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末至1938年10月,周恩來在武漢工作了10個月。 這段時期,周恩來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極大地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 最大限度地動員全民族參加抗戰。
與國民黨代表舉行談判,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7年末,抗日戰爭已經進行了5個月,戰局繼續惡化。 南京失陷前後,國民政府的軍政機關大部分遷到武漢,全國性的救亡團體和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大多也集中在這裡。 武漢這個號稱“九省通衢”的華中重鎮,成了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中心。 為了繼續推進兩黨合作,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2月,中央政治局決定由周恩來等人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到武漢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同時決定成立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
抗戰初期,國民黨統治集團堅持抗日,它所領導的國民政府是代表中國向日本作戰的唯一合法政府,擁有200多萬正規軍,是抵禦日軍侵略的主要力量。 因此,與國民黨進行合作便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環節。
周恩來到達武漢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與蔣介石會晤,就兩黨關係、擴大國民參政會、制定共同綱領、出版《新華日報》等問題進行會談。
會談中,周恩來提出3種可供選擇的組織形式:一、恢復民國13年(注:即1924年)的形式,將國民黨改為民族革命同盟,其他黨也參加；二、制定共同綱領,建立共同委員會；三、維持現狀,即遇事協商的形式。
但蔣介石無意解決共同政治綱領和合作組織形式這些主要問題。 因此,這次會談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 對於周恩來提出的3種組織形式,蔣介石否定了前兩種,只同意第三種,即以臨時協商來處理兩黨關係。 雖然如此,國共關係卻出現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實質性鬆動:共產黨能在國民黨個別部門和個別組織內參加工作,而且被允許在國統區創辦自己的報刊。
在武漢期間,周恩來還與蔣介石、陳立夫等,就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合法地位,八路軍、新四軍的存在發展等問題進行談判,雖然遭到了國民黨政府的重重阻力,但也解決了很多問題。
出任政治部副部長,在國民政府中發揮統戰作用
當時國民黨政府依靠正規軍抗戰,對動員人民群眾參加全面抗戰的宣傳、組織工作都很生疏,因此,蔣介石邀請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以期共產黨能夠在宣傳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根據中共中央發佈的《共產黨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規定,中共黨員不得在其他黨派任職,周恩來只得婉拒,但他認為這是國共精誠合作的機遇,不該輕易錯過,於是向中央建議“應該與國民黨開誠合作”。
經過慎重考慮,中共中央同意周恩來的意見。 2月1日,周恩來走馬上任,這是抗戰期間共產黨人在國民政府擔任的唯一要職。
由於歷史的原因,周恩來在國民黨內有很高威望。 上任不久,他就以副部長的身份,戎裝佩劍,主持政治部的總理紀念周。 周恩來的風度和威儀,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講到抗戰形勢時,他嚴密的邏輯思維能力和精准的語言表達技巧,使不少軍統、中統、復興社(均為國民黨特務組織)成員為之折服。
當時,周恩來身兼國共兩黨要職,異常繁忙,白天在武昌國民政府政治部辦公,晚上又要乘渡船過江到漢口長江局和八路軍辦事處處理公務。
