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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國家大劇院設計者保羅·安德魯:“所謂那些‘地標性建築’不是建築師想做就能做出來的”

在北京皇城根一家由老建築改造而成的藝術中心裡, Lens見到了法國建築師保羅·安德魯。 他正指揮著幾個工作人員佈置自己的畫展。

他已經79歲了, 乾癟的身體藏在T恤衫裡, T恤衫則塞在寬大的西服褲裡, 身體佝僂, 動作遲緩。

他是中國國家大劇院的設計者。 在中國媒體口中, 他常被稱為“大師”。

但實際上, 在來到中國開拓業務之前, 他鮮被冠以“大師”的名號。

從1964年開始, 他一直在巴黎機場公司工作, 在全球範圍內建造了60餘座機場, 是機場建造專家。 直到2000年, “我們來到中國, 機會的大門打開了, 做了許多大型公共建築”, “大師”的稱號才降臨在他頭上。

但他說, 所謂那些“地標性建築”, 打一開始就不是“建築師想做就能做出來的”, 它們不過是“功能、造型、歷史意義、象徵意義, 再加一點運氣”的結果。

“運氣的結果”:中國國家大劇院

圍繞保羅·安德魯, 最醒目的話題總是他那幾次驚人的失敗。

2004年5月, 國家大劇院正在如火如荼的施工中, 保羅·安德魯設計建造的戴高樂機場2E候機廳天花板坍塌, 造成4人死亡, 他一下被巨大的輿論壓力包圍。

9月, 更糟糕的事情發生了:他設計的迪拜國際機場第三航站樓又在建造中坍塌。

保羅·安德魯作品:迪拜國際機場第三航站樓

雖然安德魯在兩起事故發生後據理力爭, 認為完全是施工方導致了不幸的發生, 但他後來回憶這段噩夢般的日子時說:“那時候我正在澳門設計建造一棟大型賭場和酒店, 消息傳來, 我們的合作被立刻叫停。 我不得不把手下的人全遣散了,

一共25個人, 那時我以為自己的建築生涯徹底結束了……”

在中國, 一切也並非一帆風順。 北京的國家大劇院和上海的東方藝術中心, 都因為能耗過大被指責具有“嚴重的設計失誤”:

國家大劇院內部

在東方藝術中心, 由於音樂廳、歌劇院和演奏廳的內部空間全部相通,

一個小演奏廳有演出, 全部空調都要打開, 連電費都賺不回來;在大劇院, 問題類似且變本加厲, 正常演出情況下, 一天的空調費就高達10萬……

Lens和安德魯的對話, 就從這些負面評價開始。

不過, 這位十數年和中國官員及甲方打交道的老人, 回避了直接給出答案。 他說:“一個建築師不可能信心滿滿, 最初, 他一定對自己的作品充滿疑惑, 但絕對不能和客戶分享你的疑惑……他們絕不想要一個對自己有所懷疑的建築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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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s ×保羅·安德魯

Q:你在中國建造了許多地標性建築, 這些建築和當地居民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怎樣的?

A:首先, 建築師自己是無法決定自己做的究竟是不是地標性建築的。

是否能成為地標性建築, 取決於建築的功能、造型、歷史意義、象徵意義,以及人們是否認可其標誌性地位,是件很複雜的事情。

保羅·安德魯合作建造的巴黎“新凱旋門”

實際上,世界上真正的地標性建築物很少,比如悉尼歌劇院,建築師最開始不過是想建造一棟面向大海的宏偉歌劇院,他肯定沒想過這個東西能成為悉尼甚至整個澳大利亞的象徵。建築師對建築品質的把握,加之人們對它的反應,共同造就了地標。

設計建築的時候,我最反感甲方說“做點‘標新立異’的東西”,但現在,中國的許多地方政府官員都喜歡直接說“給我做個地標性建築物”。我試著解釋,但和他們在這一點上交流起來非常困難……

保羅·安德魯作品: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內部

Q:在中國接手項目時,是否會遭遇一些前所未有的要求?

