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9號淩晨， 路透社援引伊斯蘭國(ISIS)組織新聞社的消息稱， 該組織殺死了上月24日在巴基斯坦西南部的俾路支省綁架的兩名中國公民。 消息傳來， 中國外交部根據巴基斯坦方面提供的資訊也認為這兩名中國公民有可能已經不幸遇害。
▲兩名中國公民正面照
俾路支省案件的背後
俾路支省是巴國一個比較危險的省份， 恐怖活動比較多。 5月24日， 兩名中國公民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奎達市一個名為“真納鎮”的小鎮上遭遇綁架。 據澎湃新聞等報導， 此前有外媒報導稱這兩名中國人在當地的身份是“私立語言學校教師”。 但隨著對事件的調查不斷深入， 關於兩名受害者的更多背景資訊逐漸浮出水面。
兩名被綁架中國公民都是“90後”的年輕人， 記者從事發當地民眾那裡瞭解到， 被綁架的兩名中國人是去年11月底由一名韓國人帶領進入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首府奎達的真納鎮地區，
真納鎮當地的一名旅館老闆表示， 兩名遭綁架者平時並非獨自行動， 而是與另外11名中國人組成一個相對封閉的組織。
他透露， 這些人以一名韓國人為首， 名義上是參加一個名為“ARK Academy”的語言學校。 但是， 他們的行為和普通的教師或學生並不完全相同。 除了學習烏爾都語之外， 這13人每天都要舉行集體會議， 以及具有“基督教”色彩的宗教儀式。
當地民眾反映稱， 這13人經常結成人數為3-5人的小組分頭外出， 拜訪當地信仰伊斯蘭教的居民， 為他們宣講基督教的經典、播放具有基督教色彩的音樂， 並邀請這些人參加自己舉辦的“活動”。 而參與過這些活動的當地人則表示，
也就是說， 這名韓國人組織、教唆一批中國年輕人跑到一個普遍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 不停地勸人家改信基督教。 且不說十字軍東征以來， 兩大教派的矛盾摻雜著地緣政治、經濟利益等並不簡單， 光說這種傳教帶來的騷擾就是一種冒犯。
巴國的俾路支省長期是極端主義勢力活躍地區， 曾是多次大規模恐怖襲擊的目標。 就在綁架事件發生前一年的2016年8月， 他們所在的俾路支省首府奎達市一家公立醫院遭遇槍擊和爆炸， 造成93人死亡；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一個分支宣佈對此負責。 利用中巴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 教唆這些中國人以身犯險是一種極不負責和用心險惡的行為。
隨著傳教活動越來越頻繁， 這13人在當地引起的注意和警覺也越來越大， 而這為他們帶來的風險則是不言而喻的。
好在， 在綁架事件發生後， 巴基斯坦當地警方和中國使領館人員已經對另外11名中國人進行了有效保護和妥善處理， 他們已於近期返回國內。 目前， 這名韓國人是如何在中國招募這些年輕人到巴基斯坦傳教的， 尚不清楚。 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 近年來韓國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十分猖獗， 不但非法傳教， 還誘騙中國人到危險地區替他們傳教。 韓國宗教勢力堪稱當世一股令人矚目的宗教“泥石流”。
韓國人為什麼熱衷於傳教？
基督教在韓國極為盛行， 軍政府下臺後， 教徒人數爆發式增長。
基督教 19 世紀傳入朝鮮半島， 今天已經成為韓國的第一大宗教團體。 1999 年韓國大約有 15 家擁有超過1 萬名固定信徒的“百萬教會”， 400 家擁有 1000 人以上信徒的新教教會。 其發展速度超過其他國家， 尤其是到了 1960 年之後， 幾乎是每十年翻一番。
在韓國， 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基督教會存在， 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 教堂林立， 夜晚霓虹燈裝飾下的十字架遍地， 是韓國一大景觀。 韓國前總統朴槿惠的困境很大原因是當初受邪教所惑， 拜了一個可能是邪教分子的人做教父， 交了他的女兒做閨蜜。
韓國教會到處傳教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宗教的市場化， 各種基督教的變體非常多，各教派需要更多發展“人頭”，彼此競相拉攏教眾。
在韓國，人們普遍認為，會友快速增加的教會是好的教會，能建立大群會眾的牧師被視為有能力的牧師。教會實力往往依據參加主日禮拜的人數和奉獻的多寡來衡量。標有會眾量的圖表在教會辦公室隨處可見，各種統計數字在教會週報中也頻繁出現。對會眾量的追求漸漸成為教會的一項重要目標。當有限的國內信徒和資金(信徒的捐款)難以再度提升時，教會自然會將視野投向海外。更有甚者，一些教會還派遣傳教士到危險的地區傳教，比如伊斯蘭地區，以證明自身的存在。
