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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選區的“卡斯楚”:工党領袖科爾賓的逆襲人生

【財新網】6月9日, 英國大選結果出爐, 科爾賓(Jeremy Corbyn)領導的工党在英國議會下議院中獲得的席位大幅上漲, 達到261席, 比選前的229席大幅增加。 英國首相特蕾莎梅領導的保守黨則遭遇意外挫折, 雖然還是第一大黨, 但席次未能單獨過半, 只好拉上根據地在北愛爾蘭的民主統一黨合作, 勉強維持政權。

在大選結果基本已成定局之後, 意氣風發地帶領工黨奪下佳績的科爾賓, 呼籲特蕾莎梅辭去首相, 並稱自己對結果感到非常自豪, 英國的政治風向已經改變。 大有斬獲的科爾賓, 在選舉結果出爐後, 還一度提出讓工党組閣、成立少數政府的號召。

雖然, 工黨的這個願望, 因為保守黨黨魁梅和統一民主黨達成協議, 勉強跨過組成政府所需的過半門檻, 而並未實現。 但如今, 曾被視作工黨內極左翼邊緣人物的科爾賓, 距離唐寧街10號首相府, 只有一箭之遙。 日後, 行事耿介、風骨嶙峋的科爾賓, 會不會成為工黨內外和英國選民心目中, 越來越能接受的領袖選項呢?

一個左派青年的煉成史

出生於1949年的科爾賓, 成長於英格蘭西部的什羅普郡, 父親是一名工程師, 母親是一名數學教師。 和英國不少政客, 都是從牛津或劍橋畢業, 隨即進入議會一路攀升的經歷不同;科爾賓在校時成績一般, 中學讀的是地方上的普通文法學校。 在英國大學入學考試A-Level中僅獲得E的成績,

只能進入北倫敦大學(當時是理工學院);入學一年後就離開學校, 起因是與老師在課程安排上有不同意見。 至今, 科爾賓仍未獲得大學學位。

而科爾賓熱衷於左派政治活動的個性, 在早年已經顯現。 在一個父母均是和平主義運動者的家庭中, 科爾賓家庭餐桌上的談話主題, 往往是反戰和社會公平。 深受家庭薰陶的科爾賓從15歲起就成為工党的堅定支持者。 在他就讀的中產階級文法學校中, 科爾賓是僅有的兩名工党支持者之一。 17歲時, 科爾賓就加入英國最大的反核運動組織“核裁軍運動”, 並且成功擔任該組織副主席。 另外, 科爾賓長期以來, 也是其他典型左派議題, 如反戰、反法西斯主義以及支持巴勒斯坦運動的踴躍支持者;他同時也是社會主義運動團體、國際特赦組織以及反戰聯盟成員。

科爾賓還曾經作為海外自願者組織一員, 到牙買加做志願者工作長達兩年。

頑固堅守左翼 抵制工黨轉型

立志從政的科爾賓, 在1974年獲選進入北倫敦哈林蓋自治市議會, 時年25歲。 1983年, 他當選成為伊斯靈頓選區的下議院議員, 並在這次選舉中再次連任, 在這一職位上任職時期已長達34年。

在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 工黨面臨內部分裂時, 科爾賓堅決地站在類馬克思主義的“硬左派”一邊。 他是上世紀70年代工党領袖Tony Benn的堅決支持者, 他們都相信基層工人的力量, 以及由政府規劃經濟發展、單邊進行核裁軍和讓愛爾蘭統一。

但科爾賓從來不是Tony Benn那樣的演說家, 他以勤奮工作聞名。

從1983年工黨輸掉大選, 英國開啟柴契爾時代開始, 工黨內部就開啟了轉向“中間化”的進程。 但從那時以來的30多年中, 科爾賓一直以左翼保守頑固派之姿, 抵制工党從政菁英們逐漸拋棄激進左派政策和價值觀的“轉型”。 他尤其憎惡布雷爾對於自由市場經濟的支持態度, 長期與布雷爾針鋒相對。 儘管, 布雷爾當時在工黨內的高支持率, 讓科爾賓的抵制行動無疾而終。

