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0-11日，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與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聯合主辦， 上海社科院中馬所“文明比較與中國道路研究”課題組承辦的第三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創新論壇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召開。 本屆論壇以“中國道路：政黨、人民與法治”為主題。 24所高校與科研院所的近百名專家學者參加了論壇。
論壇現場。
論壇開幕式由上海社科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方松華研究員主持， 上海社科院黨委副書記王玉梅研究員、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專職副主席解超教授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崔唯航研究員致辭。 他們在致辭中強調：回顧改革開放的歷程， 很大程度上都在吸收和消化外來的思想、學術與觀點， 這當然是必備的過程， 但理論研究還是需要對中國的實踐、時代湧現出來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予以回應。
在主旨演講階段， 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教授認為， 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進程中， 從以往那種全能型的國家治理體系中“分”出了四個相對獨立、充滿自身活力、可以承擔治理責任的制度性元素——執政黨、政權機構、市場、社會——已經從根本上變革了全能型的國家治理體系， 正在重新整合成為新的國家治理體系。 這一國家治理體系已經具有現代國家治理的特點。
清華大學梅汝璈法學講席教授馮象的演講探討了法治建設對党的領導和黨群關係的影響。 在法治建設過程中， 應注意三個問題：第一， 從黨群關係的角度出發， 思考如何反對官僚主義和教條主義；第二，
在專題討論階段， 本屆論壇聚焦“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治道路”、“人民當家作主與中國政治道路”、“現代政治中的核心概念辨析與重大問題探討”三個主題， 進行了分場討論。
在第一個主題討論中，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的吳新文研究員認為，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党地位， 建立在“四重合法性的”基礎上，
北京航空航太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執行院長趙義良指出， 認識和把握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主要有理論維度、實踐維度、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三種維度， 但在探索黨的執政規律過程中， 需要克服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傾向， 提出黨執政的闡釋框架， 對實踐經驗進行理論概括， 加強相關研究的時代性、對比性以及前瞻性。
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研究員姜佑福指出， “党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吳冠軍教授認為， 法治需要德性基礎， 否則其自身是無法進行良性運轉的。 沒有任何一個由諸法條構成的抽象系統能夠做到去預先“框定”日常世界的所有實踐性狀況， 這便直接使法官的個人性判斷成為司法實踐中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的一個關鍵性要素。 恰恰是法官所承擔的這種個人性的司法判斷，成為了現代社會司法腐敗的一個結構性源頭。德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須在司法操作中扮演一種根本性的作用。
學者趙義良、吳冠軍、夏瑩。
雲南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主任蔣紅教授談到，德治和法治的關係是中西政治文化研究中無法回避的基本問題。在全球化的現實背景下，雖然中西方在政治文化傳統和政治制度設計上存在著根本差異，但“善治”已經成為了共同的政治治理訴求。基於這種訴求，需要對德治與法治的關係進行更為深入的思考。一是在弘揚法治文明、建設法治國家的過程中，加強對立法者的道德水準的規範和要求。二是通過公共政治文化的營造，提高社會公眾的道德文明水準。三是盡最大努力打擊和消除司法腐敗。
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研究員馮莉認為，中國政治中的德治文化傳統源遠流長，它和法治一起，往往被統治者視為治國的核心原則。其內在依據是人性論及其善惡問題。具體而言，孔子的“性近習遠”是德治文化的人性論前提，孟子的“人性善”為實行德治提供了可能性，荀子的“人性惡”則揭示了實行德治的必要性。而在當代，全面推行以德治國，並與依法治國相輔相成，是國家治理領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
