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復高考四十年
1977年被譽為中國教育史上的新紀元， 幾百萬中國知識青年以巨大的熱情擁抱高考的回歸。
那一屆高考的錄取率史上最低， 經過國家計委、教育部決定擴招本科2.3萬人， 各類大專班4萬人後， 最終錄取率也只達到4.8%。 1977年的擴招非常匆忙， 許多複辦的師專沒有校舍， 臨時寄居載師範學校內或是借用小學的教室上課。 二三十歲的青年大學生， 使用低矮的小學課桌椅聽課， 成為中國高教史上少有的奇觀。
在“文革”剛剛結束的年代， 恢復高考蕩滌了“讀書無用論”， 高考改變了27萬人的命運軌跡， “知識改變命運”在恢復高考的當年體現得特別明顯。
然而， “新三屆”的高考神話已經無法複製。 自媒體“土逗公社”發出《高考40年， 改變命運的只有兩代人》一文。 作者老田認為， 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 個人或者家庭需要支付的教育成本是越來越高了， 同時畢業之後工作預期收益是越來越低了。
作者把高考恢復後的大學生劃為三個世代， 第一個世代是1977-1979年入學的“新三屆”，
這三個世代體現了四十年來， 私人承擔的教育成本快速上升，
《新京報書評週刊》刊發《從“贏在高考”到“贏在子宮”， 高考神話破滅了嗎？》一文， 把目光放在了“高考工廠”的惡名上。 作者羅雅琳指出， 當下流行的政治正確是鼓吹高考不是人生成功的唯一通道， 並將那種狠抓高考的行為視為視野狹隘和人性異化。
與此同時， “應試教育”這一噬青春的形象紮根於中產階層的意識中。 北上廣等大城市津津樂道的是，
羅雅琳指出， 和大城市裡的孩子相比， 落後地區的孩子們不僅在實際獲得的教育資源上輸了， 更在社會輿論上輸了。 他們不僅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來挽回失落的起跑線，甚至，這種艱難的努力本身也被指認為人性扭曲和功利主義的象徵，成為他們“素質不全面”、“精神世界不完整”的證據。然而，對於毛坦廠中學的孩子們而言，如果不進入“高考工廠”，也許就要進入富士康等真正的工廠打發餘生。“超級中學”和高考神話的逐漸被負面化，這意味著通過個人奮鬥獲得成功的道路越來越艱難。
但越是如此，我們越應該努力維護高考的尊嚴。
《櫻桃小丸子》背後的日本戰後新中產家庭
上周，《文匯學人》的一篇《櫻桃小丸子一家的新中產生活》在社交網路上引起廣泛傳播。動畫片《櫻桃小丸子》是不少中國八零後的童年記憶，但是鮮少被國內瞭解的是，它在日本之所以引起如此強烈的反響，更多的是因為它成功喚醒了戰後一代日本人的集體回憶。
在小丸子的故事裡，三代六口人生活在一起，經濟來源主要依靠標準“工薪族”的爸爸。令人記憶猶新的是，愛看棒球的爸爸總是以“養家男人很辛苦”為由獨霸家裡的電視機，於是看不了熱播電視劇的小丸子和爺爺只能彼此取暖，譜寫“心之俳句”來吐槽。《櫻桃小丸子一家的新中產生活》的作者沙青青指出，電視的普及和職業棒球的流行正是當年日本新興中產階級崛起的結果。前者代表物質消費的繁榮，後者則代表休閒消費第一次大規模進入每個普通的日本家庭。隨著電視的迅速普及，棒球比賽也成為不少日本人電視記憶的開端。
《櫻桃小丸子》是以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為背景，小丸子“工薪族”的爸爸是典型日本戰後社會的“新中產階級”。在剛剛《日本新中產階級》（1963）的作者傅高義的研究中，在典型的“新中產階級”的生活情景中，男性的工資是家庭收入的唯一來源。日本“新中產階級”是戰後日本社會復興，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參與者與受益者，他們既見證了所謂“神武景氣”，也同樣為之努力奮鬥。在國民生產總值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長的“黃金時代”，成為“工薪族”就意味著能迎來可預期的“光明新生活”。自1955年後，日本社會已經全面恢復乃至超越戰前的發展水準。在日本以GDP飛速增長而完成的復興的同時，擺脫貧困的日本中產家庭也開始迫不及待地進入大量消費的新時代，“工薪族”迅速成為了“新款消費品”的購買者。