在擔任黨魁之前, 他也是工黨內最為叛逆的議員, 曾經對工党的高階黨工提出500多次反對意見。 在這一情況下, 科爾賓在工黨內部, 也面臨著越來越嚴重的孤立;而雖然身為資深議員, 但他的觀點在議會中,

也往往被主流媒體和大部分工党成員所忽視。

但走出華麗的議會大廈後, 在群眾中, 科爾賓的影響力不減。 在社會活動中, 尤其是在左派年輕人之中, 科爾賓擁有很強的吸引力。 他是反戰聯盟主席、也是反緊縮運動的領導人, 這一運動在卡梅倫執政時期吸引了大量年輕人加入。

苦行僧式的個人生活

科爾賓曾經有三次婚姻經歷, 但他一直避談此事。 科爾賓第一任妻子是工党黨員、大學講師Jane Chanpman, 但兩人由於科爾賓太過專注於政治活動, 忽略家庭生活而離婚。 在五年的第一次婚姻中, 科爾賓沒有帶妻子外出就餐過一次。 他的飲食習慣, 是直接從罐頭裡吃豆子填飽肚子。 他也幾乎每晚都要出門, 沒有會議就在工黨總部加班。 而在1999年與第二任妻子Claudia Bracchita感情破裂之際所接受的採訪中,科爾賓認為,兩人婚姻走向末路的原因,是妻子堅持要將孩子送到伊莉莎白女王文法學校念書,而非地方上的綜合中學(科爾賓一直是英國王室的反對者,要求廢除英國王室制度)。科爾賓的第三任妻子Laura Alvarez則是一名主業為公平咖啡貿易的墨西哥人。

將私人感情生活和自身政治信仰密切串聯的科爾賓,個人生活習慣也同樣“左派”,不尚奢華。

他是素食主義者,很少飲酒。他最喜歡的餐廳是倫敦西區的Gaby’s diner,他的習慣是,在倫敦的特拉法加廣場參加遊行示威活動之後,去這家餐廳吃鷹嘴豆泥。他的業餘愛好是跑步、板球和阿森納足球俱樂部。他會用自家土地上種的水果做果醬。他沒有私家車,騎自行車上班。和很多左派青年一樣,科爾賓也愛好文藝,愛爾蘭詩人葉芝和奈及利亞殖民主義主題作家Chinua Achebei的作品,是他書桌上的最愛。

另外,西班牙語流利的科爾賓也喜歡拉美文學。電影方面,科爾賓中意《了不起的蓋茨比》和《卡薩布蘭卡》。

和不少西方左派青年放任自流的生活習慣不同,科爾賓樸素嚴格地恪守自身原則。他承認,自己從未吸食過大麻,而這在科爾賓成長起來的左派圈子中極其罕見。他的日常開銷,是英國所有議員中最低的,節儉成為他傳奇式的標籤。

BBC甚至用“苦行僧式的”(ascetic)來形容他的生活方式。在被問及他最喜歡的餅乾是什麼的時候,他回答:“我在健康的基礎上反糖,所以很少吃餅乾。但如果必須要接受的話,那一塊黃油糖酥餅也許更好。”這在喜愛高糖度甜食的英國人中,可謂難得。

對於科爾賓這樣的堅定左派看來,馬克思是怎樣的人?他說:“馬克思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他觀察到了許多,我們可以從他身上學到很多。”

當選工党黨魁 激辯政策路線

在2015年9月的黨內選舉中,科爾賓依靠基層黨員支持,以壓倒性優勢首次當選工党黨魁,成為最大黑馬。當時,他其實遭到絕大多數工党議員和從政菁英的反對,卻廣獲工党基層支持者─特別是產業工人和年輕人的支持。當初反對他執掌工黨的,包括兩位前首相布朗和布雷爾。科爾賓的“民主社會主義”革命立場,和典型的激進左派作風和政策,讓他在工党顯得尤為特別,身影孤立。