第二個主題討論圍繞“人民民主的制度表達與話語建構”、“‘人民’概念的歷史考辨與現實應對”展開。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李義天教授認為，中國提出並致力於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全球層面的人類生活及其所呈現的重大問題所具有的基本特點的深刻揭示，也是對全球層面的人類生活所面臨的重大危機的針對性解決，更是對全球正義理論的前提性批判和系統性升級。它反映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對西方理論的批判和揚棄，以及對全球問題的獨闢蹊徑的思考，並不是基於民族主義的情緒，而是基於事實本身。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學院羅騫教授指出，如果說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興起要有意義，根本就在於實踐基礎上重新定義政治，尤其是改寫西方近代以來基本的政治觀念，重新在一種立足於實踐的社會歷史存在論視域中規定政治的內涵、使命、特徵和思考框架。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范勇鵬教授認為，馬克思主義不僅需要創新，其實很多問題馬克思主義早就已經說得很清楚，但隨著過去近40年西方話語的影響，一些從馬克思主義出發能夠看得非常明白的事情，反而變得雲遮霧罩，似是而非。
上海工程技術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于凱教授指出，從中國道路的歷史內涵及其總體進程看，“人民主體性”的構建，在推進中國現代轉型進程中發揮了突出作用。在當前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社會實踐中，從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理論”和“生產實踐理論”的交互作用分析出發，重新審視全球化趨勢下現代生產體系中勞動者的分工協作關係，以勞動主體的參與度為標準，科學定義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人民”範疇，對中國道路最終目標的順利實現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第三個主題討論圍繞“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中的重大問題”、“中國道路的歷史方位和歷史意蘊”展開。
清華大學哲學系夏瑩副教授指出，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理論至今仍然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其關鍵原因之一恰恰在於馬克思所描述的無產階級的基本規定正在消失。然而，在既有的關於無產階級理論的研究中，似乎過多關注了這一理論自身是如何展開的，而沒有轉而追問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即馬克思究竟是如何“發現了”無產階級？其中所內含的方法論將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究竟該如何看待無產階級的基本界定以及其歷史任務。她認為，馬克思採用了現象學式的本質的方式來完成了對無產階級的發現。
深圳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張守奎副教授指出，“和解”現代性政治的分裂關係，始終是黑格爾思想的核心議題。黑格爾以代表普遍性的倫理實體性的“國家”理念，去調節和規範重在實現個體利益的市民社會。但馬克思認為，黑格爾的“國家”並不具有它原本企求的社會性和普遍性，其長子繼承權實際上不過是私有財產的最高級形式，即獨立自主的私有財產。因此，就本質而言，黑格爾的現代性政治和解方案實際上並不成功。現代性之分裂的真正和解之道，只能訴諸以揚棄“作為資本的私有財產關係”為基礎的社會制度變革，即實現對私有財產積極揚棄的共產主義。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哲學教研部講師肖鵬在發言中談到，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通過具體研究展示了一副宏大的現實畫卷，它揭示了歷史道路理論的三重具體架構：從現代社會之主題上看，是“勞動-資本”的既對抗又共謀的辯證結構；從歷史道路之橫向上看，是世界經濟體系的共時性結構；從歷史道路之縱向上看，是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歷時性結構。
論壇閉幕式上，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吳曉明教授認為，目前關於中國問題的討論，多牽扯到法、道德、政治、國家治理等概念，這些在黑格爾的法哲學中，以及在馬克思後來的歷史唯物主義中，都有探討。如果要討論中國今天的法治建設、道德建設、國家治理的建設、政治建設等問題，我們究竟取道德的觀點還是倫理的觀點，究竟取主觀意識的觀點還是社會現實的觀點，這是重要的理論分界線。從總體上講，必須把對中國的法治建設、道德建設、國家治理建設和政治建設的討論立足在當今中國的社會現實之上，才是歷史唯物主義最基本的思想立場。換句話說，只有深入中國的社會現實，才能真正談論中國問題與中國經驗，而不僅僅從屬於主觀意識的觀點。
恰恰是法官所承擔的這種個人性的司法判斷，成為了現代社會司法腐敗的一個結構性源頭。德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須在司法操作中扮演一種根本性的作用。學者趙義良、吳冠軍、夏瑩。
雲南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主任蔣紅教授談到，德治和法治的關係是中西政治文化研究中無法回避的基本問題。在全球化的現實背景下，雖然中西方在政治文化傳統和政治制度設計上存在著根本差異，但“善治”已經成為了共同的政治治理訴求。基於這種訴求，需要對德治與法治的關係進行更為深入的思考。一是在弘揚法治文明、建設法治國家的過程中，加強對立法者的道德水準的規範和要求。二是通過公共政治文化的營造，提高社會公眾的道德文明水準。三是盡最大努力打擊和消除司法腐敗。
