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對關係人民群眾生命和健康的衛生防疫事業非常重視,把其看作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他領導全國人民贏得反細菌戰的勝利,揭露了美國侵略者的罪惡行徑,最大限度地減少了人員傷亡；切實關心新中國的愛國衛生運動,將這一運動與反細菌戰有機結合起來,提出許多具體的指導意見；指導鼠疫、血吸蟲病等疾病的防治工作,關心受疾病困擾群眾的生產生活問題,使新中國的疾病防治工作取得顯著成效。 這些努力都為促進新中國衛生防疫事業的發展和人民健康水準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貢獻。
[關鍵字]周恩來；衛生防疫事業；反細菌戰；愛國衛生運動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從人民群眾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出發,特別重視衛生防疫事業的發展,把衛生防疫事業看作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衛生防疫工作的方針政策制訂以及防病治病的重大決策等方面,都有過許多重要的報告、批示和講話,為新中國衛生防疫事業的發展和全民健康水準的提高,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領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反細菌戰
新中國衛生防疫事業的發展,經受了嚴峻考驗。 這一方面在於貧窮落後的舊中國留下大量衛生問題,更重要的是,美國侵略者在朝鮮戰場發動的滅絕人性的細菌戰已成為新中國人民健康的最大威脅。
1952年1月下旬,美國侵略者在朝鮮戰場上發動了大規模的細菌戰,連續在朝鮮、我國東北和青島等地投擲帶有鼠疫、霍亂、腦膜炎、副傷寒、鉤端螺旋體及回歸熱、斑疹傷寒等多種病原體的蒼蠅、蚊蟲、蜘蛛、螞蟻、臭蟲、跳蚤等帶菌昆蟲30多種,投擲面積遍佈我國東北三省的34個縣、市(《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報告書》,《科學通報》1952年特刊。 ),引起炭疽性腦膜炎和急性傳染性腦炎等以前沒有發生過的或很少見的疾病,在遼寧省瀋陽、鞍山、遼陽等污染區內流行。
根據上述防疫工作計畫,周恩來首先利用國際外交舞臺,爭取國際社會的廣泛聲援。 2月24日,周恩來發表支持朝鮮外務相抗議美國細菌戰的聲明:“如果全世界人民不堅決地加以制止,那麼,今天落在朝鮮和平人民頭上的災難,明天就會落在世界和平人民的頭上。
周恩來還就國內反細菌戰工作進行緊急部署。 3月9日,周恩來和聶榮臻、總後衛生部部長賀誠等商議在美國將細菌戰擴大到中國東北境內後,國內應採取的緊急防疫措施。 3月14日,周恩來主持召開政務院第128次政務會議。 在討論防疫工作問題時,周恩來提出要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人民防疫運動,加強防疫宣傳工作,注意搜集美國撒布細菌的各種罪證。會議決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員會,由周恩來任主任,郭沫若、聶榮臻任副主任。(參見《當代中國衛生事業大事記(1949年-1990年)》,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頁。)3月19日,周恩來以中央防疫委員會主任名義發出《關於反細菌戰的指示》,規定朝鮮為疫區,東北為緊急防疫區,華北、華東、中南沿海地區為防疫監視區,華北、華東、中南內地及西北、西南為防疫準備區。疫區的主要任務為進行衛生偵察,普遍實行預防注射,殺滅媒介動物,指定醫院準備收容傳染病人,有疫情立即報告,進行疫區封鎖,並向人民進行防疫宣傳,既要提高群眾的警惕,又要避免引起恐慌。周恩來特別強調要在專家指導下科學地進行防疫工作,並提出建立嚴格的疫情報告制度,在發現疫情的地區實行局部的封鎖隔離,切斷傳染源。(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227頁。)這種嚴格的應對舉措,為控制疫情的蔓延起了重要作用。
與此同時,周恩來積極呼籲中外有關人士組成美國細菌戰調查團,搜集罪證。他先後通知賀誠及中央軍委、志願軍司令部、東北地區等部門和地區的衛生機關,搜集足以證明敵人進行細菌戰的材料。同時,他還提議由中國紅十字會、各人民團體派代表組成調查團,前往朝鮮和東北實地調查。在周恩來的不懈努力下,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調查團,和由瑞典、法國、英國、義大利、巴西、蘇聯、中國等國的科學家組成的“國際科學委員會調查團”分赴東北各地和朝鮮前線調查取證。後來,兩個調查團先後公佈了《關於美國軍隊在中國領土上使用細菌武器的報告》和《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報告書》。尤其是國際科學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充分證實:“朝鮮及中國東北的人民,確已成為細菌武器的攻擊目標；美國軍隊以許多不同方法合用了這些細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來是把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行細菌戰所使用的方法加以發展而成的。”(《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報告書》,《科學通報》1952年特刊。)這就為徹底揭露美國的侵略罪行,贏得反細菌戰的勝利,提供了證據支援。
