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加州伯克利大學畢業後的張宜淩進入了三藩市一家公司做精算師， 她從高中畢業後來到美國， 已經在這裡生活了 6 年， 並且希望能長久居住下去。
但這事眼看就要黃了。
而比她遲了 6 年到美國的肖航， 去年已經在三藩市買下了人生第一幢房子。
張宜淩和肖航是大連同一所中學 2009 年畢業的同班同學， 而讓他們境地落得不同的唯一差異是 H-1B 簽證。
H-1B 是一種針對擁有大學學位及專業技能的外國專業人員的簽證。 這一簽證對全世界開放， 但通常被認為是從美國大學畢業的國際學生留在美國的必經之路。
據估計， 如今美國大約有 65-90 萬人都是通過 H-1B 簽證的方式留在美國工作。 拿到這一簽證後， 3-4 年內就能拿到綠卡（永久居住許可證）。
H-1B 也因此被看做是實現美國夢的一張船票。
每年美國政府向外國人發放共 8.5 萬個 H-1B 工作簽證， 其中 2 萬個面向擁有美國大學碩士及以上學歷的外國人。
但最近幾年， 這張船票一票難求。 由於簽證需求量猛增， 從 2013 年起， H-1B 每年都通過抽籤方式抽選。 包括今年在內， 美國政府已經連續五年在五天內收到了超過配額的 8.5 萬份申請。
2014 年因為配額已滿而遭拒的申請達到將近一半；2015 年， 政府在 7 天內收到了 23.3 萬份申請， 其中三分之二因為配額已滿被拒絕；2016 年政府收到的簽證申請數量幾乎是發放簽證數量的三倍。
到了今年， 政府在前 5 天就收到了 19.9 萬份申請， 之後就停止接收任何申請。
最近的資料顯示， 8.5 萬個簽證裡， 69% 發放給了印度人， 12% 給了中國人（約 19963 人）， 剩下的分發給了德國、日本、西班牙、菲律賓等國家的公民。
湊巧的是， 張宜淩從加州伯克利大學畢業那年， 正好趕上了 H-1B 實行抽籤。 她分別在 2013、2014 和 2015 年抽了三次， 但都沒能成為那 12% 的中國人。
張宜淩是高中班上為數不多本科就到美國讀書的人， 她的大多數同學都和肖航一樣留在國內念本科。
2014 年他們和張宜淩“狹路相逢”， 一起進入了 H-1B 抽籤環節。 結果他們兩人都中簽了， 張宜淩再次失利。
加州伯克利大學（圖/ago) 張宜淩習慣把一切安排的井井有條，
但這些細緻的規劃和籌備在 H-1B 抽籤面前顯得如此蒼白， 她和肖航之間唯一的差別就是“運氣”。
四月中旬， 公司的氣氛顯得很凝重， 每過一天， 張宜淩的希望就減少一點。 這是她最後一次的抽籤機會， 她的經理坐不住了， 她被叫到辦公室， 兩人一起在電話上和移民律師通話， 這位經理問律師：“有沒有任何辦法可以讓她留下來？不管是綠卡還是什麼？”
當律師得知張宜淩是中國人後， 律師表示無能為力。 辦綠卡的中國人太多， 在等綠卡的過程中張宜淩並沒有留在美國的合法身份。
當張宜淩將收到的正式拒信告訴這位白人經理後，“她把門關上，直接哭了，她不能理解這件事，她不是美國移民，”張宜淩說。
從 4 月 1 號提交申請開始，何去何從的問題就一直在張宜淩腦海裡打轉。她的情緒從最初的平靜等待，到失望，到最終變得憤怒——“為什麼是我？”
她對抽籤的態度也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第一次沒抽到時，她根本沒把這當一回事，她甚至覺得就算回國也不差。到第二年抽籤失利時，她開始有些緊張。到了第三次，從提交申請開始她就沒有睡過一場好覺。
三次抽籤所跨越的兩年多時間改變了許多。這段時間張宜淩擁有了人生第一份工作，成為一家精算公司的諮詢師；順利考取了精算師證；在較快時間內獲得晉升；在同一屆進入的精算師裡，她的工作表現最為突出。
如果沒有 H-1B，這些都是好消息，但現在這些經歷反倒成了她做決定的“絆腳石”——“越是被肯定越捨不得走，如果我幹得不順心，走就走了。”
