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遠
畫|馬桶
前段時間， 我收到一封郵件， 是一位老人的自傳《流年歲月》， 洋洋灑灑十萬來字， 講述了自己的一生， 其中有他在三汊磯一所孤兒院的童年記憶。
文章相當不錯， 這樣的要求我更是無法拒絕。 於是節選其中孤兒院的一段， 刊發出來， 希望能幫到老人。
我的故鄉長沙，
地處湖南省東部偏北、湘江下游、長瀏盆地西緣。
境內丘陵起伏，
土地肥沃，
氣候宜人。
城市濱臨湘江，
桔子洲縱貫江心，
嶽麓山雄峙西岸，
傍山依水風景優美。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 我出生在古城長沙北門正街千佛林。
千佛林是北門正街西側東西走向的一條狹窄的背街小巷， 她幽靜而又古老， 街巷的兩側是低矮的木質民房， 居住的大都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 沒有電燈、沒有自來水。
父母相繼生下包括我在內共八個子女中， 由於家境貧困營養不良及疾病折磨， 最終只剩下我和姐姐哥哥三人活了下來。
先母程景蓮（1950）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
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
日寇侵佔武漢後長驅直下岳陽並逼進長沙。
1938年年底，
蔣介石來到長沙，
恐日寇輕易攻佔長沙，
故下令長沙實行“焦土抗戰”，
這便是震驚中外的長沙大火。
大約在1939年初我兩歲左右， 母親僅僅身背一個小布包， 牽拉著我加入了搶渡湘江的逃難大軍（老人們稱為“走兵”）。
文夕大火中的長沙城
1945年年底，
歷經八年抗戰和七年多流離失所的難民生涯後，
我們一家終於回到了老家長沙。
此時，
經過戰爭的浩劫，
長沙這座千年古城幾乎變成了廢墟，
到處殘垣斷壁，
市區一片狼藉，
城內垃圾遍地、臭水橫流、蒼蠅老鼠橫行。
大約在1946年下半年， 街坊鄰居看我父親死得早母親又無工作， 孤兒寡母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的， 生活實在太困苦了， 加上我們又是北正街老住戶大家知根知底的， 所以他們聯名請求地方上的保甲長， 將我送到了位於河西三叉磯黃家大屋的湖南省第四孤兒院（後改為保育院）， 院長是李融中女士， 入院時我用的是學名程致強。
第四孤兒院座落在河西離三叉磯五六華里路鄉下的一個小山坳中， 可以說是一個山清水秀的地方。
它由一間大點的廟堂和幾間土磚平房組成， 四周沒有圍牆。 廟堂前有一塊大約四十平米的空地是孤兒院學生集合排隊的操坪， 操坪前面有一口水塘， 水塘東面有一個小山坡， 整個孤兒院坐西朝東。
我入院時念的是小學一年級， 全院共六個班， 從初小一年級到高小六年級， 共有孤兒學生300多人。 孤兒院歸國民黨湖南省政府社會救濟署管轄， 學生吃住全部在學校。
學生寢室是一間間四壁透風用粘土築成的沒有門的房子，這些房子冬不避寒夏又酷熱。每兩個小朋友擠睡在一張寬不過80公分的木床上，寒冬臘月兩人共蓋一床破棉被，常常是蓋了上身又遮不住腳。
夏天沒有蚊帳，鄉下蚊蟲肆虐，咬得孩子們滿身紅斑滿目，很多人得了疥瘡，全身四處出水流膿。
孤兒院給每個孩子夏天發兩套短衣短褲，冬天發一件薄薄的棉衣和一條單罩褲，夏天過得去，一到冬天個個孩子凍得直發抖。