直接領導第三廳,促進全國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南京淪陷後,全國性的救亡團體和社會各界名流雲集武漢。 然而,由於缺乏組織者,難以形成一股凝聚力和一呼百應的宣傳效果。 在這種形勢下,文化界翹首以待一位能撥開陰翳的領軍人物來指引正確的航向。
1938年1月,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的陳誠邀請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主持抗日宣傳工作。
郭沫若坦誠地向周恩來表示,不願到國民政府任職,認為:一則“自己耳朵聾,不適宜做這樣的工作”；二則覺得“在國民黨支配下做宣傳工作,只能是替反動派賣膏藥,幫助欺騙”；三則認為自己如能“處在自由地說話,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機構,應該更有效力一點”,且“一做了官,青年們是不會諒解的”。
周恩來充分理解這些顧慮,耐心地做說服工作。他強調政治部第三廳作為一個政權組織作用重大,有了“三廳”這個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義,組織團體到前線去,到後方去,到大大小小的城市和廣大的鄉村,公開地、合法地、名正言順地宣傳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周恩來還懇切地說:“有你做第三廳廳長,我才可考慮接受他們的副部長,不然,那是毫無意義的。”周恩來推心置腹的話語打動了郭沫若,他同意任職,但是希望能“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公開地、痛痛快快地工作”。周恩來又勸他服從黨的需要,要忍受內心的“寂寞”,還是以非党人士的身份,更有利於工作的開展。周恩來如此安排用心良苦,既是為了團結大多數,也是為了減少郭沫若的工作阻力和保障他的人身安全。
4月1日,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昌正式成立。三廳設3個處,每處設3個科,編制300人；下轄10個抗敵演劇隊、4個抗敵宣傳隊、1個漫畫隊、1個電影製片廠、5個電影放映隊及孩子劇團,總數達3000多人。三廳各級負責人中,有不少文化界名流。他們有的是共產黨員,有的是文化界的進步人士,可謂群英畢集,盛極一時。
在周恩來、郭沫若的領導下,第三廳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戰擴大宣傳周活動。這是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領導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抗日宣傳活動。周恩來和郭沫若做了周密的部署,宣傳周活動開展得有條不紊,每天都有一個主要節目,幾十個演劇隊和數百個宣傳隊深入武漢的大街小巷和郊區農村,抗日救亡的歌聲響徹武漢三鎮。對此,郭沫若稱道:“武漢三鎮的確是復活了!”抗戰擴大宣傳周活動取得了巨大的效果,全國上下形成了空前的團結景象。
宣導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推動武漢的“文藝復興”
隨著抗日形勢的發展,武漢聚集了來自全國的文化名流,有胡風、蕭軍、蕭紅、沈從文、豐子愷、郁達夫,趙丹、金山、舒繡文、冼星海、崔嵬等,而政治部第三廳並不能將他們完全容納,因此還需要成立另一組織。
1938年2月14日,周恩來親自邀請老舍,希望他出面將流亡到武漢的文化界人士團結起來,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經過老舍和陽翰笙等人的籌備,一個月後,“文協”開幕大會召開。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邵力子為總主席,周恩來、蔡元培、羅曼·羅蘭和史沫特萊等13人被推為名譽主席團成員。
在文協成立大會上,周恩來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講。
會後,被推舉為文協理事的馮玉祥在普海春大飯店設宴招待與會者,五六百人歡聚一堂,那種團結向上的熱烈氣氛,即便是在10年後回憶起這段往事仍然令馮玉祥興奮不已,他寫道:“今天到會場後最大的感動,是看見全國的文藝作家們,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團結起來。這種偉大的團結,不僅僅是在最近,即在中國歷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團結,也是少有的。”