傳教士去的地方越動盪，傳教使命就越神聖。在這裡，傳教成功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冒險行為帶來的宣傳效應和信徒的擴大，其結果則促使宣教熱情的高漲及海外宣教士的激增。
▲朴正熙 朴槿惠 崔太敏 （從左至右）
教眾多就意味著錢多。因為這些教會都實行自養方針，資金主要來源於信徒及社會的捐贈。韓國基督徒的奉獻大約是其收入的十分之一，但事實上要超過這個數字，一位元經商的年輕基督徒說過：“現在我的奉獻超過五分之一，但我禱告並期盼有朝一日我能奉獻十分之九給神,用十分之一生活。”
隨著大量社會高收入階層成為教眾，教會收入越來越多，教會的神職人員不但具有較高的社會聲望，還擁有優厚的工資待遇。80年代前後的調查顯示:近80%的神職人員處在中產階層。成員構成的變化不僅為教會注入活力。而且大大增強了教會的經濟實力，進而為海外宣教的持續增長提供了強有力的財力支撐。
韓國經濟自“漢江奇跡”後發展較快，為傳教活動提供了財力保證。韓國各教派共向海外派出兩萬多名傳教士，僅次於美國，深入100多個國家，包括一些危險的戰亂地區。
作為向海外派遣傳教士的大國，韓國在中東伊斯蘭國家的傳教活動很早就成為話題。一名韓國外交部官員曾在2009年對韓國《朝鮮日報》透露，當年7-8月間曾有80多名韓國傳教士被伊朗、葉門、沙特和“其他中東伊斯蘭國家”驅逐出境。約旦政府曾經警告首爾稱，有可能發生針對韓國傳教士的恐怖襲擊。
中國也是韓國傳教的重要物件，在韓語版的Google中鍵入“中國基督教佈道”，得出的查詢結果有數十萬條。據悉，韓國的海外傳教士有半數都是在中國。受制於中國的法律法規，他們的活動都是在地下，但其對中國的潛在影響，是不可忽視的，而且還在增長。
▲崔順實和朴槿惠
參考消息報導，據韓國媒體報導，有32名韓國人因在靠近朝鮮邊境的延吉地區傳教被中國政府驅逐，其中不少人已在當地工作十多年。韓國媒體稱，在中國傳教的韓國傳教士可能超過1000人，多數在中國東北地區。
總有一種說法是“中國人缺乏信仰”，仿佛我們也該有一個唯一被依賴的神明為迷途之人引航。然而實際上中國的精神文化本來就是完整、成熟、豐富、獨立的體系，中國從古至今的故事都是靠自己多過求神明。我們並未缺失信仰，只是從不將精神的重心寄託在虛無之上。更何況，這虛無在人間的代言是和我們一樣有七情六欲的人。
各種基督教的變體非常多，各教派需要更多發展“人頭”，彼此競相拉攏教眾。在韓國，人們普遍認為，會友快速增加的教會是好的教會，能建立大群會眾的牧師被視為有能力的牧師。教會實力往往依據參加主日禮拜的人數和奉獻的多寡來衡量。標有會眾量的圖表在教會辦公室隨處可見，各種統計數字在教會週報中也頻繁出現。對會眾量的追求漸漸成為教會的一項重要目標。當有限的國內信徒和資金(信徒的捐款)難以再度提升時，教會自然會將視野投向海外。更有甚者，一些教會還派遣傳教士到危險的地區傳教，比如伊斯蘭地區，以證明自身的存在。
傳教士去的地方越動盪，傳教使命就越神聖。在這裡，傳教成功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冒險行為帶來的宣傳效應和信徒的擴大，其結果則促使宣教熱情的高漲及海外宣教士的激增。
▲朴正熙 朴槿惠 崔太敏 （從左至右）
教眾多就意味著錢多。因為這些教會都實行自養方針，資金主要來源於信徒及社會的捐贈。韓國基督徒的奉獻大約是其收入的十分之一，但事實上要超過這個數字，一位元經商的年輕基督徒說過：“現在我的奉獻超過五分之一，但我禱告並期盼有朝一日我能奉獻十分之九給神,用十分之一生活。”
隨著大量社會高收入階層成為教眾，教會收入越來越多，教會的神職人員不但具有較高的社會聲望，還擁有優厚的工資待遇。80年代前後的調查顯示:近80%的神職人員處在中產階層。成員構成的變化不僅為教會注入活力。而且大大增強了教會的經濟實力，進而為海外宣教的持續增長提供了強有力的財力支撐。
韓國經濟自“漢江奇跡”後發展較快，為傳教活動提供了財力保證。韓國各教派共向海外派出兩萬多名傳教士，僅次於美國，深入100多個國家，包括一些危險的戰亂地區。
作為向海外派遣傳教士的大國，韓國在中東伊斯蘭國家的傳教活動很早就成為話題。一名韓國外交部官員曾在2009年對韓國《朝鮮日報》透露，當年7-8月間曾有80多名韓國傳教士被伊朗、葉門、沙特和“其他中東伊斯蘭國家”驅逐出境。約旦政府曾經警告首爾稱，有可能發生針對韓國傳教士的恐怖襲擊。
中國也是韓國傳教的重要物件，在韓語版的Google中鍵入“中國基督教佈道”，得出的查詢結果有數十萬條。據悉，韓國的海外傳教士有半數都是在中國。受制於中國的法律法規，他們的活動都是在地下，但其對中國的潛在影響，是不可忽視的，而且還在增長。
▲崔順實和朴槿惠
參考消息報導，據韓國媒體報導，有32名韓國人因在靠近朝鮮邊境的延吉地區傳教被中國政府驅逐，其中不少人已在當地工作十多年。韓國媒體稱，在中國傳教的韓國傳教士可能超過1000人，多數在中國東北地區。
總有一種說法是“中國人缺乏信仰”，仿佛我們也該有一個唯一被依賴的神明為迷途之人引航。然而實際上中國的精神文化本來就是完整、成熟、豐富、獨立的體系，中國從古至今的故事都是靠自己多過求神明。我們並未缺失信仰，只是從不將精神的重心寄託在虛無之上。更何況，這虛無在人間的代言是和我們一樣有七情六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