吃的是什麼呢？早餐時是爛菜葉裡放一點先天剩飯煮的粥；中午和晚上吃的是萵筍、蘿蔔、芋頭或是紅薯加一點陳米混在一起煮的“飯”。
每個月可以吃到一次陳米飯和一個青菜，逢年過節才有可能看到一丁半點帶骨頭的肉。
吃飯是有嚴格的“程式”的：天氣好時所有學生分班排隊站在操坪裡，如果下雨就站在廟堂四周。由學生擔任的值日生，在擺放在廟堂裡每張矮小圓桌上的八個小碗裡裝好用陳米做的糠菜飯，若有點青菜就將它盛在碗底，然後一隊一隊分別走進廟堂，八個小朋友圍坐在各自的小圓桌邊，只有當值日的老師喊“開頓”時，小朋友才允許拿起筷子狼吞虎嚥地吃飯。
每八張圓桌中間位置，用小竹篾籮筐還裝了些糠菜陳米飯，小朋友用飛快的速度扒完第一碗後，馬上搶著去盛第二碗，往往是吃得慢的、年紀小的和女孩子根本搶不到第二碗飯。
吃飯時絕不允許有飯菜屑掉在地上，如果掉在地上必須撿起來吃掉，否則手拿戒尺的值日老師是要打手心或屁股的。
由於經年累月吃的是沒有半點油水的陳米糠菜飯，所以我們經常是饑餓難耐，孩子們幾乎個個瘦得皮包骨。
我們一些調皮或是膽大的男孩子，常常半夜餓得爬起來，去伙房偷吃熬粥時粘在鍋裡一層鍋巴，如果被工友發現告到老師那兒那就慘了：除了打手心、罰跪在廟堂中外，還罰一餐不給飯吃，我就因多次去伙房偷吃的而挨打受罰。因為老師用來打學生的戒尺是用又厚又長的竹片做的，所以手心或屁股被打時是很疼的，於是我們幾個調皮的男孩子“發明”了防止手心被打時減輕疼痛的“土辦法”：用細繩子捆緊手腕並在手心上抹上桐油。
有時星期天不上課時，我會與幾個膽大的要好的男孩子背著老師和工友，在孤兒院周邊農民的地裡偷挖紅薯或蘿蔔吃，因為農民很同情我們這些可憐的孤兒，若發現了也只是輕輕地喊上一聲，既不追趕我們也不會去學校告狀。
前面講了，我們第四孤兒院離三叉磯有五六華里路。記得有年夏天一個星期天一大早，我與同伴的李開國、唐習牙三個膽大調皮的男生，偷偷溜出孤兒院，從唯一的一條山間小路跑到了三叉磯街上。
三個人中間李開國個子高年紀也大一點，唐習牙最小。當時三叉磯所謂的街一邊臨江，另一邊只有幾間又小又破爛的店鋪，其中有一間賣包子的小作坊。經三人商量，我與唐習牙打掩護，李開國趁老闆不注意偷了幾個包子撒腿就跑，我和唐習牙也從另一個方向跑了。
後來三個孩子彙集在一起，一人分吃了兩個包子。因為怕偷跑出來太久被老師發現，所以三人往孤兒院回跑時只好抄近路，途中路過一個水坑，三人手牽手，李開國在前面探路，唐習牙夾在中間我墊後，一不小心唐習牙滑進了一個較深的水坑，我與李開國費了很大的力氣才將他拉上來，之後三人又急急忙忙往孤兒院狂跑。
好在是夏天身上衣服不一會就幹了，跑回院裡後還早，老師也未發現我們跑出去過。
如果天氣晴好，一般每隔兩到三個月，我們要自己在操坪前水塘裡洗一次被子，由於年紀小，所謂的“洗被子”也只不過是過過水而已。被子洗好後就平鋪開晾曬在對面山坡的草地上，每個班派一個男生在山坡上做值守，這是我們那最樂意的“差事”，因為做值守時由伙房送飯，飯菜比在食堂裡吃得多些，當然吃得飽一些。
還有就是三年級以上的學生，每個班每天要派四個學生去伙房幫廚，即擇菜、洗菜和洗碗，這也是我們極願意幹的活，因為在伙房幫廚可以在伙房裡吃飯，也吃得多些。
1947年中秋節的傍晚，老師令全院學生席坐在操坪上，每人發了一袋據說是湖南省社會救濟署送來的美國大兵吃的“一人口糧”，每個袋子裡裝有幾片餅乾、幾粒糖果、幾塊小巧克力及兩支香煙。
高年級的男同學拿餅乾或糖果與低年級的同學兌換香煙，此外院裡還讓每四個孩子分吃一個月餅，並且每人發了幾塊薄薄的藕片。這樣我們全院300多個孤兒總算是破天荒地過了一個“豐盛”的中秋之夜。