5月中旬,周恩來應邀參加文協第二次理事會。老舍後來在會務報告中對這次會議有一段生動的描述:
輪到周恩來先生說話了,他非常高興能與這麼些文人坐在一處吃飯,不,不只是為吃飯而高興,而是為大家能夠這麼親密,這麼協力同心地在一塊兒工作。他說,必須設法給文協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寫些文章,使會務有更大發展。最後(他眼中含著眼淚)他說他要失陪了,因為老父親今晚10時到漢口!(大家鼓掌)暴敵使我們受了損失,遭了不幸,暴敵也使我的老父親被迫南來。生死離合,全出於暴敵的侵略,生死離合,都增強了我們的團結!告辭了!(掌聲送他下樓)
文協成立後,電影、戲劇、美術、音樂各協會紛紛成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宣傳活動,演劇隊、抗敵宣傳隊和孩子劇團,也分散到前線、農村、工廠去演出,極大地鼓舞了士氣。著名演員金山、王瑩演的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袁牧之、陳波兒等拍攝的電影《八百壯士》,都起到動員人民、打擊敵人的作用。
積極開展對國民黨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堅持長期合作的方針
周恩來十分重視對國民黨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作為政治部副部長,他同國民黨上層人士進行了廣泛接觸。
馮玉祥原是原西北軍的領袖,是國民黨內的主戰派,抗戰爆發後任軍事委員會的副委員長。1938年2月7日,周恩來通過馮玉祥的老部下鹿鐘麟向馮表示:擬請一見。馮玉祥最初還有些顧忌,托鹿鐘麟轉告:“因外間耳目眾多,不便相見,惟努力作不見面之默契可耳。”但他很快就改變了自己的想法。14日,周恩來到馮玉祥的寓所拜訪,兩人交換對時局和抗戰前途的看法,特別是對華北和上海作戰指揮的得失進行詳細的探討。他們談得很投機。周恩來離開後,馮玉祥對周圍的人感慨道:“我知道的東西太少了。”在當天日記裡,馮玉祥記下了對周恩來的印象:“極精明細密,殊可敬可佩也。”第二天,他在會客室寫下了8個大字:“吃飯太多,讀書太少。”19日,他又到漢口同周恩來等見面。周恩來談到日益發展的國共摩擦,馮玉祥感歎道:“自己不努力,反要阻止他人活動,在這種時代不求進步,是一種自殺辦法。為大眾謀利益,為大眾而信仰,哪有這種辦法?”“應當多送學生去陝北學習,以應時代的推動,不要被時代的齒輪壓炸了。”以後,馮玉祥常派專車將周恩來接到寓所晤談,同共產黨的關係也更加密切了。
白崇禧是桂系的領袖之一,也是國民黨高級將領中的主戰派,素有“小諸葛”之稱。軍事委員會改組後,出任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部長,他也經常同周恩來見面。
南京失守後,日軍在津浦線南段發起進攻,企圖攻佔蚌埠,直取徐州,遭到中國軍隊的頑強阻擊。就在激戰尚酣之際,白崇禧來武漢向周恩來請教。周恩來建議,將重兵佈置於鐵路兩側,採用運動戰和遊擊戰緊密配合的戰術,迫使日軍渡淮北上,我軍可在北岸集中優勢兵力,置敵於死地。李宗仁採納周恩來的建議,很快打退了日軍,為保衛武漢贏得了時間。此戰之後,桂系將領認識到周恩來的軍事才能,甚為欽佩。時任桂系高級參議的程思遠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於是南段戰事,遂成相持之勢,此周公之計所致也。”
1938年3月,周恩來派時任長江局參謀的張愛萍去徐州見李宗仁,希望說服他在濟南、徐州之間與日軍打一大仗。
張愛萍轉述了周恩來關於此仗 “可打”的幾條理由:一是日本侵略軍佔領濟南後南下,幾乎是長驅直入,非常囂張,驕兵必敗,而且還是孤軍深入；二是濟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兒莊、張莊一帶都是山區,地形對我有利；三是廣西軍隊是有戰鬥力的,北邊有八路軍在戰略上的配合。應該在這樣有利的地形和敵情下,集中兵力,打一個大仗,既可給日軍一次沉重的打擊,又可以提高廣西軍隊在整個民眾中、特別是在國民黨中的威信。
後來,張愛萍回憶說:“開始談時,李宗仁一直在沉思,談到最後,他神氣十足,表示這個意見很好。”
李宗仁終於下決心打這一仗,就是震驚中外的“台兒莊之戰”。1939年4月6日,白崇禧在《救亡日報》上題詞:台兒莊的勝利是在戰術上運用遊擊戰配合陣地戰的結果。
周恩來還特別注意向國民黨政府和軍隊尤其是高級將領宣傳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和遊擊戰爭的思想。《論持久戰》剛剛發表,周恩來即將其基本精神介紹給白崇禧。白崇禧大為讚賞,將其歸納為“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 並給桂系部隊師長級軍官每人發一本,還向蔣介石極力推薦。後來,蔣以軍事委員會名義下令全軍,把這兩句話作為全軍的抗日最高戰略方針。
