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家庭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書香門第。 從他的宋代始祖周敦頤到遷到紹興的一代始祖周茂等都是我國歷史上有名的讀書人。 受到中華傳統文化薰陶的周恩來很小就養成了愛讀書的習慣。 他一輩子愛讀書、愛用書,與各種書有著很深的情感。
周恩來讀的第一本書是《西遊記》
1946年9月,周恩來在南京雞鳴寺裡曾三次接受美國當時著名的專欄作家沃爾特·李勃曼的採訪。 周恩來對李勃曼說:“我小時候在私塾念書。 從8歲到10歲我已開始讀小說。 我讀的第一部小說是《西遊記》,後來又讀了《鏡花緣》、《水滸傳》和《紅樓夢》。
周恩來小時候的閱讀能力是哪來的呢?按周家祖訓,男童長到5歲時即入家塾館讀書、寫字。 周恩來在出生8個月時出嗣過繼給小叔父周貽淦(後改名宗幹)為子。 他過繼不久小叔父就去世了。 他的小嬸母陳氏是位受過教育的女性,是在那時候不多見的能識文斷字的女子。 受封建傳統文化習俗的影響,陳氏堅持為丈夫守節終生,因此她把嗣子周恩來當成“命根子”來撫養。
周恩來牙牙學語不久,陳氏就超前地教他認字了。 後來,陳氏又怕兒子到院子裡和別的孩子戲耍時有閃失,乾脆把周恩來關在房中,直到能上家塾館時為止。 幼兒認字久了,難免會覺得枯燥和倦怠,陳氏便利用自己廣博的閱歷和豐富的知識為兒子講故事、說笑話,以提高周恩來辨明是非的能力。
讀《說岳全傳》入迷,
受到平生第一次委屈
周恩來6歲時,因父親周貽能和十八舅萬立鉁合買一張救災彩票中獎而舉家從淮城(今淮安市淮安區)移居清江浦(今淮安市清河區)生母萬氏的娘家萬家,周恩來也隨之入萬家塾館就讀。
由於周恩來生母萬氏彩票中獎“發財”,故她率家人回娘家時風風光光,曾給萬家上下大小見人見份地買了禮物,給周恩來外婆更是送了一份厚禮。 這使萬老太太十分喜歡周恩來這位小外孫,特許周恩來到他的外公書房讀書。
那是1907年秋季的一天,周恩來經萬家塾師同意到外公書房去看書。 他看的是清人錢采寫的《說岳全傳》。 就在他被嶽飛精忠報國的故事情節吸引而沉浸在對嶽飛的敬仰之中時,忽然萬家院子裡傳來吵鬧聲,而且吵的聲音越來越大,吵鬧中還夾雜著周恩來十分熟悉的母親的聲音,他只好極不情願地從書中情節裡“掙脫”出來,跑到院中,這才發現是自己的一位舅媽和母親在為一件什麼事爭吵。
原來萬家是個子孫滿堂的人家,孩提時代的小兄弟小姐妹們在一起玩笑打鬧是常有的事。 就在那一天,周恩來一位才6歲的小表弟和小夥伴們玩“捉迷藏”遊戲。 他自己鑽進一隻大翻蓋的木箱中,在木箱的翻蓋蓋下去的一刹那,外邊的箱扣子也自然地扣上了。 他這麼一藏,小夥伴們確實是找不到他了。 可是等他想出來的時候卻出不來了。 這位小表弟慌了,只得在箱子裡拼命地哭叫。 他的哭叫聲最終被找他的媽媽聽到,趕緊打開箱蓋,抱起哭成淚人的兒子,問是誰把他關到箱子裡的?孩子怕說實話挨打,就謊說是“大鸞(周恩來乳名)哥把我關進箱子的”。
10多年後,周恩來在南開讀書時,還手錄下他當年在萬家讀到的吟詠嶽飛的一首詩,並發表在學校1916年4月刊出的《敬業》的《飛飛漫墨》欄目裡。 飛飛是周恩來當時用的一個筆名。詩雲:一自金牌頒十二,常教血淚灑英雄。奇冤不恨埋三字,和虜張慚失兩宮。南渡江山悲逝水,北征鞍馬付秋風。低徊往事成千古,祠宇空餘夕照紅。隨之,周恩來還評價說:“其辭則淒涼欲淚,意則新穎出群；不落窠臼；少陵、太白殆兼而有之。”可見周恩來對《說岳全傳》一書的印象之深。
在陳家書房,
他讀到了《醒世恒言》、《天雨花》
1908年夏天,周恩來生母萬氏辭世後,嗣母陳氏的肺結核病日漸沉重。陳氏自知來日無多,就對愛子周恩來說:“我也活不長了。”並提出想回一趟娘家寶應。因為她的侄兒、周恩來的表哥陳式周博學多才,也懂中醫醫術。陳氏媽媽回娘家也是想讓侄兒看看病況,好早作安排。周恩來也就跟著陳氏媽媽一起坐上小木船順水揚帆,來到了寶應水巷口3號陳家。
