蘿拉·斯平尼（Laura Spinney）是一位元科普作家， 其作品曾經發表在《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國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自然》（Nature）、《新科學家》（New Scientist）和《電訊報》（The Telegraph）等媒體之上。 她最新的一本著作是 2017 年出版的《蒼白騎士：1918 年的西班牙流感以及它是如何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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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 1918 年大流感嗎？一個世紀前， 那場流感席捲全球， 導致全球三分之一的人感染病毒。 最終共有大約 5000 萬人喪生。 你可能不記得。 不過你也許對“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有些印象。 實際上， “西班牙流感”正是 1918 年大流感的一個廣為人知的綽號。 西班牙人則將那次流感叫做“那不勒斯士兵”（Naples Soldier）。 第一波流感來襲時， 引人注目的音樂劇《遺忘之歌》（The song of forgetting）正在馬德里進行首次公演。 人們便借用此劇的角色和劇情， 將“那不勒斯士兵”作為此次流感的綽號。 西班牙人知道這場流感的發源地不在他們的國家，
人類給疾病命名的歷史堪稱醜陋不堪， 而西班牙流感這個名字則算得上這段歷史上的一個“紀念碑”。 1918年， 全世界都籠罩在一戰的陰雲之下。 參戰國對自己的媒體採取了嚴格的審查制度， 為的就是避免媒體報導影響國內的士氣。 西班牙在一戰中保持中立。 當第一個病人出現時， 西班牙媒體對其進行了廣泛的報導。 實際上， 美國在兩個月前已經出現了感染病例， 法國更是在數周之前就發現了該病的患者。 不過， 美國和法國的媒體並沒有展開報導。 在全世界眼中， 這場流感是從西班牙爆發興起的， 而其他國家的宣傳機構對這樣的錯誤認知也採取鼓勵態度。 在他們看來， 西班牙正是替自己背鍋的合適物件。
圖片來自 Wikimedia Commons給疾病命名可是一門學問。 這其中既涉及政治因素， 又要考慮找到替罪羊的人性需求。 同時， 疾病的名字還要精准的傳遞出致命性這一資訊。 每隔一段時間， 人們就會試圖移除疾病命名過程中的主觀因素。 無論是發生在哪裡，
2015 年之前， 我們疾病命名系統實在令人擔憂。 在疾病發生的早期階段， 我們可以獲知的資訊少之又少， 這就給疾病命名帶來了困難。 不過我們卻又要給新的疾病起一個名字， 因為與一個沒有名字的威脅抗爭實在是非常艱難。 2012 年， 第一例中東呼吸綜合症（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出現在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 然而三年後， 這一疾病又在韓國大規模爆發。
人類在給疾病命名這件事上本來就做得很差， 而互聯網的出現更讓一切雪上加霜。 有了網路後， 疾病的名字可能比疾病本身的傳播速度還快、傳播距離還遠。 尤其要說的是， 第一個給疾病起名字的人很可能是政府官員或者新聞工作者， 而不是疾病領域的專家學者。 考慮到這些弊端和問題， WHO 推出了 2015 版疾病命名指南。 他們的目標並不高：在 ICD 根據更多資訊和更深入認知對疾病正式命名前， 阻止人們給疾病起一些糟糕至極的名字。而在 ICD 得出正式的命名結論後，WHO 會將新的疾病名稱公之於眾。
