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生活的時代是人類歷史上性自由的高峰時期之一。 過去四十年來， 無論是避孕藥，
儘管如此， 研究表明， 實際上目前人們的性生活的次數比幾十年前還少。
今年3月份， 美國研究人員吉恩·特溫格（Jean Twenge）、萊恩·謝爾曼（Ryne Sherman）和布魯克·威爾斯（Brooke Wells）在《性行為檔案》（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 指出與20世紀90年代末相比， 2010年代初美國人一年的性生活次數平均減少了9次， 從每年的62次下降至53次， 下降幅度為15％。 研究發現各性別、種族、地區、教育水準和工作狀況的人群中均出現類似幅度的下降，
雖然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將其視為孤證或者認為這是關於研究人們性生活時存在困難的表現， 但這確實是世界各地日益增長的趨勢中的一部分。 2013年， 英國全國性態度與生活習慣調查報告（National Survey of Sexual Attitudes and Lifestyles ， Natsal）發現， 16至44歲的英國人平均每月性行為不到5次。 相比2000年時發佈的調查報告， 次數出現下降， 當時男性每月錄得6.2次性行為， 女性6.3次。 2014年澳大利亞全國性活動調查（Australian National Survey of Sexual Activity）顯示， 異性戀每週平均有1.4次性行為， 低於10年前的1.8次。 日本情況可能最為嚴重， 最近的資料顯示， 16歲至25歲的男性中有46％的女性和25％的男性鄙視"性接觸"。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雖然有很多現成的簡單結論， 但BBC Future通過深入挖掘， 發現了相當複雜的情況。
第一個容易得出的結論是， 應責怪技術的普及。 兩種技術通常會成為責怪的物件：線上色情內容和社交媒體。
隨著網路色情內容的增長， 研究人員已將焦點集中在上癮的可能性上， 有人試圖將"互聯網性成癮"正式歸為精神障礙的一種。 有理由認為， 一旦上癮， 色情影片會變成現實生活中性行為的替代， 從而限制人們在臥室裡的性欲。
色情內容也因為其不切實際的圖像而受到指責， 研究人員認為這可能會產生諸如"性冷淡"或"色情誘發的性功能障礙"等症狀。 2011年， 義大利對28,000名色情內容觀眾的調查發現， 很多人在色情網站"大量"消費。 研究人員卡羅·弗雷斯塔（Carlo Foresta）認為， 日常觀看色情內容的人會變得習慣於"最為暴力"的圖像。
一些研究人員甚至認為色情和婚姻率之間有聯繫。 在2014年的一項研究中， 研究人員邁克爾·瑪律科姆（Michael Malcolm）和喬治·納法爾（George Naufal）對1,500位美國參與者進行了調查， 分析了18至35歲的人如何使用互聯網及其對他們婚姻生活的影響。 這項發表在《東部經濟期刊》（Eastern Economic Journal）的研究成果發現， 互聯網使用率較高和婚姻率低之間存在很強的相關性， 而對於定期觀看網路色情內容的男性而言， 這一關聯更為顯著。
不只是色情， 社交媒體也被指責讓人分心， 人們癡迷於螢幕而非性生活。 這是以往研究的延伸：曾有研究指出夫妻的臥室裡有一台電視有會導致性生活顯著減少。
但是， 我們也完全有理由質疑這兩個結論。 研究人員關於色情內容對性生活的影響看法不一。 首先， 許多人還在爭論"互聯網性癮"是否存在。 另有一些人則認為色情內容有可能對性活動產生促進作用。 例如， 2015年《性醫學》（Sexual Medicine）期刊發表的一篇文章發現， 每週至少觀看至少40分鐘的色情內容， 可以提高人們的性欲。 這項研究測試了280名男性的性欲和他們觀看色情內容的情況， 結果發現觀看色情內容的時間與性欲之間存在很強的相關性， 而每週觀看超過兩個小時色情內容的人的興奮度最高。 特溫格、謝爾曼和威爾斯在他們的研究中也提到，儘管性活動總體下降，但對經常觀看色情內容的人來說，性活動沒有差異。
這也適用於社交媒體。雖然社交工具肯定會導致人分心，但同時也提供了越來越多的"隨時可獲得的性活動"管道。事實上，研究表明Grindr和Tinder等交友應用可能會讓人們提早進行性活動，讓性約會提前和定期發生。
雖然技術肯定會影響我們的性生活，但性活動明顯減少不能只怪技術。
儘管在很早的時候人們就夢想能從工作中解放出來，但工作似乎愈發侵入了我們的生活。整個西方世界的工作時間仍然很長。最近有資料顯示，美國的全職員工平均每週工作47小時。看來，合乎邏輯的結論是疲勞和工作壓力可能會導致性活動的下降。