這年的中秋節過後不久，孤兒院突然來了一位高大威武的中年男子，他腳穿襪子和草鞋，身著灰布長衫，身後跟隨者四個身穿黑衣黑褲的年輕男性跟班。
我們孤兒院全體學生集合排隊站在操坪上，李融中院長向小朋友介紹，這個人就是當時長沙大名鼎鼎的“森濟醫院”院長柳森嚴。
他對我們訓了話，無非是勉勵我們小孩子要努力讀書，長大了做個好人……等等。解放後我們才知道，柳森嚴是長沙的大惡霸、大把頭，黑勢力幾乎遍蓋長沙，1951年他被人民政府鎮壓了。
1948年下半年，我已經進入小學三年級了。有一天孤兒院裡來了不少美國人，有男有女，據說是長沙天主教會組織的，是到我們孤兒院來進行捐助，並準備領養一些孤兒帶去美國。
那時我是“童子軍”大隊長，站在前排第一個向他們敬舉手禮歡迎他們，這時有一對中年美國夫妻一下子看中了我，點名要領養我，後來李融中院長不同意放我。因為我在孤兒院雖然調皮，但人聰明，學習成績總是班上一、二名之列，還認了李院長做乾媽，由於這些原因，所以我最終未被美國人領走。
往事不一定如煙，重要的歷史“鏡頭”會永久留存人們的腦海裡。孤兒院的生活是非常淒苦而又漫長的，有幾件極其慘痛的事令我一輩子也無法忘懷。
一是我兒時的好朋友男生唐習牙之死——
那時我們孤兒院雜屋裡有一口大熱水鍋，就是在一口大鐵鍋上放一個高約1.5米、上口小下口大的圓錐形木桶，鐵鍋下麵燒柴火，桶內裝滿了冷水，冬季每天下午由工友負責將水燒熱，好讓老師和孩子們去舀水洗臉洗腳。有一天晚上，可能熱水剩下不多了，唐習牙獨自一人去打水，因為他人小個子也矮小，由於舀不到水他只好爬在木桶上邊，儘量彎下身去舀水，結果一頭栽進鍋裡活活淹死了。當天晚上老師和同學並未發現，因為唐習牙平日也比較調皮，大家以為他又跑出孤兒院了。直到第二天上午，工友挑水往木桶裡倒水時，才發現唐習牙頭朝下直挺挺地淹死在鐵鍋裡。由於唐習牙是孤兒，學校只好讓工友在後山挖了個坑，草草將他埋葬了。
一個鮮活而弱小的生命，就這樣默默無聞悲慘地告別了人世。
二是有一個高我幾屆的女同學，是個孤兒，名字記不得了，年紀估計也就10-12歲。不知道什麼原因她瘋了，院裡將她關在校舍後山只有一扇小窗戶的一間黑黑的房子裡，門成天到晚用一把大鐵鎖鎖著，每天由工友負責從小視窗送兩餐飯。我們幾個膽大的男孩子時常爬在視窗往裡看，只見她穿著非常破爛，滿屋子屎尿臭，她發現我們後就蜷縮在另一個角落裡傻笑著，不時用雙手摳地上的泥巴和糞便往嘴裡塞。真是可憐，沒有人去管她，也沒有人對她施以治療，這難道不又是一幕人間的慘劇嗎！
第三件事是：大約是1947年農曆大年三十晚上，一個低年級小男生不見了。過了年後的一天，有工友發現這個小男孩頭朝下淹死在學校屋後一口廢棄的裝水的大水缸裡，缸裡水不多，有一個用紙紮成的小船，男孩手中還抓著一根小樹枝。
學校老師估計，他是將小紙船放到缸裡水面上，上身爬在缸邊用樹枝撥動著玩，一不小心，一個倒栽蔥掉進缸裡被水嗆死了。由於那幾天過年，天氣又寒冷，男孩個子小，而缸又比較大而深，所以他淹死後一時未被人發現。
還有一件事，我永遠也忘不了：1948年夏天的一個上午，母親從潮宗街草潮門碼頭乘小劃子到銀盆嶺，然後靠她那雙小腳走了幾裡山路，到孤兒院來看我。
她買了幾個信封和幾張郵票給我，要我不時寫信回家。她還帶了兩個用油紙包好的已煮熟的雞腿給我吃，當時我吃了一個，另一個捨不得吃，仍用油紙包好藏在床上。
過了兩天，因為天氣炎熱雞腿臭了，被查房的老師發現後將它扔掉了，還打了我的手心並罰了跪。事後我哭了好幾回，那麼好吃的雞腿，對我似乎“太珍貴”了，因為我年級小，幾年來孤兒院的清苦生活，我還從來沒有嘗到過雞鴨魚肉的滋味。