廣泛開展海外統戰工作,爭取華僑和國際友人的支援
在中共代表團到武漢以前,中國共產黨同蘇聯以外的國際社會基本上處於隔絕狀態。周恩來等到武漢後,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外國使節、各國記者,一些外國團體和人士頻頻到訪漢口的八路軍辦事處。為了進一步擴大國際影響,長江局設立由王炳南負責的國際宣傳組,這項工作歸周恩來領導。
在武漢期間,周恩來與斯諾、史沫特萊、英國記者貝特蘭等人保持著經常接觸,並先後會見了安娜·路易士·斯特朗、路易·艾黎、愛波斯坦、荷蘭進步電影工作者伊文思、《紐約時報》記者德爾丁、美國主教魯茨、美國作家貝爾登等國際友人。在史沫特萊的《中國的戰歌》、斯特朗於1938年出版的《人類的五分之一》和貝特蘭1939年出版的《華北前線》等書中,都有在武漢同周恩來交往的記述和評論。美國學者肯尼斯·休梅克在《美國人和中國共產黨人》一書中認為,抗日戰爭前期,中國共產黨的對外聯繫達到了“高潮”,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外國人“可以同漢口的共產黨代表自由接觸”。
1938年1月,周恩來在武漢會見英國新任駐華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卡爾,通過卡爾的幫助得到英國香港總督的准許,設立了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同年3月和8月,周恩來兩次會見美國海軍情報官埃文斯·卡爾遜上尉,給後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卡爾遜於1940年出版《中國的雙星》,寫到了這兩次會見。他認為:“周的才智在中國是出類拔萃的”。
1938年初,由白求恩大夫率領的醫療隊來到中國。一天深夜,周恩來在八路軍辦事處與他會見。周恩來用熟練的英語歡迎白求恩,並向他介紹了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白求恩急於去抗日敵後根據地工作,周恩來就囑咐王炳南為白求恩一行去延安作出安排,於是便有了這位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在中國的不平凡經歷。
9月底,印度援華醫療隊來到漢口,他們中有柯棣華、愛德華、巴蘇等醫生。10月初,周恩來在八路軍辦事處會見了他們。
巴蘇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下午,我們去看望周恩來,他正在辦公室裡舉行記者招待會,屋裡擠滿了新聞記者,大部分是外國人。我們在一個角落裡坐下,傾聽著他透徹地分析中國的軍政局勢,以及闡明怎樣通過全國發動群眾抗擊敵人。”
幾天後,巴蘇與柯棣華再一次見到周恩來。巴蘇在日記裡滿懷敬意地寫道:“在爪哇支隊舉行的盛大宴會上,我們全體再次見到了葉劍英和周恩來。”“在全體來賓中,周恩來唯一莊重的人,我有機會從很近的地方觀察他。他吸引我的,是他那機敏、聰慧和富於同情感的目光。安娜說,20年後,我們將會為曾經與他結識而感到驕傲。我補充道:‘幹嗎這麼晚呢?此刻我們就感到驕傲。’”
不久,這個醫療隊就在中國大地上播下了友誼的種子。
領導出版發行《新華日報》,積極宣傳共產黨的主張
1938年1月11日,由共產黨主辦的《新華日報》在武漢創刊,周恩來、博古等人為董事會成員,國民黨元老于右任題寫報頭。這是一份由周恩來直接領導的、在國統區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聲的報紙。
《新華日報》創刊第七天,數十名國民黨特務手持鐵棍、利斧,來到位於漢口民意一路的報社營業部,割斷電話線,砸壞室內物品,搗毀排字房的印刷設備。
周恩來立即緊急召開會議,形成譴責暴徒的決議,並當面與蔣介石交涉,請他設法制止。當天,《新華日報》正常出版。在撤離武漢前,再也沒有發生類似事件。
《新華日報》大受歡迎,2月份就發行了1萬多份,四五月間達5萬多份,這個發行量在當時是驚人的。周恩來為報紙題詞:“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這和毛澤東關於持久戰的思想是一致的。
6月12日,日軍攻佔了安慶, 抗日戰爭中最大的戰役——武漢會戰揭開帷幕。同日,《新華日報》發表《保衛大武漢》的社論。6月15日,周恩來、秦邦憲等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我們對於保衛武漢與第三期抗戰問題底意見》,具體地闡述了保衛武漢和有效地開展第三期抗戰工作在軍事、政治、經濟方面需要採取的步驟和辦法。意見書指出,武漢是我國最後一個最大的政治經濟中心,武漢的得失,不僅對於第三期抗戰有極大的影響,而且對於整個內政外交都有相當的影響,我國人民應該發揚西班牙兄弟保衛馬德里的精神那樣來保衛大武漢。
