在，我們有15萬會員，但中共中央、國務院以及各級政府的政策研究專業人士都遠遠超過了這個數字，他們也在做調研建言。
比如，2015年7月的座談會，我們從年初開始準備，一開始準備了20點建議，最後精簡到4點。我們覺得品質很好，信心滿滿，但中共中央的政策突然出臺了。我們想到的建議，執政黨已經施行了。這是好事情，但我們就得立即改題目。
中央統戰工作會議和《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明確了政黨協商為七種政治協商形式之首，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加強政黨協商的實施意見》也提出，政黨協商是中國共產黨提升執政能力的重要途徑。你們怎樣理解執政黨對於政黨協商的重視？
這樣的頂層設計，無疑給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熱情打了“強心劑”。但是，地位愈高，責任就愈重。民主黨派人士確確實實感受到了“本領恐慌”。
對執政者和決策者，民主黨派主要起輔助和諮詢作用。我們的建言獻策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碎片化”“空心化”“套路化”問題，參政議政的品質還需進一步提高。
比如說，如何避免重複？雖然各民主黨派都有重點關注的領域，比如民建主要由經濟界人士和相關專家學者構成，教育文化出版領域則是民進的“老陣地”和“主戰場”。但時移世易，中國經濟和社會結構都已發生重大變化，各民主黨派在參政議政工作中不斷“開疆拓土”，“界別”的概念因此變得相對模糊。
另外，民主黨派參政議政也還存在先天不足，因為黨派成員大多數都有自己的專業工作，難以抽出大量時間專門從事相關問題的對策性研究。即使是作為工作機構和參政議政生力軍的專門委員會，也是由兼職成員承擔主要工作。
嚴雋琪主席要求我們有“雙崗建功”的能力。事實上，很多專業研究，往前再走一步就可以成為參政議政的成果。原來只是學術性的成果，如果更多結合社會性和政策性，就可能成為參政議政的好成果。
點擊下列標題，查看精彩內容
徵稿動員令
開門搞統戰，新語大家辦。歡迎各路達人踴躍投稿，統戰時評、學習感悟、人物新風、典故新知、詩詞漫畫……小編的要求就12個字——聚焦統戰、文風清新、正向引領。
投稿請發至tongzhanxinyu@sina.com，並附個人基本情況。
您的新語，我們的家園。
統戰嬗變
新聞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