陳式周比周恩來大16歲,他是清末秀才,清廢科舉後在通州(今南通)上了通州師範學堂。陳式周的國文造詣很深,後來曾當過《申報》編輯和應聘為李鴻章的家庭教師,教李鴻章的孫子李國超國文。因此,他家的藏書也頗多。周恩來到寶應陳家後就提出到陳家塾館讀書。經過表兄弟倆親切交談後,陳式周感覺他這位小表弟已經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礎,甚至對時局、政治都已有他獨到的見解,遂謙虛地說:“我的家塾館只收一些啟蒙學生,哪能教你呢?你還是到我的書房看書吧。”就這樣,周恩來成了表哥陳式周書房的常客。
在陳家書房裡,周恩來先讀了明朝末年馮夢龍纂輯的《醒世恒言》,後來又讀了《天雨花》和《西廂記》等文學書籍,還閱讀了《繡像施公案傳》(也叫《施公案》)等書。周恩來記憶超群,他讀了這些書不僅能記得書中情節、故事,還熟知書中人物的行為舉止和性格特徵。
1936年12月25日下午3點多鐘,發動西安事變的東北軍愛國將領張學良事先沒告訴周恩來、也沒同楊虎城商量好,就拉上楊虎城陪同蔣介石夫婦悄悄乘車直驅西安西郊機場,打算送蔣介石夫婦回南京。周恩來在聽到張學良的衛隊團團長孫銘久的報告後,立即驅車往機場趕。在疾馳的汽車上,周恩來最大的擔心就是張學良可能會輕率地跟蔣介石飛往南京。等趕到機場時,他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載著蔣介石和張學良的飛機已經起飛。當時,周恩來望著還在爬升的飛機歎息地說:“張漢卿(張學良字漢卿)就是看《連環套》那些舊戲中毒了,他不但擺隊送天霸,還要負荊請罪啊!”
《連環套》正是根據《施公案》一書中的一個故事改編的戲劇。這個戲寫的就是綠林好漢竇爾墩盜得“禦馬”。後被黃天霸以狡猾的手段騙走,竇爾墩在江湖義氣思想下,還對黃天霸擺隊相送。當時,周恩來把這個故事和他眼前的這一幕聯繫起來確實有異曲同工之妙,也足見周恩來的記憶力之強。
據周恩來的最後一位秘書紀東回憶,1970年夏天,他隨周恩來赴廬山參加黨的九屆二中全會。那時周恩來的處境極其困難,有許多時候他都處於左右為難、進退維谷的境地。會議開幕之前的一天下午,周恩來正在休息,紀東到他的辦公室整理檔和材料,無意中發現辦公桌上有一張32開白紙字條,上邊留有周恩來用鉛筆寫下的幾句戲文:
不公與不幹(西廂記)
做天難做二月天,蠶要暖和參要寒。
種菜哥哥要落雨,採桑娘子要晴幹。
紀東曾對筆者說,這幾句戲文十分形象地反映了周總理當時的心情和處境。但是周總理雖注明《西廂記》,可是《西廂記》裡卻找不到這四句話,期望我這個淮安人能幫他查找一下。經筆者查找,發現在《醒世恒言》一書的卷十八“施潤澤灘闕遇友”中有類似的四句話:
江南有謠雲:
做天莫做四月天,蠶要暖和麥要寒。
秧要日時麻要雨,採桑娘子要晴幹。
筆者推斷,周恩來是在陳家書房同時讀到《醒世恒言》和《西廂記》、《天雨花》等書的。因為他在陳家時間比較短,只有約3個月,他來不及反復看,幾十年後,把《醒世恒言》中的幾句話誤記為《西廂記》中的幾句戲文是完全可能的。
在龔家書房,
他讀了《天演論》、《革命軍》
1908年的夏天和冬天,周恩來先後失去生母和嗣母,不得不帶著兩個更幼小的弟弟返回淮安城駙馬巷周家老宅。酷愛書的周恩來因此失去了讀書的機會,內心十分苦悶,就向八叔周貽奎和八嬸楊氏訴苦。八叔就讓楊氏到家在東嶽廟附近的龔家求請周恩來的表舅龔蔭蓀幫忙讓周恩來和他的兩個弟弟一起到龔家塾館寄讀。龔蔭蓀對他們進行簡單的面試後,只同意周恩來一個人在龔家讀書。
龔蔭蓀是個追隨孫中山的革命黨人,家裡藏有大量進步書刊和報紙,一直秘不示人。但龔蔭蓀見周恩來好學上進,談吐脫俗,又能博聞強記,十分喜歡他。不僅允許他在家塾館寄讀,還破例允許這個表外甥進書房讀書。
在龔家書房,周恩來第一次讀到了《今日中華》等進步報紙,也先後讀到了嚴複的《天演論》和鄒容的《革命軍》。這是清末兩本重要的宣傳革命和推翻清王朝的書籍。《天演論》宣傳“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號召民眾起來救亡圖存,“與天爭勝”。《革命軍》主張建立獨立、自主的“中華共和國”。《革命軍》、《天演論》是周恩來少年所讀書籍中對他影響非常大的兩本書。1952年秋天,周恩來在上海會見時任華東幼稚園保育員的表姐龔志如時還深情地說:“表舅(指龔志如的父親龔蔭蓀)是我政治上的啟蒙老師,你們龔家塾館的周先生是我文化上的啟蒙老師。”