這份意見書對於促進蔣介石堅持抗戰,進行武漢保衛戰,以及激發群眾的抗戰決心,起到了積極作用。
10月7日到9日,《新華日報》連續發表了周恩來寫的長篇社論《論目前抗戰形勢》,該社論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於保衛武漢的主張,指出:“中國抗戰是長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戰的方針是確定的”,“保衛武漢的戰鬥固然愈久愈好,但決不能在長期保衛武漢的條件尚未具備的今天,想作孤注一擲的僥倖的嘗試,這不僅對於保衛武漢並無大的幫助,而且對於繼續長期抗戰是有害的,是不利於轉入相持局面之過渡階段的。”
10月下旬,武漢危在旦夕。為使報紙不致中斷,周恩來擬出計畫:分兩批疏散人員和運送物資前往重慶,武漢一停刊,重慶馬上接著出報。
10月24日晚,也就是武漢淪陷前一天,周恩來在編輯部口述了次日的社論,題為《告別武漢父老》。《社論》以堅定口吻宣佈:“我們只是暫時離開武漢,我們一定要回來的,武漢終究要回到中國人民手中。”在緊急關頭,周恩來臨危不亂,其大無畏的氣概和擲地有聲的誓言,極大地鼓舞了人民堅持抗戰的信心和勇氣。
周恩來在武漢工作的這10個月,正是全面抗戰開始不久的關鍵時刻,中國共產黨從過去長期被封鎖和隔絕的狹小範圍走出來,踏上領導全國人民抗日這個更加廣闊的天地。在這個過程中,周恩來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極大地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 最大限度地動員全民族抗戰,贏得了眾多朋友的敬重和愛戴。很多人都是從認識周恩來到認識共產黨,從相信周恩來到相信共產黨的,從周恩來身上,他們看到了抗戰勝利的希望,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來源:《黨史縱覽》第九期
(《黨史縱覽》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佈,請勿轉載)
在這種形勢下,文化界翹首以待一位能撥開陰翳的領軍人物來指引正確的航向。1938年1月,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的陳誠邀請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主持抗日宣傳工作。
郭沫若坦誠地向周恩來表示,不願到國民政府任職,認為:一則“自己耳朵聾,不適宜做這樣的工作”；二則覺得“在國民黨支配下做宣傳工作,只能是替反動派賣膏藥,幫助欺騙”；三則認為自己如能“處在自由地說話,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機構,應該更有效力一點”,且“一做了官,青年們是不會諒解的”。
周恩來充分理解這些顧慮,耐心地做說服工作。他強調政治部第三廳作為一個政權組織作用重大,有了“三廳”這個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義,組織團體到前線去,到後方去,到大大小小的城市和廣大的鄉村,公開地、合法地、名正言順地宣傳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周恩來還懇切地說:“有你做第三廳廳長,我才可考慮接受他們的副部長,不然,那是毫無意義的。”周恩來推心置腹的話語打動了郭沫若,他同意任職,但是希望能“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公開地、痛痛快快地工作”。周恩來又勸他服從黨的需要,要忍受內心的“寂寞”,還是以非党人士的身份,更有利於工作的開展。周恩來如此安排用心良苦,既是為了團結大多數,也是為了減少郭沫若的工作阻力和保障他的人身安全。
4月1日,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昌正式成立。三廳設3個處,每處設3個科,編制300人；下轄10個抗敵演劇隊、4個抗敵宣傳隊、1個漫畫隊、1個電影製片廠、5個電影放映隊及孩子劇團,總數達3000多人。三廳各級負責人中,有不少文化界名流。他們有的是共產黨員,有的是文化界的進步人士,可謂群英畢集,盛極一時。
