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 年，
30 歲的德國建築師
理查·鮑立克（Richard Paulick）
搭乘“紅色伯爵號”郵輪來到上海。
就在不久前，
他的父親在納粹追捕中受了重傷，
鮑立克無奈之下流亡海外，
卻沒有想到，
這個選擇將影響一座城市的命運。
那時的上海
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城市，
她有國民政府“黃金時期”的異常繁榮，
也有戰火彌漫下民不聊生的慘況，
以蘇州河為界，
南邊是十裡洋場、歌舞昇平，
北邊則是被轟炸的華界，
人們生活在貧困與骯髒之中。
作為遠東最大的城市，
這裡吸引了全世界的冒險分子。
出身包豪斯學派的鮑立克
以室內設計師和建築系教授的身份嶄露頭角。
1938年，
鮑立克的德國護照到期了，
但由於同情猶太人，
上海德領館拒絕更新他的護照，
鮑立克成了一名無國籍人士。
此後他在上海的行動
就幾乎被限定在了狹小的租界裡。
抗戰勝利後百廢待興，
1946年1月，
鮑立克做了一場
名為“大上海之改建”的公開演講。
他說，
他的發言奠定了將上海
定位為世界貿易和航運中心的基礎。
兩個月後，
作為外籍專家，
鮑立克被邀參與制定《大上海都市計畫》。
這是一份收入微薄的“兼職”，
鮑立克和中國建築規劃師們
卻有著極大的熱情，
他們每天下班後
趕到位於漢口路的工務局，
一起討論、工作到深夜。
僅僅3個月就完成了初稿，
此後3年裡，
二稿、三稿相繼出爐。
這份70年前的城市規劃到底有多厲害？
兩個資料可見一斑——
當時上海面積893平方公里，
規劃的範圍卻達6500多平方公里，
這跟目前上海
6340平方公里的城市面積相差很小，
在人口預測上，
計畫提出50年後， 也就是1996年，
上海城市人口將達到 1500萬，
真實資料則為1451萬，
其準確性同樣驚人。
《大上海都市計畫》中，
超前的理念和構想比比皆是：
當時的規劃者已認識到上海土地的緊張，
建議上海住宅多發展弄堂房子或公寓，
並且工業要向郊區遷移；
考慮到人口增加對交通的壓力，
他們計畫在中心城區周圍建立新區，
在新區採用“就近”原則：
人們上班須在半小時步程之內，
孩子上學須在15分鐘步程之內。
規劃者在道路系統建設方面的見解也很獨到，
他們不認為路修得越寬越好，
可惜這份具有前瞻性的城市規劃，
因為動盪的政治局勢，
最終沒能實施。
但鮑立克的思想
影響了一代中國建築規劃師，
後來的上海內環高架、閔行衛星城、
北新涇工業區、虹橋機場等，
從選址到規劃都能追溯到他的理念。
1949年，
在闊別祖國16年後，
鮑立克終於回到了東德。
他始終不會說一句中文，
甚至幾乎沒有踏足中國內地和農村，
直到離開那一天，
他才有機會隔著玻璃，
從飛機上鳥瞰這片遼闊的土地，
他用相機拍了很多照片，
有廣東蛇口附近的大地、
湖南長沙附近的水田……
鮑立克無疑對這個異鄉飽含深情，
在動盪的歲月裡，
當難民大規模湧入上海，
他連自己都不知該去哪裡，
卻還在提議要建立專門的難民安置區域。
不過，
與其說他因為常年僑居而愛上了這片土地，
不如說，
這是一個普通人的社會良心，
是德國人一貫的嚴謹和認真，
是一代建築規劃師的職業操守。
正如《大上海都市計畫》報告序言中所寫：
都市計畫是一樁何等重大的工作……
以上部分圖片來自網路
超前的理念和構想比比皆是：
當時的規劃者已認識到上海土地的緊張，
建議上海住宅多發展弄堂房子或公寓，
並且工業要向郊區遷移；
考慮到人口增加對交通的壓力，
他們計畫在中心城區周圍建立新區，
在新區採用“就近”原則：
人們上班須在半小時步程之內，
孩子上學須在15分鐘步程之內。
規劃者在道路系統建設方面的見解也很獨到，
他們不認為路修得越寬越好，
可惜這份具有前瞻性的城市規劃，
因為動盪的政治局勢，
最終沒能實施。
但鮑立克的思想
影響了一代中國建築規劃師，
後來的上海內環高架、閔行衛星城、
北新涇工業區、虹橋機場等，
從選址到規劃都能追溯到他的理念。
1949年，
在闊別祖國16年後，
鮑立克終於回到了東德。
他始終不會說一句中文，
甚至幾乎沒有踏足中國內地和農村，
直到離開那一天，
他才有機會隔著玻璃，
從飛機上鳥瞰這片遼闊的土地，
他用相機拍了很多照片，
有廣東蛇口附近的大地、
湖南長沙附近的水田……
鮑立克無疑對這個異鄉飽含深情，
在動盪的歲月裡，
當難民大規模湧入上海，
他連自己都不知該去哪裡，
卻還在提議要建立專門的難民安置區域。
不過，
與其說他因為常年僑居而愛上了這片土地，
不如說，
這是一個普通人的社會良心，
是德國人一貫的嚴謹和認真，
是一代建築規劃師的職業操守。
正如《大上海都市計畫》報告序言中所寫：
都市計畫是一樁何等重大的工作……
以上部分圖片來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