2015 年，她的 OPT（學生簽證畢業後的實習期）有效期即將過期，她沒有下一次抽籤機會了。
綠卡（圖/migrationpolicy) 但未中簽並不意味著就得立馬離開，想要留在美國工作仍然有其他曲線救國的辦法。
很多人會選擇讀一所不知名大學的碩士課程，並借用 CPT（Curricular Practical Training,課程實習訓練）的名頭繼續為當前的公司工作，照常拿薪水。
這類大學似乎專為留學生服務，他們提供全職 CPT，“學生”一周可以工作 40 個小時，集中在週末上課。很多人就通過這種方法在攻讀“野雞”碩士學位期間，再為自己爭取一到兩次抽籤機會。
張宜淩甚至都打聽好了灣區一所學校，但當一個朋友問她：“如果再掛 2 年 CPT，還是沒抽到，你能承受這個打擊嗎？”
她愣住了。
那些為跨國公司工作的留學生還有第二條路，公司可以把他們派到加拿大或者中國分部工作一年，第二年再幫他們抽一次簽。這也是張宜淩的公司提供給她的選擇。
但她拒絕了。她的答覆是：“所有的選擇都讓我再等一年，但我還是不確定明年的結果，還要再抽，我不接受了。”
等待的過程就像溫水煮青蛙一樣消磨她的希望和意志，有時候生活中最實際、最簡單的問題也無法決定，例如演唱會的門票到底要不要買，畢竟半年後她可能已經不在美國了。
這種不確定感帶來的打擊遠不止如此。工作上，張宜淩面對一些長期項目時，她發現自己無法像過去一樣專注，她變得漠然置之。“如果我做了這項計畫，但我看不到它的實施，我沒有什麼動力”。
同樣困擾她的是感情，和對待工作一樣，她很難傾力付出。特別是當遇到非留學生的美國人時，“我讓不讓對方知道（H-1B)？我可以選擇不說，但我們認知上不同。如果對方知道，他還能不能認真？ 如果他知道，但他不提供其他辦法，那麼還要繼續下去嗎？”
儘管身邊的人都認為 3 年沒抽到的概率很小，但在張宜淩看來每年都是獨立事件，“ 每年都是三分之一的概率，這是你無能為力的事情，我很無力。”
每年她都得面對同樣的問題：“如果去加拿大我怎麼交朋友？過一年就走？要是過一年我走不了呢？我到底給自己多長時間？這個點在哪裡？ 我什麼時候能回美國？”
在面對自己不安感的同時，每一年她也會送走身邊的朋友，“經歷這些之後，我看不到什麼時候能結束。 ”
第三次抽籤時，她快滿 25 歲了，心態發生了一些變化，她似乎受夠了這種等待，“所有的不確定我嘗試了 3 次，就這樣吧，是時候結束了。”
她最終選擇了回國，“回國對我來說至少是一個長期的計畫。”
做完決定的那一刻，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輕鬆——“接下來我的生活可以繼續了。”
在張宜淩做著艱難決定的同時，有 40 個和肖航一樣的應屆畢業生正興奮收拾著行李，準備踏上美國領土。他們基本都來自交大、北大和清華，都通過 H-1B 簽證從中國到美國 Google 總部工作。
Google 辦公室（圖/wpengine) 他們一畢業就能拿到連美國人都羡慕的薪水，去年他們已經在離 Google 總部不遠的地方買了新房，“雙碼農很容易買房”，25 歲的肖航說。
儘管比張宜淩晚到美國 6 年，他們馬上就能拿到綠卡了。
在肖航看來， “美國夢就是有房有車，我們也都有了。”
李暄也是這類後來居上的人之一，他在清華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學位，畢業後在中國微軟工作了 2 年，2011 年通過內部調動加入了微軟西雅圖總部。
據李暄估計，每年和他一樣從中國微軟調到西雅圖的大約有 200 人。這種調動很常見，光是李暄那一小組的 10 幾個同事，現在 80% 都在美國。2011 年前後，對於工程師來說，美國仍被看做是更好的選擇。
