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網】（專欄作家 黃益平）從具體的金融細節上看， 在未來“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 人民幣國際化會起到什麼作用?亞投行會起到什麼作用?
“一帶一路”建設顯然給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會。 回想一下美元成為國際貨幣的過程， 在上世紀初的時候， 美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 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第二、第三、第四位經濟體的總量， 也就是說它是絕對的老大。 但是當時美元不是世界最主要的國際貨幣， 英鎊是。 所以， 這也提醒， 我們經常說中國經濟規模大了， 人民幣就一定成為重要的國際貨幣，
後來美元是怎麼成為國際貨幣的呢?當然它有很多具體的步驟， 其中包括在“一戰”以前建立美聯儲， 實現美國金融的穩定。 但是最重要的具體的步驟， 是在一戰和後來大蕭條之間， 歐洲經濟出現非常大的問題， 美元通過援助貸款和各種投資、貿易、交易， 走向了世界， 從而奠定了美元國際貨幣的地位。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一帶一路”為人民幣走向國際市場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載體， 未來中國做投資專案也好， 發展貿易也好， 如果能用人民幣結算， 會有很多的機會。
但是還是要往回退一步說， 一種貨幣能不能成為國際貨幣， 不是光自己說了算， 而是由國際市場說了算。 再退一步講， 我的看法是，
第二， 中國必須有一個規模很大， 產品種類很豐富， 同時流動性很充裕， 相對穩健的國內金融市場。 只有這樣一個開放的市場， 才能容納很多國際的投資和融資的需求。 要讓外國人持有中國的貨幣， 我們得讓他有地方投資，
最後一點， 我國的政策和制度體制需要改變。 外國人願意不願意長期持有和使用人民幣， 是對我國制度的檢驗， 取決於我國能不能保護產權， 我國的制度能不能支持經濟的長期增長， 這些方面我覺得我們都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如果短期來看， 眼下的當務之急， 就是要改革我國的匯率體制， 過去三五年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但是因為匯率體制不夠靈活， 最後雖然採取了很多措施， 但在一些領域， 人民幣國際化走了回頭路。 下一步， 人民幣國際化還要繼續推進， 我認為不靈活的匯率， 其實已成為我國下一步經濟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重要的約束。
什麼是商業的新邏輯？我想來想去， 沒有什麼新的邏輯， 任何經濟的動力， 到最後都變成你能不能賺錢的問題。 這不需要學者討論企業應該怎麼做。 我覺得， 因為“一帶一路”是我國政府一個很重要的倡議， 政府在推動， 有很多具體的工作可能需要政府做， 來推動金融為“一帶一路”服務， 創造更好的條件。
我能簡單想到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穩健、開放、有效的金融市場， 包括相對比較靈活的匯率體系。 “一帶一路”最後的結果， 當然不光是我國到海外合作建一些基礎設施， 還有人員的交流， 有金融和投資、貿易的開放， 它是一個全方位的交流。 如果我國的金融體系不夠開放，
我把“一帶一路”看成下一步我國經濟發展， 其實也是全球經濟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策略。 我們經常說新常態， 說增長減速、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 背後我認為都可以從“一帶一路”裡面找到金融經濟邏輯。 所以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需要做的首先是建立一個相對有效的金融體系。
同時我覺得有很多市場的基礎設施需要做， 比如說要不要用人民幣作為未來交易的主要貨幣， 或者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也有人提出， 是不是SDR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 雖然在國際市場上， 人民幣發揮作用還有一定距離， 但是我們能不能考慮讓SDR發揮更大的作用。 而且很重要的是，我國現在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可能需要考慮改革和建立一些新的秩序。
前一段時間穆迪下調了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客觀來說市場並沒有接受這樣的結果，我看到大多數人的觀點都認為，不是說它完全沒道理，而是說它是一個滯後的反映。理論來說，評級機構應該領先並預告風險，但是它做出一個調整，只是指出一個存在的問題，而且中國政府正在採取一些措施，大多數人認為，對於中國主權債務的風險來說，最艱難的時期也許已經過去了。這給我們一個提示就是，也許中國現在在國際金融體系中有一些做法，有一些體制，不完全符合發展中國家，包括我國未來要做的一些事情的規範。我國是不是需要考慮做一些改革？我覺得政府可能需要做很多事情。
最後，商業邏輯要由企業去實現，政府要起到一個很重要的保駕護航的作用。比如說雙邊或者多邊的投資保護協議，企業到海外去了，但是我們“一帶一路”是60幾個國家，情況錯綜複雜，客觀地來說，這麼多國家，這麼多年沒有發展起來，是有深刻的原因，不單單是因為沒有基礎設施，所以經濟發展不好，有很多的原因。所以我國企業如果到這些市場上去，我國政府能不能與這些國家簽訂政府之間的協定，提供相應的保障，保障我國企業的利益，我覺得有很多工作要做。■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教授，本文為作者6月7日由中國經營報主辦、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聯合主辦的“2017中國企業競爭力夏季峰會”上的演講
而且很重要的是，我國現在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可能需要考慮改革和建立一些新的秩序。前一段時間穆迪下調了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客觀來說市場並沒有接受這樣的結果，我看到大多數人的觀點都認為，不是說它完全沒道理，而是說它是一個滯後的反映。理論來說，評級機構應該領先並預告風險，但是它做出一個調整，只是指出一個存在的問題，而且中國政府正在採取一些措施，大多數人認為，對於中國主權債務的風險來說，最艱難的時期也許已經過去了。這給我們一個提示就是，也許中國現在在國際金融體系中有一些做法，有一些體制，不完全符合發展中國家，包括我國未來要做的一些事情的規範。我國是不是需要考慮做一些改革？我覺得政府可能需要做很多事情。
最後，商業邏輯要由企業去實現，政府要起到一個很重要的保駕護航的作用。比如說雙邊或者多邊的投資保護協議，企業到海外去了，但是我們“一帶一路”是60幾個國家，情況錯綜複雜，客觀地來說，這麼多國家，這麼多年沒有發展起來，是有深刻的原因，不單單是因為沒有基礎設施，所以經濟發展不好，有很多的原因。所以我國企業如果到這些市場上去，我國政府能不能與這些國家簽訂政府之間的協定，提供相應的保障，保障我國企業的利益，我覺得有很多工作要做。■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教授，本文為作者6月7日由中國經營報主辦、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聯合主辦的“2017中國企業競爭力夏季峰會”上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