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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魯大學（Cheeloo University）， 簡稱齊大， 誕生於1864年（清同治三年）由來自美國、英國以及加拿大的多個基督教教會， 美北長老會共同籌款聯合開辦。 是中國最早的教會大學之一。 經過長期發展， 齊大發展成一所綜合性教會大學。
齊魯大學全盛時期， 老舍、錢穆、顧頡剛、欒調甫、馬彥祥、吳金鼎、胡厚宣等學術名家先後在此執教。 學校的醫科的實力最強， 有“南湘雅、北齊魯”之稱。 當時的齊魯大學號稱“華北第一學府”， 和燕京大學並稱“南齊北燕”。
齊魯大學校長、哈佛大學畢業生劉世傳曾說：“正如我的另一個母校，
原齊魯大學高級教授使用的別墅
1916年， 北京中華醫學基金會（The China Medical Board， 文獻中又稱美國羅氏駐華醫社）改組北京協和醫校（The Union Medical College in Peking）， 將三個班的學生轉入山東基督教共合大學醫科， 並“協款”5萬美元用以改善校舍和設備， 又許諾連續五年每年“協助”2萬美元用以辦學。 1916與1917年之交， 在中國博醫會醫學教育會的建議下， 南京金陵大學醫科和漢口大同醫學校也併入山東基督教共合大學醫科。 因而， 齊魯大學醫科是由山東共合醫道學堂、北京協和醫校、南京金陵大學醫科和漢口大同醫學校四校合併而成。
1917年9月， 共和神道學堂及師範學校、濰縣廣文大學遷來濟南新校址開學。 同時啟用“齊魯大學”（Cheeloo University）作為非正式校名， 而正式名稱沿用“山東基督教共合大學”（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以上稱謂見於1924年齊魯大學為登州文會館1894屆畢業生曹昆追發的畢業證書（山東大學醫學院院史館藏有影印件）。 後來學校以齊魯大學的名稱廣為人知， 正式名稱則主要出現在英文材料裡。
1917年9月， 齊魯大學正式開學， 設文理學院、醫學院、神學院， 文理科為四年制、醫科為七年制， 共有學生277名， 教工53人， 其中外籍教職員工36原齊魯大學高級教授使用的別墅人。 此時的校長為英人布魯斯（第一任校長為英國人卜道成），
1924年在中國註冊立案後，
齊魯大學成立初期， 下設文理科、神科、醫科、附設大學醫院與社會教育科（即廣智院）。 除醫科為七年制外均為四年制， 共有教工53人， 其中外籍36人， 校長為英國人卜道成。
短暫的輝煌
1929年，時任齊魯大學文理學院院長的林濟青兼任校長，齊魯大學進入了鼎盛期。
林濟清創新辦學思路，廣泛延攬人才。先進的辦學模式、良好的教學氛圍及公園式的美麗校園使得齊大聲名鵲起，一時學界有“南齊魯、北燕京”之譽。
1930年，根據文學院教授欒調甫的倡議，在林濟青的大力支持下，創辦了國學研究所。先後有老舍、顧頡剛、錢穆、嚴耕望、郝立權、餘天庥、王敦化、範迪瑞等知名學者在所研究，齊魯大學一時成為全國國學研究的重地。 學校還編輯學術性校刊《齊大季刊》及國學研究所編輯出版的《國學彙編》，影響國內外。
1930年，從英國歸國不久的老舍先生來到齊魯大學文學院任院長，住在南新街58號（原54號）的一個四合院裡，距離學校僅有一箭之遙。在這段日子裡老舍創作了大量優秀作品，如《濟南的冬天》、《濟南的秋天》、《大明湖》、《牛天賜傳》等。身兼齊大“新文學教授”與“《論語》八仙”幽默大師雙料頭銜的老舍，操一口京腔，冷面妙語，縱橫跌宕，融古今中外於一爐之講課，大受青年學子們的歡迎，轟動全校。除文學院國文系本班學生外，許多其他院系的學生也跑來旁聽，教室裡常常擠得水泄不通，一些人只好窗外站聽。不僅如此，他還在國文系一年兩度的師生聚餐聯歡會上，表演過地道的京戲清唱和笑倒全場的單口相聲，並打出了一趟正宗山東楊氏查拳。
與老舍同在齊大文學院任教的欒調甫，是蜚聲海內外的墨子研究專家，人稱“齊魯一大怪傑”，梁啟超呼其：“邁越前人，石破天驚”。
1932年，加拿大人明義士被齊大聘為考古學教授，他將自己在河南安陽收集到的甲骨和其它文物運到濟南，在校內建博物館。明義士的兒子明明德曾任加拿大駐華大使，向山東大學捐贈過父親留下的大批珍貴資料和文物。