A:在中國,很多時候甲方會跟我說:“給我設計一個前所未有的東西。”我跟他們說:“前所未有”並不是種特質,美觀、堅固,這些才是特質。可是中國官員不太喜歡我這樣說。

做國家大劇院的時候,我堅持要求大廳對公眾開放,因為這是在公共土地上、用國家資金建造的場所,就要讓公眾能夠進來參觀。我尤其希望孩子能自由進入,能借此接觸到以前沒有聽過的音樂。

國家大劇院內部

建築領域不需要行銷,換句話說,不需要針對(甲方的)願望來執行。只要動用自己的說服力和誠實就行,而不是靠算計。

我會告訴中國客戶,至少我會建造一個一流的劇院,人們在其中的動線流暢,能方便地找到衣帽間,衛生間數量充足,音樂廳可以提供很好的試聽享受……但絕對不能和甲方分享你心裡的疑惑。一個建築師不可能信心滿滿地展開工作,最開始他一定是在試圖尋找某種表達效果,可真要和客戶這麼說,你就完了,他們絕對不想要對自己有所懷疑的建築師。

所以建築師很難做,要承諾某種你沒法做到的事情。

保羅·安德魯作品:廣州新體育館

Q:你曾經做了將近40年機場建築師,如何看待機場建築及其未來發展?

A:30年前我們設計機場的時候,腦袋裡想的都是如何以更好的方式組織場所,如何削減人們行走的距離,如何緩解人們面對飛行、延誤等的恐懼、厭惡感……當然也會設計一些購物區域。可現在呢,機場成了人們不過恰好能在那裡搭飛機的巨大購物中心。人們不再在乎是不是在機場裡繞遠,就像在北京和巴黎的機場,建築師故意把道路設計得彎彎曲曲,為的就是人們能逛到那些免稅店。

保羅·安德魯作品:夏爾·戴高樂機場第二航站樓

當然了,全世界的機場現在都是這個趨勢,覺得只有這樣才能讓乘客高興。好吧,可我就是對此不太感冒。所有的建築本質上都成了購物中心:機場是恰好能乘飛機的購物中心;火車站是能乘火車的購物中心;甚至醫院、博物館……可我們真的有那麼大的消費能力嗎?

我相信我們很快就會經歷一場商業革命。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在網上購物,那些層出不窮的購物場所很快就會成為單純的展示廳。

戴高樂機場航站樓細節

另外一種趨勢,是購物會變得越來越“符號化”。比如我去了博物館,會在商店買個小紀念冊,而這種購買的意義僅僅在於紀念我的這次博物館之旅。

假如這樣的變革到來,我們現在不停建造的這些購物中心該怎麼辦呢?

我常常批評當今的機場,他們都以“提供最棒的享受”(offer our best)為宣傳語。可假如不論在倫敦還是巴黎,你看到的都是一模一樣的奢侈品店,又有何“最棒”可言呢?

保羅·安德魯作品:夏爾·戴高樂機場第一航站樓內部

Q:中國人在世界成為購物中心的過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A:確實這樣,在世界各個地方,中國遊客都是目標中心。大概十年前,日本人扮演著當今中國人的角色,所有百貨商店裡都有會講日語的人,今天則換成了會講中文的服務員。

保羅·安德魯作品:大阪海洋博物館

思考一下,現在在西方百貨商場裡已經看不到太多日本人了,一方面因為日本遭遇了經濟危機,另一方面也因為日本人如今懂得還有另外的生活方式:有需求時可以和別人交換舊物,可以到小眾景點去旅行觀景,儘量在本國消費。我相信有一天中國人也會發展成這樣。

保羅·安德魯作品:濟南大劇院

Q:你為同一家公司工作了近40年,63歲開始自己創業,對於這兩種工作模式,你對現在的年輕人有什麼建議?