在周恩來、郭沫若的領導下,第三廳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戰擴大宣傳周活動。這是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領導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抗日宣傳活動。周恩來和郭沫若做了周密的部署,宣傳周活動開展得有條不紊,每天都有一個主要節目,幾十個演劇隊和數百個宣傳隊深入武漢的大街小巷和郊區農村,抗日救亡的歌聲響徹武漢三鎮。對此,郭沫若稱道:“武漢三鎮的確是復活了!”抗戰擴大宣傳周活動取得了巨大的效果,全國上下形成了空前的團結景象。
宣導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推動武漢的“文藝復興”
隨著抗日形勢的發展,武漢聚集了來自全國的文化名流,有胡風、蕭軍、蕭紅、沈從文、豐子愷、郁達夫,趙丹、金山、舒繡文、冼星海、崔嵬等,而政治部第三廳並不能將他們完全容納,因此還需要成立另一組織。
1938年2月14日,周恩來親自邀請老舍,希望他出面將流亡到武漢的文化界人士團結起來,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經過老舍和陽翰笙等人的籌備,一個月後,“文協”開幕大會召開。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邵力子為總主席,周恩來、蔡元培、羅曼·羅蘭和史沫特萊等13人被推為名譽主席團成員。
在文協成立大會上,周恩來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講。
會後,被推舉為文協理事的馮玉祥在普海春大飯店設宴招待與會者,五六百人歡聚一堂,那種團結向上的熱烈氣氛,即便是在10年後回憶起這段往事仍然令馮玉祥興奮不已,他寫道:“今天到會場後最大的感動,是看見全國的文藝作家們,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團結起來。這種偉大的團結,不僅僅是在最近,即在中國歷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團結,也是少有的。”
5月中旬,周恩來應邀參加文協第二次理事會。老舍後來在會務報告中對這次會議有一段生動的描述:
輪到周恩來先生說話了,他非常高興能與這麼些文人坐在一處吃飯,不,不只是為吃飯而高興,而是為大家能夠這麼親密,這麼協力同心地在一塊兒工作。他說,必須設法給文協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寫些文章,使會務有更大發展。最後(他眼中含著眼淚)他說他要失陪了,因為老父親今晚10時到漢口!(大家鼓掌)暴敵使我們受了損失,遭了不幸,暴敵也使我的老父親被迫南來。生死離合,全出於暴敵的侵略,生死離合,都增強了我們的團結!告辭了!(掌聲送他下樓)
文協成立後,電影、戲劇、美術、音樂各協會紛紛成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宣傳活動,演劇隊、抗敵宣傳隊和孩子劇團,也分散到前線、農村、工廠去演出,極大地鼓舞了士氣。著名演員金山、王瑩演的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袁牧之、陳波兒等拍攝的電影《八百壯士》,都起到動員人民、打擊敵人的作用。
積極開展對國民黨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堅持長期合作的方針
周恩來十分重視對國民黨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作為政治部副部長,他同國民黨上層人士進行了廣泛接觸。
馮玉祥原是原西北軍的領袖,是國民黨內的主戰派,抗戰爆發後任軍事委員會的副委員長。1938年2月7日,周恩來通過馮玉祥的老部下鹿鐘麟向馮表示:擬請一見。馮玉祥最初還有些顧忌,托鹿鐘麟轉告:“因外間耳目眾多,不便相見,惟努力作不見面之默契可耳。”但他很快就改變了自己的想法。14日,周恩來到馮玉祥的寓所拜訪,兩人交換對時局和抗戰前途的看法,特別是對華北和上海作戰指揮的得失進行詳細的探討。他們談得很投機。周恩來離開後,馮玉祥對周圍的人感慨道:“我知道的東西太少了。”在當天日記裡,馮玉祥記下了對周恩來的印象:“極精明細密,殊可敬可佩也。”第二天,他在會客室寫下了8個大字:“吃飯太多,讀書太少。”19日,他又到漢口同周恩來等見面。周恩來談到日益發展的國共摩擦,馮玉祥感歎道:“自己不努力,反要阻止他人活動,在這種時代不求進步,是一種自殺辦法。為大眾謀利益,為大眾而信仰,哪有這種辦法?”“應當多送學生去陝北學習,以應時代的推動,不要被時代的齒輪壓炸了。”以後,馮玉祥常派專車將周恩來接到寓所晤談,同共產黨的關係也更加密切了。