“美國夢” （圖/npr） 像李暄一樣，從國內分公司調到美國總部的外國人通常以一種被稱為 L-1 簽證的身份來到美國，借助 L-1，正式受雇於一家公司的海外工人可以在美國工作。其中，L-1A 簽證發放給管理層級別的外國員工，而 L-1B 發放給如李暄一樣的技術性員工。
這類簽證雖說沒有申請數量限制，但由於是內部調動，使用 L-1 簽證的外國人在美國期間不能換工作。在移民律師邱惠月看來，“L-1B 就像是現代奴隸一樣，”他說， “L-1B 的技術人員沒有綠卡的快車道，比 H-1B 更悲催。H-1B 有最低工資限制，能跳槽，但 L-1B 沒有工資限制，也不允許跳槽。”
因此很多拿 L-1 身份的外國人會同時申請 H-1B，為自己做兩手準備。而且，在 2012 年前，H-1B 簽證唾手可得，根本不需要抽籤。那時候，美國還未從金融危機中復原，經濟蕭條，公司招人的需求極少，因此找到工作的外國人遠比政府規定的 8.5 萬個名額少。
2011 年李暄就利用這一“空檔”辦了 H-1B 簽證。一拿到 H-1B，他就離開了微軟，加入了圖片分享社區 Pinterest。換工作並不影響他的綠卡排期，去年他已經順利拿到了綠卡。
和張宜淩比起來，肖航和李暄似乎太過順利了，毫不費力地就拿到了 H-1B，這讓她有些不甘心。“他們長期就沒想留下來，就想要一個體驗。就跟我們當初留學一樣，去看看美國什麼樣的，過兩年再回來，”她說。
肖航在 Google 工作了 1 年半後，放棄了綠卡，決定回國創業做 VR 軟體。對於他來說 Google 的光環已經有了，“待 1 年和待 2、3 年光環一樣大。”
肖航為創業前後籌備了 3 個多月，在拿到 130 萬美元投資的第二天他就辭職了。期間，他猶豫的只是 VR 軟體該如何做，而對於辭職可能意味著離開美國這事，他毫不在乎。
實際上，他對 Google 或是美國都沒什麼留戀。這兩年 Google 為了縮減經費，食物品質越來越差。美國也並沒有給他帶來太大衝擊，在 Mountain View (Google 總部所在地）的生活他大多跟華人在一起，畢竟光是 Google 的交大校友就已經可以組成一個龐大的校友團，“交大的真的是不計其數，學長學姐一大堆，”肖航說。
因此當聽到張宜淩三次沒抽到 H-1B，被迫離開美國的複雜心情時，他雖然覺得可惜，但“不能完全理解，說實話，我本身不是很在意。”
Google 總部（圖/Google Career) 如果真要為張宜淩的“為什麼是我？”找一個答案，很多人都會把矛頭指向印度人。
根據聯邦記錄，2014 年 20 個獲得最多 H-1B 簽證的公司中，13 個都是全球外包公司，排名靠前的是印度的外包巨頭例如塔塔諮詢服務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簡稱 TCS）、瑟斯(Infosys) 以及維布絡 (Wipro) 等。
前 20 個公司獲得了 3.2 萬個簽證，占了總數的 40%，而剩下一萬多個雇主每人能分到的簽證數微乎其微。
光是 TCS 一家公司就提交了 1.4 萬份申請，其中 5650 人拿到了 H-1B 簽證，這幾乎是所有中國人拿到簽證數量的一半。
這些年，印度公司還掌握了在灰色地帶操縱 H-1B 的方法。美國政府規定每名外國工作人員只能提交一份申請，但一家公司可申請的簽證數沒有限制。於是印度公司以低價拿到美國公司的合同後，會讓幾個公司同時申請一個職位，總有一個會中簽。
每年 4 月 1 號申請開放後，這些印度公司會提交數萬份申請。申請遵循先到先受理的原則，一周後開始申請的小雇主等於直接被淘汰。
最近幾年，政府在五天內收到的申請數超額後，便停止受理任何申請。
特朗普總統在競選以及上臺後，多次提及 H-1B 簽證制度中存在的欺詐和濫用行為。今年 4 月，他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要求相關機構對 H-1B 簽證政策提出變更建議。在美國公司應該首先雇傭美國人的前提下，確保這類簽證發放給了技術最熟練、薪酬最豐厚的移民員工。