然而，情況並不那麼簡單。在1998年，珍妮特·海德（Janet Hyde）、約翰·德拉默特（John DeLamater）和埃裡·休伊特（Erri Hewitt）在《家庭心理期刊》（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上發表了一項研究結果。他們發現家庭主婦、全職女性與兼職女性相比，性活動、性滿足和性欲並沒有減少。與其他研究結果相反，特溫格、謝爾曼和威爾斯發現，繁忙的工作與較高頻率的性活動存在相關性。
但這並不意味著工作沒有影響；相反，重要的是工作品質而不是數量。對於你的心理健康來說，不好的工作可能比沒有工作更糟糕，這也延伸到我們的性生活。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壓力是性活動和性幸福指數下降的核心要素。
例如，2010年蘇黎世大學（University of Zurich）的蓋伊·博多曼恩（Guy Bodenmenn）和他的研究小組在三個月內對瑞士的130名女學生進行了研究，發現自我報告的較高壓力與較低水準的性活動和性滿意度有關。壓力有多重影響，包括改變激素水準，造成對身體的負面印象，導致我們質疑性關係和伴侶，以及提高藥物和酒精的使用水準。所有這些都與性活動和性欲下降存在相關性。
有很多其他理由認為，心理健康的變化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性生活。雖然特溫格、謝爾曼和威爾斯並不認為觀看色情內容和工作時長是性活動減少的原因，但研究人員認為，性活動減少可能是因為不快樂水準的升高。尤其是西方社會，在過去的幾十年心理疾病四處蔓延，主要集中於抑鬱症和焦慮症。
抑鬱症狀與性活動和欲望減少有很強的相關性。阿德萊德大學（University of Adelaide）伊凡·阿特蘭蒂斯（Evan Atlantis）和湯瑪斯·薩利文（Thomas Sullivan）在對《性醫學期刊》上發表的相關內容進行研究後發現重要證據，證明抑鬱症導致性功能障礙上升和性欲降低。特溫格、謝爾曼和威爾斯將這些證據與所提及的心理健康問題結合起來，認為幸福感下降與性活動平均次數下降之間存在因果關係。
研究將這些廣泛的心理疾病與現代生活日益增強的不安全感聯繫起來，這對年輕一代來說尤其嚴重。性活動水準下降幅度最大的恰恰這一代人，而吉恩·特溫格的研究顯示，與X世代或嬰兒潮一代在同樣年齡時相比，千禧一代的性生活次數要少。研究發現，工作和住房不安定、對氣候變化的恐懼以及公共空間和社會生活受到破壞都與心理健康問題相關。
因此，我們有理由說，性行為的下降反映了現代生活的本質。這個現象不能歸結到某一個問題上，實際上它是許多事情共同作用的結果。它是現代生活各種壓力——工作，缺乏安全感和技術的混合——的產物。
有些人可能會慶祝性活動的減少，認為這是在拒斥越來越寬鬆的性道德。但性是一件重要的事。它能增加人的幸福感，使你更加健康，甚至讓你對工作感到更加滿意。最重要的是，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性是一件有趣的事。
正是出於這些原因，世界各地的人們正在設法解決這個問題。今年二月，來自瑞典上托爾內奧鎮（Overtornea）的一名議員佩爾-埃裡克·馬斯克斯（Per-Erik Muskos）提出了一項建議，為市政府的550名雇員每週增加一小時的休息時間，讓大家回家做愛。馬斯克斯大贊性的好處，稱他的建議可以為 "為夫妻創造獨處時間"的機會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日本一直在試圖處理這個問題，特別是因為擔心出生率下降。目前，日本的父母享有生育補貼。多年來，日本鼓勵公司給予公民更多的假期來生育。日本的一個大型經濟組織經團連（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也參與其中。它鼓勵其1,600個成員企業允許員工花更多的時間與家人在一起。同時，地方政府通過一系列措施鼓勵生育，包括向人口較多的家庭提供購物券，並啟動政府批准的相親網站。澳大利亞政府多年來一直進行類似的努力，2014年前成為新生兒父母的可獲得"寶貝獎金"。
這些建議的問題在於它們必然只是一種輔助手段。雖然額外的休假和政府獎勵可能會產生短期影響，但這處理不了幸福感下降背後的結構性問題，而它可能會導致性欲下降。
正如問題是多方面的，其解決方案也必須是多維的。要解決性活動減少的問題，就必須應對導致西方世界心理健康危機的原因——這是一場基於工作和住房不安全感、對氣候變化的擔憂以及公共空間和社區空間的喪失的危機。這樣做不僅會促進人們增加性生活，而且還有利於人類整體的健康和福祉。（完）
這也適用於社交媒體。雖然社交工具肯定會導致人分心，但同時也提供了越來越多的"隨時可獲得的性活動"管道。事實上，研究表明Grindr和Tinder等交友應用可能會讓人們提早進行性活動，讓性約會提前和定期發生。
雖然技術肯定會影響我們的性生活，但性活動明顯減少不能只怪技術。