根據 2015 版疾病命名指南，傳染性疾病的名字中不得出現地點和物種的名稱，也不得出現能夠以性別、宗教和文化身份進行劃分的人群名稱。當然，諸如“未知”和“致命”這樣容易引起恐慌的詞彙也不能使用。雖然 WHO 不會更改已有疾病的名稱，但是裂谷熱（Rift Valley fever）和軍團病（Legionnaires’ disease）這樣的名字以後將不會再出現在公眾視野裡。
據 WHO 介紹，此後對疾病的命名將使用通用描述類詞彙。這其中就包括描述病症的詞彙，比如說“呼吸系統疾病”或者“水樣腹瀉”。疾病的名字可能會體現患病群體的特徵，但使用的都是中性詞彙，比如在兒童疾病命名時使用“青少年”，在母親群體所患疾病命名時使用“母性”。疾病的名字中還可能出現季節或者身體系統，比如說“心臟內科疾病”或者“神經系統疾病”。另外，導致人們患病細菌和病毒的名字也在可用範疇之內。說到這，我們不由得想到甲型鏈球菌（streptococcus A）、冠狀病毒（coronavirus）、流感病毒（influenza virus）和沙門氏菌（salmonella）。採用這套命名系統後，如果多個疾病的名字出現相同的情況，那麼我們將用數字對其進行區分。
WHO 叫停了根據政治因素命名疾病的行為，希望借此強化公共健康情況。總的來看，對疾病的錯誤命名可能產生毀滅性的後果。2009 年爆發的病毒性流感最初被冠以“豬流感”之名，但實際上它卻可以在人類之中傳播，對豬反而造不成影響。受到誤導的埃及政府為了阻止疾病擴散，依舊要求大規模屠宰國內的生豬。據悉埃及境內共計屠宰了大約 30 萬頭生豬，其中大部分屬於埃及國內的少數民族科普特人。
在給疾病命名的爭辯中，流感是一個焦點話題。導致流感的病毒非常不穩定，因此新的病毒變種總是不停的誕生。如此一來，我們就要給每一種新的變種病毒起一個用來識別區分的名字。不過，其他變異能力稍弱的疾病也可能成為這場爭論的中心。上世紀八十年代，HIV 病毒首次出現。那時候，人將其稱作同性戀免疫缺陷綜合症（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簡稱 GRID）。這個名稱不僅使同性戀群體蒙上汙名，同時也使異性戀者低估了無保護措施性愛可能帶來的風險。同時，針對愛滋病開展的研究沒有得到社會重點關注。相比於這個疾病的威脅來說，當年各個研究項目得到的經費支援可謂杯水車薪。
圖片來自 PIXNIO具有誤導性的疾病名稱可能導致經濟活動崩潰，也可能導致人們喪命。鑒於此，WHO 在疾病命名領域的努力應該獲得讚揚。新的疾病命名系統看上去非常合乎情理。事實上，人們很難找到理由反對全新命名規則實行的理由。可現實中，人們還真就提出了反對。
一些科學家表示，WHO 的疾病命名指南可能導致平淡乏味且容易被淡忘的名字出現。這使得人們很難區分各種疾病。在新的規則下，瑪律堡病（Marburg disease）將會被冠以“I 型線狀病毒引發的出血熱”（filovirus-associated haemorrhagic fever 1），而埃博拉（Ebola）則會被命名為“Ⅱ 型線狀病毒引發的出血熱”。其他人稱 WHO 指南可能導致潛在的有用資訊無法出現在疾病的名字中，比如病原體在大自然中寄生的動物名稱。基於此，我們不應該接受 WHO 的命名規則。
其他批評人士則對 WHO 命名規則背後的指導精神進行攻擊。他們認為對疾病名稱去政治化是不現實的，因為疾病本身就具有政治屬性。人畜共患疾病（起源於動物的人類傳染病）在最近十幾年中頻頻爆發，而這也是 WHO 最初推出疾病命名指南的原因之一。隨著全球人口激增，人類開始侵襲新的生態系統，也開始與全新的病原體產生接觸。批評人士表示，新自由主義（一種思想體系，其指導思想是充分競爭和最小程度的國家干預）使得人口激增的負面效應進一步惡化。
