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文會與南條文雄的第三次會面

□ 高山杉

南條文雄(號碩果， 1849—1927)是日本現代梵語學和佛教研究的開創者。 受淨土真宗大穀派選送， 他在1876年至1884年之間留學英國， 于牛津大學隨著名的印度學家馬克斯·繆勒學習梵語、比較語言學和比較宗教學。 旅歐期間， 南條結識了金陵刻經處的創立者、當時擔任清駐英法公使曾紀澤的隨員楊文會(字仁山， 1837—1911)。 有關楊文會與南條文雄相識以及其後書信往來、互贈典籍的經過， 日本青山學院大學教授陳繼東先生在他的巨著《清末佛教之研究———以楊文會為中心》(山喜房佛書林2003年2月版)裡做過深入而廣泛的研究。

根據陳先生發現和刊佈的史料， 楊文會和南條文雄的第一次會面， 時間是在1881年(明治十四年)6月30日夜， 地點為倫敦(當時寫作“龍動”)日本駐英公使館外交官末松謙澄(號青萍， 1855—1920)宅內， 在場者有河田熙(號貫堂， 日本駐英法使節， 1835—1900)、末松謙澄、南條文雄、楊文會、陳遠濟(字松生， 清駐英法公使館參贊， 曾紀澤的妹婿， 1844—1884)和鳳儀(蒙古人， 字夔九， 清駐英法公使館翻譯)。 第二次會面是南條回訪， 時間在同年7月1日晚間， 地點為倫敦清駐英公使館陳遠濟室內， 在場者有南條文雄、楊文會、陳遠濟和左秉隆(字子興， 清駐英公使館翻譯， 1850—1924)。 同月3日夜間， 南條返回牛津， 後於同月12日致書楊仁山， 提到“前此連夜遭遇快聚”(指第一次和第二次會面)， 歸牛津後“已過一旬”，

並報告自己未來的行程， 籌畫兩人再聚的可能：“今後五旬， 尚不能到巴黎。 今日即陽曆七月十二日也。 弟當以今月三十日再到龍動， 留二三旬， 而後先到伯林， 次及巴黎。 君若能得久留龍動， 則二旬之後， 弟願複訪貴館， 更罄情緒。 ”

身為清駐英法公使， 曾紀澤頻繁往來倫敦和巴黎兩地， 而楊仁山作為他的隨員， 何時在倫敦， 何時到巴黎， 行動不能自己做主。 因此， 他與南條再見的時間和地點是很不容易確定下來的。 楊文會在同年7月18日複南條前書說：“弟返巴黎， 未有定期。 君到龍動， 請至敝館會陳、左二君， 則知弟行蹤。 大駕到巴黎時， 弟定在巴黎， 可作數日談。 盼甚盼甚。 尊處如有玄奘法師《西域記》之華文， 望帶至巴黎， 以便查考印度古跡也。

”從楊的這封回信看， 雖然後來雙方行程不定， 但從行期大體推算， 還是可以擠出時間在巴黎見上一面的。 那麼， 他們最後在巴黎到底見沒見面呢？陳繼東先生在他的書裡隻字未提， 可能當時受到材料方面的限制， 他也不知道吧。

最近， 我偶然看到一條史料， 可以證明兩人最後到底還是在巴黎見面了。 這條史料是這麼得來的。 今年2月， 我在舊書網流覽時， 發現有人上拍今泉雄作(美術教育家、古物書畫鑒定家， 1850—1931)刊印訓點的兩冊《梵語增補〈佛說造像量度經〉》和《梵語增補〈佛說造像量度經續補〉》(弘文社， 明治十八年[1885]十月初版)。 這書有個最大的賣點， 就是《梵語增補〈佛說造像量度經續補〉》後面所附一篇南條文雄寫的漢文跋：

去年九月，

余與笠原君共遊巴黎。 一夕， 相攜訪楊君仁山於其公館， 邂逅陳君松生， 筆談英話， 頗開胸襟。 楊君時見贈此《造像量度經》及《首楞嚴》、《維摩》等諸經。 爾來未暇一閱， 今日今泉君寄書見問此經中之說。 因今夕餘偶閣他事， 忽然讀過， 頗覺有所得， 乃諗笠原君將寄此經於今泉君， 供其閱覽。 此餘之所以欲不作一斑抄錄， 直使君目擊全豹之微志也， 於是乎書。 時維明治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南條文雄識於英國牛津寓居。