在東關模範學校,
他讀了《史記》、《漢書》、《後漢書》
1910年春,周恩來“應伯父召,趨遼東”。先到鐵嶺銀岡書院,繼之到盛京(今瀋陽)東關模範學校讀書。
東關模範學校有一位教國文、歷史和地理的高老師,是一位學識淵博、思想進步、極富正義感而又傾向革命的知識份子。他是因在山東濟南高等學堂從事反清宣傳遭清政府通緝而亡命關外的。他原名高守銘,字盤之,到東北後,常用的名字是高亦吾。周恩來進入東關模範學校五年級丁班時,剛好高老師是這個班的班主任。周恩來入學後經過和高老師的一段時間的接觸以及相互的瞭解,高老師感到周恩來是個懂事明理、人小志大的孩子,是他“執教以來碰到的最好學生”。
高老師後來回憶,當年他在課堂上講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英勇事蹟時,課堂上靜得連一根針落地都能聽到。當時他看到坐在前排的周恩來淚流滿面,悲憤填膺。這使高老師對周恩來更多了一層的看重。以後每遇陰雨雪天,高老師乾脆留下周恩來。晚上,高老師批改作業,周恩來完成作業後看書,然後師生同床而臥,縱論國事,談古道今,直到兩人睡著為止。
為了加深周恩來對中國歷史與現實的理解,高老師將自己的《史記》、《離騷》、《漢書》、《後漢書》等統統向周恩來“開放”,允許他讀,允許他帶回家。1973年,毛澤東在選擇王洪文為接班人時,他怕周恩來不理解,特意讓身邊工作人員將一部《後漢書·劉盆子傳》送到周恩來那裡,並囑總理認真讀一讀。毛澤東當時的用意很明確:劉盆子作為一名放牛娃,由於當時形勢需要,被擁立為皇帝；現在也是形勢需要,要將王洪文這個“娃娃”啟用起來,讓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接班人。周恩來在少年時期就讀過《後漢書》,當然熟知劉盆子的故事。他當時也確實遵照毛澤東的意願,對王洪文言傳身教,直到最後發現王洪文是個扶不起的阿斗,又與江青等人結成“四人幫”,走上禍國殃民的不歸之路,這才改變了自已的看法。
在專列上讀《旅順口》,
最終不同意蘇聯在旅順塑像建碑
1950年1月10日,周恩來應已在蘇聯莫斯科的毛澤東召喚,乘專列前往蘇聯,加入毛澤東和史達林的中蘇談判。那時的專列從北京到莫斯科要走10天時間,日理萬機的周恩來難得有個短暫的休息時間。所以,臨出發前,他特意讓隨行的秘書何謙給他帶上一本當時名噪一時的長篇歷史小說《旅順口》,以便他在專列上翻看。
《旅順口》是被當時一些人推崇為軍事歷史題材小說範本的,曾在1946年獲得過蘇聯人民委員會頒發的史達林文學獎的一等獎。可是,周恩來剛看了一半就對何謙說:“《旅順口》是一本壞書。作者斯捷潘諾夫完全站在反動的沙皇統治階級立場上,竭力美化、宣揚沙俄的侵華戰爭。”說完之後,周恩來還自言自語地說:“這樣的書居然獲得史達林文學獎?”
1950年11月,周恩來在一次同自己的軍事秘書、毛澤東稱為“洛陽小才子”的雷英夫聊天時,又系統地談到了他出訪蘇聯途中在火車上看《旅順口》這部小說的感想。他以敏銳的目光,犀利的言辭,對《旅順口》一書進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
我對這本書的印象很壞,很多地方實在看不下去。
第一、這本書宣傳的是沙俄戰爭、掠奪戰爭那一套。
第二、這本書的主導思想完全違背了列寧的教導。旅順口陷落時(指沙皇俄國第一次攻佔我國旅順港——筆者注),列寧有篇文章講得很清楚,說這是掠奪性的反動的戰爭。
第三、書中竭盡醜化中國人之能事,裡面的中國人不是特務、奸商,就是妓女、騙子。把中國人寫成這個樣子,實在令人氣憤。
第四、書中宣揚的英雄馬卡洛夫,不過是在沙俄腐敗的軍隊中做了一點技術性的修補、改革。這個小軍官比那些腐敗透頂的將軍們稍微好一點,可他對沙皇的反動制度和侵略政策是完全擁護的。這樣的人有什麼值得宣揚的?