雖然他沒有明確指出這項命令針對的人群，但很多印度公司心虛了。“今年印度公司暫時收手了，很多印度公司準備好的申請都沒有遞交上去，害怕中簽率太高會成出頭鳥，”紐約的移民律師邱慧月說。
特朗普決定收緊 H-1B 和 L-1 簽證 (圖/wionews) 對中國學生來說，這是好消息，也是壞消息。
好消息是申請數量減少了，壞消息是部分美國中小型公司拒絕招聘需要 H-1B 簽證的國際學生。“他們被特朗普的姿態嚇到了，不知道他會採取什麼措施制衡請了外國人的美國公司” ，邱慧月律師說，“今年中國學生在找工作時吃了很多閉門羹。很多中小型公司表示你必須有綠卡，或者你以前就有 H-1B，沒有的話就不談。”
這會直接影響中國留學生的求職選擇。但即使在特朗普上臺前，H-1B 的存在本身就已經為中國留學生劃清了職業選擇範圍。
在任何一所美國大學的招聘會上，總會出現相似情景——某些攤位被國際學生圍的水泄不通，他們通常是如亞馬遜、Google 一樣的科技公司，以及大型銀行或者是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一類的財務公司。
這些大型企業對應屆畢業生的需求量極大，並且都提供 H-1B 簽證。他們願意也有實力為每位申請者支付 2460 美元的簽證申請費，以及 2000 多美元的律師費。
拿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安永舉例，2015 年安永在全美一共提交了 850 份 H-1B 申請，今年提交的數量翻了一倍到 1500 份，抽到的人數為 500 人。
儘管中簽率不高，但數量不可小覷，因此這類公司通常是中國留學生求職時的熱門選擇。
而一些中小型公司，招聘需求少，且不一定提供 H-1B 簽證。關鍵在於，由於局限在校內，很多留學生求職時很難判定不同公司是否提供 H-1B 簽證。因此，與其廣撒網，他們大多都選擇將目標鎖定在校園招聘上那些最保險，也是成功率最高的大型科技和金融公司。
校園招聘 （圖/cornell）儘管在求職時選擇了最保險的管道，這些留學生在進入公司後仍然無法躲過“運氣”的捉弄。包括張宜淩在內的 5 個關係最要好的女生畢業後都留在了三藩市工作，她們半開玩笑的想和美國政府玩玩這個概率遊戲。
政府公佈的中簽率是三分之一，她們想拿自己做樣本，看看“我們 5 個留在美國的概率有多大？”
結果是，到今年為止，每一年都只有 1 個女生抽中，“我們想 beat the odds（僥倖獲勝）， 但是真的沒辦法，真的就一樣，” 張宜淩說。
作為經驗豐富的註冊精算師，張宜淩每天的工作是用數字計算不確定的未知事件，評估風險。
她估算的概率通常很準確，但這一次，她失利了。
美國之所以成為世界創新者的燈塔正是因為其包容吸收了全世界的移民，移民創造的公司為美國貢獻了源源不斷的工作機會和上百億美元的經濟效益。
而 H-1B 是移民得以在美國落地生根最重要的一環。
來自巴西的 Instagram 聯合創始人 Mike Krieger 通過 H-1B 留在了美國工作，2012 年 Instagram 被 Facebook 收購時的價格是 10 億美元，他曾說：“拿到簽證比創建 Instagram 的時間還要長。”
第一夫人 Melania Trump 出生在斯洛維尼亞共和國，她在紐約當模特時曾使用 H-1B 簽證，2006 年她正式成為美國公民。
Instagram 創始人 Mike Krieger 和 CEO Kevin Systrom（圖/seattletimes) 很多矽谷的科技公司嚴重依賴 H-1B 簽證， Facebook 和 Qualcomm 兩家公司在美國的員工中至少有 15% 都持有該簽證。