除上述工作外,周恩來還對國內反細菌戰工作進行了認真總結。1952年4月15日,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毛澤東提出了《關於兩個月來反細菌戰工作的總結報告》,彙報全國防疫工作組織機構的建立和開展工作的情況,認為防疫工作總的要求是不僅在反細菌戰上一定要取得勝利,而且要將衛生工作提高一步,以便在更好的衛生工作基礎上對付敵人可能繼續施用的暴行。(參見《毛澤東、周恩來關於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文獻選載》,《黨的文獻》2003年第5期。)5月14日,周恩來和賀誠聯名向毛澤東並中共中央提出《關於四月份反細菌戰防疫工作情況簡要報告》,強調“不管敵人是否繼續散佈毒蟲毒物,今年我們的防疫工作一定要堅持到秋後。爭取不僅將敵人的細菌戰粉碎,而且要把我們的衛生工作借此提高一步”(《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238頁。)。6月18日,周恩來又和賀誠聯名向毛澤東提出《關於五月敵機撒布毒蟲毒物及我防疫工作情況的報告》,認為7、8、9月間是鼠疫、霍亂、腦炎等傳染病流行的季節,為了在這些流行病一旦發生後能予以迅速控制,各大區應重視反細菌戰防疫工作,繼續開展群眾性衛生運動,加強防疫隊的訓練,並在各地建立嚴格的防疫報告制度。(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243頁。)
基於反細菌戰的工作情況,1952年7月9日和10日,周恩來兩次致信毛澤東等,建議“中央防疫委員會日常工作即由辦公室主任賀誠同志處理”,反細菌戰鬥爭工作則由章漢夫接管。(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247-248頁。)在周恩來的運籌帷幄之下,到1952年冬,反細菌戰終以中朝人民的勝利和美國侵略者的失敗而告終。
二、關心新中國的愛國衛生運動
新中國的愛國衛生運動與反細菌戰鬥爭幾乎是同時起步的。此前基於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科學、文化、衛生極端落後的局面,周恩來主張新中國的衛生防疫工作必須適應中國國情,必須堅持群眾路線,發揮群眾力量。為此,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領導全國軍民從1950年2月至1952年初曾聯合開展春季防疫運動,在受鼠疫威脅的地區普遍發動群眾防鼠捕鼠、防蚤滅蚤、打掃衛生,在老根據地、黃泛區及皖北、蘇北等災區開展了消滅蝨子、講究個人衛生的運動。(參見《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經驗》第2卷,人民衛生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頁。)1952年1月28日,周恩來在其簽發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加強老根據地工作的指示》中還要求“衛生機關應協同有關部門在老根據地大力開展衛生防疫運動,……並注意供應海鹽、海帶等以避免粗脖子、柳拐子等病症,保護群眾健康”(《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加強老根據地工作的指示》,《人民日報》1952年2月1日。)。這一群眾性防疫運動的廣泛開展取得了很大成績。據東北地區的不完全統計,1950年該地區捕鼠3340多萬隻,1951年1至7月捕鼠1690多萬隻。(參見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宣傳處:《新中國人民衛生事業的成就》,衛生宣教器材製造所1951年內部印行,第30-31頁。)
1952年反細菌戰鬥爭的蓬勃開展,進一步推動了群眾性防疫運動的高漲。3月14日,周恩來主持召開政務院第128次政務會議,就防疫工作的有關問題進行了討論和說明。會後成立的以周恩來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員會向各大行政區及各省、市、自治區人民政府發佈了反細菌戰的指示,要求各級人民政府都成立防疫委員會；各地應根據不同區域不同情況,發動群眾訂立防疫公約,且要做到:(1)遇有敵機投撒昆蟲異物,應立即報告所在地防疫機關,並應立即進行殺滅；(2)實行強制性的預防注射；(3)滅蠅、滅蚊、滅蚤、滅鼠以及捕滅其他媒介動物,並實行火滅；(4)保護水源,加強自來水管理；(5)保持室內外及廁所清潔；(6)小販及食品出售的食品必須加玻璃罩；(7)宣傳不食生冷；(8)遇有傳染病人要嚴加隔離；(9)死於傳染病的屍體應在當地深埋,不准他運,必要者作病理解剖；(10)傳染病患者的排泄物及死者遺物應嚴格消毒或銷毀；(11)嚴防壞人在地面上放昆蟲放毒藥；(12)普及衛生防疫知識。(參見《當代中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當代中國的衛生事業》(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頁。)這樣,全國範圍的城市和鄉村就迅速開展了一個以消滅病媒蟲獸為主要內容的防疫衛生運動。由於這個運動的直接目的是反對美國的細菌戰,是保衛祖國的一項政治任務,是在炙熱的愛國主義思想指導下進行的,於是中央就把這個運動定名為愛國衛生運動。當時正在中國調查細菌戰的國際科學委員會對此有著很高評價,認為“這個運動已經發生了作用,使得由傳染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發病率大為降低了”(《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報告書》,《科學通報》1952年特刊。)。
通過對愛國衛生運動的詳細考察,1952年12月11日,周恩來在第二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作報告時強調:對於衛生工作,我們不能有絲毫的鬆懈,必須把愛國衛生運動堅持下去,達到普遍深入和經常化。衛生工作必須與群眾運動結合,才能將成績鞏固起來並向前發展。如果不與群眾運動結合,衛生工作“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的三大原則就不可能很好地貫徹。周恩來為此建議衛生工作方針增加一條,即“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參見《人民日報》1953年1月4日。)會議接受了這個建議,並將其“作為今後全國衛生工作努力的方向”(賀誠:《為繼續開展愛國衛生運動而鬥爭--在第二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的報告(摘要)》,《北京中醫》1953年第2卷第2期。)。12月31日,周恩來簽署了政務院《關於一九五三年繼續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指示》,指示強調指出:“為了保證我國國家建設的順利進行,為了提高我國人民的健康水準,我們的衛生狀況也應繼續加速改進,為此,決定1953年在全國範圍內應繼續開展愛國衛生運動。”