1956年5月的一天晚上,遼寧人民藝術劇院在北京首都劇場公演曹禺的話劇《日出》。戲演完後,周恩來上臺接見演員並和大家座談。當劇院院長洛汀彙報說他們曾演出蘇聯話劇《在那一邊》,戲裡反映的是日寇侵略我國東北、發生在哈爾濱一帶的事時,周恩來立即警覺地問:“這齣戲怎麼寫中國人的?”導演回答說:“這齣戲沒有著重表現中國人,中國人在戲裡是群眾。”周恩來露出不悅的表情:“寫在中國的事兒,不寫中國人,算什麼?你們誰看過一本小說叫《旅順口》的嗎?”“我看這本小說寫得不好,光寫中國人的愚昧,什麼留長辮子,吸大煙,怎麼能這樣表現中國人!?”
1955年蘇軍從我國旅順撤走時,赫魯雪夫對周恩來提出在旅順建蘇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城裡建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紀念碑,還提出要建當年沙俄打下旅順口的兩座方尖紀念碑和沙俄海軍中將馬卡洛夫銅像。周恩來經過思考,同意蘇方建二次大戰時打敗日本關東軍的兩組建築,而對蘇方想建的方尖碑和馬卡洛夫銅像給予了堅決的否定。
可以說,周恩來對沙俄當年侵佔我國旅順口,而《旅順口》卻醜化中國人,宣揚侵略那一套的顛倒是非做法早已刻骨銘心。周恩來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不會因為新中國剛從廢墟上誕生、處處有求于當時的蘇聯“老大哥”而向蘇方屈服。
新中國成立,為了國計民生,
他讀了許多必須要用的書籍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恩來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開始了他日理萬機的管理國家、搞好國家建設的工作。由於工作太忙,對原來很喜歡看文藝作品的周恩來來說,看小說就成了他的奢望。在中南海西花廳辦公室內,周恩來整整放了兩架子書,這些書大多是工作中經常使用的書籍,當然也備放了周恩來十分喜愛的《魯迅全集》等書。但據他的身邊工作人員對筆者說:“我們幾乎就沒看到總理有空去翻看《魯迅全集》。”
1949年和1950年,淮河都是大澇大災。尤其是1950年的大水,使皖北、蘇北(當時安徽、江蘇都還沒有建省)7000多萬人逃離家園,洪水奪去了成千上萬條生命。毛澤東、周恩來在看了災情報告後都流下了痛苦難過的淚水。毛澤東為此揮毫寫下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偉大號召,隨即交給周恩來治淮的任務。為此,周恩來親自主持召開政務會議,並制定了“蓄泄兼籌,以達根治之目的”的治淮總方針,批准開挖了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條人工大河——蘇北灌溉總渠。
在與水利專家們討論這條河的走向時,周恩來特意讓自己分管農業的秘書楊純去北京圖書館借來一本《山陽縣誌》。山陽縣就是周恩來的家鄉淮安縣,在明清兩朝時都叫山陽縣,直到民國三年廢府存縣時,“山陽”這個縣名因與陝西的山陽縣同名才改為淮安縣。周恩來這時候要看《山陽縣誌》,顯然與開挖蘇北灌溉總渠有關。
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周恩來又以很大一部分精力參與其中。他要協調黨內的各種不同意見,要到國際上去爭取各方面支援,要調動各軍兵種的備戰、參戰,還要為志願軍的裝備、後勤供給操心。1997年筆者為淮安籌備紀念周恩來的百歲誕辰,赴京從周恩來當年的外事秘書、後曾任駐匈牙利大使的馬列那裡,徵集到周恩來當年寫的一張小紙條:“馬列同志,請給我一本世界知識手冊。”
當時的世界知識出版社每年都出一本《世界知識年鑒》,作為外事工作者必備和常用的工具書。周恩來在看外事文件、處理外交事件和交涉有關抗美援朝的事情時,經常要查人名、地名、面積、人口、重大歷史事件等等,以便作出準確的判斷。
1960年周恩來即將出訪歐、亞、非的一些友好國家,在出國前他到北戴河休假。是年8月的一天,暴雨狂瀉。周恩來想看世界地圖以瞭解出訪相關國家的情況,就讓隨侍身邊的衛士喬金旺給北戴河圖書館打電話,想借一本《世界地圖》和其他有關圖書。接電話的是圖書館的管理員,她不知道這是周恩來總理要用的書,就公事公辦地說:“你要的這幾本書只能到閱覽室來看,不能外借。”
既然圖書館有不外借的規定,周恩來是不會帶頭破壞的。於是,他卷起褲腳,撐著雨傘,在喬金旺的陪同下冒著嘩嘩大雨走到了北戴河圖書館閱覽室。進屋時,周恩來的雨傘還在流水,褲腳也全濕透了。周恩來即請管理員將《世界地圖》等幾本參考書找給他看看。當管理員把這幾本書捧到這位要書人的面前時,這才發現竟是周總理,連忙不好意思的對周恩來說:“總理,真對不起您。我不知道這幾本書是您要的。我應該給您送去,不該讓您淋著雨來看書,耽誤了您的寶貴時間。”“哎,小同志,你把書管得很好嘛!”周恩來笑著回答她:“沒有章程制度辦不好事。我為了看書,淋點雨、走點路根本不算什麼。”說完,周恩來就翻開書,坐在桌旁認真地翻看起來。
“文革”期間,他擔著風險,
為古典文學書籍解禁
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我國進入了史無前例的“文革”時期。在這段長達十年的時間內,人們什麼文學書籍也看不到,書店裡也買不到。連世界公認的我國古代四大名著《西遊記》、《紅樓夢》、《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都被斥之為“四舊”(指舊思想、舊風俗、舊傳統、舊習慣)的東西,不准印刷,不准出售和不准閱讀。
1971年2月11日,周恩來專門同出版部門負責人談話,要大家加強對各類圖書的出版。其中特別提到:“青少年沒有書看,舊小說不能統統都看作‘四舊’嘛!應該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來看問題。”在那之後不久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上,周恩來兩次接見會議領導小組成員,還作了重要講話:“你們管出版的要印一些歷史書……我們要用歷史唯物主義來看問題。把《魯迅全集》和《紅樓夢》、《水滸傳》等古典名著封起來幹什麼?這不是很滑稽嗎?”周恩來還曾坦率地問:“舊小說可能統統當做‘四舊’處理了吧?《紅樓夢》、《水滸傳》能算作毒草嗎?”