在 2016 年出版的《大型流感源於大型農場》（Big Farms Make Big Flu）一書中，進化生態學家羅伯·華萊士（Rob Wallace）指出由動物傳染的疾病威脅不斷增加、新自由主義所鼓勵的農業技術和食品生產各階段之間的縱向整合三者之間存在直接聯繫。農場的數量不斷減少，而單個農場的規模卻不斷擴大。如今的農場裡有很多超大型牲口棚，其中圈養了數量龐大的牲畜。通過各類技術，這些牲畜在數月之內就能長大成熟。接著我們會將其屠宰、加工，然後運輸到全世界各地。我們所吃的食物就是由這些奉行大規模生產理念的農場生產出來的。從遺傳學角度看，特定畜群裡的動物都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它們在面對傳染性病原體時無法產生免疫“防火牆”。病原體迅速在畜群內傳播開來，並且在此過程中瘋狂進化變異。大部分新變異出來菌株都無法跨越種族障礙而感染到人類身上，但是最終某一個變異菌株將具備這種功能。華萊士說，這些大農場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人畜共患病培養器。人類面臨很多嚴重疾病的威脅，而華萊士表示諸如尼帕病毒（Nipah virus）、Q 型發熱（Q fever）、戊型肝炎（hepatitis E）和具有致命性的新型禽流感就是由這種大農場食物生產模式導致的。
圖片來自 Wikimedia CommonsWHO 不希望地名資訊出現在疾病的名字中，因為這種命名方式通常具有誤導性，而且對我們沒什麼幫助。一位 WHO 新聞發言人說：“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決定和控制疾病的爆發地。無論如何，讓一個地區的人民因為某個疾病蒙羞都不是好事。”大型跨國企業在全球化特徵越發明顯的產業體系中掌控著越來越重的話語權。對他們來說，WHO 的理解有其道理。但是疾病名稱中包含的地理位置依舊能為我們提供有用資訊。放棄地理命名法而採用生物醫學命名法之後，那些在疾病爆發中發揮一定“作用”的國家就不用再背負幫助全世界對抗疾病的責任。H5N1 禽流感和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SARS）都爆發於中國南方的廣東省大概不是什麼巧合。這兩個疾病出現時，廣東省的農業格局正在經歷一場劇變，其中很明顯的一個特徵就是家禽飼養量顯著提高。
華萊士承認疾病的起源通常複雜多樣，疾病的絕對地理區域和相對地理區域之間也存在區別。第一個埃博拉病例出現在埃博拉河（River Ebola）流域，也就是如今的剛果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境內。人們用絕對地理區域對其命名，而華萊士也認為這個名字對我們毫無幫助。相反，埃博拉病毒的相對地理區域倒是提供了有用的資訊。為了促進伐木業和採礦業的發展，當地大規模砍伐森林。在這樣的背景下，人類與埃博拉病毒在自然中的宿主——蝙蝠有了更多的接觸。然後埃博拉就爆發了。當地的公共衛生服務在經歷多年的結構性調整非常缺失，這也加劇了疫情。伐木和採礦產生的利潤流向哪裡？衛生服務結構性調整的貸款源於何處？追尋各種蛛絲馬跡，最終你會把目光鎖定幾個全球金融中心：倫敦、紐約和香港。華萊士說：“這些地方才是導致埃博拉病毒爆發的真正‘熱點地區’。”
華萊士還稱為了掩蓋疾病的相關地理區域，WHO 試圖扭轉關於全球主要產業（尤其是食品製造業）重組和新型人畜共患病誕生之間的關係討論的方向。這些討論集中關注改進食品生產模式以預防未來的傳染病暴發。此種討論對人類具有先驅預示作用，堪稱至關重要。他說：“各類疾病的產生就是一場進展緩慢的工業事故。我們目睹了一切的發生，但卻選擇坐以待斃。”他擔心某個大型組織能夠操控討論的方向。那時，這場討論就不再具備獨立性。
WHO 的收入源於各成員國的會費。他們為各成員國設定會費標準，也歡迎成員國、非政府組織、製藥公司和農業綜合企業自願捐款。多年以來，這種自願捐款漸漸占到了 WHO 預算的 80% 以上。大部分自願捐款的捐款者都要求 WHO 將其資金用於指定項目或者特定疾病防控。《自然》雜誌（Nature）最近發表的社論稱：“這導致 WHO 在日常工作方向問題上沒有太多話語權。”WHO 也知道，成員國的合作和幫助是對疾病進行有效監測的前提，所以他們總是以外交手段開展工作。WHO 對資助者的依賴程度不斷提升，因此圓滑的外交手段成了這個組織生存下去的核心關鍵。