指示還根據當時實際情況將中央防疫委員會更名為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同時提出了一系列愛國衛生運動的具體要求。(參見《新華月報》1953年第2號。)1954年2月,政務院在《關於改變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組織機構及其領導關係問題的通知》中指出:“愛國衛生運動的重點是在城市、工礦、學校、交通要道、港口並適當開展農村衛生運動。”“愛國衛生運動必須結合生產,適應當地人民的生活和文化條件,因地制宜地在群眾自覺自願的基礎上進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辦公廳編《衛生法令彙編》(第二輯)(1951年6月-1956年12月),1957年內部印行,第90頁。)上述指示和通知及時地為這一時期愛國衛生運動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1955年冬,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中就愛國衛生運動和衛生工作提出除四害和消滅疾病的任務,全國愛國衛生運動開始向講究衛生、除害滅病的方向深入發展。1956年1月中共中央《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除了提出“基本上消滅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外,也提出了除四害:“從1956年開始,分別在5年、7年或者12年內,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頁。)1956年9月16日,周恩來在《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對“二五”期間的衛生工作提出如下要求:“幾年來,愛國衛生運動在改善環境衛生、減少疾病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今後應該繼續大力開展這一運動,並且使它更加深入和經常化,以進一步改進城市和鄉村的環境衛生,減少各種傳染病和職業病的發病率。”(《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頁。)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等大力促動下,全國各地都制訂了講衛生、除害滅病工作計畫,收到很好效果,出現了杭州小營村、南京五老村、山西太陽村等一批先進典型。1958年,周恩來視察了南京的五老村,有力推動了愛國衛生運動的發展。(參見《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經驗》第2卷,第15頁。)
此後雖然由於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愛國衛生運動的發展出現了一些偏差和失誤,但周恩來對新中國的愛國衛生運動依然十分關心。1959年4月18日,周恩來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以除四害、消滅主要疾病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和以增強人民體質為目的的體育運動,……今後必須繼續開展。”(《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頁。)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周恩來要求“繼續認真地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積極做好疾病的預防工作”(《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82頁。)。直到1969年7月8日,周恩來在對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關於上海開展夏季愛國衛生運動的情況報告》中批示:“要在報上也作宣傳,並可在京、津、瀋陽、哈爾濱、石家莊、青島、南京、杭州、武漢、廣州、重慶、成都、蘭州、西安這樣大城市發起仿照上海的除害滅病的夏季愛國衛生群眾運動。全國城鄉各地要年年在春初夏中搞一二次,定為常例,不再廢除。”(《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09頁。)這些講話和批示,充分體現了周恩來對愛國衛生運動的殷切關懷。
三、重視新中國的疾病防治工作
基於新中國成立前後傳染病大肆流行、危害嚴重的狀況,周恩來對鼠疫、血吸蟲病、瘧疾、副霍亂等危害人民身體健康的嚴重疾病的防治工作也親自過問,經常督促檢查,使這些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1949年10月,察北地區發生肺鼠疫,並蔓延至張家口等地,死亡60餘人,對平津造成了威脅。(參見《人民日報》1949年11月16日。)10月27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周恩來在中南海召集各部委負責人開會,討論察北鼠疫流行問題,除決定採取緊急措施外,還決定成立由董必武、陸定一、聶榮臻、滕代遠、李德全、賀誠、楊奇清7人組成的中央防疫委員會統一領導這項工作。中央防疫委員會隨即召開第一次會議,決定在委員會下設辦公室,10月28日即正式辦公,統一領導和組織察北鼠疫的防控和救治工作。(參見《人民日報》1949年10月28日。)鑒於當時中國醫療衛生條件較差,無力應對如此大規模疫病的狀況,周恩來還注重加強與蘇聯的溝通與協作,請求支持和援助,並親自為毛澤東起草了給史達林的電報,請求蘇聯派遣醫療隊和提供藥品。(參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465頁。)經過多方協同努力,察北肺鼠疫被迅速撲滅,11月4日即無新病例發生(參見《當代中國衛生事業大事記(1949年-1990年)》,第1-2頁。),且沒有蔓延到平津地區,避免了更大的人員傷亡和損失。