後來,周恩來還指示要想辦法縮短時間,儘快地再版有關古典名著,還具體地提出要求:先印《西遊記》、《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同時也要出版其他名著和新書。
筆者還記得,當年這批書印出下銷時,一個公社只能分配兩部。我有幸買到我所在的席橋公社的一部《紅樓夢》。這一部平裝本《紅樓夢》共4本,定價是2.74元錢。我作為普通農民(那時叫公社社員)根本無錢購買,為了得到這部書,我帶著我的孩子走莊串戶,花了個把星期去撿知了(蟬)蛻下來的殼到供銷社賣了才湊齊這部書的書款。
《福建黨史月刊》2015年第8期
(《福建黨史月刊》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佈,請勿轉載)
飛飛是周恩來當時用的一個筆名。詩雲:一自金牌頒十二,常教血淚灑英雄。奇冤不恨埋三字,和虜張慚失兩宮。南渡江山悲逝水,北征鞍馬付秋風。低徊往事成千古,祠宇空餘夕照紅。隨之,周恩來還評價說:“其辭則淒涼欲淚,意則新穎出群；不落窠臼；少陵、太白殆兼而有之。”可見周恩來對《說岳全傳》一書的印象之深。在陳家書房,
他讀到了《醒世恒言》、《天雨花》
1908年夏天,周恩來生母萬氏辭世後,嗣母陳氏的肺結核病日漸沉重。陳氏自知來日無多,就對愛子周恩來說:“我也活不長了。”並提出想回一趟娘家寶應。因為她的侄兒、周恩來的表哥陳式周博學多才,也懂中醫醫術。陳氏媽媽回娘家也是想讓侄兒看看病況,好早作安排。周恩來也就跟著陳氏媽媽一起坐上小木船順水揚帆,來到了寶應水巷口3號陳家。
陳式周比周恩來大16歲,他是清末秀才,清廢科舉後在通州(今南通)上了通州師範學堂。陳式周的國文造詣很深,後來曾當過《申報》編輯和應聘為李鴻章的家庭教師,教李鴻章的孫子李國超國文。因此,他家的藏書也頗多。周恩來到寶應陳家後就提出到陳家塾館讀書。經過表兄弟倆親切交談後,陳式周感覺他這位小表弟已經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礎,甚至對時局、政治都已有他獨到的見解,遂謙虛地說:“我的家塾館只收一些啟蒙學生,哪能教你呢?你還是到我的書房看書吧。”就這樣,周恩來成了表哥陳式周書房的常客。
在陳家書房裡,周恩來先讀了明朝末年馮夢龍纂輯的《醒世恒言》,後來又讀了《天雨花》和《西廂記》等文學書籍,還閱讀了《繡像施公案傳》(也叫《施公案》)等書。周恩來記憶超群,他讀了這些書不僅能記得書中情節、故事,還熟知書中人物的行為舉止和性格特徵。
1936年12月25日下午3點多鐘,發動西安事變的東北軍愛國將領張學良事先沒告訴周恩來、也沒同楊虎城商量好,就拉上楊虎城陪同蔣介石夫婦悄悄乘車直驅西安西郊機場,打算送蔣介石夫婦回南京。周恩來在聽到張學良的衛隊團團長孫銘久的報告後,立即驅車往機場趕。在疾馳的汽車上,周恩來最大的擔心就是張學良可能會輕率地跟蔣介石飛往南京。等趕到機場時,他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載著蔣介石和張學良的飛機已經起飛。當時,周恩來望著還在爬升的飛機歎息地說:“張漢卿(張學良字漢卿)就是看《連環套》那些舊戲中毒了,他不但擺隊送天霸,還要負荊請罪啊!”