我記得在1947年下半年，由於連年內戰，物價飛漲，國民黨湖南省政府社會救濟署給我們孤兒院的經費越來越少，我們連陳米糠菜飯也幾乎斷炊了。
迫于無奈，孤兒院只好從每個班挑選了一些孤兒院學生，在長沙市六堆子教育會坪（即現今又一村的青少年宮）集合，由老師帶領我們30多個孤兒，到當時長沙市大商賈比較集中的八角亭、藥王街一帶，挨家挨戶拜訪店家，請求那些老闆發發慈悲救救我們這群掙扎在饑餓和死亡邊緣的孤兒們。
我記得凡是我們列隊去過的商家店鋪，幾乎都或多或少地給予了捐助，尤其是“介昌綢緞莊”、“協盛綢布莊”、“美麗長鞋店”以及“李文玉金號”和“余太華金號”等幾個較大的商家捐助較多。
凡是捐助了的，我們30多個孤兒排成三排單腿跪地向商家表示致謝。
在這次募捐過程中，當我們孤兒們集體跪地時，我看見有些年長的商家老闆看著我們這些衣衫襤褸，面黃肌瘦的十來歲的孤兒還流下了眼淚，有些老闆還馬上吩咐店員上街買了些吃的東西送給我們。確實，這世上還是有不少有良心和良知的人們。
從1946年到1949年的4年多孤兒院的生活，既是淒苦的又是極其悲情的，吃不飽穿不暖，數百個孤兒遠離城市、離別親人在死亡邊緣掙扎與徘徊。
1949年8月長沙解放了，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救出了我們這些瀕臨死亡的孤兒。
我清楚地記得：剛解放不久，我們四孤兒院即由河西三叉磯黃家大屋搬遷到市內落星田一棟三層樓的大房子裡，解放軍派了一位戴眼鏡姓鄭的女軍代表接管了我們四院。
當軍代表看見我們幾百個衣衫襤褸光著腳又面無血色的孤兒時，都流下了同情和痛心的熱淚。
儘管長沙剛解放，物資匱乏，國家還十分困難，但我們日常生活一下子就大大好轉了，不僅餐餐有白米飯吃，每人還發了新布鞋和新衣服。
就在此時，中國人民解放軍53軍軍部文工團來孤兒院招人，我這個剛剛12歲的孩子就報名參了軍。當時文工團駐紮在永安鎮，團長是黃影。後來文工團隨軍部遷至安仁縣，由於我年紀太小，所以只在53軍軍部文工團待了三個多月，就被“復員”回了長沙。母親仍帶我去四孤兒院找了李融中院長，於是我又回院讀書了。
1950年四院撤銷，我們全體師生合併到位於長沙瀏城橋外窯嶺的第一育幼院，院長是齊新女士，她是李融中院長的結拜姐妹，她們二人均終生未婚。只不過齊院長在抗日戰爭的逃難途中，拾到了一男一女兩個被丟棄在路邊的孩子，將他們取名為齊天仇和齊無畏。
1951年我從一院以“優等”（第一名）的成績高小畢業。我們那時的小學畢業證是非常慎重的，蓋有“長沙市人民政府”的四方大印，一直到1952年元月才發下來。高小畢業之後，我又考取了位於長沙市北門睛佳巷的“大麓中學”（現九中）和雅禮中學插班讀書。
……
時光荏苒，轉瞬白頭。我今年已是八十有一的老者了，七十多年以來，時時忘不了生死之交的同窗李開國。
由於有上述生死交集，所以我無時無刻不想念他，不知他生活在何處？現在過得怎樣？
特發此尋人信息，祈求回應！
作者程遠近照（曾用名程致強）
學生寢室是一間間四壁透風用粘土築成的沒有門的房子，這些房子冬不避寒夏又酷熱。每兩個小朋友擠睡在一張寬不過80公分的木床上，寒冬臘月兩人共蓋一床破棉被，常常是蓋了上身又遮不住腳。
夏天沒有蚊帳，鄉下蚊蟲肆虐，咬得孩子們滿身紅斑滿目，很多人得了疥瘡，全身四處出水流膿。
孤兒院給每個孩子夏天發兩套短衣短褲，冬天發一件薄薄的棉衣和一條單罩褲，夏天過得去，一到冬天個個孩子凍得直發抖。