很多初創公司也通過 H-1B 吸引全世界的移民者。智庫美國政策國家基金會研究了 87 個美國初創公司，發現一半以上的公司都由美國以外的人創立，其中 71% 的公司的管理崗位上都是移民，例如 Uber、特斯拉等。
但未來，美國的移民並不會這麼幸運了。
在特朗普政策下，很多國會議員提出應該把 H-1B 發放給更高薪水的移民員工，從而避免壓低美國工人的工資。這也許對矽谷的大型科技公司有利，但對創業公司來說卻是噩耗。他們通常發放較低的工資給新員工，但以股權作為獎勵。
如果這一計畫實施，中國留學生畢業後進入初創公司的幾率就更小了，只能被拴在傳統的大型公司身上。
2015 年，奧巴馬曾允許 H-1B 簽證者的配偶在美國工作，但最近特朗普政府稱正在檢討該政策。
不管從哪一維度上看，H-1B 簽證政策都在不斷縮緊。這個被稱為最具創新力的國家正向移民者關上大門，而這也意味著，美國就快要丟掉作為世界創新者燈塔的名號了。
此時，張宜淩已經回國一年多了。儘管在國內的薪水比以前少了一半，但這一年裡，她交了男朋友，辦好了上海戶口。她有了長期計畫。
應採訪者要求，文中肖航、張宜淩為化名。
題圖：nestgcs,trbimg，sandratrap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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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綠卡的過程中張宜淩並沒有留在美國的合法身份。當張宜淩將收到的正式拒信告訴這位白人經理後，“她把門關上，直接哭了，她不能理解這件事，她不是美國移民，”張宜淩說。
從 4 月 1 號提交申請開始，何去何從的問題就一直在張宜淩腦海裡打轉。她的情緒從最初的平靜等待，到失望，到最終變得憤怒——“為什麼是我？”
她對抽籤的態度也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第一次沒抽到時，她根本沒把這當一回事，她甚至覺得就算回國也不差。到第二年抽籤失利時，她開始有些緊張。到了第三次，從提交申請開始她就沒有睡過一場好覺。
三次抽籤所跨越的兩年多時間改變了許多。這段時間張宜淩擁有了人生第一份工作，成為一家精算公司的諮詢師；順利考取了精算師證；在較快時間內獲得晉升；在同一屆進入的精算師裡，她的工作表現最為突出。
如果沒有 H-1B，這些都是好消息，但現在這些經歷反倒成了她做決定的“絆腳石”——“越是被肯定越捨不得走，如果我幹得不順心，走就走了。”
2015 年，她的 OPT（學生簽證畢業後的實習期）有效期即將過期，她沒有下一次抽籤機會了。
綠卡（圖/migrationpolicy) 但未中簽並不意味著就得立馬離開，想要留在美國工作仍然有其他曲線救國的辦法。
很多人會選擇讀一所不知名大學的碩士課程，並借用 CPT（Curricular Practical Training,課程實習訓練）的名頭繼續為當前的公司工作，照常拿薪水。
這類大學似乎專為留學生服務，他們提供全職 CPT，“學生”一周可以工作 40 個小時，集中在週末上課。很多人就通過這種方法在攻讀“野雞”碩士學位期間，再為自己爭取一到兩次抽籤機會。
張宜淩甚至都打聽好了灣區一所學校，但當一個朋友問她：“如果再掛 2 年 CPT，還是沒抽到，你能承受這個打擊嗎？”
她愣住了。
那些為跨國公司工作的留學生還有第二條路，公司可以把他們派到加拿大或者中國分部工作一年，第二年再幫他們抽一次簽。這也是張宜淩的公司提供給她的選擇。
但她拒絕了。她的答覆是：“所有的選擇都讓我再等一年，但我還是不確定明年的結果，還要再抽，我不接受了。”
等待的過程就像溫水煮青蛙一樣消磨她的希望和意志，有時候生活中最實際、最簡單的問題也無法決定，例如演唱會的門票到底要不要買，畢竟半年後她可能已經不在美國了。