除了負責命名人類疾病之外，WHO 還負責為導致人類疾病的病毒制定生物學學名。在這個領域，WHO 也奉行同樣的去政治化原則。他們在 2008 年對 H5N1 禽流感的病毒系譜圖進行修訂，目的是防止“因為變異病毒名稱中的地理元素使部分地區受到侮辱”。當時，一個變異後的病毒就屬於他們修訂系譜圖中所在的分支。以前，某組 H5N1 病毒的名稱中含有“福建”（Fujian-like）這樣的字眼。修訂後，這組病毒改名叫做“分支 2.3.4”。實際上，中國政府曾在兩年前就病毒名稱中含有“福建”而提出抗議。這次名稱修訂不是對中國政府抗議的直接回應，因為 WHO 此前就已經開始著手修訂工作。不過對華萊士而言，此舉暗示 WHO 開始漸漸將奉行外交手段的重要性置於公共健康之上。在科學家找到更好的分類法之前，我們應該保留諸如“福建”這樣的地理命名。他覺得這些名字能給人們帶來警示，提醒我們這些禽流感有其特定的發源地。
WHO 善用外交手段的另一個例證是 2009 年的豬流感。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簡稱 CDC）位於喬治亞州的亞特蘭大。通過與該組織合作，影響力巨大的 WHO 成功將豬流感改名為“流行性疾病（H1N1 ）2009”、“2009 H1N1 流感”等類似的名字。移除名字中具有誤導性的“豬”是正確選擇，但新的名字卻掩蓋了此病爆發的原因：養豬業的重組。
華萊士在書中以豬流感為例，詳細向讀者闡述了一個真正具有豐富信息量的疾病名稱應該是什麼樣子。導致豬流感的病毒與引發 1918 年大流感的病毒關係密切。1918 年時，人們也許是從鳥類那裡感染了病毒。但是隨著時間發展，我們又把這個病毒傳染給豬。在 2009 年再度出現前，該病毒已經在豬身上變異進化數十年。第一個豬流感患者出現在墨西哥，因此很多媒體也將這種疾病稱為“墨西哥流感”（Mexican flu）。華萊士表示，豬流感出現的時間和地點都不是巧合。在他的觀點裡，豬流感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簡稱 NAFTA，簽訂於 1992 年）導致的直接結果。該協定廢除保護性關稅，在北美創建出一個自由貿易區。此後大型農業企業將小型農業企業擠壓出行業，甚至還具備阻礙小型農業企業進入行業的能力。此舉加速企業合併，但也破壞了豬群的基因多樣性。在華萊士心中，如果沒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2009 年的豬流感就根本不會出現。因此，他覺得我們應該將這個疾病叫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流感”才對。
他承認這個名字太具有挑釁意味，但給豬流感起這個名字是為了表達自己嚴肅的觀點。去年一月，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的流行病學家、禽流感專家馬呂斯·吉伯特（Marius Gilbert）也表達了和華萊士相似的看法。吉伯特在《柳葉刀傳染性疾病》雜誌（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的文章中寫道：“重要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力量在不同的層面發揮作用，而它們又在流行病發生的因果關係鏈條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將人們的視線從這些東西上轉移開來的做法才是導致疾病出現的罪魁禍首。”