《連環套》正是根據《施公案》一書中的一個故事改編的戲劇。這個戲寫的就是綠林好漢竇爾墩盜得“禦馬”。後被黃天霸以狡猾的手段騙走,竇爾墩在江湖義氣思想下,還對黃天霸擺隊相送。當時,周恩來把這個故事和他眼前的這一幕聯繫起來確實有異曲同工之妙,也足見周恩來的記憶力之強。
據周恩來的最後一位秘書紀東回憶,1970年夏天,他隨周恩來赴廬山參加黨的九屆二中全會。那時周恩來的處境極其困難,有許多時候他都處於左右為難、進退維谷的境地。會議開幕之前的一天下午,周恩來正在休息,紀東到他的辦公室整理檔和材料,無意中發現辦公桌上有一張32開白紙字條,上邊留有周恩來用鉛筆寫下的幾句戲文:
不公與不幹(西廂記)
做天難做二月天,蠶要暖和參要寒。
種菜哥哥要落雨,採桑娘子要晴幹。
紀東曾對筆者說,這幾句戲文十分形象地反映了周總理當時的心情和處境。但是周總理雖注明《西廂記》,可是《西廂記》裡卻找不到這四句話,期望我這個淮安人能幫他查找一下。經筆者查找,發現在《醒世恒言》一書的卷十八“施潤澤灘闕遇友”中有類似的四句話:
江南有謠雲:
做天莫做四月天,蠶要暖和麥要寒。
秧要日時麻要雨,採桑娘子要晴幹。
筆者推斷,周恩來是在陳家書房同時讀到《醒世恒言》和《西廂記》、《天雨花》等書的。因為他在陳家時間比較短,只有約3個月,他來不及反復看,幾十年後,把《醒世恒言》中的幾句話誤記為《西廂記》中的幾句戲文是完全可能的。
在龔家書房,
他讀了《天演論》、《革命軍》
1908年的夏天和冬天,周恩來先後失去生母和嗣母,不得不帶著兩個更幼小的弟弟返回淮安城駙馬巷周家老宅。酷愛書的周恩來因此失去了讀書的機會,內心十分苦悶,就向八叔周貽奎和八嬸楊氏訴苦。八叔就讓楊氏到家在東嶽廟附近的龔家求請周恩來的表舅龔蔭蓀幫忙讓周恩來和他的兩個弟弟一起到龔家塾館寄讀。龔蔭蓀對他們進行簡單的面試後,只同意周恩來一個人在龔家讀書。
龔蔭蓀是個追隨孫中山的革命黨人,家裡藏有大量進步書刊和報紙,一直秘不示人。但龔蔭蓀見周恩來好學上進,談吐脫俗,又能博聞強記,十分喜歡他。不僅允許他在家塾館寄讀,還破例允許這個表外甥進書房讀書。
在龔家書房,周恩來第一次讀到了《今日中華》等進步報紙,也先後讀到了嚴複的《天演論》和鄒容的《革命軍》。這是清末兩本重要的宣傳革命和推翻清王朝的書籍。《天演論》宣傳“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號召民眾起來救亡圖存,“與天爭勝”。《革命軍》主張建立獨立、自主的“中華共和國”。《革命軍》、《天演論》是周恩來少年所讀書籍中對他影響非常大的兩本書。1952年秋天,周恩來在上海會見時任華東幼稚園保育員的表姐龔志如時還深情地說:“表舅(指龔志如的父親龔蔭蓀)是我政治上的啟蒙老師,你們龔家塾館的周先生是我文化上的啟蒙老師。”
在東關模範學校,
他讀了《史記》、《漢書》、《後漢書》
1910年春,周恩來“應伯父召,趨遼東”。先到鐵嶺銀岡書院,繼之到盛京(今瀋陽)東關模範學校讀書。
東關模範學校有一位教國文、歷史和地理的高老師,是一位學識淵博、思想進步、極富正義感而又傾向革命的知識份子。他是因在山東濟南高等學堂從事反清宣傳遭清政府通緝而亡命關外的。他原名高守銘,字盤之,到東北後,常用的名字是高亦吾。周恩來進入東關模範學校五年級丁班時,剛好高老師是這個班的班主任。周恩來入學後經過和高老師的一段時間的接觸以及相互的瞭解,高老師感到周恩來是個懂事明理、人小志大的孩子,是他“執教以來碰到的最好學生”。