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研究員馮莉認為，中國政治中的德治文化傳統源遠流長，它和法治一起，往往被統治者視為治國的核心原則。其內在依據是人性論及其善惡問題。具體而言，孔子的“性近習遠”是德治文化的人性論前提，孟子的“人性善”為實行德治提供了可能性，荀子的“人性惡”則揭示了實行德治的必要性。而在當代，全面推行以德治國，並與依法治國相輔相成，是國家治理領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
第二個主題討論圍繞“人民民主的制度表達與話語建構”、“‘人民’概念的歷史考辨與現實應對”展開。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李義天教授認為，中國提出並致力於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全球層面的人類生活及其所呈現的重大問題所具有的基本特點的深刻揭示，也是對全球層面的人類生活所面臨的重大危機的針對性解決，更是對全球正義理論的前提性批判和系統性升級。它反映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對西方理論的批判和揚棄，以及對全球問題的獨闢蹊徑的思考，並不是基於民族主義的情緒，而是基於事實本身。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學院羅騫教授指出，如果說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興起要有意義，根本就在於實踐基礎上重新定義政治，尤其是改寫西方近代以來基本的政治觀念，重新在一種立足於實踐的社會歷史存在論視域中規定政治的內涵、使命、特徵和思考框架。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范勇鵬教授認為，馬克思主義不僅需要創新，其實很多問題馬克思主義早就已經說得很清楚，但隨著過去近40年西方話語的影響，一些從馬克思主義出發能夠看得非常明白的事情，反而變得雲遮霧罩，似是而非。
上海工程技術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于凱教授指出，從中國道路的歷史內涵及其總體進程看，“人民主體性”的構建，在推進中國現代轉型進程中發揮了突出作用。在當前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社會實踐中，從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理論”和“生產實踐理論”的交互作用分析出發，重新審視全球化趨勢下現代生產體系中勞動者的分工協作關係，以勞動主體的參與度為標準，科學定義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人民”範疇，對中國道路最終目標的順利實現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第三個主題討論圍繞“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中的重大問題”、“中國道路的歷史方位和歷史意蘊”展開。
清華大學哲學系夏瑩副教授指出，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理論至今仍然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其關鍵原因之一恰恰在於馬克思所描述的無產階級的基本規定正在消失。然而，在既有的關於無產階級理論的研究中，似乎過多關注了這一理論自身是如何展開的，而沒有轉而追問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即馬克思究竟是如何“發現了”無產階級？其中所內含的方法論將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究竟該如何看待無產階級的基本界定以及其歷史任務。她認為，馬克思採用了現象學式的本質的方式來完成了對無產階級的發現。
深圳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張守奎副教授指出，“和解”現代性政治的分裂關係，始終是黑格爾思想的核心議題。黑格爾以代表普遍性的倫理實體性的“國家”理念，去調節和規範重在實現個體利益的市民社會。但馬克思認為，黑格爾的“國家”並不具有它原本企求的社會性和普遍性，其長子繼承權實際上不過是私有財產的最高級形式，即獨立自主的私有財產。因此，就本質而言，黑格爾的現代性政治和解方案實際上並不成功。現代性之分裂的真正和解之道，只能訴諸以揚棄“作為資本的私有財產關係”為基礎的社會制度變革，即實現對私有財產積極揚棄的共產主義。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哲學教研部講師肖鵬在發言中談到，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通過具體研究展示了一副宏大的現實畫卷，它揭示了歷史道路理論的三重具體架構：從現代社會之主題上看，是“勞動-資本”的既對抗又共謀的辯證結構；從歷史道路之橫向上看，是世界經濟體系的共時性結構；從歷史道路之縱向上看，是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歷時性結構。
論壇閉幕式上，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吳曉明教授認為，目前關於中國問題的討論，多牽扯到法、道德、政治、國家治理等概念，這些在黑格爾的法哲學中，以及在馬克思後來的歷史唯物主義中，都有探討。如果要討論中國今天的法治建設、道德建設、國家治理的建設、政治建設等問題，我們究竟取道德的觀點還是倫理的觀點，究竟取主觀意識的觀點還是社會現實的觀點，這是重要的理論分界線。從總體上講，必須把對中國的法治建設、道德建設、國家治理建設和政治建設的討論立足在當今中國的社會現實之上，才是歷史唯物主義最基本的思想立場。換句話說，只有深入中國的社會現實，才能真正談論中國問題與中國經驗，而不僅僅從屬於主觀意識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