圖片來自 Wikimedia Commons國際上呼籲 WHO 進行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組建一個更加精簡獨立的 WHO 是我們應對各類新興疾病的第一步。接下來 WHO 要聯合各國政府和主流產業，使他們認識到自己不是流行病蔓延這場大戲的消極旁觀者。很多證據都能證明這一點。一份 2015 年的研究梳理了豬流感在全球蔓延背後隱藏的邏輯：歐洲和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生豬出口國，它們也是豬流感最大的輸出國。研究還表明在禽流感毒株這個問題上，家禽（其數量已經超過野生禽類）帶來的威脅已經超過野生禽類。
人類正在以生態學的方式打造能夠威脅自身的疾病。WHO 必須向決策者和社會大眾反復強調這個結論的重要性，而他們可以採用的手段有很多，其中之一就對疾病進行命名。疾病的名字具備影響人們行為的力量。有時候一場規模浩大的疾病過去，一代人的集體回憶中能剩下的也就只有疾病的名稱而已。這些名字不但不應該放棄揭示傳染病的起源，反而應該做到盡可能具體精確。比如說 WHO 不應該再用“禽流感”這個詞，而是應該說“家禽流感”。
資助 WHO 的政府、企業和組織稍微動動腦子就能明白一個道理：精簡獨立的 WHO 遠比自己敵人一時興起打造出來的附庸要有用的多。當然，改革後的 WHO 會迫使他們解決導致疾病頻發的真正原因。可如果他們不出手，全世界就要承擔後果。未來流行疾病的能力更強大、傳播勢頭更迅猛。如果還堅持去政治化的命名方式，新疾病的名字將不會給我們帶來太多有用的資訊。就好像西班牙流感這個名字，除了揭示替罪羊之外別無它用。當然，西班牙人也出於同樣的原因，選擇用那不勒斯士兵命名了那場疾病。
翻譯 糖醋冰紅茶
題圖來自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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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人們給疾病起一些糟糕至極的名字。而在 ICD 得出正式的命名結論後，WHO 會將新的疾病名稱公之於眾。根據 2015 版疾病命名指南，傳染性疾病的名字中不得出現地點和物種的名稱，也不得出現能夠以性別、宗教和文化身份進行劃分的人群名稱。當然，諸如“未知”和“致命”這樣容易引起恐慌的詞彙也不能使用。雖然 WHO 不會更改已有疾病的名稱，但是裂谷熱（Rift Valley fever）和軍團病（Legionnaires’ disease）這樣的名字以後將不會再出現在公眾視野裡。
據 WHO 介紹，此後對疾病的命名將使用通用描述類詞彙。這其中就包括描述病症的詞彙，比如說“呼吸系統疾病”或者“水樣腹瀉”。疾病的名字可能會體現患病群體的特徵，但使用的都是中性詞彙，比如在兒童疾病命名時使用“青少年”，在母親群體所患疾病命名時使用“母性”。疾病的名字中還可能出現季節或者身體系統，比如說“心臟內科疾病”或者“神經系統疾病”。另外，導致人們患病細菌和病毒的名字也在可用範疇之內。說到這，我們不由得想到甲型鏈球菌（streptococcus A）、冠狀病毒（coronavirus）、流感病毒（influenza virus）和沙門氏菌（salmonella）。採用這套命名系統後，如果多個疾病的名字出現相同的情況，那麼我們將用數字對其進行區分。
WHO 叫停了根據政治因素命名疾病的行為，希望借此強化公共健康情況。總的來看，對疾病的錯誤命名可能產生毀滅性的後果。2009 年爆發的病毒性流感最初被冠以“豬流感”之名，但實際上它卻可以在人類之中傳播，對豬反而造不成影響。受到誤導的埃及政府為了阻止疾病擴散，依舊要求大規模屠宰國內的生豬。據悉埃及境內共計屠宰了大約 30 萬頭生豬，其中大部分屬於埃及國內的少數民族科普特人。