吃的是什麼呢？早餐時是爛菜葉裡放一點先天剩飯煮的粥；中午和晚上吃的是萵筍、蘿蔔、芋頭或是紅薯加一點陳米混在一起煮的“飯”。
每個月可以吃到一次陳米飯和一個青菜，逢年過節才有可能看到一丁半點帶骨頭的肉。
吃飯是有嚴格的“程式”的：天氣好時所有學生分班排隊站在操坪裡，如果下雨就站在廟堂四周。由學生擔任的值日生，在擺放在廟堂裡每張矮小圓桌上的八個小碗裡裝好用陳米做的糠菜飯，若有點青菜就將它盛在碗底，然後一隊一隊分別走進廟堂，八個小朋友圍坐在各自的小圓桌邊，只有當值日的老師喊“開頓”時，小朋友才允許拿起筷子狼吞虎嚥地吃飯。
每八張圓桌中間位置，用小竹篾籮筐還裝了些糠菜陳米飯，小朋友用飛快的速度扒完第一碗後，馬上搶著去盛第二碗，往往是吃得慢的、年紀小的和女孩子根本搶不到第二碗飯。
吃飯時絕不允許有飯菜屑掉在地上，如果掉在地上必須撿起來吃掉，否則手拿戒尺的值日老師是要打手心或屁股的。
由於經年累月吃的是沒有半點油水的陳米糠菜飯，所以我們經常是饑餓難耐，孩子們幾乎個個瘦得皮包骨。
我們一些調皮或是膽大的男孩子，常常半夜餓得爬起來，去伙房偷吃熬粥時粘在鍋裡一層鍋巴，如果被工友發現告到老師那兒那就慘了：除了打手心、罰跪在廟堂中外，還罰一餐不給飯吃，我就因多次去伙房偷吃的而挨打受罰。因為老師用來打學生的戒尺是用又厚又長的竹片做的，所以手心或屁股被打時是很疼的，於是我們幾個調皮的男孩子“發明”了防止手心被打時減輕疼痛的“土辦法”：用細繩子捆緊手腕並在手心上抹上桐油。
有時星期天不上課時，我會與幾個膽大的要好的男孩子背著老師和工友，在孤兒院周邊農民的地裡偷挖紅薯或蘿蔔吃，因為農民很同情我們這些可憐的孤兒，若發現了也只是輕輕地喊上一聲，既不追趕我們也不會去學校告狀。
前面講了，我們第四孤兒院離三叉磯有五六華里路。記得有年夏天一個星期天一大早，我與同伴的李開國、唐習牙三個膽大調皮的男生，偷偷溜出孤兒院，從唯一的一條山間小路跑到了三叉磯街上。
三個人中間李開國個子高年紀也大一點，唐習牙最小。當時三叉磯所謂的街一邊臨江，另一邊只有幾間又小又破爛的店鋪，其中有一間賣包子的小作坊。經三人商量，我與唐習牙打掩護，李開國趁老闆不注意偷了幾個包子撒腿就跑，我和唐習牙也從另一個方向跑了。
後來三個孩子彙集在一起，一人分吃了兩個包子。因為怕偷跑出來太久被老師發現，所以三人往孤兒院回跑時只好抄近路，途中路過一個水坑，三人手牽手，李開國在前面探路，唐習牙夾在中間我墊後，一不小心唐習牙滑進了一個較深的水坑，我與李開國費了很大的力氣才將他拉上來，之後三人又急急忙忙往孤兒院狂跑。
好在是夏天身上衣服不一會就幹了，跑回院裡後還早，老師也未發現我們跑出去過。
如果天氣晴好，一般每隔兩到三個月，我們要自己在操坪前水塘裡洗一次被子，由於年紀小，所謂的“洗被子”也只不過是過過水而已。被子洗好後就平鋪開晾曬在對面山坡的草地上，每個班派一個男生在山坡上做值守，這是我們那最樂意的“差事”，因為做值守時由伙房送飯，飯菜比在食堂裡吃得多些，當然吃得飽一些。
還有就是三年級以上的學生，每個班每天要派四個學生去伙房幫廚，即擇菜、洗菜和洗碗，這也是我們極願意幹的活，因為在伙房幫廚可以在伙房裡吃飯，也吃得多些。
1947年中秋節的傍晚，老師令全院學生席坐在操坪上，每人發了一袋據說是湖南省社會救濟署送來的美國大兵吃的“一人口糧”，每個袋子裡裝有幾片餅乾、幾粒糖果、幾塊小巧克力及兩支香煙。
高年級的男同學拿餅乾或糖果與低年級的同學兌換香煙，此外院裡還讓每四個孩子分吃一個月餅，並且每人發了幾塊薄薄的藕片。這樣我們全院300多個孤兒總算是破天荒地過了一個“豐盛”的中秋之夜。