1934年夏，青年劇作家馬彥祥來到齊魯大學，接替赴青島山東大學任教的老舍先生。馬彥祥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乃故宮博物院院長，著名學者馬衡之公子，雖年紀輕輕，但已在話劇界頗有名聲。其著有《戲劇概論》，還與洪深合譯過《西線無戰事》，並導演過《雞鳴早看天》、《雷雨》等名劇。馬氏到齊大後，另開了《戲劇概論》和《文藝學》等新課程。當時馬彥祥僅二十七八歲，青年英俊，風度翩翩，喜飾儀容，好近同學。因而每逢課餘之暇，他所居住的齊大老辦公樓二層單身宿舍，常常學生滿座。1935年春，在馬彥祥的倡議組織下，齊大話劇社宣告成立，文理兩院學生，紛紛踴躍參加。
另外，齊大還曾經招徠錢穆、張維華、孫伏園等一大批文化精英任教。
雖然這段時期是齊魯大學的鼎盛期，但學校培養出的人才是少之又少，1917-1931年畢業生只有438人。究其原因，一是招生條件過高，高中必須畢業，還要通過党義、國文、英文、混合算學、中外歷史、科學六門考試。歷史政治系前四屆每年只招三四名學生。二是學費過高，學生要向學校繳納10項費用，每年高達140元，其他雜費還要20多元。三是學校由於教會背景長期未能在中國政府立案，影響了招生和擴張。
1937年9月，齊魯大學宣佈停課，除部分員工留守外，大部分師生及主要教育教學設備遷往四川成都華西壩，與華西協和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燕京大學聯合辦學，史稱“華西壩五大學”。與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不同，五大學相互獨立，都擁有自己的師資和課程，共用教學實驗室及設備，各學校間學分互認，共用師資和課程。
抗戰時期，齊魯大學除正常招生、辦學和畢業外，還獲得了以下發展：
醫學院和理學院聯合設立寄生蟲研究所，培養碩士研究生
理學院原製藥專業升格為藥學系
國學研究所因邀請到顧頡剛、錢賓四、楊向奎、胡厚宣、沈鏡如等大家而得到極大發展。
抗戰期間齊大培養出的優秀人才，包括醫學院的病理科主任侯寶璋、化學科主任江清、皮膚科主任尤家駿等。
1951年1月，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接管齊魯大學，解聘所有外籍人員，中國人徹底收回了齊大的教育主權。作為一所教會大學，齊大48年的歷史也走向了終點。
終成絕唱
1952年9月，全國高等院校開始進行院系調整。根據華東區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方案，齊魯大學解體撤銷。
1952年齊魯大學解體撤銷後各部分去向
值得說明的是，歷史上後來出現的一些冠以“齊魯”字型大小的高校與齊魯大學並無關係。“齊魯大學”這個校名，由於教會背景的問題，重新出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所謂“齊魯醫科大學”、“齊魯師範大學”等，由於山東大學齊魯醫學部、山東師範大學這些具有齊大正統資格繼承者的存在也幾乎不可能授出。
儘管存在著問題和弊病，但教會大學絕非一無是處。教會大學雖然數量不多、規模較小，但起點很高、實力雄厚，特別是20世紀20年代以後，在體制、機構、計畫、課程、方法乃至規章制度諸多方面，更為直接地引進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在教育界和社會上產生頗為深遠的影響，因而在中國教育近代化過程中起著某種程度的示範與導向作用。教會大學為中國高等教育作出的貢獻不可磨滅，教會大學史也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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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時任齊魯大學文理學院院長的林濟青兼任校長，齊魯大學進入了鼎盛期。
林濟清創新辦學思路，廣泛延攬人才。先進的辦學模式、良好的教學氛圍及公園式的美麗校園使得齊大聲名鵲起，一時學界有“南齊魯、北燕京”之譽。
1930年，根據文學院教授欒調甫的倡議，在林濟青的大力支持下，創辦了國學研究所。先後有老舍、顧頡剛、錢穆、嚴耕望、郝立權、餘天庥、王敦化、範迪瑞等知名學者在所研究，齊魯大學一時成為全國國學研究的重地。 學校還編輯學術性校刊《齊大季刊》及國學研究所編輯出版的《國學彙編》，影響國內外。