周恩來對血吸蟲病的防治工作也十分關心。1955年10月7日,他在接見印度衛生部部長考爾夫人時說,中國的血吸蟲病,是危害人民健康的最大的一種病,沿長江都有。……我們發展水田,釘螺也有可能繁殖到北方,危害北方人民,這是一個嚴重問題,衛生部應把它當作一個最主要的任務去做。(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507-508頁。)11月4日,他在接見一個日本醫學代表團時,向其介紹了中國衛生工作的狀況,詢問其在防治血吸蟲病方面的經驗,希望能夠得到日本醫學界人士的幫助和指導,在中國開展一個運動,推廣日本的先進方法來消滅釘螺。(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514頁。)事後,一位日本醫學家深有感觸地說:“一個國家的總理還談到血吸蟲病,真令人感動。”(《我們的周總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459頁。)1956年9月16日,周恩來在《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提出:“我們還應該積極推廣治療血吸蟲病的經驗,有計劃地分期分區地消滅危害嚴重的地方病。”(《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第214頁。)
1957年4月,周恩來署名發表了《國務院關於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指出“消滅血吸蟲病是我們當前一項嚴重的政治任務”,並提出“為著根本消滅這一病害,取得最後的勝利,就必須實行積極防治的方針,採取綜合性措施,切實掌握充分發動群眾和科學技術相結合,防治工作和發展農業生產、興修水利相結合堅決進行反復的鬥爭”。(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213頁。)直到1970年6月,周恩來還親自起草了《中共中央轉發中共中央血防領導小組關於南方十三省、市、區血吸蟲病防治工作的進展情況報告的通知》,要求北方地區的省、市、自治區學習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區對血防工作認真負責的精神,加強對本地區的普遍性和地方性疾病防治工作；1970年11月,他還就《中共中央關於召開北方十五省、市、區防治地方病工作會議的通知》給毛澤東寫信,著重提及南方十三省、市、區防治地方血吸蟲病的顯著成績。(參見《毛澤東、周恩來關於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文獻選載》,《黨的文獻》2003年第5期。)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親切關懷下,在中央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的領導下,新中國的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成效顯著。
對其他疾病的防控和救治工作,周恩來也非常重視。1950年5月底,察哈爾省雁北地區麻疹流行。周恩來指示時任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副部長的賀誠同志“迅予救濟”,並將最後處置情況向毛澤東做了彙報。(參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455頁。)9月,皖北地區疫病流行甚為嚴重,僅鳳台縣即有6萬餘人感染疾病,定遠縣痢疾也普遍流行。周恩來得知情況後,迅速批示衛生部派遣醫療隊前往救治。(參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310頁。)10月7日,周恩來署名發佈了《政務院關於發動秋季種痘運動的指示》,要求全國各地普種牛痘,以達“全國範圍內基本的消滅天花”之目的。(參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3冊,第394頁。)1952年3月4日,周恩來還召集聶榮臻和有關部門負責人開會,商議在東北和沿海地區全面進行防疫工作的措施,並同其商議聘請蘇聯防疫專家、訂購疫苗等問題。4月5日,周恩來就北京防疫工作問題給毛澤東寫信,建議在北京選擇一個較易隔離的郊外建築,“一旦北京發生傳染性的病症,即可立即宣佈這所建築為隔離病院”。毛澤東對此表示同意,並請周恩來召集一次會議予以決定。4月15日,周恩來在其關於兩個月來反細菌戰工作的總結報告中建議:“在有疫情的地區,應實行局部的小封鎖。一家內有疫情封鎖一家；村內數家有疫情,封鎖一村；區內數村有疫情封鎖一區；縣內數區有疫情封鎖一縣。”(《毛澤東、周恩來關於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文獻選載》,《黨的文獻》2003年第5期。)
周恩來還密切關注受各種疾病困擾的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與生活問題。1958年11月12日,他向衛生部長李德全、副部長徐運北詢問當前防病治病的情況,指示他們除應注意當前疫情,還應考慮集體化引起的人們衣食住行的變化。(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頁。)1960年冬,河南省信陽市等地因自然災害和一些幹部嚴重的浮誇風、高指標、高徵購和強迫命令等,導致群眾吃不飽,加上勞動強度大,造成大批群眾得病和死亡。周恩來極為關切,指示衛生部門要全力以赴防治浮腫病,同時指示衛生部要有專人負責,掌握疫情,組織交流防治經驗,每週向其作一次書面報告,緊急情況時可隨時向總理辦公室電話彙報。(參見《我們的周總理》,第460-461頁。)在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黨中央領導人的關懷下,全黨戰勝了嚴重災害,數以萬計的浮腫病人得以治癒,眾多乾瘦病人免于死亡。據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1966年紅衛兵全國大串聯的高峰期間,每天進出北京的紅衛兵數量達到150萬至170萬人之多,衛生狀況很不樂觀。是年秋末冬初,呼吸道與腸胃道傳染病流行甚烈,“北京各醫院凡是能呆人的地方……包括走廊上都躺滿了病人” (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頁。)。