這年的中秋節過後不久，孤兒院突然來了一位高大威武的中年男子，他腳穿襪子和草鞋，身著灰布長衫，身後跟隨者四個身穿黑衣黑褲的年輕男性跟班。
我們孤兒院全體學生集合排隊站在操坪上，李融中院長向小朋友介紹，這個人就是當時長沙大名鼎鼎的“森濟醫院”院長柳森嚴。
他對我們訓了話，無非是勉勵我們小孩子要努力讀書，長大了做個好人……等等。解放後我們才知道，柳森嚴是長沙的大惡霸、大把頭，黑勢力幾乎遍蓋長沙，1951年他被人民政府鎮壓了。
1948年下半年，我已經進入小學三年級了。有一天孤兒院裡來了不少美國人，有男有女，據說是長沙天主教會組織的，是到我們孤兒院來進行捐助，並準備領養一些孤兒帶去美國。
那時我是“童子軍”大隊長，站在前排第一個向他們敬舉手禮歡迎他們，這時有一對中年美國夫妻一下子看中了我，點名要領養我，後來李融中院長不同意放我。因為我在孤兒院雖然調皮，但人聰明，學習成績總是班上一、二名之列，還認了李院長做乾媽，由於這些原因，所以我最終未被美國人領走。
往事不一定如煙，重要的歷史“鏡頭”會永久留存人們的腦海裡。孤兒院的生活是非常淒苦而又漫長的，有幾件極其慘痛的事令我一輩子也無法忘懷。
一是我兒時的好朋友男生唐習牙之死——
那時我們孤兒院雜屋裡有一口大熱水鍋，就是在一口大鐵鍋上放一個高約1.5米、上口小下口大的圓錐形木桶，鐵鍋下麵燒柴火，桶內裝滿了冷水，冬季每天下午由工友負責將水燒熱，好讓老師和孩子們去舀水洗臉洗腳。有一天晚上，可能熱水剩下不多了，唐習牙獨自一人去打水，因為他人小個子也矮小，由於舀不到水他只好爬在木桶上邊，儘量彎下身去舀水，結果一頭栽進鍋裡活活淹死了。當天晚上老師和同學並未發現，因為唐習牙平日也比較調皮，大家以為他又跑出孤兒院了。直到第二天上午，工友挑水往木桶裡倒水時，才發現唐習牙頭朝下直挺挺地淹死在鐵鍋裡。由於唐習牙是孤兒，學校只好讓工友在後山挖了個坑，草草將他埋葬了。
一個鮮活而弱小的生命，就這樣默默無聞悲慘地告別了人世。
二是有一個高我幾屆的女同學，是個孤兒，名字記不得了，年紀估計也就10-12歲。不知道什麼原因她瘋了，院裡將她關在校舍後山只有一扇小窗戶的一間黑黑的房子裡，門成天到晚用一把大鐵鎖鎖著，每天由工友負責從小視窗送兩餐飯。我們幾個膽大的男孩子時常爬在視窗往裡看，只見她穿著非常破爛，滿屋子屎尿臭，她發現我們後就蜷縮在另一個角落裡傻笑著，不時用雙手摳地上的泥巴和糞便往嘴裡塞。真是可憐，沒有人去管她，也沒有人對她施以治療，這難道不又是一幕人間的慘劇嗎！
第三件事是：大約是1947年農曆大年三十晚上，一個低年級小男生不見了。過了年後的一天，有工友發現這個小男孩頭朝下淹死在學校屋後一口廢棄的裝水的大水缸裡，缸裡水不多，有一個用紙紮成的小船，男孩手中還抓著一根小樹枝。
學校老師估計，他是將小紙船放到缸裡水面上，上身爬在缸邊用樹枝撥動著玩，一不小心，一個倒栽蔥掉進缸裡被水嗆死了。由於那幾天過年，天氣又寒冷，男孩個子小，而缸又比較大而深，所以他淹死後一時未被人發現。
還有一件事，我永遠也忘不了：1948年夏天的一個上午，母親從潮宗街草潮門碼頭乘小劃子到銀盆嶺，然後靠她那雙小腳走了幾裡山路，到孤兒院來看我。
她買了幾個信封和幾張郵票給我，要我不時寫信回家。她還帶了兩個用油紙包好的已煮熟的雞腿給我吃，當時我吃了一個，另一個捨不得吃，仍用油紙包好藏在床上。
過了兩天，因為天氣炎熱雞腿臭了，被查房的老師發現後將它扔掉了，還打了我的手心並罰了跪。事後我哭了好幾回，那麼好吃的雞腿，對我似乎“太珍貴”了，因為我年級小，幾年來孤兒院的清苦生活，我還從來沒有嘗到過雞鴨魚肉的滋味。