儘管在很早的時候人們就夢想能從工作中解放出來，但工作似乎愈發侵入了我們的生活。整個西方世界的工作時間仍然很長。最近有資料顯示，美國的全職員工平均每週工作47小時。看來，合乎邏輯的結論是疲勞和工作壓力可能會導致性活動的下降。
然而，情況並不那麼簡單。在1998年，珍妮特·海德（Janet Hyde）、約翰·德拉默特（John DeLamater）和埃裡·休伊特（Erri Hewitt）在《家庭心理期刊》（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上發表了一項研究結果。他們發現家庭主婦、全職女性與兼職女性相比，性活動、性滿足和性欲並沒有減少。與其他研究結果相反，特溫格、謝爾曼和威爾斯發現，繁忙的工作與較高頻率的性活動存在相關性。
但這並不意味著工作沒有影響；相反，重要的是工作品質而不是數量。對於你的心理健康來說，不好的工作可能比沒有工作更糟糕，這也延伸到我們的性生活。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壓力是性活動和性幸福指數下降的核心要素。
例如，2010年蘇黎世大學（University of Zurich）的蓋伊·博多曼恩（Guy Bodenmenn）和他的研究小組在三個月內對瑞士的130名女學生進行了研究，發現自我報告的較高壓力與較低水準的性活動和性滿意度有關。壓力有多重影響，包括改變激素水準，造成對身體的負面印象，導致我們質疑性關係和伴侶，以及提高藥物和酒精的使用水準。所有這些都與性活動和性欲下降存在相關性。
有很多其他理由認為，心理健康的變化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性生活。雖然特溫格、謝爾曼和威爾斯並不認為觀看色情內容和工作時長是性活動減少的原因，但研究人員認為，性活動減少可能是因為不快樂水準的升高。尤其是西方社會，在過去的幾十年心理疾病四處蔓延，主要集中於抑鬱症和焦慮症。
抑鬱症狀與性活動和欲望減少有很強的相關性。阿德萊德大學（University of Adelaide）伊凡·阿特蘭蒂斯（Evan Atlantis）和湯瑪斯·薩利文（Thomas Sullivan）在對《性醫學期刊》上發表的相關內容進行研究後發現重要證據，證明抑鬱症導致性功能障礙上升和性欲降低。特溫格、謝爾曼和威爾斯將這些證據與所提及的心理健康問題結合起來，認為幸福感下降與性活動平均次數下降之間存在因果關係。
研究將這些廣泛的心理疾病與現代生活日益增強的不安全感聯繫起來，這對年輕一代來說尤其嚴重。性活動水準下降幅度最大的恰恰這一代人，而吉恩·特溫格的研究顯示，與X世代或嬰兒潮一代在同樣年齡時相比，千禧一代的性生活次數要少。研究發現，工作和住房不安定、對氣候變化的恐懼以及公共空間和社會生活受到破壞都與心理健康問題相關。
因此，我們有理由說，性行為的下降反映了現代生活的本質。這個現象不能歸結到某一個問題上，實際上它是許多事情共同作用的結果。它是現代生活各種壓力——工作，缺乏安全感和技術的混合——的產物。
有些人可能會慶祝性活動的減少，認為這是在拒斥越來越寬鬆的性道德。但性是一件重要的事。它能增加人的幸福感，使你更加健康，甚至讓你對工作感到更加滿意。最重要的是，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性是一件有趣的事。
正是出於這些原因，世界各地的人們正在設法解決這個問題。今年二月，來自瑞典上托爾內奧鎮（Overtornea）的一名議員佩爾-埃裡克·馬斯克斯（Per-Erik Muskos）提出了一項建議，為市政府的550名雇員每週增加一小時的休息時間，讓大家回家做愛。馬斯克斯大贊性的好處，稱他的建議可以為 "為夫妻創造獨處時間"的機會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日本一直在試圖處理這個問題，特別是因為擔心出生率下降。目前，日本的父母享有生育補貼。多年來，日本鼓勵公司給予公民更多的假期來生育。日本的一個大型經濟組織經團連（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也參與其中。它鼓勵其1,600個成員企業允許員工花更多的時間與家人在一起。同時，地方政府通過一系列措施鼓勵生育，包括向人口較多的家庭提供購物券，並啟動政府批准的相親網站。澳大利亞政府多年來一直進行類似的努力，2014年前成為新生兒父母的可獲得"寶貝獎金"。
這些建議的問題在於它們必然只是一種輔助手段。雖然額外的休假和政府獎勵可能會產生短期影響，但這處理不了幸福感下降背後的結構性問題，而它可能會導致性欲下降。
正如問題是多方面的，其解決方案也必須是多維的。要解決性活動減少的問題，就必須應對導致西方世界心理健康危機的原因——這是一場基於工作和住房不安全感、對氣候變化的擔憂以及公共空間和社區空間的喪失的危機。這樣做不僅會促進人們增加性生活，而且還有利於人類整體的健康和福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