1966年秋至1967年春適逢流腦爆發,大串聯加劇了疫情的傳播。而衛生部因“文化大革命”已無法開展正常工作。1967年3月7日,周恩來就此問題向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和李先念批示說:“最好建立一防治腦膜炎辦公室,……馬上開始工作。這些人要用全力以赴,不要再以其他工作干擾他們。”(《毛澤東、周恩來關於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文獻選載》,《黨的文獻》2003年第5期。)3月24日,周恩來召集衛生部黨組成員開會,詢問防疫情況,說抓流腦、抓防疫“這個工作是最緊急的,一天都不能遲緩”(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140頁。)。在周恩來的關懷和指示下,各地採取相應防治措施,疫情嚴重的地區還成立了防治流腦的機構,1968年後各地疫情逐步下降。
新中國成立以後,周恩來從人民群眾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出發,對於人民衛生防疫事業的發展給予了高度重視和切實指導,為推動新中國衛生防疫事業的進步和人民健康水準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者李洪河,河南師範大學政治與管理科學學院教授〕
(《黨的文獻》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佈,請勿轉載)
在討論防疫工作問題時,周恩來提出要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人民防疫運動,加強防疫宣傳工作,注意搜集美國撒布細菌的各種罪證。會議決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員會,由周恩來任主任,郭沫若、聶榮臻任副主任。(參見《當代中國衛生事業大事記(1949年-1990年)》,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頁。)3月19日,周恩來以中央防疫委員會主任名義發出《關於反細菌戰的指示》,規定朝鮮為疫區,東北為緊急防疫區,華北、華東、中南沿海地區為防疫監視區,華北、華東、中南內地及西北、西南為防疫準備區。疫區的主要任務為進行衛生偵察,普遍實行預防注射,殺滅媒介動物,指定醫院準備收容傳染病人,有疫情立即報告,進行疫區封鎖,並向人民進行防疫宣傳,既要提高群眾的警惕,又要避免引起恐慌。周恩來特別強調要在專家指導下科學地進行防疫工作,並提出建立嚴格的疫情報告制度,在發現疫情的地區實行局部的封鎖隔離,切斷傳染源。(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227頁。)這種嚴格的應對舉措,為控制疫情的蔓延起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周恩來積極呼籲中外有關人士組成美國細菌戰調查團,搜集罪證。他先後通知賀誠及中央軍委、志願軍司令部、東北地區等部門和地區的衛生機關,搜集足以證明敵人進行細菌戰的材料。同時,他還提議由中國紅十字會、各人民團體派代表組成調查團,前往朝鮮和東北實地調查。在周恩來的不懈努力下,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調查團,和由瑞典、法國、英國、義大利、巴西、蘇聯、中國等國的科學家組成的“國際科學委員會調查團”分赴東北各地和朝鮮前線調查取證。後來,兩個調查團先後公佈了《關於美國軍隊在中國領土上使用細菌武器的報告》和《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報告書》。尤其是國際科學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充分證實:“朝鮮及中國東北的人民,確已成為細菌武器的攻擊目標；美國軍隊以許多不同方法合用了這些細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來是把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進行細菌戰所使用的方法加以發展而成的。”(《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報告書》,《科學通報》1952年特刊。)這就為徹底揭露美國的侵略罪行,贏得反細菌戰的勝利,提供了證據支援。
除上述工作外,周恩來還對國內反細菌戰工作進行了認真總結。1952年4月15日,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毛澤東提出了《關於兩個月來反細菌戰工作的總結報告》,彙報全國防疫工作組織機構的建立和開展工作的情況,認為防疫工作總的要求是不僅在反細菌戰上一定要取得勝利,而且要將衛生工作提高一步,以便在更好的衛生工作基礎上對付敵人可能繼續施用的暴行。(參見《毛澤東、周恩來關於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文獻選載》,《黨的文獻》2003年第5期。)5月14日,周恩來和賀誠聯名向毛澤東並中共中央提出《關於四月份反細菌戰防疫工作情況簡要報告》,強調“不管敵人是否繼續散佈毒蟲毒物,今年我們的防疫工作一定要堅持到秋後。爭取不僅將敵人的細菌戰粉碎,而且要把我們的衛生工作借此提高一步”(《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238頁。)。6月18日,周恩來又和賀誠聯名向毛澤東提出《關於五月敵機撒布毒蟲毒物及我防疫工作情況的報告》,認為7、8、9月間是鼠疫、霍亂、腦炎等傳染病流行的季節,為了在這些流行病一旦發生後能予以迅速控制,各大區應重視反細菌戰防疫工作,繼續開展群眾性衛生運動,加強防疫隊的訓練,並在各地建立嚴格的防疫報告制度。(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243頁。)
基於反細菌戰的工作情況,1952年7月9日和10日,周恩來兩次致信毛澤東等,建議“中央防疫委員會日常工作即由辦公室主任賀誠同志處理”,反細菌戰鬥爭工作則由章漢夫接管。(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247-248頁。)在周恩來的運籌帷幄之下,到1952年冬,反細菌戰終以中朝人民的勝利和美國侵略者的失敗而告終。
二、關心新中國的愛國衛生運動