從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工党領導層就已逐漸偏離傳統左派注重社會基層人群的路線,削減建立福利國家的理念,轉而走向布雷爾所宣導的“新中間路線”,並越來越接受市場因素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

科爾賓的反對者認為,如果科爾賓當選工党黨魁,將導致工黨政策極端化,而無法在大選中獲勝。但是科爾賓卻未受影響。在2016年的黨內選舉中,科爾賓再次擊敗獲得大部分工党議員支持的Owen Smith,連任工党領袖。

而此次他率軍應戰提前3年舉行的議會大選,在選前一片看衰聲浪中,科爾賓又成功領導工党,衝破保守黨單獨過半的優勢局面。外界普遍預計,科爾賓將在未來數年之內,繼續影響工黨的政策走向,以及英國政壇的整體局勢。

批評科爾賓的人認為,科爾賓過分看重左派意識形態的純潔性,卻在具體政策和政治角力中顯得薄弱。布雷爾曾預言:“如果科爾賓成為工党領袖,下一次大選時,工黨面臨的不會是1983年或者2015年那樣的失敗,而是一次崩潰,一次毀滅。”當時,科爾賓則回懟布雷爾稱,布雷爾可能將因為在伊拉克戰爭中的角色,面臨戰爭罪的審判。

而他的支持者則認為,科爾賓是當前英國政壇中,唯一誠實、正直的人,可以激勵新一代的左翼政治運動者,與代表新自由主義的柴契爾主義者競爭,讓英國政治走上另一條道路。

英國著名歌手以及社會運動者夏洛蒂·澈奇說:“科爾賓有一種內在的高尚性,這是一種能夠團結眾多支持者──尤其是能團結很多年輕人的品質。”

一般而言,左派青年隨著閱歷和生活環境的變化,自身意識形態也將逐漸保守化、右傾化。但已經66歲的科爾賓仍然堅決維持其左派立場。《每日電訊報》記者Robert Hardman曾經這樣形容科爾賓:“在他的大部分兄弟都已經軟化自己的政見、丟掉自己的燈芯絨夾克和灰褲子,刮掉大鬍子、退出反戰和反核相關組織的時候,他幾乎沒有改變。他是倫敦N1區的菲德爾·卡斯楚。”

擺平黨內爭議 衝擊首相高位

在2015年競選期間,科爾賓的演講廣受歡迎,最終讓他以跌破許多觀察家眼鏡的黑馬姿態勝出。他的勝利,不得不說是得益於他一向秉持的左派基本立場和樸素的個人形象;這股科爾賓旋風,當時也衝破了英國國內對於現行政治環境的不滿和沮喪。

當選之後,科爾賓繼續堅定激進的左派進步立場,反對社會不平等、要求重新國有化工業和公共設施,對富人徵稅、強力打擊企業逃稅和避稅、取消大學學費,恢復學生助學金;在經濟上,他主張採取量化寬鬆政策,反對公共財政緊縮;在軍事上,他主張英國應單方面核裁軍,取消三叉戟核武器計畫,退出北約。

但是工黨內部對科爾賓的不滿依舊存在。2016年的脫歐公投讓科爾賓面臨新一輪危機。曾經作為歐盟反對者的科爾賓,即使在表面上和工黨全黨一致,呼籲英國留在歐盟;但他的實際表現,卻被指責為在英國留歐運動中心不在焉。對於英國脫歐的震撼性結果,也表現出漠不關心的態度。

一些工党議員將此視為讓科爾賓下臺的時機。工党議員還發起過黨內對科爾賓的不信任投票,大量工党影子內閣成員也紛紛辭職。黨內菁英要求科爾賓也引咎辭職,但科爾賓卻以工党議員們的投票行動沒有“憲法合理性”而拒絕辭職。隨後,在2016年9月的黨魁選舉中,科爾賓成功連任工黨黨饋一職,依靠基層黨員的力挺,他獲得的票數比例甚至還高於2015年。