高老師後來回憶,當年他在課堂上講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英勇事蹟時,課堂上靜得連一根針落地都能聽到。當時他看到坐在前排的周恩來淚流滿面,悲憤填膺。這使高老師對周恩來更多了一層的看重。以後每遇陰雨雪天,高老師乾脆留下周恩來。晚上,高老師批改作業,周恩來完成作業後看書,然後師生同床而臥,縱論國事,談古道今,直到兩人睡著為止。
為了加深周恩來對中國歷史與現實的理解,高老師將自己的《史記》、《離騷》、《漢書》、《後漢書》等統統向周恩來“開放”,允許他讀,允許他帶回家。1973年,毛澤東在選擇王洪文為接班人時,他怕周恩來不理解,特意讓身邊工作人員將一部《後漢書·劉盆子傳》送到周恩來那裡,並囑總理認真讀一讀。毛澤東當時的用意很明確:劉盆子作為一名放牛娃,由於當時形勢需要,被擁立為皇帝；現在也是形勢需要,要將王洪文這個“娃娃”啟用起來,讓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接班人。周恩來在少年時期就讀過《後漢書》,當然熟知劉盆子的故事。他當時也確實遵照毛澤東的意願,對王洪文言傳身教,直到最後發現王洪文是個扶不起的阿斗,又與江青等人結成“四人幫”,走上禍國殃民的不歸之路,這才改變了自已的看法。
在專列上讀《旅順口》,
最終不同意蘇聯在旅順塑像建碑
1950年1月10日,周恩來應已在蘇聯莫斯科的毛澤東召喚,乘專列前往蘇聯,加入毛澤東和史達林的中蘇談判。那時的專列從北京到莫斯科要走10天時間,日理萬機的周恩來難得有個短暫的休息時間。所以,臨出發前,他特意讓隨行的秘書何謙給他帶上一本當時名噪一時的長篇歷史小說《旅順口》,以便他在專列上翻看。
《旅順口》是被當時一些人推崇為軍事歷史題材小說範本的,曾在1946年獲得過蘇聯人民委員會頒發的史達林文學獎的一等獎。可是,周恩來剛看了一半就對何謙說:“《旅順口》是一本壞書。作者斯捷潘諾夫完全站在反動的沙皇統治階級立場上,竭力美化、宣揚沙俄的侵華戰爭。”說完之後,周恩來還自言自語地說:“這樣的書居然獲得史達林文學獎?”
1950年11月,周恩來在一次同自己的軍事秘書、毛澤東稱為“洛陽小才子”的雷英夫聊天時,又系統地談到了他出訪蘇聯途中在火車上看《旅順口》這部小說的感想。他以敏銳的目光,犀利的言辭,對《旅順口》一書進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
我對這本書的印象很壞,很多地方實在看不下去。
第一、這本書宣傳的是沙俄戰爭、掠奪戰爭那一套。
第二、這本書的主導思想完全違背了列寧的教導。旅順口陷落時(指沙皇俄國第一次攻佔我國旅順港——筆者注),列寧有篇文章講得很清楚,說這是掠奪性的反動的戰爭。
第三、書中竭盡醜化中國人之能事,裡面的中國人不是特務、奸商,就是妓女、騙子。把中國人寫成這個樣子,實在令人氣憤。
第四、書中宣揚的英雄馬卡洛夫,不過是在沙俄腐敗的軍隊中做了一點技術性的修補、改革。這個小軍官比那些腐敗透頂的將軍們稍微好一點,可他對沙皇的反動制度和侵略政策是完全擁護的。這樣的人有什麼值得宣揚的?
1956年5月的一天晚上,遼寧人民藝術劇院在北京首都劇場公演曹禺的話劇《日出》。戲演完後,周恩來上臺接見演員並和大家座談。當劇院院長洛汀彙報說他們曾演出蘇聯話劇《在那一邊》,戲裡反映的是日寇侵略我國東北、發生在哈爾濱一帶的事時,周恩來立即警覺地問:“這齣戲怎麼寫中國人的?”導演回答說:“這齣戲沒有著重表現中國人,中國人在戲裡是群眾。”周恩來露出不悅的表情:“寫在中國的事兒,不寫中國人,算什麼?你們誰看過一本小說叫《旅順口》的嗎?”“我看這本小說寫得不好,光寫中國人的愚昧,什麼留長辮子,吸大煙,怎麼能這樣表現中國人!?”