白崇禧是桂系的領袖之一,也是國民黨高級將領中的主戰派,素有“小諸葛”之稱。軍事委員會改組後,出任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部長,他也經常同周恩來見面。
南京失守後,日軍在津浦線南段發起進攻,企圖攻佔蚌埠,直取徐州,遭到中國軍隊的頑強阻擊。就在激戰尚酣之際,白崇禧來武漢向周恩來請教。周恩來建議,將重兵佈置於鐵路兩側,採用運動戰和遊擊戰緊密配合的戰術,迫使日軍渡淮北上,我軍可在北岸集中優勢兵力,置敵於死地。李宗仁採納周恩來的建議,很快打退了日軍,為保衛武漢贏得了時間。此戰之後,桂系將領認識到周恩來的軍事才能,甚為欽佩。時任桂系高級參議的程思遠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於是南段戰事,遂成相持之勢,此周公之計所致也。”
1938年3月,周恩來派時任長江局參謀的張愛萍去徐州見李宗仁,希望說服他在濟南、徐州之間與日軍打一大仗。
張愛萍轉述了周恩來關於此仗 “可打”的幾條理由:一是日本侵略軍佔領濟南後南下,幾乎是長驅直入,非常囂張,驕兵必敗,而且還是孤軍深入；二是濟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兒莊、張莊一帶都是山區,地形對我有利；三是廣西軍隊是有戰鬥力的,北邊有八路軍在戰略上的配合。應該在這樣有利的地形和敵情下,集中兵力,打一個大仗,既可給日軍一次沉重的打擊,又可以提高廣西軍隊在整個民眾中、特別是在國民黨中的威信。
後來,張愛萍回憶說:“開始談時,李宗仁一直在沉思,談到最後,他神氣十足,表示這個意見很好。”
李宗仁終於下決心打這一仗,就是震驚中外的“台兒莊之戰”。1939年4月6日,白崇禧在《救亡日報》上題詞:台兒莊的勝利是在戰術上運用遊擊戰配合陣地戰的結果。
周恩來還特別注意向國民黨政府和軍隊尤其是高級將領宣傳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和遊擊戰爭的思想。《論持久戰》剛剛發表,周恩來即將其基本精神介紹給白崇禧。白崇禧大為讚賞,將其歸納為“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 並給桂系部隊師長級軍官每人發一本,還向蔣介石極力推薦。後來,蔣以軍事委員會名義下令全軍,把這兩句話作為全軍的抗日最高戰略方針。
廣泛開展海外統戰工作,爭取華僑和國際友人的支援
在中共代表團到武漢以前,中國共產黨同蘇聯以外的國際社會基本上處於隔絕狀態。周恩來等到武漢後,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外國使節、各國記者,一些外國團體和人士頻頻到訪漢口的八路軍辦事處。為了進一步擴大國際影響,長江局設立由王炳南負責的國際宣傳組,這項工作歸周恩來領導。
在武漢期間,周恩來與斯諾、史沫特萊、英國記者貝特蘭等人保持著經常接觸,並先後會見了安娜·路易士·斯特朗、路易·艾黎、愛波斯坦、荷蘭進步電影工作者伊文思、《紐約時報》記者德爾丁、美國主教魯茨、美國作家貝爾登等國際友人。在史沫特萊的《中國的戰歌》、斯特朗於1938年出版的《人類的五分之一》和貝特蘭1939年出版的《華北前線》等書中,都有在武漢同周恩來交往的記述和評論。美國學者肯尼斯·休梅克在《美國人和中國共產黨人》一書中認為,抗日戰爭前期,中國共產黨的對外聯繫達到了“高潮”,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外國人“可以同漢口的共產黨代表自由接觸”。
1938年1月,周恩來在武漢會見英國新任駐華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卡爾,通過卡爾的幫助得到英國香港總督的准許,設立了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同年3月和8月,周恩來兩次會見美國海軍情報官埃文斯·卡爾遜上尉,給後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卡爾遜於1940年出版《中國的雙星》,寫到了這兩次會見。他認為:“周的才智在中國是出類拔萃的”。
1938年初,由白求恩大夫率領的醫療隊來到中國。一天深夜,周恩來在八路軍辦事處與他會見。周恩來用熟練的英語歡迎白求恩,並向他介紹了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白求恩急於去抗日敵後根據地工作,周恩來就囑咐王炳南為白求恩一行去延安作出安排,於是便有了這位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在中國的不平凡經歷。