在政壇起伏的幾十年中,科爾賓一直穿著同樣的開領白襯衫,口袋上別著一隻鋼筆,留著被視為社會主義者代表的大鬍子。但是他能否以這樣的形象和立場,從出身政壇邊緣,到最後躋身英國首相的高位?除了等待保守黨的執政失分之外,針對英國所面臨的脫歐、移民、投資撤出、人口老化、公共事業改革和國家安全等一系列棘手問題,工黨也必須拿出實際可操作的主張。■

而在1999年與第二任妻子Claudia Bracchita感情破裂之際所接受的採訪中,科爾賓認為,兩人婚姻走向末路的原因,是妻子堅持要將孩子送到伊莉莎白女王文法學校念書,而非地方上的綜合中學(科爾賓一直是英國王室的反對者,要求廢除英國王室制度)。科爾賓的第三任妻子Laura Alvarez則是一名主業為公平咖啡貿易的墨西哥人。

將私人感情生活和自身政治信仰密切串聯的科爾賓,個人生活習慣也同樣“左派”,不尚奢華。

他是素食主義者,很少飲酒。他最喜歡的餐廳是倫敦西區的Gaby’s diner,他的習慣是,在倫敦的特拉法加廣場參加遊行示威活動之後,去這家餐廳吃鷹嘴豆泥。他的業餘愛好是跑步、板球和阿森納足球俱樂部。他會用自家土地上種的水果做果醬。他沒有私家車,騎自行車上班。和很多左派青年一樣,科爾賓也愛好文藝,愛爾蘭詩人葉芝和奈及利亞殖民主義主題作家Chinua Achebei的作品,是他書桌上的最愛。

另外,西班牙語流利的科爾賓也喜歡拉美文學。電影方面,科爾賓中意《了不起的蓋茨比》和《卡薩布蘭卡》。

和不少西方左派青年放任自流的生活習慣不同,科爾賓樸素嚴格地恪守自身原則。他承認,自己從未吸食過大麻,而這在科爾賓成長起來的左派圈子中極其罕見。他的日常開銷,是英國所有議員中最低的,節儉成為他傳奇式的標籤。

BBC甚至用“苦行僧式的”(ascetic)來形容他的生活方式。在被問及他最喜歡的餅乾是什麼的時候,他回答:“我在健康的基礎上反糖,所以很少吃餅乾。但如果必須要接受的話,那一塊黃油糖酥餅也許更好。”這在喜愛高糖度甜食的英國人中,可謂難得。

對於科爾賓這樣的堅定左派看來,馬克思是怎樣的人?他說:“馬克思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他觀察到了許多,我們可以從他身上學到很多。”

當選工党黨魁 激辯政策路線

在2015年9月的黨內選舉中,科爾賓依靠基層黨員支持,以壓倒性優勢首次當選工党黨魁,成為最大黑馬。當時,他其實遭到絕大多數工党議員和從政菁英的反對,卻廣獲工党基層支持者─特別是產業工人和年輕人的支持。當初反對他執掌工黨的,包括兩位前首相布朗和布雷爾。科爾賓的“民主社會主義”革命立場,和典型的激進左派作風和政策,讓他在工党顯得尤為特別,身影孤立。

從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工党領導層就已逐漸偏離傳統左派注重社會基層人群的路線,削減建立福利國家的理念,轉而走向布雷爾所宣導的“新中間路線”,並越來越接受市場因素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

科爾賓的反對者認為,如果科爾賓當選工党黨魁,將導致工黨政策極端化,而無法在大選中獲勝。但是科爾賓卻未受影響。在2016年的黨內選舉中,科爾賓再次擊敗獲得大部分工党議員支持的Owen Smith,連任工党領袖。