新中國的愛國衛生運動與反細菌戰鬥爭幾乎是同時起步的。此前基於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科學、文化、衛生極端落後的局面,周恩來主張新中國的衛生防疫工作必須適應中國國情,必須堅持群眾路線,發揮群眾力量。為此,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領導全國軍民從1950年2月至1952年初曾聯合開展春季防疫運動,在受鼠疫威脅的地區普遍發動群眾防鼠捕鼠、防蚤滅蚤、打掃衛生,在老根據地、黃泛區及皖北、蘇北等災區開展了消滅蝨子、講究個人衛生的運動。(參見《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經驗》第2卷,人民衛生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頁。)1952年1月28日,周恩來在其簽發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加強老根據地工作的指示》中還要求“衛生機關應協同有關部門在老根據地大力開展衛生防疫運動,……並注意供應海鹽、海帶等以避免粗脖子、柳拐子等病症,保護群眾健康”(《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加強老根據地工作的指示》,《人民日報》1952年2月1日。)。這一群眾性防疫運動的廣泛開展取得了很大成績。據東北地區的不完全統計,1950年該地區捕鼠3340多萬隻,1951年1至7月捕鼠1690多萬隻。(參見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宣傳處:《新中國人民衛生事業的成就》,衛生宣教器材製造所1951年內部印行,第30-31頁。)
1952年反細菌戰鬥爭的蓬勃開展,進一步推動了群眾性防疫運動的高漲。3月14日,周恩來主持召開政務院第128次政務會議,就防疫工作的有關問題進行了討論和說明。會後成立的以周恩來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員會向各大行政區及各省、市、自治區人民政府發佈了反細菌戰的指示,要求各級人民政府都成立防疫委員會；各地應根據不同區域不同情況,發動群眾訂立防疫公約,且要做到:(1)遇有敵機投撒昆蟲異物,應立即報告所在地防疫機關,並應立即進行殺滅；(2)實行強制性的預防注射；(3)滅蠅、滅蚊、滅蚤、滅鼠以及捕滅其他媒介動物,並實行火滅；(4)保護水源,加強自來水管理；(5)保持室內外及廁所清潔；(6)小販及食品出售的食品必須加玻璃罩；(7)宣傳不食生冷；(8)遇有傳染病人要嚴加隔離；(9)死於傳染病的屍體應在當地深埋,不准他運,必要者作病理解剖；(10)傳染病患者的排泄物及死者遺物應嚴格消毒或銷毀；(11)嚴防壞人在地面上放昆蟲放毒藥；(12)普及衛生防疫知識。(參見《當代中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當代中國的衛生事業》(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頁。)這樣,全國範圍的城市和鄉村就迅速開展了一個以消滅病媒蟲獸為主要內容的防疫衛生運動。由於這個運動的直接目的是反對美國的細菌戰,是保衛祖國的一項政治任務,是在炙熱的愛國主義思想指導下進行的,於是中央就把這個運動定名為愛國衛生運動。當時正在中國調查細菌戰的國際科學委員會對此有著很高評價,認為“這個運動已經發生了作用,使得由傳染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發病率大為降低了”(《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報告書》,《科學通報》1952年特刊。)。
通過對愛國衛生運動的詳細考察,1952年12月11日,周恩來在第二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作報告時強調:對於衛生工作,我們不能有絲毫的鬆懈,必須把愛國衛生運動堅持下去,達到普遍深入和經常化。衛生工作必須與群眾運動結合,才能將成績鞏固起來並向前發展。如果不與群眾運動結合,衛生工作“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的三大原則就不可能很好地貫徹。周恩來為此建議衛生工作方針增加一條,即“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參見《人民日報》1953年1月4日。)會議接受了這個建議,並將其“作為今後全國衛生工作努力的方向”(賀誠:《為繼續開展愛國衛生運動而鬥爭--在第二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的報告(摘要)》,《北京中醫》1953年第2卷第2期。)。12月31日,周恩來簽署了政務院《關於一九五三年繼續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指示》,指示強調指出:“為了保證我國國家建設的順利進行,為了提高我國人民的健康水準,我們的衛生狀況也應繼續加速改進,為此,決定1953年在全國範圍內應繼續開展愛國衛生運動。”指示還根據當時實際情況將中央防疫委員會更名為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同時提出了一系列愛國衛生運動的具體要求。(參見《新華月報》1953年第2號。)1954年2月,政務院在《關於改變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組織機構及其領導關係問題的通知》中指出:“愛國衛生運動的重點是在城市、工礦、學校、交通要道、港口並適當開展農村衛生運動。”“愛國衛生運動必須結合生產,適應當地人民的生活和文化條件,因地制宜地在群眾自覺自願的基礎上進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辦公廳編《衛生法令彙編》(第二輯)(1951年6月-1956年12月),1957年內部印行,第90頁。)上述指示和通知及時地為這一時期愛國衛生運動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1955年冬,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中就愛國衛生運動和衛生工作提出除四害和消滅疾病的任務,全國愛國衛生運動開始向講究衛生、除害滅病的方向深入發展。