從這篇跋文可以看出， 南條文雄和楊文會在巴黎的會面， 發生在南條作跋的1882年(明治十五年)的前一年， 也就是兩人第一次和第二次會面的同一年———1881年(明治十四年)。 當年9月， 南條與同在牛津學梵語的同學笠原研壽共遊巴黎。

據南條文雄《懷舊錄》(“東洋文庫”叢書重印本， 平凡社1979年8月24日初版第一刷， 第144頁)， 他倆當時在巴黎的任務是抄寫梵語寫本。 9月這個時間與前面所引南條7月12日信裡提到的行程(7月30日再到倫敦， 留二三旬[大約度過整個8月]， 然後先到柏林， 次及巴黎)是基本一致的。 就這樣， 1881年9月的某天晚上， 南條和笠原一同來到楊文會的寓所(在清駐法公使館內)拜訪。 他們不但見到了楊文會， 還見到了在倫敦時已經認識的陳遠濟。 四人一起“筆談英話”， 氣氛非常好。 楊不會英語和日語， 而南條和笠原則懂漢文卻不會說漢語， 所以交流起來主要靠筆談。 但陳遠濟卻是懂一些英語的， 可以跟南條和笠原說“英話”。 當時， 楊文會還以《造像量度經》、《首楞嚴經》和《維摩詰經》等書贈送南條。 算起來，巴黎的這次夜話應是楊文會和南條文雄的第三次會面。

南條得到贈書後，一直擱置未讀，直到今泉雄作從日本來信向他請教與《造像量度經》有關的問題，他這才取出楊文會所贈《造像量度經》翻閱一過，並托笠原將其寄給今泉參考。結果，今泉就在幾年後把這部經給刻出來了。楊贈《造像量度經》應該就是同治十三年(1874)春正月金陵刻經處的刻本，因為今泉本完全就是根據金陵本翻刻的，連金陵本的刊記都刻進去了，而所用底本估計就是南條轉送的楊氏贈書，他自己的工作只是加上日文訓點，並在書後增補用悉曇體梵字和藏文字母解釋經中梵語和藏語名相的“新訂音釋”(部分參考了南條的意見)而已。楊文會同時送給南條的《首楞嚴經》和《維摩詰經》，估計也是金陵刻經處的刻本，因為刻經處分別在同治八年(1869)春二月和同治九年(1870)秋九月刊印過這兩部書。

金陵本是根據乾隆十三年(1748)和碩莊親王的刻本重刻的。不說“翻刻”而說“重刻”，是因為兩書字體和版式已經大為不同。但是，在造像圖樣部分，金陵本則完全是翻刻原書。2016年12月，文物出版社曾將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和碩莊親王刻本影印出版。這個底本原是鄭振鐸的藏書，裡面有不少缺頁，在影印時又根據國圖所藏同版複本做了補全。

◎ 高山杉，學者，現居北京。

【未經許可，本版文字不得轉載】

算起來，巴黎的這次夜話應是楊文會和南條文雄的第三次會面。

南條得到贈書後，一直擱置未讀，直到今泉雄作從日本來信向他請教與《造像量度經》有關的問題，他這才取出楊文會所贈《造像量度經》翻閱一過，並托笠原將其寄給今泉參考。結果，今泉就在幾年後把這部經給刻出來了。楊贈《造像量度經》應該就是同治十三年(1874)春正月金陵刻經處的刻本，因為今泉本完全就是根據金陵本翻刻的，連金陵本的刊記都刻進去了，而所用底本估計就是南條轉送的楊氏贈書，他自己的工作只是加上日文訓點，並在書後增補用悉曇體梵字和藏文字母解釋經中梵語和藏語名相的“新訂音釋”(部分參考了南條的意見)而已。楊文會同時送給南條的《首楞嚴經》和《維摩詰經》，估計也是金陵刻經處的刻本，因為刻經處分別在同治八年(1869)春二月和同治九年(1870)秋九月刊印過這兩部書。

金陵本是根據乾隆十三年(1748)和碩莊親王的刻本重刻的。不說“翻刻”而說“重刻”，是因為兩書字體和版式已經大為不同。但是，在造像圖樣部分，金陵本則完全是翻刻原書。2016年12月，文物出版社曾將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和碩莊親王刻本影印出版。這個底本原是鄭振鐸的藏書，裡面有不少缺頁，在影印時又根據國圖所藏同版複本做了補全。

◎ 高山杉，學者，現居北京。

【未經許可，本版文字不得轉載】