在給疾病命名的爭辯中，流感是一個焦點話題。導致流感的病毒非常不穩定，因此新的病毒變種總是不停的誕生。如此一來，我們就要給每一種新的變種病毒起一個用來識別區分的名字。不過，其他變異能力稍弱的疾病也可能成為這場爭論的中心。上世紀八十年代，HIV 病毒首次出現。那時候，人將其稱作同性戀免疫缺陷綜合症（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簡稱 GRID）。這個名稱不僅使同性戀群體蒙上汙名，同時也使異性戀者低估了無保護措施性愛可能帶來的風險。同時，針對愛滋病開展的研究沒有得到社會重點關注。相比於這個疾病的威脅來說，當年各個研究項目得到的經費支援可謂杯水車薪。
圖片來自 PIXNIO具有誤導性的疾病名稱可能導致經濟活動崩潰，也可能導致人們喪命。鑒於此，WHO 在疾病命名領域的努力應該獲得讚揚。新的疾病命名系統看上去非常合乎情理。事實上，人們很難找到理由反對全新命名規則實行的理由。可現實中，人們還真就提出了反對。
一些科學家表示，WHO 的疾病命名指南可能導致平淡乏味且容易被淡忘的名字出現。這使得人們很難區分各種疾病。在新的規則下，瑪律堡病（Marburg disease）將會被冠以“I 型線狀病毒引發的出血熱”（filovirus-associated haemorrhagic fever 1），而埃博拉（Ebola）則會被命名為“Ⅱ 型線狀病毒引發的出血熱”。其他人稱 WHO 指南可能導致潛在的有用資訊無法出現在疾病的名字中，比如病原體在大自然中寄生的動物名稱。基於此，我們不應該接受 WHO 的命名規則。
其他批評人士則對 WHO 命名規則背後的指導精神進行攻擊。他們認為對疾病名稱去政治化是不現實的，因為疾病本身就具有政治屬性。人畜共患疾病（起源於動物的人類傳染病）在最近十幾年中頻頻爆發，而這也是 WHO 最初推出疾病命名指南的原因之一。隨著全球人口激增，人類開始侵襲新的生態系統，也開始與全新的病原體產生接觸。批評人士表示，新自由主義（一種思想體系，其指導思想是充分競爭和最小程度的國家干預）使得人口激增的負面效應進一步惡化。
在 2016 年出版的《大型流感源於大型農場》（Big Farms Make Big Flu）一書中，進化生態學家羅伯·華萊士（Rob Wallace）指出由動物傳染的疾病威脅不斷增加、新自由主義所鼓勵的農業技術和食品生產各階段之間的縱向整合三者之間存在直接聯繫。農場的數量不斷減少，而單個農場的規模卻不斷擴大。如今的農場裡有很多超大型牲口棚，其中圈養了數量龐大的牲畜。通過各類技術，這些牲畜在數月之內就能長大成熟。接著我們會將其屠宰、加工，然後運輸到全世界各地。我們所吃的食物就是由這些奉行大規模生產理念的農場生產出來的。從遺傳學角度看，特定畜群裡的動物都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它們在面對傳染性病原體時無法產生免疫“防火牆”。病原體迅速在畜群內傳播開來，並且在此過程中瘋狂進化變異。大部分新變異出來菌株都無法跨越種族障礙而感染到人類身上，但是最終某一個變異菌株將具備這種功能。華萊士說，這些大農場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人畜共患病培養器。人類面臨很多嚴重疾病的威脅，而華萊士表示諸如尼帕病毒（Nipah virus）、Q 型發熱（Q fever）、戊型肝炎（hepatitis E）和具有致命性的新型禽流感就是由這種大農場食物生產模式導致的。
圖片來自 Wikimedia CommonsWHO 不希望地名資訊出現在疾病的名字中，因為這種命名方式通常具有誤導性，而且對我們沒什麼幫助。一位 WHO 新聞發言人說：“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決定和控制疾病的爆發地。無論如何，讓一個地區的人民因為某個疾病蒙羞都不是好事。”大型跨國企業在全球化特徵越發明顯的產業體系中掌控著越來越重的話語權。對他們來說，WHO 的理解有其道理。但是疾病名稱中包含的地理位置依舊能為我們提供有用資訊。放棄地理命名法而採用生物醫學命名法之後，那些在疾病爆發中發揮一定“作用”的國家就不用再背負幫助全世界對抗疾病的責任。H5N1 禽流感和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SARS）都爆發於中國南方的廣東省大概不是什麼巧合。這兩個疾病出現時，廣東省的農業格局正在經歷一場劇變，其中很明顯的一個特徵就是家禽飼養量顯著提高。