1956年1月中共中央《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除了提出“基本上消滅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外,也提出了除四害:“從1956年開始,分別在5年、7年或者12年內,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頁。)1956年9月16日,周恩來在《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對“二五”期間的衛生工作提出如下要求:“幾年來,愛國衛生運動在改善環境衛生、減少疾病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今後應該繼續大力開展這一運動,並且使它更加深入和經常化,以進一步改進城市和鄉村的環境衛生,減少各種傳染病和職業病的發病率。”(《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頁。)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等大力促動下,全國各地都制訂了講衛生、除害滅病工作計畫,收到很好效果,出現了杭州小營村、南京五老村、山西太陽村等一批先進典型。1958年,周恩來視察了南京的五老村,有力推動了愛國衛生運動的發展。(參見《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經驗》第2卷,第15頁。)
此後雖然由於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愛國衛生運動的發展出現了一些偏差和失誤,但周恩來對新中國的愛國衛生運動依然十分關心。1959年4月18日,周恩來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以除四害、消滅主要疾病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和以增強人民體質為目的的體育運動,……今後必須繼續開展。”(《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頁。)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周恩來要求“繼續認真地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積極做好疾病的預防工作”(《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82頁。)。直到1969年7月8日,周恩來在對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關於上海開展夏季愛國衛生運動的情況報告》中批示:“要在報上也作宣傳,並可在京、津、瀋陽、哈爾濱、石家莊、青島、南京、杭州、武漢、廣州、重慶、成都、蘭州、西安這樣大城市發起仿照上海的除害滅病的夏季愛國衛生群眾運動。全國城鄉各地要年年在春初夏中搞一二次,定為常例,不再廢除。”(《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09頁。)這些講話和批示,充分體現了周恩來對愛國衛生運動的殷切關懷。
三、重視新中國的疾病防治工作
基於新中國成立前後傳染病大肆流行、危害嚴重的狀況,周恩來對鼠疫、血吸蟲病、瘧疾、副霍亂等危害人民身體健康的嚴重疾病的防治工作也親自過問,經常督促檢查,使這些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1949年10月,察北地區發生肺鼠疫,並蔓延至張家口等地,死亡60餘人,對平津造成了威脅。(參見《人民日報》1949年11月16日。)10月27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周恩來在中南海召集各部委負責人開會,討論察北鼠疫流行問題,除決定採取緊急措施外,還決定成立由董必武、陸定一、聶榮臻、滕代遠、李德全、賀誠、楊奇清7人組成的中央防疫委員會統一領導這項工作。中央防疫委員會隨即召開第一次會議,決定在委員會下設辦公室,10月28日即正式辦公,統一領導和組織察北鼠疫的防控和救治工作。(參見《人民日報》1949年10月28日。)鑒於當時中國醫療衛生條件較差,無力應對如此大規模疫病的狀況,周恩來還注重加強與蘇聯的溝通與協作,請求支持和援助,並親自為毛澤東起草了給史達林的電報,請求蘇聯派遣醫療隊和提供藥品。(參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465頁。)經過多方協同努力,察北肺鼠疫被迅速撲滅,11月4日即無新病例發生(參見《當代中國衛生事業大事記(1949年-1990年)》,第1-2頁。),且沒有蔓延到平津地區,避免了更大的人員傷亡和損失。
周恩來對血吸蟲病的防治工作也十分關心。1955年10月7日,他在接見印度衛生部部長考爾夫人時說,中國的血吸蟲病,是危害人民健康的最大的一種病,沿長江都有。……我們發展水田,釘螺也有可能繁殖到北方,危害北方人民,這是一個嚴重問題,衛生部應把它當作一個最主要的任務去做。(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507-508頁。)11月4日,他在接見一個日本醫學代表團時,向其介紹了中國衛生工作的狀況,詢問其在防治血吸蟲病方面的經驗,希望能夠得到日本醫學界人士的幫助和指導,在中國開展一個運動,推廣日本的先進方法來消滅釘螺。(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514頁。)事後,一位日本醫學家深有感觸地說:“一個國家的總理還談到血吸蟲病,真令人感動。”(《我們的周總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459頁。)1956年9月16日,周恩來在《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提出:“我們還應該積極推廣治療血吸蟲病的經驗,有計劃地分期分區地消滅危害嚴重的地方病。”(《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第214頁。)