9月底,印度援華醫療隊來到漢口,他們中有柯棣華、愛德華、巴蘇等醫生。10月初,周恩來在八路軍辦事處會見了他們。
巴蘇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下午,我們去看望周恩來,他正在辦公室裡舉行記者招待會,屋裡擠滿了新聞記者,大部分是外國人。我們在一個角落裡坐下,傾聽著他透徹地分析中國的軍政局勢,以及闡明怎樣通過全國發動群眾抗擊敵人。”
幾天後,巴蘇與柯棣華再一次見到周恩來。巴蘇在日記裡滿懷敬意地寫道:“在爪哇支隊舉行的盛大宴會上,我們全體再次見到了葉劍英和周恩來。”“在全體來賓中,周恩來唯一莊重的人,我有機會從很近的地方觀察他。他吸引我的,是他那機敏、聰慧和富於同情感的目光。安娜說,20年後,我們將會為曾經與他結識而感到驕傲。我補充道:‘幹嗎這麼晚呢?此刻我們就感到驕傲。’”
不久,這個醫療隊就在中國大地上播下了友誼的種子。
領導出版發行《新華日報》,積極宣傳共產黨的主張
1938年1月11日,由共產黨主辦的《新華日報》在武漢創刊,周恩來、博古等人為董事會成員,國民黨元老于右任題寫報頭。這是一份由周恩來直接領導的、在國統區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聲的報紙。
《新華日報》創刊第七天,數十名國民黨特務手持鐵棍、利斧,來到位於漢口民意一路的報社營業部,割斷電話線,砸壞室內物品,搗毀排字房的印刷設備。
周恩來立即緊急召開會議,形成譴責暴徒的決議,並當面與蔣介石交涉,請他設法制止。當天,《新華日報》正常出版。在撤離武漢前,再也沒有發生類似事件。
《新華日報》大受歡迎,2月份就發行了1萬多份,四五月間達5萬多份,這個發行量在當時是驚人的。周恩來為報紙題詞:“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這和毛澤東關於持久戰的思想是一致的。
6月12日,日軍攻佔了安慶, 抗日戰爭中最大的戰役——武漢會戰揭開帷幕。同日,《新華日報》發表《保衛大武漢》的社論。6月15日,周恩來、秦邦憲等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我們對於保衛武漢與第三期抗戰問題底意見》,具體地闡述了保衛武漢和有效地開展第三期抗戰工作在軍事、政治、經濟方面需要採取的步驟和辦法。意見書指出,武漢是我國最後一個最大的政治經濟中心,武漢的得失,不僅對於第三期抗戰有極大的影響,而且對於整個內政外交都有相當的影響,我國人民應該發揚西班牙兄弟保衛馬德里的精神那樣來保衛大武漢。
這份意見書對於促進蔣介石堅持抗戰,進行武漢保衛戰,以及激發群眾的抗戰決心,起到了積極作用。
10月7日到9日,《新華日報》連續發表了周恩來寫的長篇社論《論目前抗戰形勢》,該社論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於保衛武漢的主張,指出:“中國抗戰是長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戰的方針是確定的”,“保衛武漢的戰鬥固然愈久愈好,但決不能在長期保衛武漢的條件尚未具備的今天,想作孤注一擲的僥倖的嘗試,這不僅對於保衛武漢並無大的幫助,而且對於繼續長期抗戰是有害的,是不利於轉入相持局面之過渡階段的。”
10月下旬,武漢危在旦夕。為使報紙不致中斷,周恩來擬出計畫:分兩批疏散人員和運送物資前往重慶,武漢一停刊,重慶馬上接著出報。
10月24日晚,也就是武漢淪陷前一天,周恩來在編輯部口述了次日的社論,題為《告別武漢父老》。《社論》以堅定口吻宣佈:“我們只是暫時離開武漢,我們一定要回來的,武漢終究要回到中國人民手中。”在緊急關頭,周恩來臨危不亂,其大無畏的氣概和擲地有聲的誓言,極大地鼓舞了人民堅持抗戰的信心和勇氣。
周恩來在武漢工作的這10個月,正是全面抗戰開始不久的關鍵時刻,中國共產黨從過去長期被封鎖和隔絕的狹小範圍走出來,踏上領導全國人民抗日這個更加廣闊的天地。在這個過程中,周恩來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極大地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 最大限度地動員全民族抗戰,贏得了眾多朋友的敬重和愛戴。很多人都是從認識周恩來到認識共產黨,從相信周恩來到相信共產黨的,從周恩來身上,他們看到了抗戰勝利的希望,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來源:《黨史縱覽》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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