“新中產家庭”之夢是由新奇物質的消費欲望構築起的，最直觀的體現是“三神器”，日本創世神話中由八咫鏡、天叢雲劍及八尺瓊勾玉組成的“三神器”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幻化成了電視機、洗衣機和電冰箱；十年後彩電、空調和汽車又構成了“新三神器”。在沙青青看來，這場由新興中產階級擁抱物質文明的“消費革命”與產業技術進步一道成為了日本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這場“消費革命”之所以能席捲日本，其重要原因是日本國內貧富差距並未因經濟高速增長而拉大，反倒在不斷縮小，使大部分工薪族即中產階層的收入趨於平等化。在1967年日本政府所做的“國民生活民意調查”中，近9成受訪民眾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
長期陷入經濟停滯的日本社會早已今非昔比；然而近期剛剛譯介到國內的傅高義在1963年所著的《日本新中產階級》，其中日本五十年代的中產階級卻在某種程度上回應著今天中國新興起的中等收入人群。
（澎湃新聞）
編輯：蓋裡
他們不僅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來挽回失落的起跑線，甚至，這種艱難的努力本身也被指認為人性扭曲和功利主義的象徵，成為他們“素質不全面”、“精神世界不完整”的證據。然而，對於毛坦廠中學的孩子們而言，如果不進入“高考工廠”，也許就要進入富士康等真正的工廠打發餘生。“超級中學”和高考神話的逐漸被負面化，這意味著通過個人奮鬥獲得成功的道路越來越艱難。但越是如此，我們越應該努力維護高考的尊嚴。
《櫻桃小丸子》背後的日本戰後新中產家庭
上周，《文匯學人》的一篇《櫻桃小丸子一家的新中產生活》在社交網路上引起廣泛傳播。動畫片《櫻桃小丸子》是不少中國八零後的童年記憶，但是鮮少被國內瞭解的是，它在日本之所以引起如此強烈的反響，更多的是因為它成功喚醒了戰後一代日本人的集體回憶。
在小丸子的故事裡，三代六口人生活在一起，經濟來源主要依靠標準“工薪族”的爸爸。令人記憶猶新的是，愛看棒球的爸爸總是以“養家男人很辛苦”為由獨霸家裡的電視機，於是看不了熱播電視劇的小丸子和爺爺只能彼此取暖，譜寫“心之俳句”來吐槽。《櫻桃小丸子一家的新中產生活》的作者沙青青指出，電視的普及和職業棒球的流行正是當年日本新興中產階級崛起的結果。前者代表物質消費的繁榮，後者則代表休閒消費第一次大規模進入每個普通的日本家庭。隨著電視的迅速普及，棒球比賽也成為不少日本人電視記憶的開端。
《櫻桃小丸子》是以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為背景，小丸子“工薪族”的爸爸是典型日本戰後社會的“新中產階級”。在剛剛《日本新中產階級》（1963）的作者傅高義的研究中，在典型的“新中產階級”的生活情景中，男性的工資是家庭收入的唯一來源。日本“新中產階級”是戰後日本社會復興，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參與者與受益者，他們既見證了所謂“神武景氣”，也同樣為之努力奮鬥。在國民生產總值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長的“黃金時代”，成為“工薪族”就意味著能迎來可預期的“光明新生活”。自1955年後，日本社會已經全面恢復乃至超越戰前的發展水準。在日本以GDP飛速增長而完成的復興的同時，擺脫貧困的日本中產家庭也開始迫不及待地進入大量消費的新時代，“工薪族”迅速成為了“新款消費品”的購買者。
“新中產家庭”之夢是由新奇物質的消費欲望構築起的，最直觀的體現是“三神器”，日本創世神話中由八咫鏡、天叢雲劍及八尺瓊勾玉組成的“三神器”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幻化成了電視機、洗衣機和電冰箱；十年後彩電、空調和汽車又構成了“新三神器”。在沙青青看來，這場由新興中產階級擁抱物質文明的“消費革命”與產業技術進步一道成為了日本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這場“消費革命”之所以能席捲日本，其重要原因是日本國內貧富差距並未因經濟高速增長而拉大，反倒在不斷縮小，使大部分工薪族即中產階層的收入趨於平等化。在1967年日本政府所做的“國民生活民意調查”中，近9成受訪民眾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
長期陷入經濟停滯的日本社會早已今非昔比；然而近期剛剛譯介到國內的傅高義在1963年所著的《日本新中產階級》，其中日本五十年代的中產階級卻在某種程度上回應著今天中國新興起的中等收入人群。
（澎湃新聞）
編輯：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