這種不確定感帶來的打擊遠不止如此。工作上，張宜淩面對一些長期項目時，她發現自己無法像過去一樣專注，她變得漠然置之。“如果我做了這項計畫，但我看不到它的實施，我沒有什麼動力”。
同樣困擾她的是感情，和對待工作一樣，她很難傾力付出。特別是當遇到非留學生的美國人時，“我讓不讓對方知道（H-1B)？我可以選擇不說，但我們認知上不同。如果對方知道，他還能不能認真？ 如果他知道，但他不提供其他辦法，那麼還要繼續下去嗎？”
儘管身邊的人都認為 3 年沒抽到的概率很小，但在張宜淩看來每年都是獨立事件，“ 每年都是三分之一的概率，這是你無能為力的事情，我很無力。”
每年她都得面對同樣的問題：“如果去加拿大我怎麼交朋友？過一年就走？要是過一年我走不了呢？我到底給自己多長時間？這個點在哪裡？ 我什麼時候能回美國？”
在面對自己不安感的同時，每一年她也會送走身邊的朋友，“經歷這些之後，我看不到什麼時候能結束。 ”
第三次抽籤時，她快滿 25 歲了，心態發生了一些變化，她似乎受夠了這種等待，“所有的不確定我嘗試了 3 次，就這樣吧，是時候結束了。”
她最終選擇了回國，“回國對我來說至少是一個長期的計畫。”
做完決定的那一刻，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輕鬆——“接下來我的生活可以繼續了。”
在張宜淩做著艱難決定的同時，有 40 個和肖航一樣的應屆畢業生正興奮收拾著行李，準備踏上美國領土。他們基本都來自交大、北大和清華，都通過 H-1B 簽證從中國到美國 Google 總部工作。
Google 辦公室（圖/wpengine) 他們一畢業就能拿到連美國人都羡慕的薪水，去年他們已經在離 Google 總部不遠的地方買了新房，“雙碼農很容易買房”，25 歲的肖航說。
儘管比張宜淩晚到美國 6 年，他們馬上就能拿到綠卡了。
在肖航看來， “美國夢就是有房有車，我們也都有了。”
李暄也是這類後來居上的人之一，他在清華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學位，畢業後在中國微軟工作了 2 年，2011 年通過內部調動加入了微軟西雅圖總部。
據李暄估計，每年和他一樣從中國微軟調到西雅圖的大約有 200 人。這種調動很常見，光是李暄那一小組的 10 幾個同事，現在 80% 都在美國。2011 年前後，對於工程師來說，美國仍被看做是更好的選擇。
“美國夢” （圖/npr） 像李暄一樣，從國內分公司調到美國總部的外國人通常以一種被稱為 L-1 簽證的身份來到美國，借助 L-1，正式受雇於一家公司的海外工人可以在美國工作。其中，L-1A 簽證發放給管理層級別的外國員工，而 L-1B 發放給如李暄一樣的技術性員工。
這類簽證雖說沒有申請數量限制，但由於是內部調動，使用 L-1 簽證的外國人在美國期間不能換工作。在移民律師邱惠月看來，“L-1B 就像是現代奴隸一樣，”他說， “L-1B 的技術人員沒有綠卡的快車道，比 H-1B 更悲催。H-1B 有最低工資限制，能跳槽，但 L-1B 沒有工資限制，也不允許跳槽。”
因此很多拿 L-1 身份的外國人會同時申請 H-1B，為自己做兩手準備。而且，在 2012 年前，H-1B 簽證唾手可得，根本不需要抽籤。那時候，美國還未從金融危機中復原，經濟蕭條，公司招人的需求極少，因此找到工作的外國人遠比政府規定的 8.5 萬個名額少。
2011 年李暄就利用這一“空檔”辦了 H-1B 簽證。一拿到 H-1B，他就離開了微軟，加入了圖片分享社區 Pinterest。換工作並不影響他的綠卡排期，去年他已經順利拿到了綠卡。
和張宜淩比起來，肖航和李暄似乎太過順利了，毫不費力地就拿到了 H-1B，這讓她有些不甘心。“他們長期就沒想留下來，就想要一個體驗。就跟我們當初留學一樣，去看看美國什麼樣的，過兩年再回來，”她說。