1955年蘇軍從我國旅順撤走時,赫魯雪夫對周恩來提出在旅順建蘇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城裡建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紀念碑,還提出要建當年沙俄打下旅順口的兩座方尖紀念碑和沙俄海軍中將馬卡洛夫銅像。周恩來經過思考,同意蘇方建二次大戰時打敗日本關東軍的兩組建築,而對蘇方想建的方尖碑和馬卡洛夫銅像給予了堅決的否定。
可以說,周恩來對沙俄當年侵佔我國旅順口,而《旅順口》卻醜化中國人,宣揚侵略那一套的顛倒是非做法早已刻骨銘心。周恩來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不會因為新中國剛從廢墟上誕生、處處有求于當時的蘇聯“老大哥”而向蘇方屈服。
新中國成立,為了國計民生,
他讀了許多必須要用的書籍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恩來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開始了他日理萬機的管理國家、搞好國家建設的工作。由於工作太忙,對原來很喜歡看文藝作品的周恩來來說,看小說就成了他的奢望。在中南海西花廳辦公室內,周恩來整整放了兩架子書,這些書大多是工作中經常使用的書籍,當然也備放了周恩來十分喜愛的《魯迅全集》等書。但據他的身邊工作人員對筆者說:“我們幾乎就沒看到總理有空去翻看《魯迅全集》。”
1949年和1950年,淮河都是大澇大災。尤其是1950年的大水,使皖北、蘇北(當時安徽、江蘇都還沒有建省)7000多萬人逃離家園,洪水奪去了成千上萬條生命。毛澤東、周恩來在看了災情報告後都流下了痛苦難過的淚水。毛澤東為此揮毫寫下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偉大號召,隨即交給周恩來治淮的任務。為此,周恩來親自主持召開政務會議,並制定了“蓄泄兼籌,以達根治之目的”的治淮總方針,批准開挖了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條人工大河——蘇北灌溉總渠。
在與水利專家們討論這條河的走向時,周恩來特意讓自己分管農業的秘書楊純去北京圖書館借來一本《山陽縣誌》。山陽縣就是周恩來的家鄉淮安縣,在明清兩朝時都叫山陽縣,直到民國三年廢府存縣時,“山陽”這個縣名因與陝西的山陽縣同名才改為淮安縣。周恩來這時候要看《山陽縣誌》,顯然與開挖蘇北灌溉總渠有關。
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周恩來又以很大一部分精力參與其中。他要協調黨內的各種不同意見,要到國際上去爭取各方面支援,要調動各軍兵種的備戰、參戰,還要為志願軍的裝備、後勤供給操心。1997年筆者為淮安籌備紀念周恩來的百歲誕辰,赴京從周恩來當年的外事秘書、後曾任駐匈牙利大使的馬列那裡,徵集到周恩來當年寫的一張小紙條:“馬列同志,請給我一本世界知識手冊。”
當時的世界知識出版社每年都出一本《世界知識年鑒》,作為外事工作者必備和常用的工具書。周恩來在看外事文件、處理外交事件和交涉有關抗美援朝的事情時,經常要查人名、地名、面積、人口、重大歷史事件等等,以便作出準確的判斷。
1960年周恩來即將出訪歐、亞、非的一些友好國家,在出國前他到北戴河休假。是年8月的一天,暴雨狂瀉。周恩來想看世界地圖以瞭解出訪相關國家的情況,就讓隨侍身邊的衛士喬金旺給北戴河圖書館打電話,想借一本《世界地圖》和其他有關圖書。接電話的是圖書館的管理員,她不知道這是周恩來總理要用的書,就公事公辦地說:“你要的這幾本書只能到閱覽室來看,不能外借。”
既然圖書館有不外借的規定,周恩來是不會帶頭破壞的。於是,他卷起褲腳,撐著雨傘,在喬金旺的陪同下冒著嘩嘩大雨走到了北戴河圖書館閱覽室。進屋時,周恩來的雨傘還在流水,褲腳也全濕透了。周恩來即請管理員將《世界地圖》等幾本參考書找給他看看。當管理員把這幾本書捧到這位要書人的面前時,這才發現竟是周總理,連忙不好意思的對周恩來說:“總理,真對不起您。我不知道這幾本書是您要的。我應該給您送去,不該讓您淋著雨來看書,耽誤了您的寶貴時間。”“哎,小同志,你把書管得很好嘛!”周恩來笑著回答她:“沒有章程制度辦不好事。我為了看書,淋點雨、走點路根本不算什麼。”說完,周恩來就翻開書,坐在桌旁認真地翻看起來。
“文革”期間,他擔著風險,
為古典文學書籍解禁
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我國進入了史無前例的“文革”時期。在這段長達十年的時間內,人們什麼文學書籍也看不到,書店裡也買不到。連世界公認的我國古代四大名著《西遊記》、《紅樓夢》、《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都被斥之為“四舊”(指舊思想、舊風俗、舊傳統、舊習慣)的東西,不准印刷,不准出售和不准閱讀。
1971年2月11日,周恩來專門同出版部門負責人談話,要大家加強對各類圖書的出版。其中特別提到:“青少年沒有書看,舊小說不能統統都看作‘四舊’嘛!應該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來看問題。”在那之後不久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上,周恩來兩次接見會議領導小組成員,還作了重要講話:“你們管出版的要印一些歷史書……我們要用歷史唯物主義來看問題。把《魯迅全集》和《紅樓夢》、《水滸傳》等古典名著封起來幹什麼?這不是很滑稽嗎?”周恩來還曾坦率地問:“舊小說可能統統當做‘四舊’處理了吧?《紅樓夢》、《水滸傳》能算作毒草嗎?”
後來,周恩來還指示要想辦法縮短時間,儘快地再版有關古典名著,還具體地提出要求:先印《西遊記》、《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同時也要出版其他名著和新書。
筆者還記得,當年這批書印出下銷時,一個公社只能分配兩部。我有幸買到我所在的席橋公社的一部《紅樓夢》。這一部平裝本《紅樓夢》共4本,定價是2.74元錢。我作為普通農民(那時叫公社社員)根本無錢購買,為了得到這部書,我帶著我的孩子走莊串戶,花了個把星期去撿知了(蟬)蛻下來的殼到供銷社賣了才湊齊這部書的書款。
《福建黨史月刊》201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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