華萊士承認疾病的起源通常複雜多樣，疾病的絕對地理區域和相對地理區域之間也存在區別。第一個埃博拉病例出現在埃博拉河（River Ebola）流域，也就是如今的剛果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境內。人們用絕對地理區域對其命名，而華萊士也認為這個名字對我們毫無幫助。相反，埃博拉病毒的相對地理區域倒是提供了有用的資訊。為了促進伐木業和採礦業的發展，當地大規模砍伐森林。在這樣的背景下，人類與埃博拉病毒在自然中的宿主——蝙蝠有了更多的接觸。然後埃博拉就爆發了。當地的公共衛生服務在經歷多年的結構性調整非常缺失，這也加劇了疫情。伐木和採礦產生的利潤流向哪裡？衛生服務結構性調整的貸款源於何處？追尋各種蛛絲馬跡，最終你會把目光鎖定幾個全球金融中心：倫敦、紐約和香港。華萊士說：“這些地方才是導致埃博拉病毒爆發的真正‘熱點地區’。”
華萊士還稱為了掩蓋疾病的相關地理區域，WHO 試圖扭轉關於全球主要產業（尤其是食品製造業）重組和新型人畜共患病誕生之間的關係討論的方向。這些討論集中關注改進食品生產模式以預防未來的傳染病暴發。此種討論對人類具有先驅預示作用，堪稱至關重要。他說：“各類疾病的產生就是一場進展緩慢的工業事故。我們目睹了一切的發生，但卻選擇坐以待斃。”他擔心某個大型組織能夠操控討論的方向。那時，這場討論就不再具備獨立性。
WHO 的收入源於各成員國的會費。他們為各成員國設定會費標準，也歡迎成員國、非政府組織、製藥公司和農業綜合企業自願捐款。多年以來，這種自願捐款漸漸占到了 WHO 預算的 80% 以上。大部分自願捐款的捐款者都要求 WHO 將其資金用於指定項目或者特定疾病防控。《自然》雜誌（Nature）最近發表的社論稱：“這導致 WHO 在日常工作方向問題上沒有太多話語權。”WHO 也知道，成員國的合作和幫助是對疾病進行有效監測的前提，所以他們總是以外交手段開展工作。WHO 對資助者的依賴程度不斷提升，因此圓滑的外交手段成了這個組織生存下去的核心關鍵。
除了負責命名人類疾病之外，WHO 還負責為導致人類疾病的病毒制定生物學學名。在這個領域，WHO 也奉行同樣的去政治化原則。他們在 2008 年對 H5N1 禽流感的病毒系譜圖進行修訂，目的是防止“因為變異病毒名稱中的地理元素使部分地區受到侮辱”。當時，一個變異後的病毒就屬於他們修訂系譜圖中所在的分支。以前，某組 H5N1 病毒的名稱中含有“福建”（Fujian-like）這樣的字眼。修訂後，這組病毒改名叫做“分支 2.3.4”。實際上，中國政府曾在兩年前就病毒名稱中含有“福建”而提出抗議。這次名稱修訂不是對中國政府抗議的直接回應，因為 WHO 此前就已經開始著手修訂工作。不過對華萊士而言，此舉暗示 WHO 開始漸漸將奉行外交手段的重要性置於公共健康之上。在科學家找到更好的分類法之前，我們應該保留諸如“福建”這樣的地理命名。他覺得這些名字能給人們帶來警示，提醒我們這些禽流感有其特定的發源地。
WHO 善用外交手段的另一個例證是 2009 年的豬流感。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簡稱 CDC）位於喬治亞州的亞特蘭大。通過與該組織合作，影響力巨大的 WHO 成功將豬流感改名為“流行性疾病（H1N1 ）2009”、“2009 H1N1 流感”等類似的名字。移除名字中具有誤導性的“豬”是正確選擇，但新的名字卻掩蓋了此病爆發的原因：養豬業的重組。