我記得在1947年下半年，由於連年內戰，物價飛漲，國民黨湖南省政府社會救濟署給我們孤兒院的經費越來越少，我們連陳米糠菜飯也幾乎斷炊了。
迫于無奈，孤兒院只好從每個班挑選了一些孤兒院學生，在長沙市六堆子教育會坪（即現今又一村的青少年宮）集合，由老師帶領我們30多個孤兒，到當時長沙市大商賈比較集中的八角亭、藥王街一帶，挨家挨戶拜訪店家，請求那些老闆發發慈悲救救我們這群掙扎在饑餓和死亡邊緣的孤兒們。
我記得凡是我們列隊去過的商家店鋪，幾乎都或多或少地給予了捐助，尤其是“介昌綢緞莊”、“協盛綢布莊”、“美麗長鞋店”以及“李文玉金號”和“余太華金號”等幾個較大的商家捐助較多。
凡是捐助了的，我們30多個孤兒排成三排單腿跪地向商家表示致謝。
在這次募捐過程中，當我們孤兒們集體跪地時，我看見有些年長的商家老闆看著我們這些衣衫襤褸，面黃肌瘦的十來歲的孤兒還流下了眼淚，有些老闆還馬上吩咐店員上街買了些吃的東西送給我們。確實，這世上還是有不少有良心和良知的人們。
從1946年到1949年的4年多孤兒院的生活，既是淒苦的又是極其悲情的，吃不飽穿不暖，數百個孤兒遠離城市、離別親人在死亡邊緣掙扎與徘徊。
1949年8月長沙解放了，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救出了我們這些瀕臨死亡的孤兒。
我清楚地記得：剛解放不久，我們四孤兒院即由河西三叉磯黃家大屋搬遷到市內落星田一棟三層樓的大房子裡，解放軍派了一位戴眼鏡姓鄭的女軍代表接管了我們四院。
當軍代表看見我們幾百個衣衫襤褸光著腳又面無血色的孤兒時，都流下了同情和痛心的熱淚。
儘管長沙剛解放，物資匱乏，國家還十分困難，但我們日常生活一下子就大大好轉了，不僅餐餐有白米飯吃，每人還發了新布鞋和新衣服。
就在此時，中國人民解放軍53軍軍部文工團來孤兒院招人，我這個剛剛12歲的孩子就報名參了軍。當時文工團駐紮在永安鎮，團長是黃影。後來文工團隨軍部遷至安仁縣，由於我年紀太小，所以只在53軍軍部文工團待了三個多月，就被“復員”回了長沙。母親仍帶我去四孤兒院找了李融中院長，於是我又回院讀書了。
1950年四院撤銷，我們全體師生合併到位於長沙瀏城橋外窯嶺的第一育幼院，院長是齊新女士，她是李融中院長的結拜姐妹，她們二人均終生未婚。只不過齊院長在抗日戰爭的逃難途中，拾到了一男一女兩個被丟棄在路邊的孩子，將他們取名為齊天仇和齊無畏。
1951年我從一院以“優等”（第一名）的成績高小畢業。我們那時的小學畢業證是非常慎重的，蓋有“長沙市人民政府”的四方大印，一直到1952年元月才發下來。高小畢業之後，我又考取了位於長沙市北門睛佳巷的“大麓中學”（現九中）和雅禮中學插班讀書。
……
時光荏苒，轉瞬白頭。我今年已是八十有一的老者了，七十多年以來，時時忘不了生死之交的同窗李開國。
由於有上述生死交集，所以我無時無刻不想念他，不知他生活在何處？現在過得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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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遠近照（曾用名程致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