而此次他率軍應戰提前3年舉行的議會大選,在選前一片看衰聲浪中,科爾賓又成功領導工党,衝破保守黨單獨過半的優勢局面。外界普遍預計,科爾賓將在未來數年之內,繼續影響工黨的政策走向,以及英國政壇的整體局勢。

批評科爾賓的人認為,科爾賓過分看重左派意識形態的純潔性,卻在具體政策和政治角力中顯得薄弱。布雷爾曾預言:“如果科爾賓成為工党領袖,下一次大選時,工黨面臨的不會是1983年或者2015年那樣的失敗,而是一次崩潰,一次毀滅。”當時,科爾賓則回懟布雷爾稱,布雷爾可能將因為在伊拉克戰爭中的角色,面臨戰爭罪的審判。

而他的支持者則認為,科爾賓是當前英國政壇中,唯一誠實、正直的人,可以激勵新一代的左翼政治運動者,與代表新自由主義的柴契爾主義者競爭,讓英國政治走上另一條道路。

英國著名歌手以及社會運動者夏洛蒂·澈奇說:“科爾賓有一種內在的高尚性,這是一種能夠團結眾多支持者──尤其是能團結很多年輕人的品質。”

一般而言,左派青年隨著閱歷和生活環境的變化,自身意識形態也將逐漸保守化、右傾化。但已經66歲的科爾賓仍然堅決維持其左派立場。《每日電訊報》記者Robert Hardman曾經這樣形容科爾賓:“在他的大部分兄弟都已經軟化自己的政見、丟掉自己的燈芯絨夾克和灰褲子,刮掉大鬍子、退出反戰和反核相關組織的時候,他幾乎沒有改變。他是倫敦N1區的菲德爾·卡斯楚。”

擺平黨內爭議 衝擊首相高位

在2015年競選期間,科爾賓的演講廣受歡迎,最終讓他以跌破許多觀察家眼鏡的黑馬姿態勝出。他的勝利,不得不說是得益於他一向秉持的左派基本立場和樸素的個人形象;這股科爾賓旋風,當時也衝破了英國國內對於現行政治環境的不滿和沮喪。

當選之後,科爾賓繼續堅定激進的左派進步立場,反對社會不平等、要求重新國有化工業和公共設施,對富人徵稅、強力打擊企業逃稅和避稅、取消大學學費,恢復學生助學金;在經濟上,他主張採取量化寬鬆政策,反對公共財政緊縮;在軍事上,他主張英國應單方面核裁軍,取消三叉戟核武器計畫,退出北約。

但是工黨內部對科爾賓的不滿依舊存在。2016年的脫歐公投讓科爾賓面臨新一輪危機。曾經作為歐盟反對者的科爾賓,即使在表面上和工黨全黨一致,呼籲英國留在歐盟;但他的實際表現,卻被指責為在英國留歐運動中心不在焉。對於英國脫歐的震撼性結果,也表現出漠不關心的態度。

一些工党議員將此視為讓科爾賓下臺的時機。工党議員還發起過黨內對科爾賓的不信任投票,大量工党影子內閣成員也紛紛辭職。黨內菁英要求科爾賓也引咎辭職,但科爾賓卻以工党議員們的投票行動沒有“憲法合理性”而拒絕辭職。隨後,在2016年9月的黨魁選舉中,科爾賓成功連任工黨黨饋一職,依靠基層黨員的力挺,他獲得的票數比例甚至還高於2015年。

在政壇起伏的幾十年中,科爾賓一直穿著同樣的開領白襯衫,口袋上別著一隻鋼筆,留著被視為社會主義者代表的大鬍子。但是他能否以這樣的形象和立場,從出身政壇邊緣,到最後躋身英國首相的高位?除了等待保守黨的執政失分之外,針對英國所面臨的脫歐、移民、投資撤出、人口老化、公共事業改革和國家安全等一系列棘手問題,工黨也必須拿出實際可操作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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