A:假如你為別人的公司工作,且從事的是與創意相關的崗位,你必須保證自己能夠獲得“必要的自由度”,是種“接受和抗爭”並存的關係吧。

講課時我反復告訴學生:自由絕不是件免費賦予的東西,它永遠要靠自己爭取。核心在於你必須達成自身內部的自由:你想表達什麼?你表達的方式是什麼?這些都需要反復訓練。

保羅·安德魯:蘇州科技文化藝術中心

自由對我來說還有另外一個含義:人生前半階段的許多事情都是無意識進行的,比如生於什麼樣的家庭,接受什麼樣的教育,我們可能不喜歡,但別無選擇。自由意味著開始思考這些問題。自己思考,不要讓別人代替你思考。

Q:你如何形容自己現在的狀態?

A:我喜歡平靜感,不喜歡現在那種亮閃閃的東西。對我來說,建築、繪畫——或者說廣義的藝術,有可能充滿緊張感,或者充滿情緒,但呈現它們的方式並不需要充滿情緒,或者說你不需要反復不停地重申你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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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保羅·安德魯建築回憶錄》,中信出版社2015年出版

《保羅·安德魯:“我只做自己原創的項目。我對執行別人的想法不太感興趣”》(ArchDaily 2017年3月報導)

《設計師保羅·安德魯,總是引人眼球卻備受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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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陽瀟瀟

圖片來自保羅·安德魯工作室及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Lens 是一個致力於發現創造與美、探求生活價值、傳遞人性溫暖的文化傳播品牌。

取決於建築的功能、造型、歷史意義、象徵意義,以及人們是否認可其標誌性地位,是件很複雜的事情。

保羅·安德魯合作建造的巴黎“新凱旋門”

實際上,世界上真正的地標性建築物很少,比如悉尼歌劇院,建築師最開始不過是想建造一棟面向大海的宏偉歌劇院,他肯定沒想過這個東西能成為悉尼甚至整個澳大利亞的象徵。建築師對建築品質的把握,加之人們對它的反應,共同造就了地標。

設計建築的時候,我最反感甲方說“做點‘標新立異’的東西”,但現在,中國的許多地方政府官員都喜歡直接說“給我做個地標性建築物”。我試著解釋,但和他們在這一點上交流起來非常困難……

保羅·安德魯作品: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內部

Q:在中國接手項目時,是否會遭遇一些前所未有的要求?

A:在中國,很多時候甲方會跟我說:“給我設計一個前所未有的東西。”我跟他們說:“前所未有”並不是種特質,美觀、堅固,這些才是特質。可是中國官員不太喜歡我這樣說。

做國家大劇院的時候,我堅持要求大廳對公眾開放,因為這是在公共土地上、用國家資金建造的場所,就要讓公眾能夠進來參觀。我尤其希望孩子能自由進入,能借此接觸到以前沒有聽過的音樂。

國家大劇院內部

建築領域不需要行銷,換句話說,不需要針對(甲方的)願望來執行。只要動用自己的說服力和誠實就行,而不是靠算計。

我會告訴中國客戶,至少我會建造一個一流的劇院,人們在其中的動線流暢,能方便地找到衣帽間,衛生間數量充足,音樂廳可以提供很好的試聽享受……但絕對不能和甲方分享你心裡的疑惑。一個建築師不可能信心滿滿地展開工作,最開始他一定是在試圖尋找某種表達效果,可真要和客戶這麼說,你就完了,他們絕對不想要對自己有所懷疑的建築師。

所以建築師很難做,要承諾某種你沒法做到的事情。

保羅·安德魯作品:廣州新體育館

Q:你曾經做了將近40年機場建築師,如何看待機場建築及其未來發展?