肖航在 Google 工作了 1 年半後，放棄了綠卡，決定回國創業做 VR 軟體。對於他來說 Google 的光環已經有了，“待 1 年和待 2、3 年光環一樣大。”
肖航為創業前後籌備了 3 個多月，在拿到 130 萬美元投資的第二天他就辭職了。期間，他猶豫的只是 VR 軟體該如何做，而對於辭職可能意味著離開美國這事，他毫不在乎。
實際上，他對 Google 或是美國都沒什麼留戀。這兩年 Google 為了縮減經費，食物品質越來越差。美國也並沒有給他帶來太大衝擊，在 Mountain View (Google 總部所在地）的生活他大多跟華人在一起，畢竟光是 Google 的交大校友就已經可以組成一個龐大的校友團，“交大的真的是不計其數，學長學姐一大堆，”肖航說。
因此當聽到張宜淩三次沒抽到 H-1B，被迫離開美國的複雜心情時，他雖然覺得可惜，但“不能完全理解，說實話，我本身不是很在意。”
Google 總部（圖/Google Career) 如果真要為張宜淩的“為什麼是我？”找一個答案，很多人都會把矛頭指向印度人。
根據聯邦記錄，2014 年 20 個獲得最多 H-1B 簽證的公司中，13 個都是全球外包公司，排名靠前的是印度的外包巨頭例如塔塔諮詢服務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簡稱 TCS）、瑟斯(Infosys) 以及維布絡 (Wipro) 等。
前 20 個公司獲得了 3.2 萬個簽證，占了總數的 40%，而剩下一萬多個雇主每人能分到的簽證數微乎其微。
光是 TCS 一家公司就提交了 1.4 萬份申請，其中 5650 人拿到了 H-1B 簽證，這幾乎是所有中國人拿到簽證數量的一半。
這些年，印度公司還掌握了在灰色地帶操縱 H-1B 的方法。美國政府規定每名外國工作人員只能提交一份申請，但一家公司可申請的簽證數沒有限制。於是印度公司以低價拿到美國公司的合同後，會讓幾個公司同時申請一個職位，總有一個會中簽。
每年 4 月 1 號申請開放後，這些印度公司會提交數萬份申請。申請遵循先到先受理的原則，一周後開始申請的小雇主等於直接被淘汰。
最近幾年，政府在五天內收到的申請數超額後，便停止受理任何申請。
特朗普總統在競選以及上臺後，多次提及 H-1B 簽證制度中存在的欺詐和濫用行為。今年 4 月，他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要求相關機構對 H-1B 簽證政策提出變更建議。在美國公司應該首先雇傭美國人的前提下，確保這類簽證發放給了技術最熟練、薪酬最豐厚的移民員工。
雖然他沒有明確指出這項命令針對的人群，但很多印度公司心虛了。“今年印度公司暫時收手了，很多印度公司準備好的申請都沒有遞交上去，害怕中簽率太高會成出頭鳥，”紐約的移民律師邱慧月說。
特朗普決定收緊 H-1B 和 L-1 簽證 (圖/wionews) 對中國學生來說，這是好消息，也是壞消息。
好消息是申請數量減少了，壞消息是部分美國中小型公司拒絕招聘需要 H-1B 簽證的國際學生。“他們被特朗普的姿態嚇到了，不知道他會採取什麼措施制衡請了外國人的美國公司” ，邱慧月律師說，“今年中國學生在找工作時吃了很多閉門羹。很多中小型公司表示你必須有綠卡，或者你以前就有 H-1B，沒有的話就不談。”
這會直接影響中國留學生的求職選擇。但即使在特朗普上臺前，H-1B 的存在本身就已經為中國留學生劃清了職業選擇範圍。
在任何一所美國大學的招聘會上，總會出現相似情景——某些攤位被國際學生圍的水泄不通，他們通常是如亞馬遜、Google 一樣的科技公司，以及大型銀行或者是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一類的財務公司。
這些大型企業對應屆畢業生的需求量極大，並且都提供 H-1B 簽證。他們願意也有實力為每位申請者支付 2460 美元的簽證申請費，以及 2000 多美元的律師費。