1957年4月,周恩來署名發表了《國務院關於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指出“消滅血吸蟲病是我們當前一項嚴重的政治任務”,並提出“為著根本消滅這一病害,取得最後的勝利,就必須實行積極防治的方針,採取綜合性措施,切實掌握充分發動群眾和科學技術相結合,防治工作和發展農業生產、興修水利相結合堅決進行反復的鬥爭”。(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213頁。)直到1970年6月,周恩來還親自起草了《中共中央轉發中共中央血防領導小組關於南方十三省、市、區血吸蟲病防治工作的進展情況報告的通知》,要求北方地區的省、市、自治區學習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區對血防工作認真負責的精神,加強對本地區的普遍性和地方性疾病防治工作；1970年11月,他還就《中共中央關於召開北方十五省、市、區防治地方病工作會議的通知》給毛澤東寫信,著重提及南方十三省、市、區防治地方血吸蟲病的顯著成績。(參見《毛澤東、周恩來關於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文獻選載》,《黨的文獻》2003年第5期。)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親切關懷下,在中央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的領導下,新中國的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成效顯著。
對其他疾病的防控和救治工作,周恩來也非常重視。1950年5月底,察哈爾省雁北地區麻疹流行。周恩來指示時任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副部長的賀誠同志“迅予救濟”,並將最後處置情況向毛澤東做了彙報。(參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455頁。)9月,皖北地區疫病流行甚為嚴重,僅鳳台縣即有6萬餘人感染疾病,定遠縣痢疾也普遍流行。周恩來得知情況後,迅速批示衛生部派遣醫療隊前往救治。(參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310頁。)10月7日,周恩來署名發佈了《政務院關於發動秋季種痘運動的指示》,要求全國各地普種牛痘,以達“全國範圍內基本的消滅天花”之目的。(參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3冊,第394頁。)1952年3月4日,周恩來還召集聶榮臻和有關部門負責人開會,商議在東北和沿海地區全面進行防疫工作的措施,並同其商議聘請蘇聯防疫專家、訂購疫苗等問題。4月5日,周恩來就北京防疫工作問題給毛澤東寫信,建議在北京選擇一個較易隔離的郊外建築,“一旦北京發生傳染性的病症,即可立即宣佈這所建築為隔離病院”。毛澤東對此表示同意,並請周恩來召集一次會議予以決定。4月15日,周恩來在其關於兩個月來反細菌戰工作的總結報告中建議:“在有疫情的地區,應實行局部的小封鎖。一家內有疫情封鎖一家；村內數家有疫情,封鎖一村；區內數村有疫情封鎖一區；縣內數區有疫情封鎖一縣。”(《毛澤東、周恩來關於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文獻選載》,《黨的文獻》2003年第5期。)
周恩來還密切關注受各種疾病困擾的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與生活問題。1958年11月12日,他向衛生部長李德全、副部長徐運北詢問當前防病治病的情況,指示他們除應注意當前疫情,還應考慮集體化引起的人們衣食住行的變化。(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頁。)1960年冬,河南省信陽市等地因自然災害和一些幹部嚴重的浮誇風、高指標、高徵購和強迫命令等,導致群眾吃不飽,加上勞動強度大,造成大批群眾得病和死亡。周恩來極為關切,指示衛生部門要全力以赴防治浮腫病,同時指示衛生部要有專人負責,掌握疫情,組織交流防治經驗,每週向其作一次書面報告,緊急情況時可隨時向總理辦公室電話彙報。(參見《我們的周總理》,第460-461頁。)在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黨中央領導人的關懷下,全黨戰勝了嚴重災害,數以萬計的浮腫病人得以治癒,眾多乾瘦病人免于死亡。據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1966年紅衛兵全國大串聯的高峰期間,每天進出北京的紅衛兵數量達到150萬至170萬人之多,衛生狀況很不樂觀。是年秋末冬初,呼吸道與腸胃道傳染病流行甚烈,“北京各醫院凡是能呆人的地方……包括走廊上都躺滿了病人” (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頁。)。
1966年秋至1967年春適逢流腦爆發,大串聯加劇了疫情的傳播。而衛生部因“文化大革命”已無法開展正常工作。1967年3月7日,周恩來就此問題向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和李先念批示說:“最好建立一防治腦膜炎辦公室,……馬上開始工作。這些人要用全力以赴,不要再以其他工作干擾他們。”(《毛澤東、周恩來關於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文獻選載》,《黨的文獻》2003年第5期。)3月24日,周恩來召集衛生部黨組成員開會,詢問防疫情況,說抓流腦、抓防疫“這個工作是最緊急的,一天都不能遲緩”(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140頁。)。在周恩來的關懷和指示下,各地採取相應防治措施,疫情嚴重的地區還成立了防治流腦的機構,1968年後各地疫情逐步下降。
新中國成立以後,周恩來從人民群眾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出發,對於人民衛生防疫事業的發展給予了高度重視和切實指導,為推動新中國衛生防疫事業的進步和人民健康水準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者李洪河,河南師範大學政治與管理科學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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