A:30年前我們設計機場的時候,腦袋裡想的都是如何以更好的方式組織場所,如何削減人們行走的距離,如何緩解人們面對飛行、延誤等的恐懼、厭惡感……當然也會設計一些購物區域。可現在呢,機場成了人們不過恰好能在那裡搭飛機的巨大購物中心。人們不再在乎是不是在機場裡繞遠,就像在北京和巴黎的機場,建築師故意把道路設計得彎彎曲曲,為的就是人們能逛到那些免稅店。

保羅·安德魯作品:夏爾·戴高樂機場第二航站樓

當然了,全世界的機場現在都是這個趨勢,覺得只有這樣才能讓乘客高興。好吧,可我就是對此不太感冒。所有的建築本質上都成了購物中心:機場是恰好能乘飛機的購物中心;火車站是能乘火車的購物中心;甚至醫院、博物館……可我們真的有那麼大的消費能力嗎?

我相信我們很快就會經歷一場商業革命。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在網上購物,那些層出不窮的購物場所很快就會成為單純的展示廳。

戴高樂機場航站樓細節

另外一種趨勢,是購物會變得越來越“符號化”。比如我去了博物館,會在商店買個小紀念冊,而這種購買的意義僅僅在於紀念我的這次博物館之旅。

假如這樣的變革到來,我們現在不停建造的這些購物中心該怎麼辦呢?

我常常批評當今的機場,他們都以“提供最棒的享受”(offer our best)為宣傳語。可假如不論在倫敦還是巴黎,你看到的都是一模一樣的奢侈品店,又有何“最棒”可言呢?

保羅·安德魯作品:夏爾·戴高樂機場第一航站樓內部

Q:中國人在世界成為購物中心的過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A:確實這樣,在世界各個地方,中國遊客都是目標中心。大概十年前,日本人扮演著當今中國人的角色,所有百貨商店裡都有會講日語的人,今天則換成了會講中文的服務員。

保羅·安德魯作品:大阪海洋博物館

思考一下,現在在西方百貨商場裡已經看不到太多日本人了,一方面因為日本遭遇了經濟危機,另一方面也因為日本人如今懂得還有另外的生活方式:有需求時可以和別人交換舊物,可以到小眾景點去旅行觀景,儘量在本國消費。我相信有一天中國人也會發展成這樣。

保羅·安德魯作品:濟南大劇院

Q:你為同一家公司工作了近40年,63歲開始自己創業,對於這兩種工作模式,你對現在的年輕人有什麼建議?

A:假如你為別人的公司工作,且從事的是與創意相關的崗位,你必須保證自己能夠獲得“必要的自由度”,是種“接受和抗爭”並存的關係吧。

講課時我反復告訴學生:自由絕不是件免費賦予的東西,它永遠要靠自己爭取。核心在於你必須達成自身內部的自由:你想表達什麼?你表達的方式是什麼?這些都需要反復訓練。

保羅·安德魯:蘇州科技文化藝術中心

自由對我來說還有另外一個含義:人生前半階段的許多事情都是無意識進行的,比如生於什麼樣的家庭,接受什麼樣的教育,我們可能不喜歡,但別無選擇。自由意味著開始思考這些問題。自己思考,不要讓別人代替你思考。

Q:你如何形容自己現在的狀態?

A:我喜歡平靜感,不喜歡現在那種亮閃閃的東西。對我來說,建築、繪畫——或者說廣義的藝術,有可能充滿緊張感,或者充滿情緒,但呈現它們的方式並不需要充滿情緒,或者說你不需要反復不停地重申你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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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保羅·安德魯建築回憶錄》,中信出版社2015年出版

《保羅·安德魯:“我只做自己原創的項目。我對執行別人的想法不太感興趣”》(ArchDaily 2017年3月報導)

《設計師保羅·安德魯,總是引人眼球卻備受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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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陽瀟瀟

圖片來自保羅·安德魯工作室及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Lens 是一個致力於發現創造與美、探求生活價值、傳遞人性溫暖的文化傳播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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