華萊士在書中以豬流感為例，詳細向讀者闡述了一個真正具有豐富信息量的疾病名稱應該是什麼樣子。導致豬流感的病毒與引發 1918 年大流感的病毒關係密切。1918 年時，人們也許是從鳥類那裡感染了病毒。但是隨著時間發展，我們又把這個病毒傳染給豬。在 2009 年再度出現前，該病毒已經在豬身上變異進化數十年。第一個豬流感患者出現在墨西哥，因此很多媒體也將這種疾病稱為“墨西哥流感”（Mexican flu）。華萊士表示，豬流感出現的時間和地點都不是巧合。在他的觀點裡，豬流感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簡稱 NAFTA，簽訂於 1992 年）導致的直接結果。該協定廢除保護性關稅，在北美創建出一個自由貿易區。此後大型農業企業將小型農業企業擠壓出行業，甚至還具備阻礙小型農業企業進入行業的能力。此舉加速企業合併，但也破壞了豬群的基因多樣性。在華萊士心中，如果沒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2009 年的豬流感就根本不會出現。因此，他覺得我們應該將這個疾病叫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流感”才對。
他承認這個名字太具有挑釁意味，但給豬流感起這個名字是為了表達自己嚴肅的觀點。去年一月，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的流行病學家、禽流感專家馬呂斯·吉伯特（Marius Gilbert）也表達了和華萊士相似的看法。吉伯特在《柳葉刀傳染性疾病》雜誌（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的文章中寫道：“重要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力量在不同的層面發揮作用，而它們又在流行病發生的因果關係鏈條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將人們的視線從這些東西上轉移開來的做法才是導致疾病出現的罪魁禍首。”
圖片來自 Wikimedia Commons國際上呼籲 WHO 進行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組建一個更加精簡獨立的 WHO 是我們應對各類新興疾病的第一步。接下來 WHO 要聯合各國政府和主流產業，使他們認識到自己不是流行病蔓延這場大戲的消極旁觀者。很多證據都能證明這一點。一份 2015 年的研究梳理了豬流感在全球蔓延背後隱藏的邏輯：歐洲和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生豬出口國，它們也是豬流感最大的輸出國。研究還表明在禽流感毒株這個問題上，家禽（其數量已經超過野生禽類）帶來的威脅已經超過野生禽類。
人類正在以生態學的方式打造能夠威脅自身的疾病。WHO 必須向決策者和社會大眾反復強調這個結論的重要性，而他們可以採用的手段有很多，其中之一就對疾病進行命名。疾病的名字具備影響人們行為的力量。有時候一場規模浩大的疾病過去，一代人的集體回憶中能剩下的也就只有疾病的名稱而已。這些名字不但不應該放棄揭示傳染病的起源，反而應該做到盡可能具體精確。比如說 WHO 不應該再用“禽流感”這個詞，而是應該說“家禽流感”。
資助 WHO 的政府、企業和組織稍微動動腦子就能明白一個道理：精簡獨立的 WHO 遠比自己敵人一時興起打造出來的附庸要有用的多。當然，改革後的 WHO 會迫使他們解決導致疾病頻發的真正原因。可如果他們不出手，全世界就要承擔後果。未來流行疾病的能力更強大、傳播勢頭更迅猛。如果還堅持去政治化的命名方式，新疾病的名字將不會給我們帶來太多有用的資訊。就好像西班牙流感這個名字，除了揭示替罪羊之外別無它用。當然，西班牙人也出於同樣的原因，選擇用那不勒斯士兵命名了那場疾病。
翻譯 糖醋冰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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