1930年，從英國歸國不久的老舍先生來到齊魯大學文學院任院長，住在南新街58號（原54號）的一個四合院裡，距離學校僅有一箭之遙。在這段日子裡老舍創作了大量優秀作品，如《濟南的冬天》、《濟南的秋天》、《大明湖》、《牛天賜傳》等。身兼齊大“新文學教授”與“《論語》八仙”幽默大師雙料頭銜的老舍，操一口京腔，冷面妙語，縱橫跌宕，融古今中外於一爐之講課，大受青年學子們的歡迎，轟動全校。除文學院國文系本班學生外，許多其他院系的學生也跑來旁聽，教室裡常常擠得水泄不通，一些人只好窗外站聽。不僅如此，他還在國文系一年兩度的師生聚餐聯歡會上，表演過地道的京戲清唱和笑倒全場的單口相聲，並打出了一趟正宗山東楊氏查拳。
與老舍同在齊大文學院任教的欒調甫，是蜚聲海內外的墨子研究專家，人稱“齊魯一大怪傑”，梁啟超呼其：“邁越前人，石破天驚”。
1932年，加拿大人明義士被齊大聘為考古學教授，他將自己在河南安陽收集到的甲骨和其它文物運到濟南，在校內建博物館。明義士的兒子明明德曾任加拿大駐華大使，向山東大學捐贈過父親留下的大批珍貴資料和文物。
1934年夏，青年劇作家馬彥祥來到齊魯大學，接替赴青島山東大學任教的老舍先生。馬彥祥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乃故宮博物院院長，著名學者馬衡之公子，雖年紀輕輕，但已在話劇界頗有名聲。其著有《戲劇概論》，還與洪深合譯過《西線無戰事》，並導演過《雞鳴早看天》、《雷雨》等名劇。馬氏到齊大後，另開了《戲劇概論》和《文藝學》等新課程。當時馬彥祥僅二十七八歲，青年英俊，風度翩翩，喜飾儀容，好近同學。因而每逢課餘之暇，他所居住的齊大老辦公樓二層單身宿舍，常常學生滿座。1935年春，在馬彥祥的倡議組織下，齊大話劇社宣告成立，文理兩院學生，紛紛踴躍參加。
另外，齊大還曾經招徠錢穆、張維華、孫伏園等一大批文化精英任教。
雖然這段時期是齊魯大學的鼎盛期，但學校培養出的人才是少之又少，1917-1931年畢業生只有438人。究其原因，一是招生條件過高，高中必須畢業，還要通過党義、國文、英文、混合算學、中外歷史、科學六門考試。歷史政治系前四屆每年只招三四名學生。二是學費過高，學生要向學校繳納10項費用，每年高達140元，其他雜費還要20多元。三是學校由於教會背景長期未能在中國政府立案，影響了招生和擴張。
1937年9月，齊魯大學宣佈停課，除部分員工留守外，大部分師生及主要教育教學設備遷往四川成都華西壩，與華西協和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燕京大學聯合辦學，史稱“華西壩五大學”。與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不同，五大學相互獨立，都擁有自己的師資和課程，共用教學實驗室及設備，各學校間學分互認，共用師資和課程。
抗戰時期，齊魯大學除正常招生、辦學和畢業外，還獲得了以下發展：
醫學院和理學院聯合設立寄生蟲研究所，培養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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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成絕唱
1952年9月，全國高等院校開始進行院系調整。根據華東區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方案，齊魯大學解體撤銷。
1952年齊魯大學解體撤銷後各部分去向
值得說明的是，歷史上後來出現的一些冠以“齊魯”字型大小的高校與齊魯大學並無關係。“齊魯大學”這個校名，由於教會背景的問題，重新出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所謂“齊魯醫科大學”、“齊魯師範大學”等，由於山東大學齊魯醫學部、山東師範大學這些具有齊大正統資格繼承者的存在也幾乎不可能授出。
儘管存在著問題和弊病，但教會大學絕非一無是處。教會大學雖然數量不多、規模較小，但起點很高、實力雄厚，特別是20世紀20年代以後，在體制、機構、計畫、課程、方法乃至規章制度諸多方面，更為直接地引進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在教育界和社會上產生頗為深遠的影響，因而在中國教育近代化過程中起著某種程度的示範與導向作用。教會大學為中國高等教育作出的貢獻不可磨滅，教會大學史也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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