拿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安永舉例，2015 年安永在全美一共提交了 850 份 H-1B 申請，今年提交的數量翻了一倍到 1500 份，抽到的人數為 500 人。
儘管中簽率不高，但數量不可小覷，因此這類公司通常是中國留學生求職時的熱門選擇。
而一些中小型公司，招聘需求少，且不一定提供 H-1B 簽證。關鍵在於，由於局限在校內，很多留學生求職時很難判定不同公司是否提供 H-1B 簽證。因此，與其廣撒網，他們大多都選擇將目標鎖定在校園招聘上那些最保險，也是成功率最高的大型科技和金融公司。
校園招聘 （圖/cornell）儘管在求職時選擇了最保險的管道，這些留學生在進入公司後仍然無法躲過“運氣”的捉弄。包括張宜淩在內的 5 個關係最要好的女生畢業後都留在了三藩市工作，她們半開玩笑的想和美國政府玩玩這個概率遊戲。
政府公佈的中簽率是三分之一，她們想拿自己做樣本，看看“我們 5 個留在美國的概率有多大？”
結果是，到今年為止，每一年都只有 1 個女生抽中，“我們想 beat the odds（僥倖獲勝）， 但是真的沒辦法，真的就一樣，” 張宜淩說。
作為經驗豐富的註冊精算師，張宜淩每天的工作是用數字計算不確定的未知事件，評估風險。
她估算的概率通常很準確，但這一次，她失利了。
美國之所以成為世界創新者的燈塔正是因為其包容吸收了全世界的移民，移民創造的公司為美國貢獻了源源不斷的工作機會和上百億美元的經濟效益。
而 H-1B 是移民得以在美國落地生根最重要的一環。
來自巴西的 Instagram 聯合創始人 Mike Krieger 通過 H-1B 留在了美國工作，2012 年 Instagram 被 Facebook 收購時的價格是 10 億美元，他曾說：“拿到簽證比創建 Instagram 的時間還要長。”
第一夫人 Melania Trump 出生在斯洛維尼亞共和國，她在紐約當模特時曾使用 H-1B 簽證，2006 年她正式成為美國公民。
Instagram 創始人 Mike Krieger 和 CEO Kevin Systrom（圖/seattletimes) 很多矽谷的科技公司嚴重依賴 H-1B 簽證， Facebook 和 Qualcomm 兩家公司在美國的員工中至少有 15% 都持有該簽證。
很多初創公司也通過 H-1B 吸引全世界的移民者。智庫美國政策國家基金會研究了 87 個美國初創公司，發現一半以上的公司都由美國以外的人創立，其中 71% 的公司的管理崗位上都是移民，例如 Uber、特斯拉等。
但未來，美國的移民並不會這麼幸運了。
在特朗普政策下，很多國會議員提出應該把 H-1B 發放給更高薪水的移民員工，從而避免壓低美國工人的工資。這也許對矽谷的大型科技公司有利，但對創業公司來說卻是噩耗。他們通常發放較低的工資給新員工，但以股權作為獎勵。
如果這一計畫實施，中國留學生畢業後進入初創公司的幾率就更小了，只能被拴在傳統的大型公司身上。
2015 年，奧巴馬曾允許 H-1B 簽證者的配偶在美國工作，但最近特朗普政府稱正在檢討該政策。
不管從哪一維度上看，H-1B 簽證政策都在不斷縮緊。這個被稱為最具創新力的國家正向移民者關上大門，而這也意味著，美國就快要丟掉作為世界創新者燈塔的名號了。
此時，張宜淩已經回國一年多了。儘管在國內的薪水比以前少了一半，但這一年裡，她交了男朋友，辦好了上海戶口。她有了長期計畫。
應採訪者要求，文中肖航、張宜淩為化名。
題圖：nestgcs,trbimg，sandratrap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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